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一个梦想

大潮

　 钱伟长，我国科学界著名的“三钱”之一，但是普通人对他的了解并不多。

我在2019年参与编写一套科学家故事丛书，阅读了有关这位科学大家的资料，甚为钦佩，尤其是他在晚年任上海工业大学及上海大学校长期间，为追逐自己的梦想，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让我深受感动。

值此新中国成立64周年之际，谨以此文向这位已故科学家，以及所有为建设新中国奋斗过和奋斗着的人们，表达崇高的敬意！

图为1985年4月17日，在全国交叉科学讨论会上“三钱”合影。右起：钱伟长、钱学森、钱三强

1. 文科生的逆袭

　　钱伟长出生于无锡著名的钱氏家族，祖父和父亲都是教书匠，家境并不富裕，祖父和父亲都是39岁去世。父亲去世时，钱伟长16岁，差点辍学，幸亏四叔钱穆的帮助，才读完中学，并以总分第七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

但是他偏科严重，数学、化学两科总共考了20分，物理5分，而他的同学数理化总分都在200以上，他英语没学过，是0分，他是凭着国文和中国史的优异成绩进的清华。谁知到了清华，他受“科学救国”思想的影响，非要学物理。那时清华物理系一年只招10人左右，这一年有99人选择物理系。系主任吴有训坚决不要，钱伟长软磨硬泡，非学不可。吴有训终于被他“科学救国”的强烈愿望所打动，但是有一个条件：一年级结束时，数理化成绩必须都达到70分以上，否则转回国文系。从此，钱伟长成了清华园里最用功的那个人。

最后，钱伟长赢了！一同转入物理系的5名试读生，只有他一人留了下来。四年后，他成为物理系8名应届毕业生之一，并且成绩优异。

清华大学毕业照（1935年）

　　1939年7月，中英庚款基金委员会第七届留英公费生考试，有3000人报考，名额只有20个，而钱伟长报考的弹性力学专业仅招1人。他与郭永怀、林家翘并列总分第一，招生委员会斟酌再三，难以取舍，决定全部录取。可是，9月3日英国对德宣战，英方传来消息，暂不接收留学生。中英庚款基金委员会负责人决定让钱伟长等人转往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留学。最终拖了一年才成行。

1941年6月，钱伟长获得多伦多大学硕士学位。同年10月，他完成了以薄板薄壳统一内禀理论为内容的博士学位论文。

1942年，在多伦多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的钱伟长来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投到著名的冯•卡门教授门下，与钱学森、林家翘、郭永怀一起在喷射推进研究所学习和做研究。

1946年5月，他离开美国回国。

多伦多大学博士生毕业照（1942年）

2. 聘钱之争

　　钱伟长曾经有一个梦想，想在中国办一所像美国加州理工学院那样的学校，为此，他在“反右”运动中被迫做过多次检讨。

1982年10月，他被任命为上海工业大学校长。为了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在“校长”这个新生的舞台上，他上演了自己最后的人生华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钱伟长在“反右”中被撤销的清华大学副校长的职务虽然没有恢复，但他也在四处奔忙，活跃在科学界和教育界，他急不可待地开始工作，因为那时他已经66岁，被耽误的时间太多了。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几乎都体验过这种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紧迫感。

此时，也有许多人在关注着他。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想请他去主持工作，因为当时的所长钱学森要到航天部和国防科工委去工作，无睱顾及力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希望在钱伟长调任力学研究所之前，清华大学能够按照中央政策，先行恢复钱伟长以前的清华大学副校长职务，但却遇到阻力，调动没有成功。

几乎同一时间，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院长兼党委书记朱九思出于对钱伟长“无限的崇敬和学校事业发展的需要”，想让贤，请钱伟长去当院长。后来也因为一些原因，没能把钱伟长“挖到武汉来”，不过，钱伟长因此和华中工学院结下了深厚友谊。他帮助华中工学院创设了力学专业并指导研究生，还亲自授课，开设“变分法有限元”和“奇异摄动理论”讲座，后来又在华中工学院首讲穿甲力学。

