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光辉：生活的同质化与散文创作的突围

古道行

　　主要内容：

一、生活的同质化与散文创作的困惑

二、从现当代散文创作的趋势看散文创作突围的轨迹；

三、读书与散文创作

四、当今散文创作存在的问题

一、生活的同质化给文学带来的困惑

文学的反映生活的艺术，生活的差异性越大，越可以给读者提供题材差异性越大的作品。无论我们的文学理论家怎么批评人们阅读时的猎奇性，实际上所有的读者都具有阅读过程中获得的新颖感，因为这种新颖感可以产生阅读的快感。

文学题材的差异性源之生活的差异性，具体来说源之作家生活的差异性，作家生活的差异性源自社会生活的差异性。

经济越是落后，交通越是不便，信息越是闭塞，生活的差异性越大，有句老话就是“十里乡俗不同”，为什么会产生“十里乡俗不同”？就是交通不便人们无法走动，信息闭塞人们无法交往。这样的生活差异性恰恰给文学提供了差异性很大的创作素材。比如“五四”之后的作家，鲁迅有他的浙江绍兴的小镇，沈从文有他偏远的湘西故土。40后、50后的作家，陈忠实有他的陕西关中农村的白鹿原、莫言有他的山东高密的红高粱，贾平凹有他的陕南商州、梁晓声有北大荒的《今夜有暴风雪》，叶辛、晓剑有他们的云南知青生活，这些差异性极大的生活，为他们提供了差异性极大的创作素材。这一代作家和70后、80后的作家相比，普遍的文化程度不高，但时代和生活厚待了他们，使他们成为当代文学史上不可绕过的人物。

时代发展到新时代——就是改革开放以后的这个时期。

经济高速发展，交通极为便利，信息传递极为快捷，人们生活的差异性极大的缩小，越来越趋向同质化。我曾在一篇文章里写道，破晓起床在三亚凤凰机场坐上喷气式，一个小时后降落在广州的白云机场，在广州吃了早茶，参观了黄埔军校，又坐上飞机降落到成都的双流机场，吃了四川火锅，浏览了杜甫草堂，又坐上飞机降落到西安的咸阳机场，参观了大雁塔，晚饭吃的是羊肉泡馍，吃完羊肉泡馍又坐上飞机，晚上下榻的是郑州的宾馆。古代人一年才能完成的行程，今天的人们一天就可以完成。

互联网的成熟，远隔万水千山的美国纽约警察枪击了歹徒、澳大利亚的袋鼠遭受了袭击、中国的熊猫花花从美国启程返回祖国、联合国大会讨论某国入常的表决，都会同步在手机屏幕上收到。地球成了一个村庄，所有的国家都成了村民，经济的互补、文化的融合、价值观越来越趋向同质。

我们十四亿看的是一个内容的电视，听的是同一个内容的广播，读的是一个内容的报纸，执行的是一个文件规定的政策，差异性越来越小，同质化越来越强，彼此之间的交流越来越便捷。看中了一件商品，根本不需要跑到商店，躺在床上用手机下了单，用不了几天心仪的东西就送到家里。任何一个城市不再是原住民的地盘，别的地方的人跑到你的地盘上打工挣钱，你又跑到别人的地盘上打工挣钱。天南海北的口音越来越靠近普通话，方言土语越来越没有市场。

上个世纪的人们还公认，上海、广州引领服装新潮流，到了2023年的今天，谁在说这话就会被人们认为是土得掉渣的土老帽。上海、广州的女人和延安、张掖的女人穿的衣服没有什么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价钱的高低、品牌的知名度。

同样都是大学毕业，农村的孩子6岁上学，城市的孩子也是6岁上学，一直到大学毕业、哪怕博士帽戴上，全中国用的是一样的课本，哪有文化的差异性？

随着社会的发展，同质化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在这种境况下，文学遭遇了极大的困惑，作家们都在寻找突围的办法。于是，我们看到了各个地域的文学天空上飘扬起作家试图突破的旗帜：新东北写作、新西部写作等。他们试图用飘拂在空中的旗帜向世人宣告，他们的写作与其它地域写作的差异性。遗憾的是旗帜只能在空中飘扬，无法落在地面飘扬，不接地气的口号绝对无法抵御生活同质化的趋势。我至今还没有看到西部作家、东北作家、南方作家的作品在生活、思想、情感上的差别，差别的只是地域性的口号。

