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的教育] 小学班主任

方木

惊闻我的小学老师徐康美最近仙逝，顿感悲痛万分。因居住宁波无法回锡亲临祭奠，故将此美篇修改重新发表，以示深切悼念！亲爱的徐老师，愿您在天国一切安好！您的学生永远记得您的恩典！ 上篇引言：小学是人生的第一学堂，而班主任就是最重要的启蒙老师。之前，你可以在家里撒娇，可以在托儿所里胡闹。可一旦正式踏入校门，你就必须老老实实遵守规矩，而他(她)就是你最直接的督导。 1959年9月1日，我踏上了人生第一个学堂，成为无锡市东林中心小学一年级的新生，我妹妹也随同进入了东林幼儿园大班。上学前父母千叮万嘱、殷切期望，让我不由内心忐忑、喜忧参半。欢喜的是有了更多的伙伴，还有更多有趣的事儿等着你。担忧的是陌生的环境、严厉的师长，还有那森严的校规也在等着你。 我上的小学从校名上就可看出不一般。一般讲，凡称为“中心小学”的，都是一个地区最好的学校，何况它还有盛名显赫的历史。东林小学原称“东林学堂”，其前身即为历史上著名的“东林书院”，它是我国最著名的古代书院之一。东林书院创建于北宋政和元年即公元1111年，光绪二十七年八月（1901年）清廷下诏，将各州、县书院改设为小学堂。由此，东林书院成了东林小学。原书院的依庸堂成了学校的大礼堂，礼堂讲台两边悬挂的，就是那幅闻名遐迩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楹联。作为优秀历史传承，东林小学曾经培养出了许多名人，东林校风也一度成为周边学校的典范。 可想而知，进入这样的学校，对孩子的压力有多大。当然，对于老师，尤其是担任班主任的老师压力一定更大，虽然当时我们对此并不理解。也许是孩子天性所然，也许是当年历史缘故。上世纪六十年代，社会充满了一些不确定因素，造成了学校教学质量的下降。尤其是三年困难时期，一般人家连饭都吃不饱，孩子们也没有心思上课了。三、四年级的时候，我班是闹得最疯的阶段。尤其我们几个结拜兄弟更是“武出武拉”(调皮透顶)，让老师头疼不已。于是走马灯似的，班主任换了一个又一个。每回，班主任老师都因学生的调皮捣蛋、不服管教而伤透脑筋，不等学期结束就中途辞职或调离，我们班也成了学校的“问题”班。 至今仍有印象的是一位刘姓班主任，名字已忘了，他是从外校请来的代课老师。大概因我班“盛名在外”，学校其他老师都不愿意接手，所以特意从校外请来这尊“凶神”，当了我们的班主任。刘老师大概有三十多岁，还没结婚。他是个瘦长个，理了个大包（背）头，头发油光铮亮，显得脑袋格外大。他的脸黄黄的，下巴尖尖的，面孔上还长了许多“骚蕾蕾”(小疙瘩)，让人一看就联想起电影中的臭流氓。由于这个特征，我们当面喊他“刘老师”，背后都喊他“流(刘）包头”（意思是下流）。刘老师一上任就想给学生来个“下马威”，第一堂课上给我们立了许多规矩。除了学生必须遵守的校规守则外，还加上了许多自创的惩罚性措施。他在讲台上瞪着眼珠恶狠狠的说：“我是你们校长特地请来教育你们这帮调皮蛋的，谁要敢触犯规矩，或是不听我的话，看我如何收拾你们”！ 果然，第一个处罚的是位上学迟到的学生。那位同学家里距学校较远，到校时已经开始早读了。刘老师不让他进教室，罚他站在门外“立壁角”反省。谁知早读完了连晨操都已结束，马上就要正式上课了，还不让他进教室。众目睽睽下，那个同学要面子，自己推开门走到座位上准备上课。不料刘老师见该学生“自说自话”，二话不说，拎着他的耳朵就往门外拖，嘴里还骂骂咧咧的。那同学委屈地站在门外，哭哭啼啼了整整一堂课，同学们听了心里都有说不出的别扭。下了课，同学们都出教室玩去了。于是，喜欢打抱不平的我乘值日擦黑板的功夫，在黑板上画了个大包头（俗称“飞机头”）的侧面像。