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协勇: 军旅生涯(11)听调遣 三进三出

习文

【前卫报人·第4646期】

　　在我被提为干部的头八年里, 先后三次下地方工作，累计约为六年时间，可谓三进三出，亦兵亦民。这些特定时期的特殊经历，尽管后来对形势背景存在着是非评判问题，但从个人成长的角度说，那时受到的锻炼，增长的见识及广泛的结识，对丰富人生的阅历和社会经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者1969年在牟平县革委大院留影

　　第一次到地方是牟平县革委, 时间是1968年秋至1969年末。那时我们团报道组刚成立，军内所有的宣传报刊，主要是宣传文化大革命运动及“三支两军”,为了争取更多的见报，报道组三个人经领导同意，搬到了牟平县招待所，在时任县革委主任王庆震副政委的支持下，和地方通讯组联手采写稿件，同时也参与县里的一些会议筹备，我们的工作很快打开了局面。牟平的工作经常报纸上有名，喇叭里有声，从舆论上支持了新产生的县革委会，受到了军地领导的一致称赞。

　　👆作者1969年和牟平县革委报道组人员合影

　　第二次是住进烟台市(现芝罘区)市直机关，时间是1970年10月至1972年底。

这一阶段正好是文化大革命中期。从1970年末开始的“批陈整风”及其后的“批林整风”,加上全国已在进行的“斗批改”,是当时全国党、政、军的主要任务。根据工作需要，我常被安排列席领导的集体学习，帮助搜集批判资料，拟写发言提纲，作会议记录并整理纪要。遇到市里举办读书班，我和张鳯喜干事及王肇绪、刘玉珊、王开寰等地方同志，又得提前进住招待所，做文字和会议筹备工作，忙上一次就是十天半月。

　　除了参加没完没了的大批判, 我还常随(军代表)市委书记丛俊滋副师长搞调研，抓正反两方面的典型，借以解决生产和民生中的问题。如玻璃厂生产的废品率过高，市场上蔬菜供应不足，春天宫家岛自来水厂水量减少，上夼大队党支部带领群众艰苦创业等，都是在调研中发现并解决的，有的经验和做法还在全市作了推广。除此以外，还结合实际工作组织一些新闻稿件，正面宣传革委会和军代表的工作成绩，为稳定形势积极做工作。

　　👆1975年秋,烟台警备区首长同华东石油学院领导在烟台合影。前排左二起:警备区政治部赵岩副主任、石油学院政治部邧锦钿主任、警备区赵真武副政委、石油学院尹建华院长(革委会主任)、警备区叶子全副师长、何健儒科长、石油学院机械系吴书记;后排右一是本文作者。

　　第三次是到华东石油学院，时间是1974年7月至1976年国庆节，这次我们军队代表进住大学，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当年1月下旬以后，江X一伙借批林批孔之名，召开大会并操纵指使报刊和电台，不批林，假批孔，批周公，图谋乱中夺权。部分机关和单位重现瘫痪，许多学校不上课，搞串联，打内战，使全国开始有所好转的局面，又陷入了混乱之中。面对不利形势，山东省革委会向济南军区求援，要求向各高校增派一支五人军宣队。我师分得的任务是进驻华东石油学院，具体人员有师副政委赵真武、秘书科长何健儒、团副政委孙佑杰、副团长孙万成及我本人。

​ 👆军宣队孙佑杰副政委(当时是团副政委),后来调26军宣传处，再转业到烟台日报社至离休。

　　6月下旬,军区专门召开了即将进校工作人员会议，曾思玉司令员和肖望东政委等首长，在八一礼堂接见了我们，并共进午餐以壮行色。

　　7月5日八时整, 我们一行五人乘师部派的专车，上路朝千里之外的胜利油田进发。临近中午到达掖县，我联系在招待所吃过饭，然后安排首长临时休息，自己独坐树荫下掌握行动时间。闲暇中又想起军宣队组成的情况：带队的赵副政委是军区决定的，而他所挑选的孙副团长、孙副政委、何科长，不是有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就是在大机关工作了多年的老政工。而要我去做秘书工作，总觉得当兵时间不很长，在地方蹀躞的时间却不短，兵不像兵，民不是民，有点不伦不类，开始明确表态不想去，惹得首长很不高兴，这才勉强应诺下来，至于此去需要多长时间根本没敢多问。

