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老三届经历的票证年代（三）

炳哥哥

新中国成立之初，生活物质十分匮乏，人民政府接收了旧政权之后，全面落实毛主席提出的恢复生产，“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措施。

由于战争创伤未愈，百废待兴，帝国主义又对新中国封锁，生产力水平低下，商品流通无序，一些不法商人乘机囤货，哄抬物价，尤其是粮食方面，导致居民的工资，房租，学费…都以大米计算。

为了保障居民的基本生活，政府对粮食，棉布等商品实行统购统销，凭票供应。

凭票供应的大米，一般为三级米，每斤0.146元。三级米比较粗糙，70年代后，各粮店都增添了一台小型碾米机，让市民将刚买的大米碾一次。只有过年，每人供应10斤较好三级米。

那时米、油都是散装的。

买米必须要自备米袋，买油，必须要自备油樽。

这是六、七十年代居民的粮食定量。直到1992年4月1日，广州在全国率先放开粮油购销价格，停止使用粮油票。对职工每月发给粮食差价补贴。

七、八十年代广州市居民的粮油簿。粮油簿定期换发。并在户籍所在地指定的粮油店购买粮油。

居民购买粮食和食油，一般凭粮油购买证，但对于流动人员，或在集体食堂用餐，国家发行了粮票。凭粮油簿迁移，而迁移国票，要扣除食油供应量。

这是最早的国家粮票。

粮票不是每年都印发的，每款停止使用时间，政府会提前下发通知，印发新票。

这是50年代的广东省粮票。

这是50年代的广州市粮票。

1963年广东省流动粮票。

粮票最少以五钱（半両）为单位。食堂饭票也有半両，这是方便小孩、老人的饭量。不致浪费。

1963年的广州市粮票，分双单月使用。

1968～1969年广东省粮票，印有毛主席语彔。

1975年的广东省粮票。

当时居民也有上茶楼饮茶食饭。

但无论上茶楼饮茶食饭，还是买饱点早餐，也要凭粮票。至1984年7月1日，广州茶楼全部免收粮票。

还有一种粮油票比较特殊，就是1977年越南反华排华，在越南的华人，无论是越籍还是中国籍，都受到越南政府驱赶，他们回到中国境内，当时还是凭粮簿购买粮食，广东，广西，云南就印发了《救济印支难民粮油供应证》，解决他们购买粮食问题。

在食油方面，广州市居民每月每人供应半斤，凭粮、油簿购买。食油票国家、省级没印发，只有市级印发。

在单位、街道食堂用餐，凭粮票购买饭票，凭油票购买菜票。居民凭粮油簿迁粮票、油票，迁出后也可凭粮票、油票购买粮油。

这是广州市各时期的油票，单位最少是伍钱。

油票当月有效。

凭票供应的年代，物价稳定，保障了市民的基本生活。

由于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从解放初期凭证定期定量供应的制度，一直延伸到开放改革的1993年，全国各地才全部停止票证供应。而我们老三届这代人，见证了整个票证年代。

计划经济年代，既要抓好粮棉油，也要分清敌我友。一切按计划种植，按计划生产，按计划供应。

广州50年代印发过布票，但后来由广东省统一印发。商业部和军队印发过全国通用布票。

随着经济发展，广州不断建了棉纺厂、绢麻厂，但始终赶不上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

很长时间以来，广东省居民、农民的布票每年每人都是一丈三尺六寸。

人们对穿衣十分珍惜，过年过节才穿新衣服，形成了“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勤俭习惯，不合身的衣服，就转给家人或亲友。

为了鼓励农民多交农产品任务，国家还发行了奖售票证。

那个年代，买布买粮都要凭证，有钱无票是买不到的。布票、粮票称为第二货币。广州人称粮票为“钢板”，国票为“国钢”，省票为“省钢”，市票为“市钢”。炒卖票证，是触犯刑法，必须受到法律制裁。

六、七十年代流行的布匹有：

纯棉平布、纯棉府绸、泡泡纱、灯芯绒、毛呢、劳动布等。

还有种粘棉布，包括人造棉、富纤布，通过粘胶纤维（木材、蔗渣、芦苇、芒草等）与棉按照一定比例混纺交织而成。

当时这种粗糙的粘棉布，含棉50％以上的，每尺收5寸布票，含棉50％以下的，每尺收3寸布票。解决了布票紧张的居民。

购买针织品，也要凭票。

布匹的宽幅－般为2.3～2.35米，窄幅为1.5～1.6米。供应给市民的多为窄幅。

七、八十年代，随着石油工业发展，我国引进了化纤化肥生产设备，大批生产聚脂纤维绦纶（的确良）面料，由于不用布票，弹性好，又光滑，易洗快干，但吸湿性较差，价格虽然比棉布贵，但不少市民买来做衫衣。这是盛行了二十多年的高档衣料。