我从头发开始画起，用粉笔顺序勾勒出额头、眼睛、鼻子、嘴和下巴，然后再拐到头上，一笔呵成。同时，为了特出他的“骚蕾蕾”，还在其脸颊上点了许多粉笔点。 我的才艺尽管蹩脚，可那张速描画得活龙活现，与刘老师的侧面像极了。特别那抛出额头的大包头和尖下巴，更是惟妙惟肖。同学们轰动了，纷纷学样画起来，一块黑板很快都画满了。上课铃响了，刘老师进门一看黑板顿时大怒，厉声斥责：“这是谁干的”？同学们谁都不吱声。见大家都不说话，刘老师更火了，点名叫班干部回答。孙辰作为班长第一个被喊到站起来，他很干脆的回答：“我不知道”！随后，小曼、瑞根和我以及其他班干部都被一一叫起。可大家不是说“我去办公室领作业本了”，就是说“我和同伴跳绳去了”；还有上厕所的，借图书的，打乒乓的，就是没有一个在教室里。刘老师见大家都不说实话，没有“落场势了”(下不了台)，法不责众啊！悻悻之下，他只能自己擦净黑板，恢复上课。事后，我们几个兄弟(我和孙辰、瑞根曾模仿“桃园三结义”烧香结拜)在班里的威信更高了。 至今，我还能一笔画出“流包头”的形象来。而低我一年级的妹妹也依然记得我的这件杰作，可见这事在学校传得有多厉害！不过，最后还是让刘老师查到了是我起的头（也不知哪位同学“触壁脚”打的小报告）。放了学，刘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让我“坦白交待”。可我硬是不承认，反正有那么多人都画了，谁先谁后能分得清吗？大概考虑到我是班干部，刘老师这才手下留情没有体罚。但整整关了我两个小时“夜学”，直到天黑了才放我回家。要知道，那时的“关夜学”可都是对坏孩子的惩罚啊！我正为回家如何向父母交代发愁，可我那几个兄弟都自愿等在学校里，陪我一起回家圆场(随便说个一起做作业的借口)，可见我们的关系有多“铁”。 后来，刘老师变本加厉更“坏”了。他不仅随意体罚学生，拎耳朵，拧脸皮。看到学生课堂讲话，顺手就把粉笔头扔过去，也不管是打在脸上还是身上。而且他还将特别不听话的学生“坐飞机”，这大概是他自创的一种体罚方法。刘老师虽瘦但个子很高，手劲特别厉害。他将学生一把抓过来，顺手将其两臂扭在身后，然后将其双掌叠压。用一只手将双掌紧紧箍住，让你动弹不得。他将手往上抬，学生因反背的手掌受制，只能弯下身子，双臂在身后高高抬起。他将手反复抬上放下，学生随之上下弯身，肩臂又酸又疼，忍不住眼泪花花直流。唉！教不妥，师之过啊！以后文化大革命中，学生批斗老师时普遍采用“坐飞机”方式，大概都有刘老师当年种下恶果的影子。 刘老师对女生可没有象对男生那样凶恶，他的表现特别象“狼外婆”，脸上色迷迷，背后龌龊事。他喜欢摸漂亮女孩子的脸蛋，甚至上课时，经常把喜欢的女孩子叫到黑板前，由他手把着手教她在黑板上写字，而另一只手却在女孩子身上摸来摸去。虽然有讲台挡着，女同学又害怕他的“淫威”不敢作声，但总有空隙被眼尖的同学发现。于是交相传播，更引起学生群情激愤。特别是有一次，他的行为更“出格”了。有位同学大概上课给尿憋急了，下了课来不及跑到厕所，就直接拐到教室外面的角落里解手，这下可给刘老师抓到典型了。他一手抓住那同学就“坐飞机”，另一手用畚箕铲起浸透小便的泥土，硬逼其当场吃下去。那同学挣扎着身子抵死不从，他就死死摁住那同学的头，用力将其的嘴摁进了泥土里。真是奇耻大辱啊！如此的行为怎能为人师表？ 气愤之下，同学们出谋划策，要给刘老师一个“教训”。于是，我们决定仿照电影“地雷战”的招术，给他设了个“土地雷”的圈套。上课前，我们将教室门打开一条缝。利用门上方的窗框，将畚箕和纸篓一头搁在框沿，一头搁在门沿上。里面盛满了垃圾和纸屑，顺带着还加了许多唾沫和鼻涕。然后，我们悄悄地坐在座位上，静等着“好戏开场”。上课铃声响了，窗外传来刘老师兴冲冲的脚步声。大家憋住呼吸，紧张地盯着门口。