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漫步之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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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舶来品，上海正在流行“City Walk”，译成汉语就是“城市漫步”。本来想把篇名写成“Random thoughts on a walkk”，这不是我的“版权”，它来自科大讯飞的随身译。细想想，本是“土老帽”老汉，别假充“学贯中西”的才子了，还是叫“漫步随笔”更雅俗共赏。

其实，城市漫步这个“活儿”对我来说并不稀奇，50多年前就“身体力行”了，当时正处在混乱年代，停课“闹革命”，我们这些十来岁的“黄口小儿”“革命”无缘，漫步有劲，更何况家家囊中羞涩，于是只有“Walk”了。都说社会是个大学堂，漫步也是读书，读建筑、读风情、读社会人生百态，只要有心，你可以读到许多知识，苏俄高尔基老夫子不就是在流浪漫步中成长为一方文豪的吗。不过如今网红的是“City Walk”，城市漫步，它多了“小资情调”，不是旷野荒岭上的“漫步”，那是跋涉，要饱受风霜雨雪的侵袭，而是或春风荡漾、或秋高气爽，或微雨疏怀，漫步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愉悦身心、强身健体的同时，阅读城市、聆听历史，岂不快哉！

10月11日，正是这样一个风高气爽的金秋十月好日子，我从共和新路广中路口的新南华办完事出来，面对秋光里的林荫与街道，陡添情怀，突发其念，“走”，来一次舒坦的城市漫步，到虹口去，去四川北路寻找我的出生地旧址。于是往广中路一拐，“City Walk”。沿着广中路、平型关、民晏路、北宝兴路、西宝兴路、东宝兴路，大约漫步4.6公里就是四川北路。有了明确的目标，加上我这急性子，该是悠闲地在魔都漫步，不由地成了马路“疾行”。

漫步的第一个发现是“青云路”，看见路牌，我脑海中立即闪出“四.一二大屠杀”这几个血淋淋的大字。青云路曾是国共两党合作时期的一处活动地。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袭击工人纠察队。第二天的4月13日，上海总工会为反击国民党右派，在青云路上召开紧急大会。会后，手无寸铁的工人群众列队前往国民党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司令部所在地天主教堂请愿游行，队伍行至宝山路三德里附近（今宝山路200-300号）时,遭到国民党军队血腥镇压，120余名工人被枪杀，此时恰逢大雨，宝山路血流成河。从青云路朝东走百余米就是宝山路，我的眼中仿佛流动着腥红的那一幕。这是我们读过的历史，今天来到历史事件的发生地，就是重温历史，感受历史。

位于四川北路武进路口的原四川北路公园，如今被修葺成为假山蜿蜒、绿树成荫的市民林，穿过翠郁中的上海红色遗址纪念墙，就到了国旗广场，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蓝天白云下，到处洋溢着祥和与温馨。广场周围有中共四大纪念馆和国旗教育展示厅。 当年位于东宝兴路上的广吉里被确认为中共四大会址（已毁于战火）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四大在上海虹口秘密召开，“四大”最重要的贡献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令人遗憾的是，在1932年爆发的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四大”会址原建筑毁于日军的炮火。

改革开放后，上海有关部门根据当事人回忆、现场查看和一些旁证资料，于1987年4月25日确认今虹口区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处的“广吉里”为“四大”会址遗址地，在四川北路绿地新建了中共四大纪念馆。 四大纪念馆我曾经两次前来参观，因此我选择参观国旗教育展示厅。

国旗教育展示厅属于中共四大纪念馆的一部分，分为“国旗诞生”“国旗飘扬”“国旗和我”三大展区，通过沉浸造景、互动体验等方式，展示了国旗创作诞生的过程，还有一些珍贵历史实物。走进展厅，迎面“弄堂”里是一面鲜红的国旗，在蓝色天穹下，辉映在大理石地面，也染红了两壁，顿时使参观者心中涌起一股热血澎湃的激流。

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1949年7月，新政协筹备会指定第六小组负责征集国旗方案，第六小组的成员有马叙伦、叶剑英、茅盾、张奚若、田汉、马寅初、郑振铎、郭沫若、翦伯赞、钱三强、蔡畅、李立三、张澜、陈嘉庚、欧阳予倩、陈嘉庚。从7月4号到8月15日，面向全国征集国旗方案，在此期间，共收到2992幅国旗方案，经初选委员会精选出38份草图，报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展示厅中展示了这38幅饱含人民热血与情怀的作品，这些画面不一，但毫无例外都是以红色为底色基调的图稿，我理解这既是新中国的红色血统，也是设计者的颗颗丹心。