安徽大学也想请钱伟长去当校长。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长张劲夫“惜才如命”是出了名的。当年他作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党组书记，对那么多知识分子要被定为“右派”很为难：开展科学工作是要团结科学家的，怎么能打倒他们呢？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保护了一些科学家。他还找到清华大学领导，希望不要把钱伟长划为“右派”，理由是钱伟长兼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也算科学院的人，但是没能如愿。

现在，张劲夫终于有机会请钱伟长来安徽大学当校长，不过最后也未能成功。

上海工业大学的领导是以《应用数学和力学》编辑部上海办事处为桥梁，开始与钱伟长接触的，时间是在1978年年底。

而这时，上海交通大学也在与上海工业大学“明争暗抢”。上海交大党委书记邓旭初听说钱伟长要离开清华，马上登门看望钱伟长，表达了希望他到上海交通大学当副校长的愿望。

但是，上海工业大学似乎决心更大、工作更有力度。1981年10月下旬，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夏征农对上海工业大学领导说:“市委几位书记交换意见后，同意让钱伟长教授来工业大学担任校长，也向胡乔木同志作了汇报，乔木同志认为是可行的。”上海工业大学的领导觉得三年来学校花费很大精力争取的这件事就要实现了，人人喜笑颜开。

此后一个月发生的事情，表明上海工业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争夺”钱伟长已趋“白热化”。1981年12月1日,上海市教卫办两位处长来到上海工业大学，商谈钱伟长来上海工作的新的倾向性方案，即让钱伟长到上海交通大学任副校长，从上海交大调一位教授到上海工业大学担任校长，并解释了这样做的理由。

对此，上海工业大学党委反应非常强烈，马上又向上海市教卫办党组及市委呈送了《关于请示任命钱伟长教授为我校校长》的第二次报告。这份报告字里行间都让人感受到上海工业大学的领导对学校的发展建设是何等急切。

最终，钱伟长选择了上海工业大学。其中的原因恐怕是多方面的。而按照上海工业大学老领导的说法，有一点对钱伟长触动很大，那就是当他与上海工业大学领导见面时，校党委书记张华说：“钱教授，我们请你来当校长，让你来大展办学才能。过去由于错误的政策，你一直受打击，现在我们请你来大展才能。”

也许就是这句话击中了钱伟长的心。

“聘钱之争”终于见了分晓。经过近四年的努力，1982年9月15日，上海工业大学终于盼来了中央组织部的文件,“中央同意钱伟长同志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

　　1983年2月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署名文章《送钱伟长教授履新》。文章说：

“清华大学照澜园的一座院落，钱伟长教授卜居这里三十余年。最近，他带着一卷铺盖、一囊书稿，赴上海就任工业大学校长。对这位日夜关心祖国‘四化’的革新者，是用不着以世俗之词给他壮行色的。……

“他曾经被诬陷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六教授’之一，连落实政策的喜讯也对他姗姍来迟。可见他并没有万事俱备的工作条件，并没有万事顺遂的社会关系，不过一介书生,只凭‘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他毅然以自己的全部思虑、全副精力，专注于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即便坐在冷板凳上，都干得出热气蒸腾的成果来。从他的身上可以看出，我国知识分子的爱国心和事业心，是任何恶势力所不能抹杀、动摇、收买、摧毁的。”

3. 从“四等学校”到知名大学

　　上海工业大学当时被称为“四等学校”，各方面条件都不理想，存在不少问题。钱伟长到任后，详细了解了学校的情况，在一次会上他感慨地说:“这哪里是一所大学，充其量就是一所专科学校。”为了不让大家泄气，他又补充了一句:“当然，这样的大学在我国也还有不少。”

为了提高上海工业大学的办学水平及为上海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服务的能力，钱伟长首先向学校广大干部、教师提出了八个问题让大家思考。这八个方面几乎涵盖了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中需要回答的全部问题。