文学发展到今天，小说和散文的界线越来越混淆，但是，它们之间根本性的区别还没有突破，小说还是以虚构为主，散文还是以现实生活为主。可以说，同质化的生活对散文写作的影响远远超过对小说创作的影响。

现当代散文写作、尤其是新时期散文写作，面临着亟待突围的困境。

二、现当代散文的的突围过程

我们作为散文作者，应该了解中国散文创作走过的轨迹，散文作家怎样寻找写作的突破，预判散文创作下一步的走向，使自己的写作走在散文发展的前沿。

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些，就像人走路一样，不知道自己朝什么地方去，最便捷的交通工具是什么，就不可能安全、快速地到达目的地。

我们基本可以把散文创作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白话散文的写作，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传统散文写作。

这个阶段的时间分界：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30年间。

这是一个动乱的时代，动乱的社会加上生活的贫穷、交通的不便、信息传递的闭塞，出现了大量优秀的散文作品。

这个时代的散文追求“自我”、“个性”，讲究“实”“虚”共存，“实”中有“虚”，“虚”中有“实”，营造“意境”，以物言志，以境抒情等，出现了不少散文大家。代表人物有：鲁迅、朱自清、俞平伯、胡适、徐志摩、林语堂等。这个时期的散文创作还有一个特点：思想尖锐，具有革命性、战斗性，以鲁迅、胡适为代表；生活真实、情感真实，以徐志摩、林语堂为代表。

有的朋友或许会提问，鲁迅那个年代，对权力的攻击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统治者为什么还能容忍？

“五四”以后，我国出现较长时间的军阀混战，军阀们的主要精力用于夺取地盘，夺取权力，无暇顾及文化的革命，甚至无暇顾及党的成立及活动。这就是社会学界认为的权力强大的时候，思想必然削弱；权力薄弱的时候，思想必然强大。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仍然可以认为是白话散文或者说传统散文的延续，主要是散文创作并没有因为权力的更换，使散文创作也进行一次革命，依然继承了现代散文的创作手法，没有大的突破。甚至一些作品还疏离了真情实感，变得虚伪、造作、空洞。

著名学者、新散文写作的代表人物张锐锋，对那个时期的一些散文进行了严肃地批评：他批评杨朔的《荔枝蜜》虚伪、造作，“像杨朔那种在散文中“梦见自己变成一只蜜峰”之类，非但无趣，反而矫揉造作，想象力贫乏、廉价。我们课本中的茅盾的《白杨礼赞》，那种从白杨树联想到一些不相关的事物，其拙劣的、机械僵硬、死拉硬扯的想象，是虚假的。

我赞同张锐锋的观点，由于中小学语文课本把这类散文作为教材，对几代人的散文观念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一直到现在，很多散文作者还沉迷在虚情假意、矫揉造作的写作怪圈中，把虚情假意、矫揉造作看成散文写作的上空飘扬的旗帜，拼命把散文的意境、思想朝虚空托举，不接地气。

第二个阶段：大文化散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知识分子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知识分子的解放，迎来了文学创作的春天。

同时，新时期的开端，使作家们意识到原有的散文写作极大的束缚了散文的发展，作家们开始寻找散文写作的突破。于是，以余秋雨为代表知识分子写作的“大文化散文”出现了。“大文化散文”用宽阔的文化视野，深厚的历史学养，渊博的地理知识，取代或部分取代了传统散文的写作理念和技法。

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甚至新世纪的前十年，中国散文界被余秋雨的学者写作占有主要地位。

这是一次成功的散文写作的突围。

著名文学评论家谢有顺对“大文化散文”有非常高的评价：“这种散文的普遍特点是，大规模地涉足历史的后花园，力图通过对旧文化、旧人物的缅怀和追思，建立起一种豪放的、有史学力度的、比较大气的新散文路径。他们所出示的话语风度，满足了许多人的文化期待。”

