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喜报

果果

　　2021年4月25日，蔡果仁的养母张兴林溘然长逝，在清理逝者的遗物时，发现了一份保存完好的喜报：

　　我就是这张喜报上提到的老知青蔡果仁，1946年出生。资中县金带场人。我四岁时家庭顶梁柱的父亲非正常死亡，第二年患有眼疾几近失明的奶奶和不满周岁的小妹去世，第三年身心俱疲而不堪重负的母亲无可奈何地扔下未成年的两男两女撤手人寰，大我三岁的大姐和我一起由金带乡农民协会派人送往家住城区的叔父蔡雪舟、叔娘张兴林家抚养。

　　这份多年前的喜报，让我思绪万千，于是我在老照片中找出了当年参会代表的合影照。其中既有重庆知青也有资中知青，还有再教肓工作者。

　　我看着这两份物件，脑海中不断浮现出当年的知青生活。

我在叔父家初中毕业后，于1964年9月响应党的"红在农村，专在农村的号召，下乡到资中县龙江区孟塘人民公社柏莲四队插队落户。当年资中县下乡的知青共121人，分散在九个生产队，他们是资中县首批由政府行文，统一安置插队落户的城市待业青年，与我同在一个生产队的有六男八女，共14人。

下乡后第二年即1965年，夏日的一天，公社党委书记彭代安冒着倾盆大雨步行三公里泥泞路，来到柏莲四队找到我，询问我的家庭出身。不谙世事的我，怀着对党忠诚老实的信念，以听说的生父有关信息，向书记汇报了生父是被农会以反革命罪镇压的事(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彭书记听后一言不发地离开了知青点，消失在雨幕中。岂不知他带走的是我的希望，带给我的却是无限的遗憾和失望！不几天，孟塘公社调走了几位去邮电部门工作的知青，他们都是劳动表现出众，思想先进，家庭出身符合要求的好青年。

从此后，我更加坚定的积极工作，心里想着党的政策是″有成分论而不唯成分论″，"个人出身不由选择而道路能由自已决定"之类的宣传，笃信通过自已地努力，一定会有光明的前途。抱着这样的信念，生产队里凡有累活、脏活我都抢着干。

寒冬腊月，生产队的一口饮用水井，被粉水污染(注：“粉水”指农村用水冲洗红苕淀粉后所抛弃的废水)，其臭难闻，我赤膊上阵为村民掏井，一干就是一天，直到井底冒出甘甜的清泉。

春旱时节，队里抽水抗旱，抽水师傅漫不经心，久等不至，于是我带领社员从别队抬来柴油机、水管及配件。指挥大家安装好管道。我启动柴油机，水流哗啦啦喷涌而出，直奔干渴的田土。等师傅到来时，已抽了两个多小时的水，为生产队多赢得了半天的抽水时间。

1965年，县科委看重知青的热情和知识，在农村开展科学种田实验，选择在我队以知青为主先后进行了"阿波小麦，广汉二细子花生，一根苗、珍珠矮水稻，拉萨一号胡豆"等品种与当地相应品种做对比实验；还进行了良种猪"内江狮子头″的养殖实验；还推广栽桑养蚕、种植棉花、杂交玉米制种等工作。其中尤以制种玉米影响特别大。

我们从县科委领来选育好的玉米母本和父本种子，带领社员严格按科学要求播种、施肥。中期管理时期，我每天一早去抽掉母本玉米的天花(雄蕊)，等父本天花成熟后，又每天收集父本天花的雄蕊粉将其人工授粉到母本雌蕊上。在精心管理下，制种成功。收获时先收母本，专人凉晒、管理。第二年播下的制种玉米在同等管理条件下，它充分发挥了"杂种优势″，获得了大丰收。生产队社员从未见过这样又长又大的玉米棒子，简直笑得合不拢嘴，齐声称赞。更有甚者，偷偷拿回一个棒子留待第二年做种，结果却大失所望，他岂知其中科学道理。

一九六七年春，"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老知青们都″回城闹革命"去了，只剩下几个"抓革命、促生产″的典型还在生产队劳动。一天，队里的犁耙匠(注：在农村从事驾驶水牛犁田、犁土，耙田、耙土的技术人员称犁耙匠。)急冲冲地到我们车水的地方求助，说是正在挂田的那条打人牛又耍起了性子，挣脱了枷担后再也不让枷上了。当时，正在四架水车上车水的八个人同犁耙匠一起到他作业处。我自告奋勇首下跳下田，同时招呼在"四清运动"中刚入党的一名社员，高喊："共产党员跟我上"。我牵着牛鼻绳紧靠牛鼻的一端，用力推送这头蛮牛，口里喊着："缩、缩(农村吆喝牛的口语即退的意思)″。可这头牛就是不退，还进一步使起了性子，它猛地问前一冲，将我冲倒在水田里。紧接着用它那坚硬的牛角向我连击三次。情急之下的我躺在田里，右手紧捏着靠牛鼻子的牛鼻绳，它每打一次我右手就硬挺一次。这时手臂的长度刚好是牛鼻子到牛角的距离，所以这蛮牛每打一次其鼻子被我硬撑着，牛角则刚好接触到我胸部，对我身体夠不成伤害。在旁观看这人牛大战的人们可不知内里，多半认为要承受蛮牛这般凶猛地三次撞击，就是铁打的人也足可使其肝胆俱裂。