钱伟长强调，学校的各项改革必须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多出人才，出好人才，多出成果，因此最主要的是要抛开陈旧的教育思想，树立社会主义新的教育思想，破除阻碍我们进步的旧的条条框框的教学模式，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道路。因此，他提出了大学要“拆四堵墙”的著名论述。

第一堵墙是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墙，也就是学校必须适应社会的变化，密切与社会的联系，为社会服务，学校教的知识要紧跟经济和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真正教授国家建设需要的知识。

第二堵墙是校内各学科、各部门之间的墙。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跨学科，学科壁垒、部门所有制严重影响科学技术综合化发展的趋势。

第三堵墙是教学和科研之间的墙，也就是要提倡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教师既要教学，又要搞科研。

第四堵墙是教与学之间的墙。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和文化学术飞速发展，人们原有的知识很快就会老化过时，那种认为学生只有通过老师“教”才能“学”的传统教育思想，已不能满足当前高等教育的需要，必须逐步加以改进。高校应该把学生培养成有自学能力的人，在工作中能不断吸取新知识、随时解决新困难的人。

钱伟长关于办大学要“拆四堵墙”的思想，是他几十年从事科学教育实践与理论创新的结晶。他在全国各地做了很多次关于“怎样学”“怎样教”“教与学”“教学与科研”“教育怎样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报告，都一脉相承地反映了他的这种教育思想。上海工业大学及后来的上海大学的教育教学改革和实践都是围绕这一思想展开的。

　　1994年，上海工业大学、上海科技大学、上海大学、上海科技高等专科学校合并，成立了新的上海大学，钱伟长仍担任校长。经历了重大改革的上海大学，一跃成为华东地区规模最大、学科齐全、特色鲜明的综合性大学。

1994年上海大学被确定为上海市属重点大学，1997年进入“211”大学行列，2012年加入全国地方高水平大学联盟，2013年成为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列入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

上海大学校门

4. 办一流大学的夙愿

　　办一所一流大学，是钱伟长的夙愿。早在美国时，他就和钱学森、郭永怀等人探讨回国后怎样为祖国效力，他们希望回去办一所比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还要好的大学，让美国人慕名到中国来留学。

　　众所周知，中国教育界有个很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即2005年，时任总理温家宝看望钱学森时，钱学森感慨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对于这个问题，其实钱学森本人已经给出一个很明白的答案，只是在他生前一直没有公开发表。

钱学森在2005年3月29日的一次谈话中说:

“我是在上个世纪(20世纪) 30年代去美国的，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麻省理工学院在当时也算是鼎鼎大名了，但我觉得没有什么，一年就把硕士学位拿到了，成绩还拔尖。其实这一年并没有学到什么创新的东西，很一般化。后来我转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就感觉到它和麻省理工学院很不一样，创新的学风弥漫整个校园，可以说，整个学校的一个精神就是创新。在这里，你必须想到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拔尖的人才很多，我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到前沿。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的，迈小步可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那里的学术氛围非常浓厚，学术讨论会十分活跃，大家互相启发、互相促进。……所以我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脑子就开了窍，以前从来没有想到的事情，这里全讲到了，讲的内容都是科学发展最前沿的东西，让我大开眼界。

“我本来是航空系的研究生，我的老师鼓励我学习各种有用的知识。我到物理系去听课，讲的是物理学的前沿，原子、原子核理论、核技术，连原子弹都提到了。化学系的课也去听，化学系主任 L•鲍林讲结构化学，也是化学的前沿。他在结构化学上还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加州理工学院就有许多这样的大师、这样的怪人，决不随大流，敢于想别人不敢想的，做别人不敢做的。别人都说好的东西，在他们看来很一般，没什么。没有这种精神，怎么会有创新？

