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品巡礼（一）

蜥蜴

原始牛犄角
旧石器时代中期（距今约20余万年-5万年）
1954年山西襄汾丁村出士
山顶洞人头骨（复制品）

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3万午）
原物1933年北京房山周口店山顶洞出士

山顶洞人复原像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王存义在前苏联专家格拉多莫耶夫复原基础上改制而成。 鹰形陶鼎
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前3000年）
1958年陕西华县太平庄出土

国家一级文物，禁止出境展览

鹰形陶鼎采用伫足站立的雄鹰造型，双腿与尾翼构成三个稳定的支点，将鼎形器物特征与鹰的动物形体巧妙地融为一体，它既是巫术活动中的敬神礼器，也是远古时期不可多得的陶塑艺术珍品。 鱼纹彩陶盆
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一前3000年）
1955年陕西西安半坡出土

国家一级文物，禁止出境展览

舞蹈纹彩陶盆
马家窑文化（约公元前3200年－前2000年）
1973年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出土

彩陶盆内壁饰三组舞蹈图，绕盆一周形成圆圈，每组均为五人，手拉着手，似踩着节拍在翩翩起舞。这幅舞蹈图真实生动地展现了先民们在重大活动时集体舞蹈的热烈场面。

国家一级文物，禁止出境展览

涡纹彩陶罐
马家窑文化（约公元前3200年一前2000年）
1956年甘肃永靖三坪征集

彩陶罐器表饰黑彩的旋涡纹和水波纹，既像近岸水边的层层涟漪，又仿佛是河中央湍急的河水涌动而形成的一个个大小旋涡。此陶罐以其纹饰精美成为马家窑文化的代表作，被誉为“彩陶之王”。

（图左）猪形陶鬶（gui）
大汉口文化（约公元前4200年一前2500年）
1974年山东胶县三里河出土

（图右）狗形陶鬶（gui）
大汶口文化（约公元前4200年一前2500年）
1974年山东胶县三里河出土

陶斝（jia）
客省庄文化（约公元前2500年一前2000年）
1955年陕西西安客省庄出士
黑陶罐
龙山文化（约公元前2500年一前2000年）
1975年山东胶县三里河出土

龙山文化时期，已普遍使用快轮制陶技术，陶坯器形规整，器壁厚薄均匀；拉坯成型后，再经反复打磨，直到陶坯表面光滑如镜；陶坯烧透后，往热窑中加湿木柴，由此产生的大量浓烟炭粒粘附在器物的表面。窑温冷却后，碳元素被密封在器壁中，形成了通体漆黑发亮的黑陶。这种以渗碳工艺烧制黑陶的方法是龙山文化最鲜明的特色之一。

彩陶盆
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一前3000年）
1956年河南陕县庙底沟出土
陶釜
河姆渡文化（约公元前5200年一前4200年）
1974年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

釜是一种蒸煮用的饮器，使用时需要用陶支脚支撑起来，在其下部燃火煮饭。这件陶釜用手工贴塑而成，是河姆渡文化的典型器物。制作时有意在陶泥中掺入稻壳及稻的茎、叶碎末，目的是为了减少粘土的粘性和因干燥收缩而导致的开裂，制陶工艺较为原始。

双格石研磨盘
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前3000年）
1958年陕西宝鸡北首岭出土

此研磨盘是加工彩绘颜料的工具。盘身由白色石料雕琢而成，平面近椭园状。盘面分为大小两个并列的格槽，可以同时研磨和盛放两种不同的颜料。

陶甑（zeng）
三里桥文化（约公元前2500年－前2000年）
1957年河南陕县三里桥出土

甑是一种蒸食炊器，一般与釜或鬲配合使用。这件陶甑为泥质灰陶，由快轮制成，器形规整，折沿，深腹，平底带镂孔。

白陶鬶（gui）
龙山文化（约公元前2500年一前2000年）
1957年山东日照两城镇出土
陶釜、陶灶
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一前3000年）
1956年河南陕县庙底沟出土

釜灶由釜和灶两种器具组合而成，上部为圆底签，下部为方口灶。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烹饪方式呈现多样化特征，蒸、煮、烤、烙等手段都已产生和发展。釜灶与鼎、鬲、甗、甑等都是常用炊具，它兼具饮器与烧灶的功能于一体，分合自由、使用十分简便。