“大文化散文”是一种学者写作。它不同于以往的作家写作，是一种新文学写作的新样式。在这里我特别提醒大家，“大文化散文写作”使散文写作的方向就开始了转向，就是过去依靠生活、以景抒情、借物言志的散文现在开始衰退，大文化散文的写作开始兴起。（这一点特别重要，这关系我们的散文写作下一步怎么走，要吸取什么教训，学习什么什么写作理念，怎么写作的关键问题。）

“大文化散文”以极快的速度兴起，也以极快的速度衰落，学界对衰落的原因各有说法。我个人认为，这是由“大文化散文”的特质决定的。从事这种写作，必须具有深厚的超众的文化修养和历史、地理等综合知识。余秋雨那批学者把拥有的知识写完了，下一批作者又在哪里？后继无人，必然衰退。

第三阶段：新散文写作

“大文化散文”写作还没有完全衰退，新散文写作已经兴起，这又是一次成功的突破。

我个人认为，新散文写作脱胎于“大文化散文”的写作，但更旗帜鲜明地追求散文的变化和革命，拒绝样本、追求文体的自由和活力。和传统散文相比，新散文的变化在于，长度可以长达几万字或几十万字；可以虚构；把生活的真实改为思想和情感的真诚，只凭情感和想象就可以进行散文写作；叙事不要单一化；可以借鉴小说的虚构和描绘手段，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当代小说创作和散文创作的界线越来越模糊了，实际上尽管模糊，但还是有界线的，我们下一步再讲。新散文创作还讲究不必追求“形散而神不散”，可以无主题，也可以多重主题写作等。

新散文写作一直兴盛到现在，方兴未艾，其代表作家有：祝勇、周晓枫、张锐锋等。

第四阶段：非虚构写作。

这是一种介于新闻、报告文学、散文之间的新的文学形式，我还是把它纳入散文的范畴，这也是散文写作的一个突破。

进入新世纪以来，面对剧烈、快速变革的社会现实，传统作家来不及发现、分析、沉淀和提炼，由此造成传统文学反映现实生活的滞后。即使是报告文学，因技术手段的单一，无法满足读者的深层次追求。甚至相当一部分报告文学沦为宣传文体，（这个我们今天都讲到了，就是作品的文学元素和宣传元素），内容虚假，迎合需求，失去现实主义批判性，遭到读者的厌弃。

非虚构写作在恪守新闻写作“真实性”的前提下，挖掘人物、事件背后更为丰富的意义，反映出时代的精神和生活内核；叙事策略和文学表现手法的运用，增强了作品的体验性和理解性，让读者抵达真正的“真实”境界，是文字世界的“新纪录运动”。

非虚构写作在我国刚刚兴起，确实有一些作家写出了很好的作品，但还没有出现特别出色的代表人物。

为什么没有像现代散文、大文化散文、新散文现在那样出现代表人物？因为非虚构散文要求事件的真实性，任何一个散文家都不可能整天都跑到街道，或者农村去接触真实的事件供自己写作，由于极具偶然性，所有非虚构散文现在不可能出现代表作家。

（5）案列分析：

蔡家大院，一些参加采风的作家写了关于蔡家大院的散文，但作品都不理想。我们现在以蔡家大院为写作题材，讨论如何写好这篇散文？

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它属于什么题材？是现代散文写作？大文化写作？新散文写作？非虚构写作？或者其它写作？

我认为应该探究蔡家大院的历史渊源，属于大文化散文写作。要探究蔡家第一代闯南洋的人所处的时代，中国海南的境况、南洋的境况、当时闯南洋的境况、为什么蔡家在当时的海南活不下去，到了南洋却能发展起来，南洋华侨回国投资？南洋华侨对抗日战争的贡献······

把这些资料搜集齐全，进行历史、经济、社会制度、文化氛围的分析，就可以写出大历史文化散文。

但是，我们为什么没有写出来？

可能有以下原因：1、阅读量不够，对当时中国、海南、南洋各国的政治、地理、气候、人文等知识欠缺，无法形成完整的作品构架。2、下的功夫不够，到蔡家大院看上一个小时，回家写上两天，没有下功夫搜集更多的资料。3、没有大文化散文的写作概念，很少阅读大文化散文作品，没有这类写作的意识。4、应该采取的写作态度，接到采访蔡家大院的通知后，就开始搜集有关蔡家的历史资料，研究那个时代。到蔡家大院之前，思维已经有了基本的腹稿，到现场再增加感性认知，回来后用历史文化的观点，探讨那个时代。5、珍惜自己的名字，任何一部作品，只要著上自己的名字，读者就会产生对你的评判。

