从资本为中心转向人民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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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资本为中心转向以人民为中心

全球化的竞争是以国家为单位的，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容不得失败。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十几亿人的国家，如果我们失败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上接近20%的人口遭遇到比较严峻的境遇，那就是一个人类的灾难。“十四五”规划确立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内容就是中国要在全球化挑战的面前，不仅是简单地去直接迎接这个挑战，而是要自觉地、主动地推动具有一定引领作用的人类文明的转型。我们现在最重大的调整就是生态文明，这个生态文明要求什么？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讲的“三新”：我们进入新阶段，要用新理念去指导新格局。

“三新”的理念就是以人民为中心。我们属于发展中国家，过去面临资本短缺，因此以往采用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模式，这几乎是所有发展中国家都不得不采取的所谓的政策体系。这就出现了各级地方政府积极打造亲商环境，就是以资本为中心。

资本的类型有国家资本、私人资本、外国资本还有劳动者的小额资本。如果我们亲外国资本，我们就要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了招引外商，就要让渡本国的资源环境、劳动、社会福利等，放开对外国资本各种各样的管控。但是，外资只是要你的资源、你的廉价劳动力和资源环境的低标准吗？不，它还要你的经济主权。再进一步，就要治外法权。比如美国密集实施制裁的底层逻辑，在于其对“长臂管辖”的恣意滥用，即长期以来错误地将美国国内法强制适用于域外非美国人员或实体。“长臂管辖”意味着让你放弃经济中的核心主权，进一步放弃的是你对国家的政治主权。如果我们转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方式，但国家是以外向型经济为主体，外资在我们国家有某种特殊权利的时候，请问你怎么转向以人民为中心？这是一个问题。进一步深入分析，你会发现这背后牵扯着无数的各种各样的利益关系。首先是原来以资本为中心的旧阶段所留下的各种不同的资本和利益结构都在起作用。今天我们我们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主要考虑的是以国内的福祉为目标。要以人民为中心，必须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但是大量的外向型经济怎么办？这些工人失业问题如何解决？好在我们从2005年开展的新农村建设到现在的乡村振兴，国家倾斜性地向乡村大规模投入。你往农村投，短期没有收益，为什么还要大规模投？因为我们正在转型，从过去以资本为中心，转向现在的以人民为中心。

今天的所谓全球化挑战，就是全球资本过剩。中国其实也资本过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转向以人民为中心，那就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比如乡村振兴、供给侧改革等，把大量的能力转向脱贫地区，去给脱贫地区修路架桥，让他们能够有生产发展的基本条件。我们现在倾斜性地向“三农”投入，就是以国内的建设为主体，转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有人批评说，你加入全球化得了那么多好处，现在又要封闭的、闭关自守？对于这样的批评，大家千万别跟着跑，它不是真实的。实际上，我们大量的出口其实还意味着大量的进口。比如我们的钢铁是过剩的，但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老得受制于人。还有就是美国大量印钞，印出的钞票大部分进了期货市场中的铁矿石市场，铁矿石市场就暴涨，谁来承担它制造的通货膨胀代价呢？是我们，因为无论价高价低，我们这么大的生产能力，必须进口。所以，现在各种各样的说法其实并不是对客观真实的一个描述或者归纳，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某些利益背景。今天我们要调整发展方式的时候，也要面对一个非常复杂的利益结构。

如果我们始终是在国际市场上大规模地进口，大规模地出口，然后换来大量的西方纸币。这样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因为我们的资源环境是承受不起的。所以在这个演化过程中，我希望每个人都应该有一定的自觉性。

要有底线思维，跳出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陷阱

新阶段我们要用以人民为中心的新理念，强调“两山”理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亲环境、亲民生、亲社会，这一切都是在这些年遭遇到全球化危机，特别是全球资本过剩的危机的挑战之下，我们逐渐在转型。

这样的宏大叙事是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国这个历史性的战略转型的客观原因是什么。我们看到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不理解，其中有相当部分背后应该是有某种利益关系的，如果转型恐怕他们的利益会受到某种程度的影响。

宏大叙事要注意中国面对全球化挑战，特别是面对新冷战的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的挑战，我们得有底线思维。我们推进生态化的转型，不是按照一般的资本增密的逻辑去推动中国的发展和进步，而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样一个历史性的重大战略转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话语体系建设，反复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切实扭转我国在国际上“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这也就是要保证中国仍然有长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工业化是个资本增密的过程，而我们存在一个城乡二元结构，所以我们的工业化是和城市化直接结合的。而工业化和城市化都有内生的东西，就是资本的不断地集中。

我们的生产严重过剩，资本转向追求城市扩张，已经留下了严重的问题：因为它缺乏和资源环境、社会人文等其他相关领域的配套，最终的结果是乡村的衰败，乡村的各种资源要素流向城市、流向产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比如老弱病残都集中在农村了，农业就变成了一个夕阳产业，粮食安全得不到保障等。而城市也面临严重的污染、资源环境遭到破坏。