彩陶碗
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一前3000年）
1956年河南陕县庙底沟出土
陶豆
良渚文化（约公元前3300年一前2200年）
1955年浙江余杭良渚出土
交错三角纹彩陶壶
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前3000年）
1958年陕西宝鸡北首岭出土 小口尖底陶瓶
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一前3000年）
1958年陕西宝鸡北首岭出土

小口尖底瓶是仰韶文化的代表器物之一。瓶身通常呈纺锤状，多带环状耳，可以穿缀绳索，便于携带或搬动。一般认为小口尖底瓶的用途是一种汲水器，利用重心转换原理来调节平衡，可以方便地从河流中取水。

双鼻陶壶
良渚文化（约公元前3300年一前2200年）
1955年浙江余杭良渚出土

这件陶壶口沿外侧附一对鼻形环钮，是良渚文化的典型器物。据同类器形推断，陶壶还应附有一个咖叭形提手的器盖，已佚。良渚文化陶器以泥质灰胎黑皮陶器数量最多，也最具特色。普遍采用轮制技术，器型规整，器壁较薄。在许多方面与山东一带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黑陶很相似，反映出两地文化交流方面可能存在着的密切联系。

人面鱼纹彩陶盆
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一前3000年）
1955年陕西西安半坡出土

国家一级文物，禁止出境展览

彩陶盆内壁以黑彩绘出两组对称的人面和鱼纹。人面头顶有鱼鳍形装饰，嘴巴两侧和双耳部位都有两条相对的小鱼分置左右，构成形象奇特的人鱼合体。类似的彩陶盆出土了很多件，多作为儿童瓷棺的棺盖，可能是一种特制的葬具。

孕妇陶塑像
红山文化（约公元前4700年一前2900年）
1982年辽宁喀左东山嘴出土

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小型孕妇塑像在法国、奥地利、俄罗斯等地均有发现。这些塑像多为石质，裸体，乳房高，腹部隆起，突出地表现了女性作为生育者的形象。在中国，小型孕妇塑像主要发现于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这件孕妇陶塑发现于一处原始宗教有关的祭坛附近，与数个大型坐式人物泥塑像残片同时出土。比较通行的观点认为，小型孕妇陶塑像代表了生育、繁殖的理念；大型坐式人物泥塑像或许是祖先崇拜的偶像；祭坛遗址应是一处集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及丰产巫术为一体的祭祝活动中心。

鱼鸟纹彩陶壶
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一前3000年）
1958年陕西宝鸡北首岭出土

壶身绘鱼鸟纹装饰，首尾相逐环绕一周。鸟长颈长喙，头顶生翎，正衔住鱼尾。鱼拼命挣扎反抗，一副被动挨打的模样。画面借助鱼、鸟之间的争斗之势隐寓远古社会并存的两个群体之间的斗争状况，因为鱼为鸟所制，表明此时鸟部族暂居上风，鱼部族的地位则相对低落。

彩陶盉
大汶口文化（约公元前4200年一前2500年）
1959年山东泰安大汶口出土
筒形彩陶瓶
大溪文化（约公元前4200年一前3000年）
1958年四川巫山大溪出土 玉龙
红山文化（约公元前4700年－前2900年）
1971年内蒙古翁牛特旗赛沁塔拉出土

国家一级文物，禁止出境展览

玉龙驱体卷曲若钩，造型生动，雕琢精美，有“中华第一龙”的美誉。新石器时代很多遗址中都发现有类似龙形的遗存，或为蚌塑，或为彩绘，或为雕塑。关于龙的原型，研究者们提出过各种假说。商代甲骨文中的“龙”字和妇好墓出土的玉龙都显示，龙是一种巨头、有角、大口、曲身的神兽。新石器时代最符合这些特征的文物应属红山文化中的这种蜷体玉龙，它们应该是龙的原始形态。

玉琮
良渚文化（约公元前3300年－前2200年）
1958年征集

玉琮是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最重要的一种礼器。一些学者认为，琮是用于沟通天地的法器，内圆的结构象征天，外方的造型象征地，外表的神人兽面纹则体现了当时巫术活动情况。这件玉琮四边的兽面纹已经高度符号化，近顶端的一侧阴刻有日月纹图案。日月纹图案是大汶口文化大口陶尊上的代表性徽号，最直观地体现了江浙地区良渚文化与山东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白陶鬶（gui）
大汶口文化（约公元前4200年一前2500年）
1959年山东泰安大汶口出土