“……

“加州理工学院给这些学者、教授，也给年轻的学生、研究生提供了充分的学术权利和民主氛围。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学术观点都可以充分发表。学生们也可以充分发表自已的不同学术见解，可以向权威挑战。过去我曾讲过我在加州理工学院当研究生时和一些权威辩论的情况，其实这在加州理工学院是很平常的事情。那时，我们这些搞力学的，就是用数学计量来解决工程上的复杂问题，所以人家又管我们叫应用数学家。可是数学系那些搞纯数学的人偏偏瞧不起我们这些搞工程数学的，两个学派常常在一起辩论。有一次，数学系的权威在学校布告栏里贴出了一个海报，说他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讲理论数学，欢迎大家去听讲。我的老师冯•卡门一看，也马上贴出一个海报，说在同一时间在什么地方讲工程数学，也欢迎大家去听。结果两个讲座都大受欢迎。这就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学术风气，民主而又活跃。我们这些年轻人在这里学习真是大受教益、大开眼界。今天我们有哪一所大学能做到这样?大家见面都是客客气气，学术讨论活跃不起来。这怎么能够培养创新人才?更不用说大师级人才了。

“有趣的是，加州理工学院还鼓励那些理工科学生提高艺术素养。我们火箭小组的头头马林纳就是一边研究火箭,一边学习绘画，他后来还成为西方抽象派画家。我的老师冯•卡门听说我懂绘画、音乐、摄影这些方面的学问，他很高兴，说你有这些才华很重要，这方面你比我强。这些艺术上的修养不仅加深了我对艺术作品中那些诗情画意和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也让我学会了艺术上大跨度的宏观思维。我认为，这些东西对启迪一个人在科学上的创新是很重要的。科学上的创新光靠严密的逻辑思维不行，创新的思想往往开始于形象思维，从大跨度的联想中得到启迪，然后再用严密的逻辑加以验证。

“……

“今天我们办学，一定要有加州理工学院的那种科技创新精神，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才能的人。……”

　　钱伟长在上海工业大学以及后来的上海大学，也在努力实践他们共同追求的办学理念。

他认为教师的责任是教会学生自学，主要在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高等学校落实“科教兴国”战略的关键，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学生。

钱伟长于1984年在上海工业大学创办了上海市应用数学与力学研究所，创办初期他亲自主持学术研讨会。

他还特别主张不同学科的人在一起讨论，他说：“教师要搞科研，要扩大知识面，不能搞得太专太窄。教理论力学的不关心材料力学，教无机化学的对有机化学不感兴趣，这是不成的。”

1984年4月7日，上海市应用数学与力学研究所举办了首次研讨会，由钱伟长主讲“弹性力学中的广义变分原理”。在这次研讨会上，钱伟长规定每周四下午为“雷打不动”的研讨会时间，不准排课，不准安排其他会议，作为一种制度固定下来。之后，上海市应用数学与力学研究所举办了700多次研讨会，许多中外知名学者专程到会作主题报告。这是一个充满学术自由魅力的特色品牌，在上海大学得到全校师生的响应。

为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博士生讲课（1986年6月）

　　此外，钱伟长还主张对学生进行艺术和体育方面的培养和教育，这是他多年来的心愿。他很早就主张在中学生中普遍开展文化艺术教育并一直想在综合性大学中设立美术学院和音乐学院。

1990年，在他的力促下，上海工业大学成立了文化艺术指导中心。钱伟长亲自邀请一批艺术界、文化界的名家来校讲学授艺并担任中心的顾问。学校还聘请了一些专职艺术教师，为学生开设艺术类课程。

1994年，新的上海大学成立，有了一个高水平的美术学院，这是上海唯一一所多学科综合性高等美术学府。

2008年8月，美术学院新院址在上海大学新校区落成，全国11所美术院校，包括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的院长和校长都前来祝贺并参加学术讨论会。钱伟长在讲话中说，为什么要坚持在学校里建设一所高水平的、多学科的、综合性美术学院呢？这样做至少有两个好处，一方面是对学校来说，美术学院有两个基本任务，一是培养高级美术专业人才，二是对全校师生进行美术普及工作；另一方面是对美术学院自身而言，可以充分借助综合性大学多学科优势，拓展美术专业的教学和研究领域，提升传统美术专业水平，发展艺术和技术结合的新兴学科、交叉学科。钱伟长这番话令在座的各位校长、院长拍手叫好，他们对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的领导说：“你们能有这样一位校长，真是万幸！”