怎么能够把过去的资本为中心变成以人民为中心，怎么能够从过去的所谓打造亲商环境，变成现在打造亲民生、亲人文、亲社会的环境？从社会设计来说，至少可以把过去我们那种比较单纯技术性的思维扩展一点，转变到对问题的关注上。比如搞点都市菜园或者搞点农业公园，可以把可食地景、食物森林，各种各样的新概念引入进来。例如，宁德市的霞浦县有一个很重要的摄影网红打卡点，很多摄影家们跑到那里长租民房，就是为了从早到晚等着一缕斜阳。这一缕斜阳也是生产力。

在新理念中，山水田林湖草沙是新生产力。我们有些乡村很穷，稻田晚上就会有很多萤火虫，只要不使用农药，这些萤火虫就会繁衍起来。星空是生产力，萤火虫是生产力，一缕斜阳也是生产力。所以各种各样的新的生态化的发展，需要我们从过去工业化时代的平面资源开发转向空间资源开发。

习近平总书记在东北考察时指出，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这其实和萤火虫、夏夜星空也是金山银山一样，各种各样的新的空间生态资源要素应该通过我们的设计方式把它们整合出一个新的发展方向，让人们不再停留在对旧要素的过度开发上，而更多的寄希望于新要素。社会设计的重要内容就是政策设计和制度设计。我们首先跳出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陷阱。在资本过剩条件下，资本一定要转嫁它的危机的。

以农业为例，大家都知道，其实全世界的农业总产出相对于人均健康需要的食物是过剩的。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农业专家做过调查研究也得出这个结论。但我们的媒体和相关机构只宣传饥饿，只宣传不足，却不告诉你全球的饥饿产生于制度不合理，并不是生产不足。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很多的报纸、电视等传媒被资本左右。大型的农业类的跨国公司追求的是在资本市场的收益，他们会故意放出各种各样的假信息。

从历史的视角看，1980年代以来，全球进入到新自由主义的金融资本全球化，金融资本的虚拟化扩张，需要不断地扩充衍生品，衍生品大量吸纳增发出来的货币，使得金融资本与跨国公司紧密结合来剪全球的羊毛。这个客观演化过程，当年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用世界系统论进行分析，发现它是一个转嫁成本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核心就是占有最高利益的圈层，向半核心、边缘逐渐地、递次地去转嫁成本。其根源是在跨国集团掌控的金融资本的虚拟交易上。比如中国出现的很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很大程度上是我们过度外向型经济造成的。过度外向型经济客观上又因为我们的金融资本和海外的金融资本之间也有一定的利益上的相关性，这样可能会造成比较严重损失的问题。这些问题需要相应的对策才有可能缓解。

社会设计一定要配合国家战略转型。我们在转型过程中，面临的是输入性风险和内生性风险。我们知道，中央政府经济和地方政府经济之间是有着利益取向的差异；中央政府和社会、农村、小农之间也是有比较明显的利益差别的；地方政府跟基层社会、农民之间也有相对比较难以相融的问题。总之，这个三角关系比较难解，需要在“三新”思想之下来推动深化改革。

国内大循环才能解决发展带来的新问题

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强调国内大循环，为什么一定要推动深化改革，为什么在政策设计上不能再走以前的老路？这些问题得从以前我们资本稀缺的客观事实说起。20世纪50年代我们面临的是资本绝对稀缺，到20世纪90年代我们进入资本相对稀缺，2010年以后我们资本过剩，2020年以后我们出现资本绝对过剩。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政策设计，早期中国和西方之间的战略关系相对还比较密切，是因为我们生产过剩，他们生产不足。西方实体产业退出，把西方社会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对抗性矛盾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于是，西方开始进入道德高地，要求我们要讲所谓的人权、民主、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并以此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施压。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你要能解决了，你就能继续发展；解决不了社会矛盾就爆发。中国历史上就形成了上下层社会和城乡社会的多个二元结构，我们实际上靠什么解决了劳资矛盾呢？是靠大量的农民工外出打工。为什么我国农民工外出打工不会和资本家发生对抗性冲突？因为我国农民属于小有产者或者叫小资。小资是为了维持小农家庭简单再生产，是一个简单再循环。最终他的生活基础是在他原乡的家里边。比如第一年打工弄个地基，第二年打工盖个一层楼，第三年打工盖了两层楼，然后第四年打工娶媳妇了，第五年就不出来了。

像这样的循环在前几代打工人那是常态，到现在为什么变了？因为我们房地产下乡了，我们在县城、在乡镇都大搞房地产，把教育资源集中到镇以上，把医疗集中到县以上，甚至以你在县城的房子的价值来和户口、孩子上学挂钩。总之，用房地产配合的教育和医疗，把农民中的最有生产能力的部分全部拉出去了。于是，导致乡土社会出现严重的衰败，带来了大量的物业的闲置、农田撂荒等，这其实就是资本的利益带动着一系列的变化。