陶鬶是远古时期人们烧水或温酒用的容器，白陶鬶则是这类器形中的稀有物种。它们以高岭土制作，胎壁轻薄，质地坚硬，经1200℃左右的窑温才能烧造而成。白陶鬶非实用器，具有礼器的功能。

彩陶背壶
大汶口文化（约公元前4200年一前2500年）
1959年山东泰安大汶口出土

背壶是大汶口文化特有的水器，可以盛水或汲水。背壶一般素面不加修饰，这件背壶被发现于墓中，体积小巧，外观华丽，显然非实用器，可能是一件专门制作的陪葬明器。

薄胎黑陶高柄杯
龙山文化（约公元前2500年一前2000年）
1975年山东胶县三里河出土

高柄杯是龙山文化的标志型器物。陶杯通体轮制而成，器壁均匀，薄如蛋壳，最薄处仅为0.2～0.3毫米，故被称“蛋壳陶”，它的制作工艺达到了中国古代制陶技术的顶峰。龙山文化中高柄杯仅出土于少数大中型高等级墓葬内，显然是一种标志身份的礼器。

镂孔陶器座
王湾三期文化（约公元前2500年一前1900年）
1960年河南洛阳王湾出土

龙山时代中原地区的陶器大多补实无华、而这件器座运用磨光、镂雕、分割、戳印、线刻等多种加工手法，凸显出器座的精致与贵重。体量宽大，造型稳重，颇具王者风范，很可能用于远古时期的礼仪活动。龙山时代晚期的王湾类型是中原青铜时代二里头文化最重要的源头之一。这件陶器座的式样风格和装饰效果，与后代的青铜礼器具有诸多相似之处，具有明显文化上的传承关系。

箍形玉器
红山文化（约公元前4700年一前2900年）
1986年征集

箍形玉器兼具实用与装饰功能，既能束发，也可以戴在头上作为玉冠饰。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很多遗址都出土了代表王权、神权等特殊用途的玉礼器。箍形玉器陪葬于红山文化的中心大墓或高等级墓葬中，多位于男性墓主的头部下方，是证明其特殊身份地位的最明显标志。

玉琮
良渚文化（约公元前3300年一前2200年）
1987年浙江余杭瑶山出土
玉壁
良渚文化（约公元前3300年一前2200年）
1988年浙江余杭长命出土

玉壁是良渚文化礼器中的代表性玉器。良渚文化出土的玉壁可分为两类。一类玉质细密，色彩纯净，制作工整，通体抛光，工艺十分考究，随葬时置于墓主人胸部，应该属于礼玉之列；另一类玉质稍逊，多数纹彩斑斓，制作粗糙，壁形不圆整，甚至有破损，加工时打磨不彻底，玉壁表面留有明显的切割痕迹，也没做抛光处理，随葬时置于墓主人脚下方，有学者认为此类玉壁是财富的象征。

玉钺
龙山文化（约公元前2500年一前2000年）
1958年山东日照出土
裸体浮雕彩陶壶
马家窑文化（约公元前3200年－前2000年）
1974年青海乐都柳湾出土

彩陶壶融浮雕和绘画的艺术手法于一身，在蛙纹图案之上，浮塑一个裸体人像，人像双手捧腹、下肢弯曲，腹下方刻意塑造出生殖器。一般认为这是男女同体的巫师形象，巫师具备沟通天地、人神的能力，这种特殊的图案装饰表明陶壶不是普通的生活用具，而是用于生殖崇拜的宗教法器或专门为巫师制作的葬具。

牙雕凤鸟匕形器
河姆渡文化（约公元前5200年一前4200年）
1977年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

这件匕形器用象牙圆雕成鸟形，形象生动，制作精巧，是河姆渡文化造型艺术中的精华。匕是古代的一种取食器具，长柄浅斗，形状像羹匙。牙雕凤鸟匕形器在外观上与匕很相似，却不是匕，偏舌形的鸟尾无论是盛汤还是盛饭都不大实用。从其腹背的钻孔看，它应该是穿系起来使用的，很可能是在原始信仰活动中使用的仪式用具或装饰品。

船形彩陶壶
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一前3000年）
1955年陕西宝鸡北首岭出土

船形彩陶壶为盛水器，由仰韶文化的小口尖底瓶演化而来。陶壶两端如船形上扬、壶身装饰网纹，模拟从河里收网捕鱼或晾晒鱼网的情景。这些水上生活场面是远古人们制造舟船、网具并捕鱼的真实写照。