现在越来越多的大学校长认识到了在校内设立艺术类学科专业的必要性，显然，钱伟长在这方面走在了前面。

在创建艺术和技术融为一体的学科专业方面，钱伟长也前瞻性地先走了一步。1995年，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成立。钱伟长特地邀请电影艺术家谢晋担任院长。几年后，全国各高校普遍开设了这类专业。

有了高水平的美术学院和影视艺术技术学院还不够，1999年，钱伟长又在上海大学成立了艺术中心。艺术中心是相当于院(系)的教学实体性机构，拥有一支专职教师队伍，还聘请了一批著名艺术家为兼职教授，如钢琴演奏家刘诗昆，指挥家陈變阳、曹鹏，画家林曦明。

为了进一步提高学校的艺术水准，增强学校的艺术氛围，钱伟长写信给江苏省委领导，希望能从南京艺术学院引进原副院长、著名国画家阮荣春。2004年，阮荣春到上海大学后，领街成立了艺术研究院，聚集了一批高水平的艺术创作与研究人才。2005年，上海大学又从南京艺术学院引入一个学科团队，组建了数码艺术学院。

有了美术学院、影视艺术技术学院、数码艺术学院、艺术中心后，钱伟长并没有满足，他还想在上海大学办音乐学院。

2006年3月，钱伟长接受香港《大公报》“音乐天空”栏目记者的采访，他说：“现在我的眼睛耳朵都不行了，但仍喜欢音乐艺术。我们学校有美术学院，但没有音乐学院，我希望能成立音乐学院，我委托刘诗昆先生一定要帮我完成这个心愿，我所要创办的音乐学院就是要用中国式的音乐教育培养学生对音乐的热爱。建立音乐学院不仅要培养全才、专才，而且要让更多普通学生都参与其中，普及才是关键。……就是要培养学生的全面素质、综合素质。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有数千年的历史，用中国式的音乐来教育学生是必要的。”

2013年6月2日，钱伟长的这一心愿终于实现了。这一天，上海大学音乐学院正式揭牌成立。音乐学院依然继承了钱伟长的办学理念，围绕上海的城市经济发展，探索上海城市发展所需求的复合型艺术人才培养模式，结合上海大学的多学科优势，在管理、经济、数码科技等多领域跨界合作研究，逐步形成对复合型人才音乐素质培养的教育体系。

钱伟长还认为，“体育教育是高校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的主要载体和手段之一”。基于这样的理念，上海大学新校区建设时，将近六分之一的投资用于体育场馆建设。体育中心落成后，上海大学拥有当时全国高校中首屈一指的体育设施。

落成当年，钱伟长向上海市教育局和体育局领导提出举办上海市普通大学生足球赛的建议。他亲自拟订了竞赛章程，写了密密麻麻几大张纸，还个人出钱做了奖杯。作为一位知名人物，而且已经九十高龄，对这样一次业余足球赛如此重视、如此用心，与其一贯的教育思想一脉相承。2007年11月，上海大学体育学院成立。

钱伟长还要在上海大学办医学院。他认为高水平的综合性大学应该有医学院和生命科学学院。以前在清华大学当副教务长时，他就提出过一个拥有10个学院32个系的“大清华”计划，其中就包括医学院。这个设想显然与当时国家调整高校院系的方针相悖，在“反右”运动中受到严厉批判。但他一直认为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始终没有放弃，现在他要在上海大学将其变为现实，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愿望未能实现，成为他的一大遗憾。

5. “最在乎的就是这个校长”

