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那年那月那些事…

龙口西

突然心血来潮，想把一些文章和照片编成美篇的，于是就将农场知青2012年编写出版的《重返部落—2012》里我的那几篇小文章和回农场的照片搬弄一番。 一锅绿豆粥 　　当年农场生活之艰苦,物质供应之贫乏，哪是现在的人们能想象得到的呢。虽说连队有小卖部,场部有百货商店,但进去里头买来买去无非就是些盐、酱、醋、火柴、煤油之类,至于糖果饼干,更不用说了，几乎没影。幸亏农场附近的老百姓,时不时地挑些芝麻、糯米、黑芝麻、糖砖、鸭蛋之类的农副产品在连队周边晃荡,那些东西物美价廉,我们买到后，就可以稍微的改善一下生活了。　　比如买到七角钱一口盅的黑芝麻,我们会拿到老工人的小伙房去炒一炒,然后放进广口瓶里,再放上白砂糖拌均匀了。闲时用勺子舀上一勺放到嘴里,就是又香又甜的芝麻糖了,绝对比现在的芝麻糖货真价实,很能解馋。有时,我们会用糯米煲糖粥,里面再窝个鸭蛋,有这样的夜宵吃啊真是开心的不得了!　　有一次,我们很意外地买到了一些绿豆,立刻就联想到在家时吃过的绿豆粥,那股馋劲马上上来了。我和卢穗几人商量着等到星期天就煮绿豆粥,吃个痛快。好容易盼到休息天,午饭后我们就开始动手了,用糯米、绿豆、糖砖煮好的一大锅绿豆粥被我们小心翼翼地从老工人的小伙房搬回了宿舍。“太热了,打开盖子凉一凉吧。”不记得是谁说的,也不记得谁又马上执行了。一锅热气腾腾、香喷喷的绿豆粥就摆放在宿舍的地上。真是天有不测之风云,突然,一只拖鞋竟莫名其妙的直接飞落到锅里。天呀！原来是睡上铺的人上床时一不小心将拖鞋甩到了那锅粥里——我们当年睡的是双层木架床,一个宿舍摆五张床,共住10个人。一阵惊叫声中,有人反应特别灵敏,也不管烫不烫手,慌乱中快速地把那只“闯祸”的拖鞋从锅里捞了出来。　　“还能吃吗?那么脏。”　　“不要吃了!”　　“倒掉就太可惜了。”　　“可是那不太浪费了吗!”　　“……”　　大家七嘴八舌地。　　猜猜看:这锅绿豆粥最后会怎样处置?是倒掉还是干掉?告诉你吧,最后还都放进了我们的肚子里。我们一致通过:把这锅粥再拿回小伙房去回炉煮煮加以消毒；锅底的就不要吃了,以免吃到沙子。总之,以不浪费为原则嘛。　　你猜对了吗?另外,事后没有人出现拉肚子或呕吐的状况。万幸。 我们到农场后，分到了水果队，芒果里有象牙芒、鸡蛋芒…品种很多。油梨，莲雾，番鬼荔枝也在那个年代就见识了的。照片中是收摘象牙芒，虽然有摆拍元素，但绝不离谱！ 　 　　　山里孩子的第一次野炊在农场,我还当了两年连队小学教师。学校设在两个连队之间的一个小山坡上,教室两间教师两名, 30多个学生分四个班,采用复式班教学。我们的学生都是老工人的子弟,朴实可爱,当中不乏精灵小子。有一小家伙,皮肤黝黑,被同伴们称为“拉菲克”,可见他们“活学活用”的水平。(当时广播节目常有《拉菲克》)但亦有令人心酸的事。一天,一位刚读一年级的小女孩高兴地告诉我,她昨天去“大陆了”。天呀!她随母亲去了一趟场部(离连队才3公里) ,居然认为是到了大陆。我们两位教师商量:组织一次旅行,还要野炊。　　旅行,野炊,这对农场来说是相当陌生的字眼,不要说学生,连老工人也没听过。孩子们的兴奋难以用笔墨形容,家长们也奔走相告。那几天,连队像炸开锅一样热闹,连队领导大力支持。我们从伙房借了炊具,打了油、盐、米,到菜地割菜,饭堂还按人头,给每人一只鸭蛋,总之,一切都开绿灯了。　　其实,我们的旅行,也就在农场范围内,孩子们每天上学都走在青山绿水之中。然而,这次的翻山过岭却别有一番趣味,大的挑着东西,小的一步不拉,来到一块开阔的河滩地,一放下东西,他们就跳啊,笑啊,追啊，在地上翻跟斗,乐得像一群小疯子似的。