镂雕旋纹象牙梳
大汶口文化（约公元前4200年一前2500年）
1959年山东泰安大汶口出土

这是迄今为止远古时期保存最为完好的梳子。大汶口文化后期，出现了财产及社会阶层的分化。大汉口遗址墓葬中，有些墓空无所有，多数墓葬只有几件简单的陶器或石器，而少数大墓的随葬品却多达100多件。这些大墓不仅拥有大量制作规整、器类繁多的陶器、石器、骨器等生活用品和工具，更有贵重的象牙器、玉器、镶嵌松绿石的骨雕工艺品。这件镂雕旋纹象牙梳即出自一座大墓，墓主人生前应该是一位社会地位显赫的人物。

骨笛
裴李岗文化（约公元前6100年一前5000年）
1987年河南舞阳贾湖出土

这些骨笛是中国最早的乐器实物，骨笛采用涉水禽类的长骨制成，侧面开有音孔。实验表明，这样的七孔骨笛已经能够奏出完整的七声音阶。而且有的骨笛音孔旁还钻有调音的小孔、刻有等分符号等，显示出此时期的骨笛制作与演奏技法已经非常成熟。

彩陶鼓
马家窑文化（约公元前3200年一前2000年）
1986年甘肃永登乐山坪出土

这件彩陶鼓近鼓面处有若千乳钉围成一圈，以便于蒙包兽皮。

青铜爵
二里头文化
1984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

青铜爵始见于二里头文化，是目前已知最早出现的青铜酒器，通行至西周中期。青铜爵与斝（jiǎ）、觚（gū）、尊、鼎等器物组成礼器群，在商周礼制的继承与发展过程中，成为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核心之一。
二里头文化发现的青铜爵在文明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方面，由于青铜器与文字、城市并称为文明的三大标志，而青铜爵作为最早出现的青铜容器之一，冶铸水平的技术要求不同于刀、镜等扁平器物，其诞生揭示了科技史上一次划时代的飞跃。另一方面，正因为具有划时代的文化内涵，青铜爵在消亡后，仍广泛有在于后世文献，反映出深远的文化影响力。

“□公”青铜簋
周成王时期
2014年国家文物局划拨

器内底铸有铭文，记述了周成王二十八年王命唐伯候于晋一事，是有关晋国早期分封的珍贵史料。

“康侯”青铜爵
周成王时期
此器鋬下器表铸铭文“康侯”。
“康侯”青铜斧
周成王时期
传河南浚县出土

康侯斧是周武王之弟封的自作铜器。康侯，史籍中又称康叔、卫康叔。称康叔，因其最早的封地为畿内之“康”地，且排行为“叔”。称卫康叔，因平叛三监之乱后，康叔改封至“卫”地做卫侯。康侯斧相传20世纪30年代出土于河南浚县辛村卫国墓地。

“匽侯”青铜盂
西周早期
1955年辽宁喀左出土 “宜侯夨”青铜簋
周康王时期
1954年江苏丹徒烟墩山出土

宜侯夨簋内底铸有长篇铭文，记录了周王册封夨由虞地改封至宜地，并赐予相应的赏赐品。夨的身份也因此次改封之命，由虞侯变为宜侯。西周时期有关分封内容的有铭铜器数量不少，但多为传世品，均为证史之重器。宜侯夨簋所记载的分封内容，却不见于传世文献记载，且是出土铜器，故十分珍贵。

青铜尊
商王武丁时期
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嵌绿松石青铜戈
商王武丁时期
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亚启”青铜钺
商王武丁时期
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此器内部铸铭文“亚启”。
“利”青铜簋
周武王时期
1976年陕西临潼零口出土

利簋是目前为数不多的几件能确定为周武王时期的青铜器之一，弥足珍贵。

青铜鼎
商前期（约公元前16世纪一前14世纪）
1974年河南郑州杜岭出土

这件青铜方鼎出土于河南郑州杜岭，是目前发现商代前期青铜器中体量最大者，应是当时的国之重器。从科技价值角度来看，杜岭大方鼎也具有划时代意义，展现出商代前期质朴而高超的青铜治铸技术，是对大型青铜器制作工艺的探索之作。

