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七）：青衿蒙尘诘屈路 越陌度阡苦寒行

沧海清风

父亲风尘仆仆地从广东赶回山西师范学院，晋南的天气已渐渐凉了下来，宿舍门口的向日葵有些已经结满了子，即将迎来收获期，有的花盘正值青春，花姿大气漂亮，充满着阳光，它绽放的不仅是爱情，还有对梦想、对生活的热爱。临汾的武斗已经平息，军代表已进驻学校，然而诸事蜩螗，变生肘腋，前景有如白雾茫茫，愈发显露出犹疑未定的气氛。父亲回到宿舍，却发现宿舍被盗，除了新买的《毛主席诗词》、日用品外，父母青少年时期的照片也被盗一空，这肯定不是一般的小偷，不知此贼日后可有悔意。父亲因此事懊悔不已，如果当时寄存在同事那里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而我也无缘目睹父母亲少年时的风采，真是一辈子的遗憾。母亲仍留在合肥，1969年9月某天晚上洗脚时不小心身体猛闪了一下，导致早产，孩子才七个多月，连奶都不会吃，这个孩子就是我，在保温箱住了一个多月，总算保住一条命。
　　1969年中国和苏联之间在珍宝岛曾发生了一场震惊世界的边界战争，这场战争被西方人称为“差点引发了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共中央作出了大规模战争可能爆发的判断。为了防止突然袭击，东北、华北和西北的部队受命进入了紧急战备状态。解放军第28 军部队进驻山西师范学院,师院的师生则被临时安排迁往临汾一中。突然的搬迁，绝大部分人根本没有心理准备，搬迁工作也是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仓促进行，父亲顾不上自己的家，主动出来参加义务劳动,其中一项就是“糊顶棚”，类似于我们今天的房屋“吊顶”，用来遮住房梁、椽条和屋顶瓦片，先用麻杆搭起架子，再糊上白纸即成。教室、宿舍顶棚糊好之后，又帮学生搬东西，最后才和同事张福生老师一起拉着“平车”搬运自己的东西，来回二十多里地，拉到半途，又累又饿，快要拉不动了，两人只好一边往前走，一边诵读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困难”给自己打气，终于步履蹒跚地回到临汾一中，这样的拉车共有五六次之多，从我们今天看来是无法想象的事情，但当时就是这样的条件，连学校的运输工具都只是一辆马车，当时山西师院还设有马房，小时候我还跑去看过马。老师们的主要工作任务就是像农民一样进行田间劳动。1969年的国际形势，又让老师们变得像民兵一样进行紧急集合和野外拉练训练以及挖地道。临汾一中的地道成了我童年时探险的一项主要内容。
木头平板车,简称平车，当年重要的生产、生活工具 搭顶棚的麻杆，年轻人可能没人知道这个东西。电影《少林寺》公映后，我们一些小伙伴，喜欢用它当棍舞，因为质地很轻，舞起来呼呼带响，就像电影里的音效一样。

　　1969年12月7日，母亲从合肥乘火车途经山东德州，父亲去接站，8日我们一家三口终于回到临汾一中师院教工宿舍第9排平房家中，家是简陋的，土炕之上摆放了一张双人床，一桌一椅两个箱子，仅此而已。（床、桌椅都是学校配的）临汾物资缺乏，连蜂窝煤炉都是父母托家在上海的同事购买的。这种老平房，冬冷夏热，每年冬天都要用报纸将门缝、窗户缝糊住，否则就如同冰窟，夏天还漏雨，时不时有老鼠在顶棚上窜过。顶棚是整排联通的，所以老鼠可以毫不费力的到各家做客,有时睡觉时，还有瓦泥落在顶棚上，让人吃一惊。家虽然简陋,只有容膝之大，但对于父母和我来说，从此有了一辈子的羁绊，穿过短暂而又漫长的时空，那蓦然回首处，就是心灵的港湾。生活的好坏都是命运的馈赠，时间会把酸甜苦辣都酿成回忆的美酒，从此思念跳出心脏，长出藤蔓。