三、当代散文发展的趋势

通过对现当代散文写作发展的过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当今散文现在越来越倾向知识分子写作，越来越倾向文化写作。

关注散文写作的朋友可能会发现，越来越多的读者被“大文化散文”“新散文”“非虚构散文”吸引，相对应的是越来越多的读者疏离了传统散文。我们还会看到，除了报纸和一些散文期刊，更多的文学期刊更重视“大文化散文”“新散文”“非虚构散文”的稿件，出版社也越来越重视这几类散文的出版，传统散文在出版界占据的份额迅速减少。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从作者的角度讲，从鲁迅那一代的散文作家到新中国成立后的50后、60后、甚至70后的散文作家，生活阅历的差异性非常大，比如我的少年经历了马号和赶马车的生活，经历了青藏高原的生活，我就写出了《大车帮》《可可西里狼》《大高原》等。梁晓声经历了北大荒知青的生活，他就写出了《今夜有暴风雪》等。莫言经历了山东高密乡，就写出了《檀香刑》 《生死疲劳》 《红高粱家族》 《透明的红萝卜》。张炜在山东沿海生活，写出了《古船》《九月寓言》《你在高原》。几乎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独特的生活阅历，独特的地域生活的写作，他们的生活可以给读者神秘感、新颖感，所以呈现以生活为基本的散文写作素材。

80后、90后的作家，由于经济的发展，交通的便捷、生产方式的进步，文化交流的畅通，使得地域性的差异、生产方式的差异、经济发展的差异、文化的差异，越来越趋向同一性，作者很难给读者提供新颖的地域生活的抒写，必然被读者疏离。

30后、40后的作家，他们的少年、青年，可能一百公里、两百公里、甚至更长的路程，都会步行。70后、80后、90后的作家，可能坐上了汽车，他们在赶路的过程所经历的故事，相对没有前辈那么丰富和奇特。

我们西北的50年代、60年代、70年代，主要的运输工具是马车，耕地主要是牲畜拉犁。80后的作家就没有看到过这些，所有我可以写出《大车帮》《观天象的人》《马号里的抗战史》《碾麦场》等。年轻的作家没有这样的生活，就不可能写出这样的作品。

比如我们黎族作家的散文写作，亚根、高照清，他们的散文为什么会得到读者的欢迎。主要原因读者感觉黎族同胞的生活非常神秘，亚根、高照清基本是最早用散文这个题材披露黎族同胞的历史、生活等，给读者展示了一个崭新的少数民族的生活领域，使读者产生新颖的感觉，这是他们散文写作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现在的散文读者更多的是大学以上文化程度，作者和读者的生活阅历没有太大的差异，无法从现实生活中给读者提供新颖的故事，必须寻找新的写作途经，就把写作的触角伸向历史知识、地理知识、社会知识、甚至哲学、宗教等领域。

比如：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东坡突围》等；祝勇的《与梦相约》、《用心灵守候你》、《忧郁扎成鲜花》、《文明的黄昏》、《故宫里的苏东坡》等。

有人认为，现在的现实生活已经丰富多彩，把现实生活整理出来就是非常棒的文学作品，而我们作家的想象能力太差，面对如此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却写不出好的文学作品。我不赞同这个观点，现实生活确实丰富多彩，但更多地呈现同一化，散文作家和读者的生活阅历没有差异，必然无法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就像一个以烹调土豆为特长的厨师，但食客从小就吃这个厨师做的土豆食品，必然产生厌恶感，渴望吃到没吃过的食品。

散文作家总是要写作，东方不亮西方亮，当没有生活差异的优势时，必然寻找突围的方向。这就出现了“大文化散文”、“新散文”甚至“非虚构散文”。

散文写作的发展趋势，更多地以文化知识弥补生活差异的不足。

四、阅读与散文创作

我前边讲了，现在的散文越来越趋向知识分子写作，知识平台的构建就越来越重要。我们现在分析为什么知识平台的构建，在散文现在中占有那么重要的作用？

通过阅读，寻找自己散文写作的风格。

最近，我的散文集《都是人生》刚刚出版，这本散文集入选《文学百年·名家散文自选集》，这套选集选入了鲁迅、冰心、郭沫若、老舍、茅盾、雷达、从维熙等人的作品。现在需要思考的是，为什么刚刚把散文创作列入自己的写作计划，就有这么高的起点？（有点自吹自擂）