　　钱伟长生前有二三十个头衔，有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名誉主席等政治职务，也担任一般社会团体名誉职务，但是他“最在乎的就是这个校长”，尽管他在学校不拿工资，也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自从到了上海工业大学，他就把自己的全部心血投入学校建设中，期盼在这里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

在当校长的二十六年里，他把师生当作自己的亲人，当作自己的儿女，他的家就是上海大学。他以独具魅力的思想、才干和品格创造了后来的上海大学跨越式的发展，经过不长的时间，让一所建校历史不长、办学基础薄弱、校区分散的地方大学，成为拥有现代化校园、整体实力跻身国内先进并进入“双一流”大学建设行列。

在他这个校长心中，学生的分量最重。他总想着，首先要把上海大学的每一个学生都塑造成“一个全面的人，是一个爱国者，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一个有文化艺术修养、道德品质高尚、心灵美好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拥有学科专业知识的人，一个未来的工程师、专家”。为此，他亲自绘制新校区规划图，要给学生盖最舒适、最方便的校舍；他要为学生制定最自由的学习制度；他要求教师为了每一个学生的终身发展、激发每一个学生的创造潜能，必须教学、科研双肩挑，必须教会学生自学。可以说，他的喜怒哀乐，都系于学生的每一步成长。

学校有两个大会，钱伟长必定参加，一个是新生开学典礼，一个是毕业典礼。他还要求所有学校领导都出席，“因为是学生人生的大事”。每次毕业典礼，他都亲自把一份份毕业证书递到学生手里。学校规模大，毕业生多，这样做对一个年逾七旬的老人是很累的，但他在整个过程中始终很兴奋，脸上洋溢着满足而惬意的笑容。他每发一份毕业证书，就要和学生握一次手。有时他会跟边上的人说，这个学生手心出汗，手冰凉，这是因为身体虚弱，缺少锻炼。

学校每年都要拍毕业照，天气晴朗时就在大草坪，下雨则改在体育馆。钱伟长只要在学校，就会和毕业生们合影。有一次拍毕业照，在大草坪集合队伍时天气尚好，等学生们全部站好，只等钱伟长等校领导到场就可以拍照了，不料领导还未到场，天却下起了雨。负责拍摄工作的是个新任命的学校宣传部部长，他想，雨不大，那么多人排好队也不容易，队伍先不解散，等一等或许雨就停了。这时，钱伟长从楼里出来了，看到学生们正站在雨中等他合影，顿时发起火来，厉声说道：“谁让学生们站在雨中的？是谁？我要撤他的职!” 那个年轻的宣传部长闻言色变，赶紧把队伍拉到了体育馆。

新的上海大学组建后，钱伟长一开口就向上海市政府要3000亩地来建新校区，着实让人吃惊。上海的高校有十几所，在外环线以内还没有一家校园是过千亩的，就连上海大学11个校区加在一起也不到1400亩。而当时上海作为中国产业规模最大、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土地是最稀缺的资源，要想在外环线以内找一块3000亩的“空地”是很难的，何况那时上海大学办学水平还不算高。但钱伟长一心要为上海大学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脑海里一直琢磨着要描绘一幅上海大学的新蓝图。

对于钱伟长的要求，上海市领导十分重视，但由于多方面原因，只能先考虑1500亩。1997年6月4日，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黄菊亲自来到上海大学，最后敲定了新校区“立项、开工”。当天晚上，钱伟长异常兴奋，连夜绘制了一张新校区规划草图。

第二天，他召集校领导联席会议，展示了他的草图，并做出详细解释。看着这张画得清楚到位的草图，听着钱伟长略显急促的话语，与会者无不被他的这份执着、这份热情、这份缜密的思考所感动。一位85岁的老人，是怎样用一个夜晚描绘出这样一幅蓝图！想必这幅图早已在他心中打磨了无数遍，这是他用心血绘制的教育理想!