　　👆作者和赵真武副政委在华东石油学院的合影

　　到了约定启程时间, 我们的车上了路继续西行，只见远处天空乌云低涌，道两边的树木纹丝不动，车内越来越热，就在过潍河大桥的时候，风雨扑面而来，紧关着的车窗玻璃，很快附上了一层气雾，遮得外面什么也看不清，挡风玻璃上的一对刮雨器，机械地左右滑动不止，好不容易来到昌邑县城南，被迫停下暂避雨势。

　　等到风雨稍小我们又继续匆匆赶路, 依次穿过潍坊、寿光、广饶等地，于下午五时许来到东营十字路口，早有学院革委会副主任、当年和赵副政委曾并肩打过鬼子的辛立国在迎候，两个老革命一见面惊喜万分，热烈拥抱着互相问候，共同感叹:“分别30多年了，没想到在这里再次相会，接下来又要重作战友，真是前世的缘分哪!”

　　我用手为他俩罩住头顶让上车, 然后朝东开去。我是第一次到油田来，只见没有边际的盐碱滩上，到处是钻井架和不停抽动的叩头机，有几处高高的钢管顶部，一阵阵还飘着红色的火焰，眼前震撼、新奇、壮观的情景，把我带进了见所未见的天地。

　　约五分钟的车程倏地到了, 我们在只有两根砖垒的门柱外下了车,党的核心组长刘众、革委会主任尹建华、副主任梁忠、杨光华、办公室主任单巩、政治部主任阮锦钿、教改部主任康斌、后勤部主任何老(是个老红军)以及工宣队长闻祥德等迎了上来,先握手问候一番,然后陪我们穿过打着红旗欢迎的人群,直接来到大会议室互相介绍见面并座谈,晚上主要领导招待我们共同进餐,表达校方的欢迎之意。

　　该校原为北京石油学院,1969年响应毛主席教育革命的伟大号召,整体搬迁到这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在这片光秃秃的盐碱滩上,大片的宿舍全是“干打垒”的土房子,带着明显的油田早期创业特色。学院内部机构由三部一室组成,即教改部、政治部、后勤部，办公室，全院设勘探、采油、炼制、机械四个系，时有教职工千余人,工农兵学生2000多人。

　　👆同工人宣传队人员合影，自左起:郭师傅、作者、范炳祥(1974年夏)

　　我们五人进校后, 赵副政委结合进院领导班子，另外三位分别担任了三大部门的副主任。置身这个新的工作环境,自然条件很差，道路泥泞，室内潮湿，蚊蝇成群，副食品缺乏，生活十分艰苦。而在工作方面，又因为人员和情况不熟,加上严重的派性干扰，说话办事处处小心翼翼，唯恐引发意外矛盾。开始，我们几乎是天天参加领导会议，研究解决运动遗留的问题，赵副政委还要接待师生的频频来访，我总是陪奉在侧，不是记录，就是帮助安抚情绪，常常不能按时吃饭和休息。

　　我们遇到的第一个突出问题, 是对开门办学如何表态？当时根据教育部的要求，学院领导强调要统一组织、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而被部分师生视为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一度反对不配合，坚持以干代学，要自主说了算，双方为此严重分歧以至公开辩论。为寻求支持，学生跑到我们宿舍轮番游说，软硬兼施，赵副政委临机应变，拍板支持领导的意见，他还向主要领导建议，在召开全院教改动员大会之时，为防止有人闹场，应安排院、军、工三方领导人全上主席台坐镇，以示团结和决心。结果在大会会场，虽然有人领着呼反对口号，但没造成很大混乱，坚持了正确的开门办学方向，从而也取得了领导和师生的一致信任，为我们有效开展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75年春天, 各专业纷纷走出去开门办学，院领导跟踪鼓励和指导，我常随行安排食宿及负责联络。有段时间领导到冀西看望地质系的学生，我们十几个人乘一辆改装面包车，经滨州、沧州到达任丘，现场了解实习的情况，并结合参观新开发的油田，之后又到过保定及定县，止于曲阳。这里是太行山向华北平原过渡的山地，是研究生油地质的理想之地，学生们在这里勘察地层结构，采集岩石标本，消化课堂理论，借此分析判断华北石油的形成和分布。我们爬上荒山野岭，满眼是一样的顽石，学生们却能说清它的成因、类别及特性，同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石油联系起来，让我大为称奇。