随后,拾柴、做饭、炒菜,这对他们来说是完全能够胜任的。开饭时,我们两位教师受到“酋长”般的尊敬,孩子们先给我们盛饭、分菜,围着我们坐成一圈,品尝这有生以来的第一顿“野餐”。　　可惜当年照相机还不普及,没有把这些激动人心的场面拍摄下来。3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但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不知我的那些“拉菲克”们,是否还记得这次旅行和野炊。在我这篇文章成稿后的一天,一位当年的“拉菲克”学生邓忠红给我来电话,聊到出书和写稿的事。我问他是否记得那次野炊,他连连说,当然记得，那次是走到了11连,有人还在河里捞到一条一斤多重的鱼,在炒菜前用油炸了,大家吃的可香了,可惜少了点。这些细节他们居然都还记得!我真的有点聊以自慰了,这难道不是我们当初组织旅行和野炊的初衷吗? 照片右边的人就是邓忠红，他当年的作业是最认真的；还记得当年连队来了位流动“摄影师”（极少有的事），忠红的妈妈很想让他拍张照片（从未拍过），忠红就是不肯！只好搬救兵找到我，于是，忠红平生拍的第一张照片就是和我的合影，可惜后来我找不到这张照片了。回城后和忠红一直都保持联系，可惜他走得太着急了，但愿他在天堂再无病痛折磨。 斩鸡嘴 在农场时,我曾当过一段日子的炊事员。在七队伙房后面有一块空地,那里堆放着不少柴火，柴堆下滋生着不少虫蚁,老工人养的鸡经常到那里觅食。这些鸡很可恶,只要我们稍不注意就窜到伙房里,飞上饭箩、洗米架、菜案上,啄食米饭等,气得我们不知道如何是好。有一次,抓住了几只,想想既不能弄死,放了又不甘心,决定斩鸡嘴以示惩罚。我们估量着:整个嘴斩去当然不行,斩了上边的呢，它还能“铲”东西吃。对!斩去下边的,看它还能怎么啄。于是,这几只鸡的嘴便被我们“修理”了一番。过了一段时间,在一次闲聊中,在场的一位老工人很生气地讲到她家的鸡,最近不吃东西,越来越瘦,后来发现是鸡嘴被人斩了一半。我们几个炊事员忍不住大笑起来,我道出了此事的来龙去脉后,鸡主人只宽容地骂了句“死鬼头!”随之也哈哈大笑起来。出乎意料的结局,使我们这些恶作剧者有些“悔不当初”的感觉。　　1992年春节前,我出差到清远,偶然发现:那里的鸡也被人斩去了嘴尖部分,以为又有什么故事。一问才知,鸡嘴斩去尖部,喂食时不会将饲料到处“甩”而造成浪费,细想一下,果真有理。 照片拍于1969年冬吧，那时基本适应，似乎比之前还胖了点。 贺生日农场生活艰苦,这是众所周知的,虽说每人每月40斤大米保证供应,但肚里的油水特别少,每顿一斤半斤米饭下去，几乎没有人说过够吃的。你想想,全连200来人的菜,每顿只摊七八两油煮成几大锅菜,油星也难得见到的。所以,逢年过节,杀猪杀牛可真是喜庆日子。加菜了!每人一份(将近有一斤肉)。有些男生吃完后还候在饭堂门口，希望再加一份。女生斯文些,舍不得一下子吃完,总是挑出那些肥的,找个奶锅煎油,再用个广口瓶把油装起来,慢慢享用,也就是每顿舀一点放到没有油星的菜里去而已。有一次收工回来,洗刷完毕,饭菜也打回来了,正要开饭,有一女生突然高呼:“今天我生日!”开始我们还未反应过来,后来想想,应该庆贺庆贺才是啊。大家一致通过,给她多舀一匙猪油贺生日。这位“寿星女”受之无愧,心花怒放,我们也感到开心极了。 卫生纸的故事面对现今商场里琳琅满目的卫生巾品牌和电视里“铺天盖地”的卫生巾广告,我想讲讲当知青时期的卫生纸故事。1968年11月下乡前,我拿着家里的户口本到日杂商店去购买妇女同志每月定量供应一包的卫生纸。