1979～1981年广东省布票。

1982～1984年广东省布票。

在很长一段时间，买鞋也要凭票证。

猪肉、牛肉是普通市民的基本营养食物。而在解放初期，大多数市民只顾填饱肚皮，对肉类需求不敢有望。随着经济逐渐发展，不少家庭对肉类需求有所增加，而在计划经济年代，猪牛羊也是计划收购，为此国家采取计划供应。

1956年11月15日起，广州市开始实行凭票（证）供应。很长时期，每人每月定量供应猪肉1斤，每斤1元。

广州市各时期的猪肉票，都是由第二商业局印发的。五、六十年代印发过猪肉购买证，后来每月分上旬、中旬、下旬肉票。到七、八十年代每人全年肉票有120张（每张1两）、60张（每张2两）、48张（每张2两半），每月每人供应1斤不变。每月规定用几号票，春节、中秋、国庆节另行增加。

凭票买肉，都要排队。尤其是猪腰，猪肝，猪膏，供应量少，一早就要去“担凳仔，霸头位”。

不少人家庭食油不够，一早就去排队，等开卖时买到猪膏炸猪油，又有猪油渣做餸。

如果买了肥猪肉，蒸大头菜或梅菜，那就是美味佳肴。到秋天，凭肉票买到腊肠、腊肉，更是囗福。

要吃三鸟，多是等到大节日。

买鱼也要凭票证。60年代由第二商业局、水产局印发鱼票，分上、中、下旬，有段时间凭副食品供应证。到七、八十年代印发鱼票，每人全年60张（每张供应1两）。

但无论印发多少张，每人每月供应鱼半斤，大鱼每斤4毛，鲩鱼每斤5毛，咸水鱼每斤3毛半。而大鱼鲩鱼很难买，很多市民只能买到土鲮鱼或咸水鱼，尤其是剝皮牛。

很多市民凭第二商业局、水产局印发的副食品供应证购买咸鱼。

咸鱼青菜三级米是家常便饭。

而偶尔买到不用鱼票的鲮鱼骨，用面豉来蒸，也是一道佳肴。

海产品，蛋类，豆制品类等副食品，同样凭票第二商业局印发的副食品证供应。

广州人喜欢吃鱼，凭票买鱼同样要排队，很多时候排到一半队就卖光了。有钱有票也不一定买到。七十年代未，个别市民还将鱼票寄到市长办公室。

直到1985年4月，广州水产市场才全面放开。

五、六十年代市场菜心、生菜、白菜等青菜，每斤2分～3分钱，瓜类每斤四分～六分。

可见物价很低，但大多数市民的收入，除了购买票证配给的食物和衣物，交房租、水电费，小孩学费等开支外，也所剩无几。有的甚至在月底需要向单位职工互助储金会借钱。

农产品和果蔬售价这样低，收购价就更低了。可见当时农民的艰辛。

当时无论百货商店，肉菜市场，市民都要自备袋子盛装。

购买衣物、布料或食物等，百货商店只提供纸袋盛装。照相也是用纸袋装相片。买水果也是用纸袋。

到肉菜市场买肉买菜，甚至芽菜、椰菜，售货员都用咸水草绑扎。烧腊用纸包上再用水草绑扎。买盐买砂糖、冰糖、糖粉等，用双层旧书纸、旧报纸折成的纸袋包装。

那时是没有胶袋的，用咸水草和纸袋，既环保又实用。咸水草在家里几条合力也可作绑绳用，纸袋可作透火烧柴炉烧煤炉。如今市场上见到的咸水草，都是用来绑蠏、包粽。

面饼凭粮票购买。面筋、粉丝等面制品则凭面制品票购买。豆腐、豆卜、支竹等豆制品凭豆制品票购买。

那时买豆卜，用针将水草穿成一串，买豆腐，用蕉叶托底。

看来十分环保。

买食糖，也是凭证供应，每人每月半斤。开始凭《居民购糖证》，后来由第二商业局印发糖票，每人全年14张。记得每年春节凭13号糖票购买贺年糖果（糖冬瓜、糖莲藕之类），中秋节凭14号糖票购买足斤月饼2个。