最后入选的五星红旗方案的设计者曾连松，是一位1938年21岁时就加入中共的革命者，家就住在四川北路旁的山阴路145弄6号。这位当年就有11年党龄的设计者，自然对国旗的理解会更深一些，在构思草绘这段时间里，他是宵衣旰食，呕心沥血，作品终于脱颖而出。这里也展示了以曾联松方案为底本的几种五星红旗图案，原先并无耳闻，也长见识了。最终最简洁的五星红旗图案，在1949年9月27日的全体会议上被确定为即将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从此五星红旗刻入了新中国的历史，照在新中国每个公民的心中，五星红旗升起来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并将指引着中国人民富起来、中华民族强起来的整个历史进程。

展示厅中有许多实物，如曾联松的草稿图、领导人的批示件、太空归来的五星红旗等等，但最触动我心弦的是一面有些褪色、制作粗糙的“五星红旗”，之所以给这面“五星红旗”打个引号，因为它不是我们熟悉的五星红旗。望着这面“五星红旗”，我的鼻腔发酸，眼眶也潮润了，这是一面来自重庆白公馆监狱的特殊的五星红旗。 据当事人回忆，当时重庆尚未解放，在新中国诞生的第七天， 10月7日下午，小说《红岩》作者罗广斌走出牢房去放风，同狱的东北军爱国将领黄显声叫住了他，小声地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于7天前在北京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是五星红旗，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放风结束罗广斌赶紧跑回牢房，把这一喜讯告诉给每一位同志。同牢房的王朴、陈然等难友听到后，兴奋得几乎跳起来。

这时，罗广斌脑中忽然闪过一个念头，动情地对大家说：“同志们，我有个建议！我们也应该做一面五星红旗，等人民解放军到来的时候，我们打着这面红旗冲出牢门去！”

他的话得到难友们的响应，大家马上翻找各种各样制作红旗的材料。罗广斌扯下他的红色绣花被面，陈然拿出了黄纸，王朴等准备好了铁片，磨成刻刀，还有用于粘贴的剩饭粒……。

难友们虽然知道新中国国旗是五星红旗，但这五颗星如何排列并不清楚，“因此在粘贴五角星时，难友们有的觉得五颗星星应该一字排开，也有人认为五颗星星应该相互挨着组成一个圆圈……”最终，罗广斌提议将最大的五角星摆在中间，其余四颗稍小的星星摆在四个角，象征着全国四万万同胞围绕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他的提议获得了难友们的认同，大家立刻着手制作五星红旗。

五星红旗制作完成后，他们将牢房的地板撬开一小块，把红旗藏在下面，期待解放那天打着它冲出去。

11月27日，反动派对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革命志士开始了疯狂大屠杀，有案可查的死难者321人，仅有35人在大屠杀中脱险，其中白公馆20人，而罗广斌是为数不多的幸存者……。 这个故事我们都不是第一次听到，特别是小说和歌剧《红岩》问世，更一曲“绣红旗”让我们从小就耳熟能详。这面“红岩版”五星红旗也不是第一次见到，几次去红岩瞻仰英烈都见到过复制品。但是每一次听这个故事、见这面旗帜，依然会掀动起我的情怀，特别到了老年，更易动情。身在狱中的革命志士，他们都明白自己的处境，随时都会被拉出去枪决，新中国对他们也许只在梦里，真正的五星红旗也只存在想象中，生命悬于一线，但是他们依然享受着牺牲前的最后一次幸福、奉献着生命中的最后一次绽放。我们一直说这是信仰的力量，对革命者来说，生命不只是生物学上的生命，而是有着更高层次的意义，是包含精神愉悦与力量的生命，因此更强大、更旺盛。只有这样理解，我们才能理解红岩志士的情怀和愿望，才能明白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历史中许多不可引喻的伟业与奇迹。退一步说，这近似于宗教的力量，宗教史上也不乏出现过这样的生命升华和伟力，但中国共产党人，更主要指充满朝气年代里的共产党人，他们有着更强大、更无私的力量，从而也留给我们民族更澎湃、更激扬的血性。

我以为，红岩志士制作五星红旗，除了信仰的力量外，还有责任与使命的力量，“铁肩担道义”，虽身陷囹圄，依然怀有一份建设新中国的使命感，责任感。这种使命感、责任感，这种血性，溯其源一直流淌在中华民族的血脉中，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延续。出自顾炎武《日知录·正始》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概念，原句是：“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意思是保护一个国家政治系统不致被倾覆，是帝王将相和文武大臣的职责；而天下苍生、民族文化的兴盛、灭亡，关乎所有人的利益，因此，每一个老百姓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后来，被梁任公启超提炼成八字语型，更是朗朗于口，铭志不忘。“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一代代的中华民族仁人义士就是这样肩负起了民族重任。