就听到“蓬、蓬、咣当……”，“土地雷”准确地在刘老师的头上“爆炸”了。顿时，那肮脏的垃圾纷纷扬扬，洒落在刘老师的油包头和哔叽服上。同学们看着他满头满身的狼狈样，心里多解恨啊！只见刘老师气急败坏，又是跺脚又是挥拳，厉声嘶叫：“哪个小赤佬干的，给我滚出来！”全班同学集体沉默，没有一个人吱声。 刘老师急红了眼，更加歇斯底里的咆哮，在讲台前来来回回手舞足蹈地干吼，模样狼狈极了。突然，不知哪个同学嘻嘻笑出声来。顿时，全班同学都憋不住了：“哈哈哈、哈哈哈……”！笑的回肠荡气，笑的浑身颤抖，女同学们甚至连眼泪鼻涕都笑出来了。特别是受过虐待的同学，此时更是笑的特别痛快、特别解气！眼看触犯了众怒，刘老师“呒手啥路”（没有办法），只好掉头就走，到校领导那边告状去了。后来校领导出面了，先找我们班干部座谈，了解发生的情况。于是我们纷纷告状，把他的“罪行”一五一十兜了个底。最后校领导决定，解聘刘老师，重新给我班安排新的班主任。写到这里，我仍然为这件事感到由衷痛快，那可是学生年代第一场抗争的胜利啊！可是，由此引来我们在文革中对老师的过激行为，至今让人内疚于心！ 　　下篇引言：当小学班主任是一门艺术，祖国的花朵全凭你手中雕琢。小学班主任又是儿童心理学家，水平高下一比就可明了。 新来的班主任名叫徐康美，个子不高，人稍胖，理着齐耳的短发。她大圆脸，粗眉毛，眼神看人很凌厉，但笑起来很和善，颇有威势感。当时，她正担任着六年级的班主任，那是毕业班的重要岗位，却让校长“紧急救火”给调到我班来了。我之所以对她的名字和相貌有深刻印象，皆因她是第一个到我家家访并深得我父母好感的班主任。她也是第一个对我倚重，发掘我能力，并将我提拔为中队委员的“恩人”。多少年后，我对她感激依存、印象深刻。只是岁月苍桑、人事皆非，彼此早已失去了联系。虽然离开学校五十多年未曾见面，可在去年到社区医院看病时，我依然一眼认出了她。 此刻，她正排在我前面请医生测量血压，头发全白了，佝偻着身子，显得人更矮了，只是那双眼睛依旧炯炯有神。我越看越觉得是她，生怕冒昧，就俯身看了一眼病历卡上的名字，果然是“徐康美”。我轻声叫了声“徐老师，你还认识我吗？”她身子猛然一震，抬起头看我：“你是……”我赶紧说：“我是小龙，你的学生，您还有印象吗？”她马上睁大眼睛盯着我，双手紧紧抓住我双臂，不停地摇着对我说：“哎呀，是小龙啊！你到哪里去啦，这么多年我都｀稽理＇（打听）你，可一直没有你的消息啊……”我们连病也不看了，坐到医院走廊的长椅上叙谈起来。我给她介绍了自己离开东林小学后的经历，也回答了她询问我父母和妹妹（她也曾教过我妹妹）的情况。当然，我也问起她的情况并问候了她的病情。同时，也打听我那几个要好同学的情况，他们是我的结拜兄弟或以前的邻居。 徐老师依然很健谈。不仅告诉她与我住同一个新村，还说她每月要到东林小学（学校已搬离东林书院到新校舍去了）参加退休教师聚会。接着，她跟我讲起许多小学同学的近况，他们之间一直都有联系。她说道：“我授课几十年，唯有教你们这个班，印象最深刻，也感到成就最大。尤其是你们这几个学生，当年的事情都一直装在脑海里呢！”她说的几个学生正是我们几个结拜兄弟。她谈到：那件作弄刘老师的风波发生后，我班成了全校的风口浪尖。所有老师都说我班的学生太调皮，不愿替换来当班主任。为此，校领导专门开会研究，最后，决定将已经从五年级跟到重点毕业班的她调到我们班来当班主任。徐老师是共产党员，当然要服从党组织的安排。 特别是校长对她说：“这个班已经换了多任班主任，每位都干了不长时间就干不下去了。眼看这些孩子的功课每况日下，而且连学校基本的道德规范都不遵守了。下学期他们将升入高年级，再如此下去，怎么能毕业？怎么能考上初中？这不是耽误了这群孩子吗？听了校长的话，徐老师二话不说，顶着压力接过了这个“烂摊子”。她对我说：“我是背水一战了”！因为当时她有很多“衔头”：又是学校教研组长，又是市里教育先进工作者。