1970年夏天，临汾一中山西师院教师宿舍第九排平房家门前，父亲和我的合影，原照片只有一寸大小，只能看到个人影。五十二年后，我扫描照片之后才发现，第八排的后墙上还有如此之多的内容。身后的槐树，我小时候曾经爬上去摘过槐花。 老式蜂窝煤炉,没有蜂窝煤时,煤块、煤球一样烧。 “文革”仍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父亲的任务就是不停地写批判稿，除此之外，就是无休止地参加农村劳动，有时要走好几里路去挑水浇地或是挑粪到山坡梯田以及修筑战备公路。临汾可以说是黄土高原上的“江南”，汾河两岸竟然有水田可以种水稻，军垦农场就在汾河沿岸，父亲被派去协助解放军插秧，而师生当中大部分人不会插秧，只有父亲来自南方农村，插秧驾轻就熟，获得解放军同志的称赞。
　　自从我加入到父母的二人世界,衣食住行，柴米油盐酱醋茶就成了生活的另一半。六七十年代物资短缺，父母虽每人有52.5元的工资，但负担各自父母的生活费15元后，也没剩多少，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云想衣裳花想容”，先说“穿”，七十年代初， 临汾每人每年只有二尺二寸布票，要较真的话，只能像原始人那样遮住下体，所以才有了国家大力发展的 “的确良”。1982年的电影《人到中年》中达式常饰演的知识分子傅家杰穿着一件破了许多洞的旧背心出场，瞬间引起了无数人的共鸣。1970年12月父亲和同事李春芳老师一起去太原听取省批判小组关于批判赵树理《三里湾》的意见，父亲一直缺一件衬衣，母亲拿出所有的布票让父亲到太原买一件衬衣，父亲想起妻子还缺一件棉衣，布票攒在手里一直没舍得用。1971年3月父亲要到朔县师范学校办师训班，朔县属雁北地区，比临汾气候寒冷，三月还是 “霜严衣带断，指直不得结”的苦寒天气，祖国幅员辽阔，各地气候差异很大，“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就是这个道理。当时父亲身上衣正单，母亲还是用这些布票买了布，同事、邻居一起帮忙，给父亲做了一件中式大衣，这可是纯手工缝制。
1971年3月父亲和师训班同事于山西朔县师范学校的合影，前排左一，父亲身着中式大衣。（这件衣服是出自集体之手做成的）前排右一为中文系王宗礽老师(第9排时的邻居（我小时候经常向王伯伯讨香烟盒，用来折三角片, 摔三角—那个年代男孩子都玩过) 1970年山西布票 七十年代山西城镇居民粮油供应证

　　民以食为天，果腹是人生存的第一需要，临汾盛产小麦、棉花，可是当时人们却吃不到白面、买不到棉布。父母亲粮食定量每人每月为28斤，其中细粮只有8斤，我就更少了，学龄前大概只有12斤。白面是75%的标准粉，（我总觉得标准粉比精白面好吃）粗玉米面、小米都是陈年的战备粮，小石子、老鼠屎混杂其中，而且一半以上是玉米皮，蒸窝头都黏不到一起，实在难以下咽，小米很多空壳。全国高考恢复后，山西师院学生宿舍的空地上扔了很多窝头，冬天窝头都冻在地上，1981年学生差点因此罢课游行，此后学校才开始想法改善伙食。这种陈年粗粮，现在猪都不吃。父母省下细粮给我吃，自己吃这种粗劣的窝头。父亲因此三次胃出血，1982年第三次胃出血几乎没命，血色素低至4.5克。当时父亲住在临汾解放军115医院（还是信任亲人解放军），母亲整日忙着往医院跑，中文系师生轮流值班陪护，系主任阎宪康、支部书记李国璋都来医院陪护，我中午放学去吃百家饭（感谢李若蓉阿姨），弟弟在幼儿园，晚上我则领着弟弟去师院食堂打饭吃。夜里中文系8223班、8224班女生住我们家里陪伴我和弟弟（感谢玉文姐和那些不知姓名的姐姐）。差不多两个月，父亲才出院。若没有中文系的全体师生，单靠母亲一个人，无论如何支撑不下来。当时不少教师患上胃出血的毛病。记得有一次下馆子，饭馆里有不少人专等顾客离席就去抢剩饭剩菜，可那时又有几人会剩下饭菜呢？粉碎“四人帮”后，“换大米”应运而生，当时2.5斤玉米面换一斤大米，还不够吃，就买“议价粮”，父母那点可怜的工资全用在填饱肚子上了。邓小平恢复职务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山西规定凡南方人每年每户可供给五斤大米，虽然还是战备粮，可聊胜于无，但是挑拣大米的工作就落在了我的头上，把石子、谷壳、霉米一粒粒拣出，每次都挑得头晕眼花、脖子酸痛。山西师范学院中文系7304班学生朱惠琪是华侨生，祖籍广东台山，和父亲是老乡，她的口粮是百分百的细粮，有次把她的口粮和父亲做了调换，有时还买些白面送来。（感谢惠琪大姐姐）1972年父亲回乡探亲，曾背了几十斤大米回来，旅途之艰辛可想而知。

临汾的副食供应很差，过年连猪肉都买不到，父亲排了半天队，只买到一块猪皮。当时生虫的猪肉（私人卖的）竟然也有无知的人去买。孔夫子可以三月不知肉味，可如果是三年的话，估计早扔下书跑了。但幸运的是，有几年在临汾一中后门的副食店可以买到猪骨头，竟然不需要肉票，一毛一斤。原来北方人不吃骨头，更不会煲汤，他们把骨头上的肉刮得干干净净，骨头则当做下脚料处理了。那是一根根完整的猪肋骨、扇骨、胯骨、脊骨、筒骨，有的还残留了一点筋膜在上面。当时没有斩骨刀，父亲不知在哪里搞来一根铁棍，在我的眼里则更像一根无缝钢管，空心，厚约0.5CM，长约45CM，专门用来敲断筒骨，然后用家里最大的钢精锅一锅炖了，里面放块姜、一粒八角、盐，在煤炉上熬几个小时，直到满屋都是骨头的香味。这样熬出的汤，非常浓，汤上浮着一层厚厚的油花，搁在今天可能没谁能喝得下，可当时却是人间至美，就靠它来补充一点油水，煮烂的筋膜和筒骨的骨髓也是非常的美味，可是后来却买不到了，这种味道令我怀念至今。