　　离开曲阳县那天, 我们还特地拜谒了这里很有名的窦王殿(也许是北岳庙),据说是为纪念隋末农民起义领袖窦建德而建的，在这片庞大的古建筑群中，主殿巍峨凌空，围墙根下一口大型古石棺，不知有何来历？只可惜因“文革”破坏,到处严重失修，凋落苍凉，观之让人慨叹不止。

　　接连出差归来, 昔日复员来油田就业的战友刘桂胜，如今在采油三大队管人事，以“接风”的名义请我去喝酒。记得当晚同桌六人中，只有我们四人喝白酒，因为都正值年轻气盛，无人愿当熊包，三瓶62度的乌河大曲，不到两小时全部底朝天。我也不知怎么回到学校宿舍，先是不停地呕吐呼叫，继而醉得行动不能自控，拿脑袋拼命往墙壁或床帮上揎，住西院的几位领导闻讯赶过来，四五人也无法把我控制住，只好请来校医注射镇静剂，折腾到夜里10点才渐渐安静下来。第二天卧床不起，不亚于大病一场，住隔壁的孙副政委过来看我说,昨晚醉得惨不忍睹，以后千万不能再这样玩命了，赵副政委更没好气地说:“你怎么能叫酒精药成那个样子，要真是喝酒喝死了，我回部队怎么交待啊，以后可别去逞这个能了。”自那次死里逃生,以后在酒场上再也没敢那样放肆发飙。

　　这年夏秋之际, 我国的政治形势发生好转,各个领域展开了整顿，进行拨乱反正,学院领导借机研究解决“文革”以来的积案。原来该院从北京迁出之前，就已有“天派”“地派”势不两立，他们多年互相攻击诬蔑，并捏造了大量揭发材料,“批林批孔”时再添新伤痕，新账老账堆满了一库房，成了棘手的“蚂蜂窝”,从来无人敢触及。这次院里专门组成了工作班子，我以军方代表的身份参与其中，工作人员根据原来的登记，重新审查分类，造册登记，最后领导确定除小部分暂时留存以外，绝大部分坚决“一风吹”。保卫部门为此调来大卡车，指挥把材料运到校园西南方一个破窑洞，在我们的监督和见证下，将其付之一炬。后来形势的发展证明，此举对清除“文革”造成的思想隔阂，消灭资产阶级派性，稳定和发展教改的形势，产生了正面的影响。

　　👆作者1975年同工人宣传队领导及师傅们的合影

　　难忘的1976年,我国天灾人祸,亘古未有。从三位开国领袖相继辞世，到华XX临危受命接班；从东北地区降落陨石雨，到唐山大地震；从“四·五”运动爆发，到一举粉碎四人帮，在这一系列的历史剧变中，全国人民经受了大起大落、大悲大喜、非同寻常的考验，变得更加成熟、坚强、富有正义感。