我请售货员把我母亲的那份也卖给我,她要我提供医院证明,证明我母亲超过了50岁还有例假的事实,才可以一并卖给我。我哪有什么证明呢,只好作罢。那个年代,物资供应就是那么紧缺,这个要凭票,那个要凭证,还规定了女同志超过50岁就不供应卫生纸,除非有医生证明。我的好朋友、同学林小明因家庭出身是工人成分而不用下乡,留在广州继续读书,于是,临行前,她便将她的一包卫生纸送了给我。我到了海南后,写第一封信给林小明。我将第一次踏上海南土地,到达农场几天之内的所见所闻,兴奋的心情,生动细致地描述了一番——大海呀,海上的海鸥呀；天空是多么的蓝,朝霞和晚霞多么绚丽多彩,多么的令人心旷神怡；到达农场当天晚上如何乘汽车走过了一段干净又细小的沙路,车子拐过一个山坡后如何惊喜的发现“柳暗花明又一村”;最后我们住进了据说是“冬暖夏凉”的茅草房……总之,一切都非常美好!信发出后,将近一个月了,小明没有片言只字回复我。正感到纳闷之时, 12月下旬的某一天,小明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惊喜。原来收信后,她也按捺不住了,自己做主联系了一个到海南的名额,而且巧合的是竟跟我们同一个农场。放弃了学习的机会，放弃了留在广州的机会(这是当时多少人梦寐难求的机会啊),仅在一个月之后就来到了我们身边，又和我们在一起了!想到她那包卫生纸却提早给了我,我既感动又为难。很快,麻烦就来了。当时场部商店根本就没有卫生纸供应,我们从家里带来的无论怎么省着用,也没有“货”可省了。虽说在家时准备了几条小毛巾,但换洗也相当麻烦。买又没得买，说出来也难以启齿。怎么办?　真是到了火烧眉毛的关头了。当时我们焦灼的心情,现在的女孩是无法体会的。正当一筹莫展之际,连队干部不知从什么渠道知道了这个情况,他们也很着急,派人四下里去采购。有一天,司务长钟炳信用牛车拉了一车白纸回来,当晚通知女知青到连部分发卫生纸时,我们那根紧绷的神经终于可以松弛了:真是及时雨,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所谓的卫生纸,大小有一平方米面积左右,其实就是我们在广州读书时,逢年过节布置课室用的那种彩色的皱纸,只不过它是纯白色的一大张,一刀刀的而不是一卷卷,且纸质较厚、较硬。不剪裁加工是绝对不行的,更谈不上考虑是否消毒及卫生与否的问题了。我们顾不上羞涩,大伙兴高采烈地将白纸领回宿舍。茅草屋俨然成了一个卫生纸的加工场:剪裁、揉搓、摊平、折叠,大家互相切磋,怎样折叠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宝贝的纸材。那种舒心,欢快的感觉,估计现在的女孩也是无法体会的。　　此后,连队隔三差五就去采购一批回来,然后,我们又会兴高采烈地去领回来,不厌其烦地进行再加工。再然后,我们又想到一个因地制宜、土法上马的好办法,将加工好的卫生纸用布袋装好,放在阳光下暴晒消毒,反正,海南岛又不缺阳光。直到后来场部商店有了小包装的卫生纸供应,连队才停止采购卫生纸的举措。但我们都很注意节省,“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已经养成了一种好习惯。感谢连队干部,尤其是司务长钟炳信、技术员罗礼兴、文书陈文林,正是由于他们的奔波、努力,一次一次地将那种白纸拉回来,我们才得以在暗淡的煤油灯光下，从他们手中分到这种难以启齿的急需物品——卫生纸。也感谢我的好朋友林小明,虽然是很普通的一包卫生纸,但珍贵的情谊和关爱深蕴其中!特别说明,这可是真真实实发生过的事。 《重返部落—2012》一书再版（二版）时，此照片作为封面照片。