　　鸡蛋在当时也是稀罕之物，即使有钱也买不到。当时，我一年吃到的鸡蛋，用十根手指都数得出来。为了解决这一难题，父亲决定养鸡，他从市集上买了七只小鸡，品种有芦花鸡、澳洲黑鸡，在门前开辟了一个小小的菜圃，种上豆角、苋菜、丝瓜、向日葵等。鸡窝就建在门口旁，是由砖头垒起来的，里面铺上麦秸，每天傍晚将鸡赶入鸡窝，用青石板封住出口。因为当时各家各户养鸡的不少，据说有黄鼠狼半夜偷鸡，而黄鼠狼是搬不动青石板的。家里通煤炉的铁钩，就放在门后，我时常想象自己手握铁钩追逐黄鼠狼的场景，然而一次也没有实现。每次听到鸡叫，我就兴奋地往鸡窝里去摸，那鸡蛋还带着温度。我经常到野草地里捉蚂蚱，用狗尾巴草穿成一串去喂鸡。遗憾的是7只小鸡，最终成活的只有4只。后来学校认为高校教师养鸡有碍观瞻，不让养了，大家这才作罢。

澳洲黑鸡

　　北方的冬天是没有蔬菜的，为了解决吃菜的问题，不少家庭都在门口挖了菜窖。家里的菜窖是父亲挖的，黄土高原土质是黄土，很容易挖窖。先是直向挖进去，深入地面以下二、三米后，再扩大挖成一个窖室。再在外面安一个用木板制的简易窖门，安上锁扣，地窖就算挖成了。地窖里面冬暖夏凉，储藏大白菜、萝卜、土豆等，可以保存相当长的时间。由于洞口小，每次取菜，都是我爬进去，将菜装进筐里，父亲再用绳子吊上去。食用油十分珍贵，我们全家三口人每月食用油才半斤，父母每次回乡时都想方设法带些猪油回来，当时还有难吃又可造成无精不育的棉籽油供应，父母都不敢买。白糖、红糖只有春节时每人供应一两，父亲只好托73级李明之同学（北京知青）在北京买两斤红糖，后来明之姐姐买到一斤，带回给我父亲。

在严酷的冬天到来之前，各家各户必须储存足够的煤，否则就只能挨冻了。我大约六、七岁开始就跟着父亲去煤场拉煤，到了煤场，要自己装煤，父亲负责装车，我负责将煤矸石挑出来。回家的时候，父亲在前边拉车，我就在后边推，一车煤大约五六百斤，来回至少十几里路。煤块价格贵一点，煤粉则便宜，买的是煤粉的话，就要打成煤糕或煤球或蜂窝煤。每次都是父亲和我来做。挖来黄土和煤粉加水搅拌在一起，利用模具就可做成，当时年龄小，每次劳作不觉劳累只觉好玩，可能对父亲而言则是挺辛苦的事情。

1976年7月河北唐山生了里氏7.8级地震。共造成24.2万多人死亡，给人们造成强烈的心理震撼。临汾则位于汾渭地震带，汾渭地震带北起河北宣化－怀安盆地、怀来－延庆盆地，向南经阳原盆地、蔚县盆地、大同盆地、忻州盆地、灵丘盆地、太原盆地、临汾盆地、运城盆地至渭河盆地。汾渭地震带属于华北地震区，是中国东部又一个强烈地震活动带。1695年5月18日（清康熙三十四年四月六日）临汾发生大地震，震级估计为7.5～8级，这在临汾铁佛寺内的碑文中有记载。（我小时候看过此碑）唐山地震，我记得当时家里吊着的灯泡有晃动，此后灯泡一有晃动就赶紧往屋外跑。唐山地震后山西师院部分师生由于恐慌跑回了老家。临汾一中大院内，大家纷纷建地震棚，父亲买来油毡、塑料布、铁丝，我则打下手，用木头搭起了地震棚，由于新奇，我还特别喜欢住里面。1979年电影《蓝光闪过之后...》上映，大家心里更恐慌了，这种现象持续了几年才慢慢平息。除了地震棚外，父亲还把两张床钉在一起，变成上下床，以防地震。

　　岁月流转，四季轮换时，看青春的影子逐渐远去，那些曾经拥有的，失去的，美丽的，忧伤的，兴奋的事，都变成记忆永远封存在内心。当风拂过树梢，看候鸟北迁南徙，观花开花谢，始终有一份牵挂萦绕在怀，相互走过的岁月，相拥过的时光，愈发醇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