　　1月8日巨星陨落。头天我陪辛立国主任出差，夜宿商河县招待所，老领导早起从收音机里听到周总理逝世的噩耗,急促敲开我房间门慌张地说:“总理没有了,天塌了，以后谁来当这个家呀!”我们俩相对无语，任凭泪挂两腮。及至回到学院,因为“四人帮”下达“不准设灵堂、不准送花圈、不准戴黑纱和白花”的三不准禁令，压制群众的悼念活动，校园里笼罩着一片沉闷气氛。为了不给领导添麻烦，我独自跑到教学区，看到不少师生在往墙上贴总理遗像和讣告，有一些人见到我激动地说:“军代表，总理逝世联合国都下半旗致哀，咱们上面却这不准那不准，还让报纸和电台照常搞娱乐，他们究竟想干什么?”我深有同感地说:“如此强奸民意,人民群众肯定是不答应的,也许有一天会在沉默中爆发。”当时我只是无意识地表达了个人心情，没想到两个月后竟然成真，一场以悼念周总理为主要内容的“四·五”运动,在天安门广场规模空前的上演，尽管遭到了无理的镇压,但它显示了人民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人心的向背是不可逆转的。

　　灾难在继续降临。

3月8日, 吉林地区突降世界历史上罕见的陨石雨。

7月6日,朱老总逝世,人民再次陷入悲痛中。

7月28日,唐山发生7.8级大地震,其伤亡和经济损失被列为20世纪中国和世界最大的灾难。

　　就在全国投入紧张的抗震救灾之时, 学院领导孙汉卿、尹建华和赵副政委商妥，派我去内蒙古自治区协调将毕业生王孝陵留校问题。这个学生原本是南京下乡的知青，人长得聪明漂亮，被自治区一位领导选作未来的儿媳妇，并作为工农兵大学生推荐入学，因为小王怕回去和不喜欢的人成婚，毕业选择了留校工作，但对方拒绝放人。我临行前几个领导交待说:“凭你的三寸不烂金舌，力争马到成功。”另外还安排一位山西籍的童老师当帮手。出发后第一天晚上到达北京，战友隋玉臣和王增前两人，把我接到总参管理局小西天招待所，因为正值地震期间，只能把我安排在大院的临时帐篷里，晚间又赶上风雨袭击，让战友很感过意不去。

　　到了呼和浩特以后, 才知道自治区人事局在东城办公,距离远又无公交车相通,我和童老师每天只能步行前往。接待我们的一位处长,开始说要等着研究,随后又说边远地区缺乏人才,王孝陵必须回来。我们则以全国性的大学需要各地来支持为由,坚决要求留人,几天见面都是各说各话,辩论无果,后来干脆让我们坐冷板凳。看看一时半霎解决不完,我就让童老师先回老家探亲去了,自己留下继续周旋。我打听到局长叫么同乐,就每天写一封信通过邮局送达,强烈要求他接见,逼得么局长两次来宾馆和我面谈,虽然互不让步,双方态度还算冷静。时间不觉10天了,我打回几次电话向领导汇报情况,并提议鉴于人在学校,不妨先把留校的手续办了再说。我在离开呼市时，又写信给么局长最后摊了牌,请他派人到学校来商榷。

　　返回时,我按计划坐火车先到居庸关,再转乘汽车顺便游览了十三陵，因为时间紧张只能走马观花，第一次还是让我大开了眼界。到了北京，我没有直接回东营，而是绕道去了泰安，看望在第88医院服役的叔弟宋协国。那里同样是在防地震，我就跟干部战士一起在军车上过了夜。第二天协国陪我爬泰山，进岱宗坊，入红门、过万仙楼、经壶天阁、跨步天桥、串中天门、抚五大夫松、攀十八盘、抵南天门、拜碧霞祠、登玉皇顶、爬日观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连续七八个小时游兴不减，第一次领略了东岳气势磅薄的雄姿，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图源自网络，致敬原作者！

　　我回到学校以后才知道, 王孝陵的留校问题，内蒙古方面知道木已成舟，电话里明说不同意，实际是无奈默认了,我得意地说:“看来县官不如现管呐，他们还不如早些送个顺水人情呢!”

　　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 把党、国家、军队的命运推向了历史关头。

9月18日,我们同全体师生一起参加了学院组织的追悼大会，向毛泽东时代作最后告别。

　　9月20日, 是我们换班返回部队的日子,赶在上课之前院领导来了，部分师生来了,新接班的李万胜副政委、李瑞岚、蒋家仁等五人也来了，我们相互握手,依依惜别。

艰苦战斗的800个日日夜夜,就此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