“后母戊”青铜方鼎
商王武丁时期
传河南安阳武官村出士

后母戊鼎相传于20世纪30年代出土于河南安阳武官村，早年流传经历颇为波折，曾多次躲过日本侵略者的掠夺。新中国成立后，后母戊鼎入藏于前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之一）。
后母戊鼎因其腹壁铭文得名。鼎的造型方正，形体巨大，显得雄伟庄重。鼎身四壁沿周缘装饰饕餮纹，足部也装饰饕餮纹，鼎耳上部则装饰鱼纹，鼎耳外侧装饰虎食人纹。今测鼎重832.84千克，是目前已知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器。
以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技价值三个主要的文物解读视角观察，后母戊鼎在科技价值方面可谓商周青铜器的翘楚之作。因鼎的体量、重量均远超过一般青铜器，因此在原料冶炼、塑模制范、浇铸充型一系列铸造过程中的技术要求极高，充分显示出此时青铜器铸造业庞大的生产规模和杰出的技术成就，是这一时期青铜文化发展高度的代表。

“后母戊”青铜方鼎细部 “后母戊”青铜方鼎细部 “后母戊”青铜方鼎细部 “子龙”青铜鼎
商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一前11世纪）
传20世纪20年代河南辉县出土

子龙鼎相传于20世纪20年代出土于河南辉县，后流入日本，又转至香港。2006年4月，在中央财政设立的“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支持下，国家文物局将子龙鼎征集回国。
子龙鼎因其腹壁近口缘处铸有铭文“子龙”二字得名。子龙鼎的圆腹微垂，上承微外撤的立耳，下接三蹄形足。鼎的颈部和足部均装饰饕餮纹。整器的造型雄伟稳重，是商代圆鼎中体积最大者。
关于子龙鼎的铭文释读，目前学术界的解读视角较多。宏观来看，此类短简精炼的铭文不带有动词，属于“早期铭文”的范畴，多用以铸记作器者、族属或受祭者一类信息。“子某“的称谓在甲骨文和商周青铜器中较为常见，也见于传世文献。甲骨文中的“子某”，有的是具有宗法贵族身份的商王之子，也有的指商王朝内担任重臣的宗法贵族之长。后者虽不一定与商王室具有血缘关系，但较为多见。

“子龙”青铜鼎细部 “子龙”青铜鼎细部 玉簋
商王武丁时期
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这件玉簋的质地为青玉，是妇好墓出土的两件玉质容器之一，也是迄今发现年代最早、体积最大的玉质容器。玉簋腹部饰雷纹，并装饰有4条扉棱，应当是从青铜簋取材构思而成。因此这件玉簋应属于礼器，而非一般的盛食器。

玉簋局部细节 双性玉人
商王武丁时期
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玉人裸体，双面雕刻，一面为男性，另一面为女性，通体以阴线双勾刻画肌肉与关节。与之类似，在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一件陶壶表面，有一捏塑裸体双性人像。
石牛
商王武丁时期
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玉凤
商王武丁时期
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玉凤拓片 玉龙
商王武丁时期
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玉龙拓片 玉戚
二里头文化
1974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

这件玉戚呈长方形，弧刃，顶端有一圆穿，两侧有齿。戚是钺的特殊形式，以两侧有齿状装饰为主要区分特征。
钺，是一种砍砸类兵器，象征军事上的统帅权力。《史记·殷本纪》记载，商纣王封周文王为西伯，赐“弓失奔钺，使得征伐”，便是赐钺是被赋予军事权力的证明。甲骨文和早期金文中的“王”字正是钺的象形，这也说明钺与权力有着密不可分的指代意义。

“妇好”青铜偶方彝
商王武丁时期
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妇好偶方彝形体巨大，为两件方彝的连体形态。整件器物的造型取材于庑殿顶状（四阿式屋顶）的宗庙建筑，盖顶的两个方形提手也与庑殿顶形似，隐约反映了当时重檐式的殿顶建筑结构，可窥见殷商王室宫殿的建筑风采。

“妇好”青铜偶方彝 青铜斝（jia）
商王武丁时期
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作册般”青铜鼋
商代末年

就造型艺术而言，作册般鼋可谓青铜时代举世无双的艺术珍品。中国古代青铜器以容器丰富为主要特色，偶有一些构型取材于鸟兽的像生类青铜器，称鸟兽形尊或牺尊，均堪称造型艺术的翘楚。但这类器物因兼顾容器的功能，构型上受到制约，抽象意味较重。作册般鼋则是完全意义上的写实之作，鼋头外探、四足拨划、尾向左摆，将鼋的仪态塑造得活灵活现。
鼋肩、背共负有四镞，与背甲铭文记载商王射鼋四箭并全部命中的事件相契合。这使得作册般鼋不仅精绝于造型，更成为生动鲜活的叙事载体，呈现出一个穿越时空的田猎习射场景。