每年春节、中秋，市民增加供应食油、肉类、带壳花生，政府都有公布。

购买水果糖也凭第二商业局印发的糖果票。

每人全年12张《饼干票》，由第二商业局印发，每月凭票购买饼干半斤。

市区和郊区发放的票证是不同的。这是当年郊区所发的票证。

那个年代，购买罐头不用凭证，但都是经济比较宽裕的家庭。

亚洲汽水品种很少，沙士汽水每支0.16元，橙汁汽水每支0.18元，橙宝汽水每支0.22元。红星啤酒每支0.33元。

家庭每天做饭都要用的煤、柴，五十年代就开始凭证供应。每户每月10斤木柴，作透煤炉用，按常住人口发给煤票证。

那时广州还没有煤气，家庭燃料主要是生活用煤。

在50年代，多数家庭买煤球或搓煤球，但煤球不好烧，就买煤粉自制蜂窝煤。

后来煤店供应蜂窝煤了。每星期休息一天，市民大部分时间都用到买煤上。

一些家庭供应的煤、柴不够用，亲友之间就互相调剂。

60年代广州凭第一商业局印发的工业品购买证购买火柴，很长时期都是2分钱一盒。记得在50年代，有人上街让市民用鸡毛、鹅毛、鸭毛、牙膏管换火柴。

香烟凭第二商业局印发的票证购买，也主要在五、六十年。

当时广州主要供应经济实惠的大钟、百雀、椰树、丰收、银球牌香烟，流传着信口溜：

大钟一敲，百雀归巢；

椰树底下庆丰收。

激死烟产。

那个年代，购买家庭日用品，也要凭第一商业局印发的工业品供应证、工业品票。

用电灯的，发灯泡票，

用火水灯的，发煤油购买证。

这些购买证，用作购买肥皂、火柴、火石、线团…等日用工业品。

购买肥皂开始凭《日用工业品购买证》，后来由一商局印发肥皂票。

在票证年代，瓷碗票、草纸票、木柴票、铁锅票…由广州市供销社印发，其他购买食品的多为第二商业局、水产局印发，家庭工业品多为第一商业局印发。

那个年代凭票购买的革命碗。

那个年代的家庭用的缸瓦。

六、七十年代家庭备用药。

六、七十年代的家庭常用物品。

家庭用的竹器，而蒸笼是单位食堂和小食店常用。

那个年代家庭用的木器。其中的木水桶是到自来水站担水用，粪桶是家里人不便到公厕用。

家庭用的铁制品。而铝制茶缸多用在单位。

五、六十年代用的电器。电话只能在单位或传呼站有。家用电烫斗、电风筒已是很高档了。

常用办公文具。那时还没有电脑、复印机，打字机也很少。文件资料都是用腊板腊纸刻写，然后油印。

那个年代，比较高档的国营理发店有长堤的模范，北京路（永汉路）的北秀、一乐也，一德路的一新，第十甫的京华，南华中路的南半岛等。男士的发型多是西装（波浪型、分界型）、陆军装（平头），小孩的BB装。女士的发型多是烫发、麻花辫、短发（刘胡兰装）。而大多数市民都是到简陋的飞发铺，或让上街的飞发佬飞发。五十年代上街飞发只要5分～8分。但头发碎满身，还要自己扫地。有个口头禅：“飞发飞发，越飞越邋遢”。有的索性买个飞发剪，由懂得飞发的家人来剪。

票证是当年赖以生存的第二货币。从80年代初期开始，对办了《独生子女优待证》的一孩户，也发放多一份票证。

1982年，计划生育成为国策，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老三届正是步入生育年代，首当其冲。

1985年广州市取消猪肉统购统销，取消肉票，按原来的供应定量改发每人每年20元肉类差价补贴，独生子女也按两人发放，但《独生子女优待证》先要年审，年审费5元。

由于衣、食、用凭票证供应，国家发行了侨汇券，对有外汇收入的侨眷、港澳台家庭，按汇款比例发给侨汇购物券，在华侨商店、外轮公司或商场的侨汇供应点，购买紧俏商品。

港澳在广州南边，有港澳关系的家庭称为有“南风窗”，很受人羡慕。

侨汇券从1957年7月30日开始，1992年结束。

1980年4月1日，中国银行又发行了外汇券，即外国人、华侨、港澳台同胞，持外币在指定地点兑换外汇券，外汇券与人民币等值，可以在友谊商店、宾馆、免税商场购买高档稀缺商品。

外汇券在1995年1月1日停止流通。

但不是人人都有“南风窗”，有侨汇券，有外汇券的。

普通市民要改善自己的生活，就得跑去四乡或郊外（新市、黄岐等）虚市买三鸟及农产品。或自己养鸡。养鸡可以生鸡蛋，还有鸡肉食。

那时广州街头几乎家家户户养鸡，鸡笼放在空地、卫生间、厨房、床底下等地方。到市场捡菜头菜尾捞鸡糠喂鸡。

面对物质的匮乏，大部分人还是鼓足干劲“抓革命，促生产”。但也有一部分人长期收入低，“做又36，唔做又36”，倒不如“揾契爷”休息。一些干部，坐在办公室“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

那时普通工和一级工的工资一般在36元左右。由于十年内乱，大批“唯生产力论”，工厂打破规章制度，出现平均主义、大锅饭，工资长期没调整，病假又不扣工资。一部份人就去找医生开病假单（揾契爷）。