资本要素是个组织要素，其集中在城市之后，带动其他要素。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方式，一定是以组织起来的人为中心，所以那就需要组织设计。除了一般的社会设计、政策设计之外，还需要制度设计、组织设计，否则所有的努力都很难真正落地。

为什么中国现在有很强的自信能够转向国内大循环为主？因为西方的现在的经济结构是一种脱落型，如果没有办法进一步大量推进它的虚拟经济扩张，它就要倒下来。而我们是金字塔形，用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三大战略，缓解了我们国内的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现在城乡差别和区域差别我们都缓解了，并且实现了脱贫攻坚这个历史性的战略。

我们的三大差别在平衡过程中会形成了1300万亿元的资金规模。现在我们的金融资产总量只有300万亿元，那就意味着金融资产对应着设施性资产只是零头。投到基层的大量设施应用资产和基层的生态资源一结合，那就是基层的发展动力。所以我们做乡村工作就得下乡或者下基层去发现那些没有被激活的资源。比如有一条水泥路一直修在山上，然后在山上建立了一个二层小楼。这条路值多少钱，取决于你对山势、水势等结构的认知。这地方如果稍微改造一下，它就可以变成一个康养的新设施，这些基础设施投资就会被激活形成资产。

中国为什么能够转向国内大循环？是因为我们很多资源都没有货币化，没有被交易。我们搞社会设计就得善于发现我们国内已经形成的资产资源及其前景，这些东西是我们做设计的基本依据。为什么中国能转型成功？是因为我们没有像美国那样背负大量的金融资产和债务总量。美国的实体的体量太小，当然它就没法转向实体，只能转移出去。现在我们的问题则在于我们无法再像过去那样大量依靠国家财政，因此我们要做金融设计，用一个完整的设计体系去引导一个区域的综合发展。

现在国家强调产业县域化，把产业留在县域，让农民分享县域产业的收益，这是区域发展的中心思想。这也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

能够承载中国生态文明转型的是社会企业

在新阶段，在农业上我们要改掉过去几十年机械化、化肥化、农药化的老路，要发展立体循环经济、绿色生产方式，向着我们要推进的以新经济为内涵的生态文明战略转型，包括数字化的生态经济、城乡融合。数字化的生态经济就是用新技术来形成对农村的设计。首先做资源环境的调查，然后再来完成这些资源的定价。如果我们不能对一个乡村范围内的资源做定价，那也就无法引入金融投资。尽管国家现在对乡村发展投资的资金的利息非常低，但是我们没有足够的可供投资的标的物。

我们现在主张市民下乡变成新村民。中国已经拥有了世界最大规模的中产阶级人群，而中产阶级又是绿色消费的主要群体。因此我们要把过去过度照搬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改变为适当借鉴莱茵模式或者东亚模式，把节约型消费变成一种导向。

当然，任何个体的努力都是有限的，所以我们亟需把农民组织起来，至少组织成合作社，这样才有可能让农民介入到生态化的生产和生态化的改造之中。

从总体上来说，乡村振兴是我们应对全球化的挑战的压舱石，只要我们的乡村庞大的资源性资产是可交易的，我们就能够把人民币锚定在资源的货币化上，而不要锚定在出口上，不要锚定在美元上。这样我们的金融资本就可以回锚在主权可控的资源货币化和生态资产的资本化上。我们就可以开发生态资本市场，推进生态产品的期货交易，这些东西都是能够大量吸纳货币的。因此，只要真正转向国内大循环，我们的资本是可以形成闭环的。

现在，如果继续沿着过去家庭承包、强化个人产权的思路，我们是很难搞得好制度设计和组织设计的。因此我们就提出，要利用城乡融合市民下乡，形成社会参与，然后让社会参与来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如何能够让“三新”在城乡融合市民参与的条件下得到体现？有很多案例，比如宁德市平南县龙潭村，来了一个特殊人才，他用的是所谓后现代派的艺术方式，指导农民凭着自己的感觉作画，这些画卖得很好，然后这个村就吸引了很多喜欢美术的人过来当新村民。新村民搞出来的文创对于原有的农业产品的增值作用非常明显，现在已经带动了很多组织性和制度性的改进。比如他们留了一个村委会副主任的官职给新村民，外来的100多个新村民成立了一个村民小组，参与选举，成了这个村庄发展决策的参与者之一。另一个案例是我们在北京郊区建了小毛驴市民农园，搞了分享收获，形成了一批市民参与式的农业发展方式。这些都是我们现在强调的社会设计的重要经验。

希望大家在了解了宏观形势之后，进一步了解微观的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我们认为，能够承载中国生态文明转型的是社会企业。生态文明最终的主体不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企业，而是追求社会综合效益最大化的社会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