钱伟长还亲自动手书写了对上海大学新校区总体规划方案的意见及对新校区环境建设的一些设想。从校园道路、学生宿舍、图书馆、体育场地、食堂，到电缆、给水、排水、网络共用地下管道、建筑之间的距离，以及实验区的设置、各学院的建筑、总办公楼，甚至国旗旗杆的位置，种什么树，各学院前的屈原、莎士比亚、爱因斯坦、张衡等人的塑像，等等，都一一列出，还附有五幅图，大到楼群布局，小到走廊多宽、厕所多少个，都提出了具体意见。几乎每一条意见都经过他仔细的推敲与计算，字里行间无不显示出他对新校区的无限憧憬和对学生的人文关怀。

与市领导讨论新校区建设方案（1997年）

　　在学校里，钱伟长最爱去两个地方，一个是图书馆，一个是泮池。

钱伟长一向重视办好图书馆，主张教师和学生要多利用图书馆，养成自由研究、自由学习的习惯。他说，一个好的图书馆就是一所大学。2000年落成的新校区图书馆建筑面积达3.92万平方米，外观雄伟壮丽，内部设施先进，是当时国内高校中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图书馆。

之后，钱伟长又凭一己之力，为学校图书馆一下子争取到近3000种外文原版科技期刊，涵盖的学科非常广泛，成为当时国内拥有外文期刊最多的大学图书馆。

新校区有个人工湖，叫“泮池”，水面有80亩，是钱伟长的杰作。依古礼，天子太学中央有一座学宫，称为“辟雍”，四周环水，而诸侯之学只能南面泮水，故称“泮宫”。又因孔子曾受封为文宣王，所以建“ 泮池”为其规制。《诗经•泮水》篇有“思乐泮水，薄采其芹”等句，意指古时士子在太学可摘采泮池中的水芹，插在帽缘上，以示文才。泮池是古代官学的标志，清代将读书人考取秀才称作“入泮”。为鼓励学生上进，钱伟长在为学校画的新校区规划草图上就有一个面积很大的湖，起名“泮池”。泮池建好后，又请费孝通先生为此佳景题字“泮池观鱼”。

上海大学校园里的泮池

　　在钱伟长生命的最后两三年，人们已很少看见他出现在学校的公共场合，但是在天气晴朗的日子，仍能看到他出现在泮池边，戴着那顶师生们都很熟悉的浅色软檐帽，穿着那件不变的枣红色夹克衫，端坐在轮椅上，凝视着湖面，沉醉在遐思中。

在上海大学校园里（2006年）

　　钱伟长实在是太看重自己身为校长的责任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住院的次数和天数也多了起来，每次住院时间一长，他就吵着要回学校。

在最后一段日子里，他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允许他再回学校处理事务了。有一次，上海市领导去医院看望他，他像小朋友一样“告状”说：“他们（指校领导）把我关在医院里，不让我管学校的事情。” 二十余年来，他已经把自己完全融进了上海大学，上海大学就像他精心呵护的孩子一样，而多年相伴也使他再也离不开这里了!

　 钱伟长80岁的时候，曾自书条幅“厚德载物 自强不息 为人民服务”。他一辈子自强不息，始终朝着认定的目标努力前进。

　　2010年7月30日，钱伟长走完了他不平凡的一生，享年98岁。

当年中央电视台的《感动中国》栏目将他选为年度人物，给他的颁奖辞是：“从义理到物理，从固体到流体，顺逆交替，委屈不曲，荣辱数变，老而弥坚，这就是他人生的完美力学，无名无利无悔，有情有义有祖国。”

2020年2月5日，国际小行星委员会批准并发布国际公报，把国际编号为283279号小行星命名为“钱伟长星”，以纪念钱伟长先生杰出的科学贡献。

请阅读《妈妈，我们成功了》，讲述了另一位科学家——邓稼先的故事。复制链接：

https://www.meipian.cn/22zjkk9z?first_share_to=copy_link&share_depth=1&first_share_uid=32365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