鼋背铸铭文4行33字，记述丙申日商王行至洹水，射鼋，商王射1箭，作册般佐射3箭，全部命中，商王将射获的鼋赐给作册般。铭文所记正与此器取像相合。

青铜瓿（bu）
商王武丁时期
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妇好”青铜三联甗（yan）
商王武丁时期
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青铜甗多为上甑下鬲的联体器物，上部甑置食物，下部鬲盛水，中间以镂孔的箅相隔。鬲下举火煮水，以蒸汽蒸炊食物，作用与现在的蒸锅相似。随时代变迁或构造革新，也有下部不做鬲形的蒸炊器具，宏观来看，这类器物也可称作甗。
妇好青铜三联甗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为3件甑，下部则为联体的长方形器身，相当于现在灶台的功能。整器的下部可以举火，也满足蒸炊器具的功能，故称为三联。三联甗可以同时加工数种食物，是今可见青铜器中较早的一灶数眼炊具。

“妇好”青铜三联甗 青铜盉（he）
商王武丁时期
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青铜觚（gu）
商王武丁时期
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青铜爵
商王武丁时期
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青铜卣（you）
商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一前11世纪）
青铜觥（gong）
周康王时期
1954年江苏丹徒烟墩山出土
青铜雁尊
西周早期
1955年辽宁凌源出土
“妇好”青铜鸮尊
商王武丁时期
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鸮尊为酒器，属鸟兽形尊，即俗称的“牺尊”。
妇好鸮尊可谓商后期青铜器造型艺术的鸿篇巨制。整器外形呈站立的猛鸮，下垂的鸮尾在构思上匠心独具，形成与双足平衡的三点，功能与审美二者兼备。经过商前期的技术探索，商后期的青铜器铸造无论在治铸工艺还是在纹样制作工艺方面，均有巨大飞跃。分铸技术臻于完善，这成就了鸮尊上歧冠高耸一类气势捭阖的附件装饰。鸮尊的纹样制作工艺采用了地纹繁复、主纹鲜明、主纹上辅纹勾勒细腻的“三层花”技艺，为其本就堪称惊天地、泣鬼神的造型艺术锦上添花。

“妇好”青铜鸮尊 “妇好”青铜鸮尊细部 “后母辛”青铜觥（gong）
商王武丁时期
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现在通称为觥的青铜器，具有椭圆形腹，圈足或四足，前有短流后有錾，皆有兽首形盖几点基本特征。青铜觥流行于商后期至西周早期，因构思取材各不相同，造型艺术个性极强，故均十分珍异。
后母辛青铜觥因器底与盖内铸铭文“后母辛”而得名，是妇好墓出土的珍贵青铜器之一。后母辛青铜觥似以牛作为造型构思的取材，但兽首有二卷角，后足为鸟足，腹后装饰有双翅为主纹，仍为想象中的瑞兽。

“后母辛”青铜觥 “后母辛”青铜觥细部 㺇（si）孟
西周中期
2013年征集
玉人
商王武丁时期
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这件圆雕跽坐玉人双手抚膝，面庞张长，表情肃穆，头戴箍形束发器，身穿交领长袍，缘长至足踝，衣袖窄长至腕，腰束宽带，腹前悬长条“蔽膝”，仪态及着装显得气度雍容。这件玉人不仅珍异于细腻精湛的雕琢工艺，最为珍贵之处，在于为后世完整展示了商代贵旅阶级的服饰，是十分生动鲜活的服饰样本。

商代石人、玉人服饰
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出土的石人，玉人形象，多数均雕琢出华丽的服饰，反映出商代纺织的发达。 “盂”青铜鼎
周康王时期
传陕西郿县出土

大盂鼎相传于清道光初年出土于陕西郿县礼村，几经辗转，后为潘祖荫所有。1951年潘氏后人潘达于女士将其捐赠予上海博物馆，1959年入藏前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之一）。
大盂鼎宏伟凝重，是西周早期大型青铜鼎的典型式样。鼎内壁铸有长篇铭文，记述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册命一事。铭文中周康王向盂追述了文王、武王的立国经验与商人因沉湎于酒以致亡国的教训，告诫盂要效法其先祖，忠心辅佐王室，并对盂进行赏赐。铭文追述殷商变革的内容与《尚书·酒诰》等传世文献相吻合，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从书法角度来看，大盂鼎的铭文通篇布局规整，书风凝重。

“盂”青铜鼎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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