如果成功，无非是应该的；假如失败，那一切的荣誉也就完了。徐老师接手我班以后，第一个举动是进行家访。而且是对全班同学的家庭都逐一进行走访，我则是属于首批进行的。以前从没有老师主动去学生家里，只有孩子出了事，老师才把家长喊到学校去领孩子。家长到了，老师往往当面把孩子的种种不是数落一遍；然后家长百般道歉，恳请老师费心栽培；完了回到家里，就是给孩子一顿“生活”以长教训。 徐老师第一次到我家选择的是星期天。当她让我转告父母要来家访时，我顿时坐立不安。也不知道老师要告什么状？看来一顿屁股是免不掉了。周日那天，徐老师依约来到我家，父母忙吩咐我泡茶端水，并领着她进屋内参观。作为尊贵客人，父母请老师坐到里屋的沙发上（当时沙发在普通人家尚不多见）。我不放心，躲在房间外听“壁脚”（偷听）。他们寒暄几句后，慢慢进入正题，我的心渐渐紧张起来。谁知，当父母问起我在学校的表现时，徐老师开口就大夸我的脑筋聪明：什么作文写得好啊！体育成绩出色啦！在同学中威信高啦！等等等等一连串的夸奖，连一句批评的话也没有。父母听得放下心来（原来也担心是告状来了），门外偷听的我也慢慢松了口气。接着，徐老师又恭维起我的父母：“看你家有这么多藏书，你们谈吐又这么渊博，肯定出自书香门第。你家孩子从小耳濡目染，自然绝顶聪明，将来一定有出息！” 父母越听越开心，越谈越热络，气氛也越来越和谐，我的心完全放下了。临走时，徐老师还向我父亲借了几本书，都是世界名著（当时我家有两个书橱，有图书上千本，古今中外的名著基本上都有），还说今后要来多讨教。父母更高兴了，不仅送出大门外，还一个劲地请徐老师有空再来。家访结果如此出乎我意料，让我对新班主任马上有了好感。我暗下决心，今后在班里要好好表现，再也不让老师难堪。父母在徐老师走后专门找我谈话，他们直夸徐老师有水平，吩咐我一定要好好听她的话。在分别对学生家访后，同学们普遍对徐老师有了敬畏，特别是我们几个“核心”人物。实际上，经验“老道”的徐老师早已察觉，要想使我班“翻身”，关键是抓住几个“头”。这些孩子能量大，引导好了是块宝，引导差了是“祸根”。于是她趁热打铁，找我们几个座谈听取建议。还主动提出，希望我们多配合她的工作。 她不失时机地推出几项“新政”：如成立了学习小组，让成绩好的和差的搭配，开展“一帮一、一对红”，并将每次考试表现突出的“对子”登上“光荣榜”。针对喜欢玩耍的同学，她成立了各种兴趣小组，并亲自参与同学们的活动。她还对我们几个“封官许愿”：考虑我的爱好，让我当了中队文体委员，手臂上的少先队牌子从一杠升到了二杠；孙辰除继续当班长外，还推举为学校大队委员，臂章从二杠变成了三杠；瑞根和培尔也在原基础上有了升职或兼职；培尔是后来加入我们“铁三角”兄弟组合的。正好“六一儿童节”到了，学校要搞文艺会演。徐老师亲自编剧，我班准备排演一出“打倒美帝国主义”的活报剧。同学们纷纷报名，我也不甘落后，尽管我还从没上台表演过呢！ 孙辰、小曼和培尔分别担任工农兵代表。他们是主演，手中拿了锤子、镰刀和上了刺刀的步枪道具，雄赳赳、气昂昂的走在前面。其他入选同学作为群众演员，跟在后面摇旗呐喊、烘托气氛。我正为没当上主角气馁时，没想到徐老师让我演“美国鬼子”这个大反派。哎呀！这要放在以前，我是绝对不会干的！可想到父母的叮咛、自己暗下的决心，为了徐老师，也为了班级荣誉（谁让我是文体委啊），我是豁出去了，就演这个人人喊打的大坏蛋吧！没曾想，演出那天我可是一鸣惊人，出足了风头。当天在美术教室里，徐老师亲自给我化妆。她将我满脸用粉擦得雪白，用毛笔在两个眼睛上画了大大的黑眼圈，嘴唇用胭脂涂得血红，并用马粪纸做了高鼻子，粘在脸当中。我光了上身，小胸脯上用毛笔画了细细的肋骨，当中还有一蓬浓黑的胸毛。头戴着画着星条旗的纸糊高帽子，小手小胳膊则用红墨水涂抹了一滩滩，表示沾满了人民的鲜血。 “好恐怖啊”！挤在教室窗外看“西洋镜”的低年级小同学纷纷咋呼着。轮到我出场，全场顿时大哗。只见我一手高举竹片指挥刀，一手举着沾了柴油的火把。后台的老师用火柴一划，“嘭”的一声，火把上顿时喷出好高的火苗来。我张开血盆大口，举着火把，边走边耀武扬威地挥动指挥刀大喊：“我要侵略古巴！我要占领台湾……”熊熊的火把照得小脸蛋红彤彤的，我发疯似的张牙舞爪、口吐狂言，主角们的气势反而被我压制了。台下的老师和学生都惊诧出来的这个怪物，纷纷猜测是谁扮演的？紧接着，工农兵代表纷纷发言，高声朗读谴责美帝国主义的台词，个个正气凛然。配合的群众演员，挥舞着手中的标语牌，人人同仇敌忾。此刻，我演的美国鬼子，在紧逼的抗议队伍面前瑟瑟发抖、踉跄后退。最后，手中的火把熄了，指挥刀断了，帽子被踩在解放军的脚下。我高举双手，浑身哆嗦地哭丧着：“我投降！我投降了……”。大礼堂里欢声如雷，鼓掌暄天，沸腾一片。 最后我班的节目获得了第二名，孙辰以他纯正的普通话和出色的表演才能获得最佳表演奖，我班的节目还代表学校参加了区里的汇演。我演的反角当然不可能获奖了，但同学们一致认可我的“表演才能”。有生以来我的第一次上台演出，竟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直到今天还让我沾沾自喜呢！后来，徐老师一直跟着我班当班主任，从五年级再到六年级毕业班，直到最后送我们进入考场。班主任徐老师的努力终于结出了硕果，特别是我们兄弟几个的“改邪归正”，给全班学生起到了显著的示范作用。从五年级下半年起，我班的成绩开始突飞猛进。到了六年级，已一跃成为全校的领头班级。我们兄弟都成了班里的佼佼者，无论哪个课目的老师，都对我们刮目相看，好评连连。门门功课出类拔萃的孙辰被评为崇安区优秀少先队干部，瑞根、培尔的学习成绩也名列前茅，成为老师经常表扬的对象。 而我不仅学习成绩过硬，更以出色的体育成绩，连续几个学期都被评为学校三好学生。到毕业升学考试的那年（1965年），毕业班进入紧张的复习阶段。当年的小升初可不是按学区保送，而是凭考试成绩录取。假如参加全市统考达不到最低录取分数者，只能留级等待下年再考。前面说过，校长开始最担心我班，生怕出现大批留级学生。而我们兄弟则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考上好学校，既为班级正名，也为徐老师争光。于是我们约定，每天学校的复习课结束后，再集中到各人家中继续复习。我们聚在一起：讨论词语的拼音和组合，揣摩应用文、叙述文的写作特点；熟练算术的快速计算方法，掌握应用题的解题技巧。有时我们会分成两组，互相提问回答，纠正错误。家长们看到我们如此努力特别支持，还经常弄点零食犒劳我们。这样的学习效果特别好，聪明人帮聪明人，结果就是聪明的“一塌糊涂”喽! 最终，全市小升初统考的结果出来了，我班的成绩出人意料的好。全班50名学生都过了录取分数线，全部考上了初中。而考上一类初中（一中、二中和一女中）的学生竟有十几名，这在全校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引得全校师生一片大哗。孙辰、瑞根和培尔都考进了二中，邻居小曼考入了一女中。而我由于最后临时修改志愿，阴差阳错没去成二中，反而考入当时人人眼中的顶尖学校——无锡市一中。徐康美老师以她出色的教育成绩扭转乾坤，让全校闻名的落后班级成为校史上最成功的先进班级，让全校师生折服。后来，她不仅继续当选市优秀教育工作者，而且评为无锡市的特级教师。多少年过去了，我还是牢牢地记着她，我的小学班主任！同时，也捎带着惦记了那位忘了名字的男班主任……( 本篇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