我从事文学创作40年，基本以小说创作为主，很少写散文。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准备在小说创作的同时，也写些散文作品。早在五六年前，我就开始散文写作的准备，先后购买了六七千元的散文集，研究众多散文作家的创作风格，寻找自己散文写作的道路。如果沿着他们的路子走，自己不过是他们写作风格的延续，不会有大的出息。就像一座殿堂里，名家已经把碑子栽得密密麻麻，要想把自己的碑子栽在那里，必须寻找一块他们没有发现的空地，或者不容易立碑的地方。自己的碑子再小，也是自己的碑子。就像《海口日报》吴雨晴老师写的：“文学的百花园里，尽管都是名贵花卉，自己哪怕是一朵不起眼的小花，但它有自己的特色。”

我读过一个散文作家的作品，他模仿贾平凹的散文，第一句话多少个字，用的什么标点符号，第二句话几个字，用的什么标点符号·····就这样一字一句的模仿，可以说是第二个贾平凹。但是，至今在文坛仍然默默无闻。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自己的特色，被贾平凹的光芒覆盖了。

这个比喻就是说明散文现在必须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没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就无法展示自己散文创作的高度。

（二）通过阅读，提升自己透析生活的能力。

当今散文写作与小说写作的界线非常模糊，但不是没有界线。最明显的界线是小说创作以虚构为主，散文创作以现实为主。

散文写作更需要作者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能力：1、积累生活的厚实，2、透析生活的目光，3、把透析的过程和结论展示给读者的能力，这三种能力缺一不可。

我们现在分析一下，这三种能力各自对散文写作的作用：

生活积累：

作家的生活积累有如下作用：

A、个人的社会地位、生活经历，直接决定了作家的写作立场和观察生活的角度，决定为谁写作，为什么写作，写什么？人处于什么阶级说什么阶级的话，代表本阶级利益。

像《红楼梦》里，只有焦大大才能说出：扒灰的扒灰，找小叔子的找小叔子，只有大门口的两个石狮子是干净的。贾正、贾涟、王熙凤、贾宝玉、林黛玉他们绝对说不出这样的话语。

写作立场对于作家的写作非常重要，不仅仅决定了我刚才讲的这些，还决定了作家能不能不跟风潮，不被时事政治裹挟，坚持独立独行的精神品质。

B、为创作素材提供原始素材。创作素材源于原始素材，就是把原始素材经过审美，提炼最本质的那部分生活，成为创作素材。没有原始生活的积累，就不可能有创作素材的提炼。写作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在小说创作讲了，当今作家的生活越来越趋向同一化，这就需要散文写作者最大程度地挖掘自己独特的生活。

透析生活的能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作家需要对自己的生活进行透析，提取可供写作的部分，提炼、升华，成为散文作品。就像炼骨胶，原始生活就像一大堆骨头，透析生活的能力就像把骨头放进锅里熬，熬出骨胶。透析生活的能力就是熬骨胶的能力，铁锅、火柴、火候、水的比例等，差一样骨胶就熬不出来。同样，能力不够，就无法在浩瀚的生活里发现可供写作的素材。这个能力怎么获得呢？就是读书，这个问题下一步再详细讨论。

展示对原始生活透析的过程和结果的能力：散文作家有了厚实的原始生活，有了透析原始生活的能力，要创造出优秀的作品，还要有展示这方面的能力。这个能力是各方面能力的综合，需要写作技巧：布局、语言、风格、等。

任何作者自身具备的这三个方面的能力都非常有限，必须借助阅读提升自己。阅读对于作家来说，具备一下的功能：

阅读是间接地补充生活，扩充生活的积累；

阅读提升作家透析生活的能力，当作家对生活感到迷茫时，通过阅读提升自己的眼界，使自己站在先哲们的肩膀上，目光更高远。使自己能在原始生活里提取更多的创作素材，就像熬骨胶，可以熬制出数量更多、质量更好的骨胶。