可别小看了这头蛮牛，它到是挺聪明的，见连击三次无效，便改变了进攻策略。它用牛角使劲往下压，将我整个身子压在田里不见了人影，且持续施压而不松劲。这时我想，坏了，这蛮牛是想淹死我呀！怎么办？

这时岸上的人连声说："糟了！糟了……″还有人大声号啕起来，有的呜咽着连声呼喊我的名字。可谁见过这人牛搏头的激烈场景，因此没一人敢下田施救。还记得同我一起下田去枷牛的那位吗？这时他牵着另一条长长的牛绳绳头，距我一丈有余，其人早巳吓得两腿发软，一屁股坐在田里站不起来了。犁耙匠呢？他站在挂耙边上被这突发事件惊呆了，也没了主意。

说时迟，那时快。这时淹没在水田里的我，在泥水里使劲憋着气，心里想着对策。除紧握牛鼻绳的右手决不松劲外，身体各部位一动不动，做了一个假死的动作。蛮牛的智商终究不如人。果然，它受骗了。大约僵持了一分多钟后，这家伙松开了压在我胸上的双角，我趁势一个鲤鱼打挺从泥水中一跃而起，双手顺势提起牛鼻子高高举起。只这一招，蛮牛被我降伏了，彻底地被制服了。接着，我用右手撑着牛头，不让它低头用力，左手迅速抹去脸上泥水，睁眼一看：众人这时蜂拥而上，七手八脚将枷担挞在牛肩上，犁耙匠踏上挂耙、手里挥舞着刚砍下的、足有锄把粗细的柏树棍子使力抽打蛮牛，另有两人分别牵着两条牛鼻绳在田里飞奔。众人将蛮牛狠狠地教训了一顿。

一九六九年夏，内江市科协率八县一市的科委主任到中江县参观学习修建沼气池。当年修建沼气池可是一项新鲜事物。资中县科委主任决定帶两名基层人员随队参访，我有幸被选中，理由当然还是知青接受新鲜事物更快，行动更坚决。到了中江县，县革委会副主任邓芳芝(英雄黄继光的母亲)踮着小脚接待了我们。为了搞清沼气池的内部结构，我冒着被有毒气体(甲烷)伤害的危险下到池内仔细考察。回到生产队后在队长的支持下，开建了资中县第一口沼气池。

一九六九年末，重庆知青陆续来到了孟塘人民公社插队落户。到一九七O年初，公社召集全体知青评选先进代表出席《资中县首届知识青年、再教育工作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公社领导采取先由知青在大会上自由发言、自我介绍，再根据各自所陈述的事迹进行评选。大会进行了两天。

会上我认真听取每一位知青的发言。心里一直劝导自己，我不用去发言，讲了也无用。第一天会议结束后，同队的知青对我说，你有那么多先进事迹，随便挑几件都比他们今天说的强，为什么不上台说一说呢？他哪里知道我心中的苦处。

第二天上午过去了，我心里直打鼓。下午，大会领导宣布还允许两人发言，第一个人发言完了，会议开始冷场。主持人催促道：还有人自愿发言吗？当问到第三遍时，我终于鼓足勇气站出来了。这一讲就是大半个小时，无需讲稿，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台上演讲者声情并茂，台下观众鸦雀无声，时而发出惊讶之声。我终于庆幸自己勇敢而无欲无求地向大家介绍了自己，吐出了胸中多年的闷气，让人们了解了真实的我。

当天下午，评选结果出来了，与我的设想完全一样，我又一次落榜了。落榜的事对我来说就是家常便饭。第一次落榜是小升初，我这个在小学三年级到高小毕业都是班上体育股长的班干部，居然在升初中时还落榜了，同班之中与我同时落榜的还有一个留级生；从此后，落榜的事接踵而至，有初中升高中、申请入团、报名参军、迎接招工、申请入党、评选先进等等，你说我还会有不切实际的赊望吗？但是，会场上的重庆知青不干了。那是一群经历三年文革考验，血气方刚的热血青年，他们可不管评审条件如何，只凭直觉认为：那个与蛮牛打架的老知青斗牛士是当然人选之一。会场顿时炸了锅，强烈抗议公社评选结果，非要将斗牛士蔡果仁选上不可。

这时公社领导为难了。换人吧，人员名单已经公布，换谁也搁不平；加一个人吧，名额指标已用完。无奈之下，领导们紧急商议对策，最后决定马上电话请示龙江区区委，要求增加一个名额。如此操作之下，我破天荒的第一次进入了县一级的优秀分子行列。这才有了文章开头提到的一张喜报的来历。

这一张喜报由养母从1970年元月起保存到2001年去世止，足足三十一年时间。她为什么这么看重此事呢？谁也不知道。想必是她认为或许这与军人们在部队上立功受奖后部队首长向家长报喜是同等荣耀的事吧！

六十年后的今天再看这张喜报，它已成为文物。不知情的人可能会认为这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文物，但它所承载的却是老知青们在农村奋斗的历史，一段难忘的、令人深思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