在那个年代，产生了广东“新三宝”：医生、司机、猪肉佬。

医生是崇高的职业，计划经济年代，职工看病凭《记帐单》，本人只付一角钱挂号费。但由于医疗资源缺乏，拍个腹部平片，或开些好药品，尤其是紧俏中药，都要走后门。一些人“揾契爷”开病假单，就得求助医生。所以一些人以“识得”医生为荣，不少人都“想办法，搭上搭”，认识医生。

司机，本是普通职工，但出车后就是“书记”的权力，可以绕道帮熟人运货，加上跑外地，帮熟人买木材搭阁楼缓解住房紧张，帮熟人买农产品和鸡糠。所以很多人都想与司机混熟。

猪肉佬，凭票买肉的年代更吃香。

你要挑肥拣瘦，一张猪肉票想买多一角几分，或留下心水的猪肉，就得巴结猪肉佬。

五、六十年代，许多家庭还未有“四转一响”。

一转：电风扇。没有电风扇的，夏天只能在街头乘凉，连吃饭、睡觉都在门口。

二转：自行车（单车）。没有单车，出行只能坐公共汽车或步行。

三转：缝纫机（衣车）。没有衣车的，缝补衣服只能用针线。

四转：手表。没有手表的，要知道时间，在家看闹钟，路上经过商铺看时钟。

一响：收音机。没有收音机的，老人只好到江边，榕树下聊天。

直到70年代后期，家庭风扇才逐渐多起来。广州出产的座扇、吊扇有钻石牌、五羊牌，远东风扇厂的远东牌，航海仪器厂航海、南海三页风扇等。80年代一台14寸五羊牌座扇为179元，一台48寸吊扇为79.8元。

解放初期，购买、使用收音机必须向公安部门办理《广州市无线电收音机用户登记证》。

随着科技发展，国家对无线电管理条例不断调整，各类收音机、唱机慢慢进入家庭。

然而，50年代初，收入不高，不少家庭还未有通电。老三届这代人，要想接收广播电台，便玩起了矿石收音机。在屋前屋后用竹杆架起天线。戴着耳简，收听效果如电子管收音机。

自行车（单车），是市民出行、购物的工具。尤其是近郊农民，更是运输工具。而当时都要凭票购买，连单车链、外呔都要凭票。几张购买票发到单位，就有几百人抽签。广州自行车厂生产的自行车有红棉牌、五羊牌。1967年一辆28寸广州红棉牌单车为125元。

那时家庭有部缝纫机（衣车），不仅可以缝补衣服，懂裁剪的还可做新衣，改衣服，节省很多布料和开支。七、八十年代女青年结婚将衣车作为嫁妆，是很了不起的。

但买衣车是件不容易的事，要凭缝纫机票。1959年发票显示华南牌缝纫机每台156.9元 ，当时不是很多人买得起。

五、六十年代，能够戴上手表的人家庭都比较富裕，当时家庭一般只有闹钟。1956年发票显示四方钟壹个弍元陆角。

到70年代，上海牌手表120元／个，需凭票购买。广州牌手表110元／个。

照相机，在开放改革前是家庭的奢侈品。照相要买胶卷（菲林），又要晒相，花不少钱。即使80年代，一部珠江牌120相机都要140元，一部135相机也要94.3元。在六、七十年代，只有少数人才玩得起，所以那个年代留下的老照片也不多。

在票证年代，近郊蔬菜区的农民，他们得到的票证，除了布票，其他比城市居民要少。

由于近郊农民，以种蔬菜为主，商品粮每年只配10个月，其他2个月由生产队解决。所以要种一些水稻。食油每人每月3两。远郊的同样要完成粮油征购任务。

生产队除了种植蔬菜，每天清晨六点，不论狂风暴雨，还是寒风刺骨，都要将蔬菜按时运到菜栏收购点，还要养猪、牛，养三鸟，一些还要养鱼，以及蛋类等，上交任务。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肉菜市场青菜3分～5分钱一斤，萝卜2分钱一斤，可见上交任务的收购价会有多少？

近郊农民，除了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外，个人还要上交猪任务，三鸟任务，蛋类任务，如果不养的，都要买回来上交，国家付给收购价。

农民的自留地，种菜种蕃薯，除了日常食用，还要解决养猪和三鸟的饲料。

个人上交了猪任务后，才领到《广州市郊区农民卖猪留肉票》。

1984年11月，广州市取消了郊区农民上交任务。农民种植的蔬菜及养殖的三鸟实行议价销售，大大激发了农民积极性，出现了“千元户”“万元户”。

随着开放改革，近郊农村大多土地都被征用开发，城中村进行了改制，已经无田种了。不少村民靠村留用地物业分红和房租致富，但不要忘记他们世世代代为解决居民菜篮子，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艰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