一个民族有澎湃的热血，这个民族就是青春的民族，一个社会洋溢着新鲜朝气，这个社会才是希望社会。我少年时代，在宣传车上慷慨激扬的播音声里，第一次引起热血澎湃的是这样一段话：“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这是1919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词中写下的气势磅礴的宣言，当年26岁的毛泽东，身在内地小邑，却是如此气魄。

面对展示厅的2992幅国旗草案，面对曾联松呕心沥血设计的国旗图案，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新中国即将诞生时，社会的那种信仰、责任、使命的踊跃与伟大。

国家不是古代皇帝“朕”一个人的国家，社会也不是封建独裁者家族的江山。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建设年代，作为社会一分子的公民，岂能只会“躺”、“润”、“卷”，还是要有几分热血、几多激情，“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才能使全社会一起沸腾、一起澎湃、一起青春、一起进步，国家才有希望，民族才能振兴。

我也这样想，一个社会、一个国度，人的思想意识不可能一律，有政见的不同、有认识的局限，有先进与落后的客观存在。也可以有对政府工作、领导人个人的不同评价与批评意见，这是客观存在，不以谁的意志而改变的。那么，它的公约数在哪里？站在国旗展示图里，我忽然有这样的想法，国旗不就是我们国家与人民的公约数吗？面对五星红旗、面对庄严国徽，只要不是心怀鬼胎，骨子里当汉奸的，都会油然产生一种自豪感。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每天总是迎来无数的中国人，节假日更盛况空前；国际赛场上，当运动员领先冲刺、胜利的哨音鸣起时，欣喜若狂的胜利者总会第一时间身披国旗欢呼或亲吻胸前的国旗；当我们出游来到边关时，看到镌刻着国徽的界碑、飘扬着国旗的国门时，总会幸福的与之合影；还有许许多多场合，都是国旗、国徽使人热血澎湃、意气飞扬、恢弘爱国心。

五星红旗就是我们社会求同存异中的一个公约数，是一个汇合凝聚中国人精神与力量的公约数。

心中咂味，脚下漫步，继续行走在四川北路上。

我家是67年前，我出生刚满一个月时搬离的，作为襁褓中的婴儿，我自然对旧居没有任何印象，感情上也毫无牵挂。20多年前，妻子在回沪期间曾与我母亲一起走访过旧居，而我竟从无起过念，更不知具体弄堂地址。随着“老之将至”，这几年我对自己的足迹有了几分多情牵挂，于是写回忆录、写家族史成了部分乐趣。前不久，更心血来潮向老母亲打听旧居的名字，方知叫“公益坊”，在四川北路海宁路附近，旁边有国际电影院等。

这三十年来，上海城市建设变化很大，许多老建筑被拆除，代之拔地而起各种摩天大楼、商厦广场，老母亲也说，不知公益坊还在吗？估计早拆掉了。我也不抱希望，只想在就近的地段拍张照留念。

从四大纪念馆出来朝南，过几条小马路就到海宁路了，我提醒自己注意观察两边，看看是否还有老街坊残存。说巧真巧，抬头不经意地望去，对马路是一排6、7层的楼宇，底层是店铺，店铺之间，突然凹进去一个巷口，巷口有一座新建的大理石门坊，坊额上镌刻了三个字，仔细瞅瞅，“嘿、公益坊”，我赶紧穿过马路，一点不错，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 当初的北四川路上的公益坊 城市改造前的公益坊 穿过门坊，才知道这里真是上海滩新晋网红景点“今潮8弄”，太有意思了。其实，今潮8弄我曾经进去游览过，只是那时走的是大门，也不知道原先旧址的名字，所以错失过一次怀旧相逢的机会，这次，可实打实没跑掉。 走进海宁路口的一家咖啡馆，要上一杯拿铁，隔着玻璃窗，静静地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穿梭而行的车辆，似乎回归了魔都漫游的“小资情调”，“City Walk”。隔壁就是公益坊旧址，听大姨说过，67年前我来到这个世界出院后，第一次进公益坊，迎接我的是一弄堂的大水。初夏暴雨后，四川路的老街坊都被浸泡在齐膝的积水里。母亲在月子中，不能踩水，结果是踏着父亲和邻居摆放的一长排椅子，才进楼的，可见我的到来还有点“步步高”的吉祥，因此95岁高寿的老母亲依然健康安泰，四川路和魔都愈发现代、浪漫，而我和我们国家一样，无论生活还是心情，都在步步高。 一下午的城市漫步，收获颇丰，阅读城市、阅读历史，有国的历史，也有家的足迹。

坐地铁回家，看看步数，已有12200多步了。

写于 2023.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