可以这么认为，全世界没有一个有成就的作家不大量阅读，他们用于读书的精力和时间可能超过写作的时间。

就我个人来说，这二十年里，我每年的阅读量都在1500万字以上，大量的阅读帮助了我的散文写作。（每天四五万字）

五、当今散文创作存在的问题

当今散文创作中的弊病较为明显，如果这些弊病不彻底纠正，个人就创作不出优秀的散文。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我曾经三次参加中国作协新会员评审，在国家级会员申报者中，不知晓或文学创作理念有偏差的占10%——15%。具体表现把文学认为是政治宣传，以媒体的口径作为文学作品的主旨；格局太小，目光聚焦在个人家庭等；文学创作理念纯正，但写作功力不够，作品质量达不到一定的高度，这个层次占50%；文学理念纯正，并具有一定的创作功力，这个档次占30—35%，所以每届作协审批新会员的比例一般都在30%左右。

我对海南文学创作整体感觉是：不知晓文学创作理念的占45%；写作功力不够，作品质量达不到一定的高度，这个层次占40%；文学理念清楚，并具有一定的创作功力，这个档次占15%。

近十年我比较关注下面市县作者的创作情况，整体感觉是：不知晓或文学创作理念不纯正的占60%；写作功力不够，作品质量达不到一定的高度，这个层次占30%；文学理念清楚，并具有一定的创作功力，这个档次占10%。

我认为基层作者普遍存在的不足有：

对文学的真诚和尊敬不够，总希望在文学里寻求文学以外的利益。

这是写作者最可怕的灾难，写作者如果坠入这个陷阱爬不出来，他的写作前景就完了。如果一个人的写作目的是为了得奖，为了提干，为了得到上司的欣赏，为了个人的某种目的，必然背离文学创作的根本旨意，打着文学的旗帜，干这捞取个人利益的勾当，作品必然偏离文学的轨道。就像男女谈恋爱，如果一方贪图另一方的财产，必然背离爱情，最多是以爱情的名义获取对方的财产。对于写作者来说，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直接关系着我们的写作立场，像当今非常流行的口号，文化搭台，经济唱戏。

四十年前，我在大巴山深处的小火车站，后来调到安康分局宣传部担任文协秘书长。我们同时期搞文学创作的，大都提干了，没提干前以谁在哪一级刊物发表作品为骄傲，就拼命写作。提干后就进入了仕途，以提拔没提拔、能不能得到领导的重用为骄傲，绝大多数没有坚持下来。他们都是把文学创作作为自己进入仕途的敲门砖，把门敲开了，就把砖头扔了。我们没理由干涉别人的选择。我只是站在文学的角度上，谈对文学的忠诚和尊敬，如果要从事文学创作，就不能寻求文学以外的利益，寻求了就会被文学抛弃。

我在给《安康日报》开的专栏《文学创作与欣赏》中写道：“他们常常自称文学精英和准精英，却干着阿谀奉承、拍马溜须的勾当，把文坛搅得一池浑水。让一个没有道德品格和文学操守的人充当作家，就像让公驴和母鸭恋爱，绝对是不靠谱的事情。”

持这种功利性的写作，就看不到真诚、真情、真实、思考，所表现的都是媒体说过的思想和观点，迎合政治的需要，扭曲现实生活。

对文学到底要表现什么，不清楚，有时说得很明白，写的时候就不由自主地滑向一边。

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写作的方向走偏了，一辈子都写不出名堂。十多年前，我读到莫晓鸣的《城市笔记》，当时才写了二十多篇， 都是关注弱势群体的作品。我意识这个路子很对，顺着这个路子走下去，会取得一定的成就的。评海南双年奖的时候，我竭力推荐莫晓鸣。

还有海南本土作家王卓森，他的笔下始终关注着乡村、渔港、炊烟、村人的琐碎生活，加上文笔的精妙，非常吸引我的阅读。我给临高的《文澜》写评刊时，写他的文字“银字金句”。

还有一个作家，出了十多本书，都加入中国作协了，就是难以引起文坛的关注。他找到我，诉说文坛不公平，我读了他几本书，得出结论：“你写作的路子走偏了，你这些书都是资料的堆积，看不到你的审美，就是你对社会对人生的思考，通过思考产生的思想。”

三、阅读量太少，知识构建面狭窄，难以适应当今写作的需要。

我前些日子和几位青年作家聊天，他们说每天的生计忙忙碌碌，从早忙到晚，不是我们不想读书，而是很难抽出时间读书。我非常同情他们，这确实是现实。但是，从读者的角度看，他们只顾及作品的优劣，不考虑作者有没有时间读书、写作。

这就是现实，非常残酷，没办法。

结论是谁突破了这个困境，谁就走出来了，谁突破不了，谁就走不出来。

六、散文作品的低俗。

一些人认为，散文是最好写的文学体裁。人们茶余饭后，闲得无聊，萌发的一些想法，把它写出来，就是一篇好散文，有一定文字功底的人都可以从事散文写作。

所以，近年来的散文创作格外热闹，但更多的作品扮演了滥竽充数的角色。

学者刘湘如对一些散文写作的批评非常严厉：那些无病呻吟、言空无物、矫揉造作、装腔作势、毫无真情实感，靠卖弄一些小聪明、小感受、小情调、小花招、小趣味、小经验等的东西，可以称为散文中的“小”。它的出现与我们时代的文化心态浮躁有关，很多女作者写的小散文也多，诸如《我的猫咪》、《初为人妻的感觉》、《老公今天不在家》……等等，读起来酸不溜秋，让人腻慌。有人把这类散文比喻为小女人嗑瓜子，边走边嗑，把瓜子壳儿扔了一地，未给人带来任何好处，只留下了污染。

我在担任海南一些文学评奖的评委时，也确实读到一些散文，基本全是围绕她们的家人的抒写，连给婴儿洗尿布、给孩子喂奶、给老公做饭，生活确实很真实，情感确实很饱满，就是看不到社会，读不出她的思考。也许，她在写作时没有考虑到，你给孩子喂奶、给孩子洗尿布，给老公做饭，与读者有什么关系，读者在里面能吸取什么思想、知识，能给读者提供哪些生活的智慧？

散文写作的门槛低，不等于标准也低，散文是易写难攻。写散文容易，写出好散文很难。

为了创作出好的散文，一些作家简直拿自己的生命去兑付。上个世纪的最后几年，著名作家刘元举来到海南，就住在我家。我们彻夜谈文学，谈我在青藏高原，在可可西里的汽车兵生活。刘元举当时就说，他要到青藏去，到黄河源头去。三年后，他给我邮来了散文集《黄河悲歌》《西部生命》，我们通了长达两个小时的电话，他给我讲了，他临上高原时就没打算回来的决心。讲了在黄河源头的缺氧、迷路、和高原狼的对视。我曾在青藏呆过六年，知道那里剥夺一个生命，有时候比打个喷嚏都容易，我的多少比他年轻、比他强壮的战友，把生命搁到了那里，他那时已经到了中年呀！尤其是我读到那篇《黄河源的狼》，被震撼得浑身发抖。我读完他所有的关于青藏高原的散文，感慨地自言自语，这些都是刘元举用生命写出来的呀！

七、散文写作方法的思考

这个话题只是我的一个思考，也是我在散文写作时的探讨。

由于生活的同质化，用散文写作展示生活，在生活里提炼思想和情感，将会遇到很大的困难。

如果我们在散文写作时，加大了阅读的力度，在阅读里获得了新思想、新情感，再用生活进行论证，似乎可以用思想的高度提升散文作品的品位。

这种散文写作方法与过去的写作方法刚好相反。

我一直在进行这方面的探索。

我在《福建文学》第8期发的散文《假如我的耳朵没有聋》，就是读了海伦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产生了感悟写出来的。前几天我到北戴河度假，遇到《河北文学》的散文编辑，她说读了《假如我的耳朵没有聋》，非常感慨。推荐给整个编辑部的人看。她当即给主编打了电话，主编要她向我约稿，作为散文栏目的头条。

任何创作，如果没有创新，则永远没有出路，在生活的差异性越来越小，越来越趋向同质化的今天，大量的深入的阅读是通向创新的唯一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