于是，我们自诩自己是“封面女郎”。照片是1969年冬天在我们住的茅草房前的沙田柚林段拍的。打上补钉的裤子，卷起的裤腿，剪得像洗锅刷的小鬏鬏，站在大塊深翻的土块上…就是那个年代的气息！ 这是连队门楼的门口。 在场部，一次会议结束之后。 克岭山，海南白沙县大岭农场场部所在地，这山不高，海拔才221，曾爬上去，还是很原始森林的。我们队就在山后面，场部下雨了，我们却没有雨，就是被这山挡住的，害得我们常常要挑水上山淋胶苗。大岭农场前身是琼西育种站，开荒牛—老工人是1953年开始披荆斩棘创业的，1968年知青到场仅7个队（6个队种橡胶，1个队种水果）后来的生产队发展到16个。 2012年春节刚过，我们便动身回海南，回大岭！刚到大岭门口就兴奋不已的拍，拍，拍！ 回到连队！ 与老工人相认！ 欢谈！ 合影！ 路过胶林，又是一番热闹！ 我的学生还有他的女儿！ 乐融融！ 在海口市的海南农垦博物馆，门口张贴的宣传画里面的人就是我们！ 2010.5.1，是回城三十多年后，连队的兄弟姐妹第一次重逢相聚，午饭、晚饭，再卡拉0K的，迟迟不愿撤退！ 之后，多次到梅州，潮州，澄海，和那里的农友相聚。 去怀集，去增城，去茂名，探望老领导：指导员，连长，技术员，文书。 最后，以“重返七连的一点感触”结束：1977年5月1日我回到广州。几年后我开始想念海南，怀念在农场的那段知青生活岁月了。1995年4月，终于有机会到海南了。我们先在海口附近见识了‘红树林’的风貌，然后穿过通什，上了鹿回头，到了天涯海角，还去了三亚的牙龙湾泡了泡海水。一路走下去，终于到了大岭农场，回到了七连。十八年后，我回到七连的第一感觉就是：安静。也可以说是冷清。当年放眼望去，到处是走动的人，知青、老工人、小孩子，甚至鸡、狗，及托儿所的那头花母猪。现在太清静了：操场四周长着半人高的野草，饭堂的屋顶也坍塌了部分，伙房旁边的井台也破败不堪，那个让我大展身手的井架也失踪了……简直就是荒凉的操场，破败的伙房。看到这些，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漫步于操场，只有宣传栏旁边的那棵木棉树依然高大挺拔，想起当年连队干部在树下敲钟的样子，仿佛又看见每天早晨我们在钟声的召唤下集中在操场上，听候分工、出工；晚上，汽灯亮时，大家又聚集到这里开会学习。操场处于连队的中心，也是连队活动的中心，工余时间我们在这里打篮球；收获时节，我们在这里晒稻谷、花生、芝麻、切地瓜、萝卜，大家一起腌咸菜……印象最深的是连队在这里组织的一次拔河活动，全连几乎倾巢而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来了，‘加油！加油！’热闹非常。老工人陈芳兰是一木讷寡言之人，在连队基本负责夜间巡逻放哨工作，通常是独往独来，少与人交往。那天挑着一副担子路过，被操场上的热烈气氛所感染，撂下担子也挤进了拔河的人堆里。这一幕至今仍留在我的脑海中。从那时我就认定，拔河这项体育活动是最能激发人们的热情和参与欲的了，只要你加入了，不论胜者，败者，抑或是旁观者，都会处于忘我的状态中。那时，连队是多么的充满活力和生机，如今却如此的冷清。或许是我回来的时间太短暂，又或许是我的错觉吧，我感到落差太大了，心中不禁惆怅，忍不住问身边的老工人，是现在好还是以前好？‘当然是现在好啦！’听到这样的回答，我有些困惑和迷糊：难道以前的轰轰烈烈都是假象，现在的平平淡淡才是真？！不管我的头脑怎样‘打乱仗’，十八年后回到大岭，看到老工人的生活确实大改观了，跟当年我们在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了。住的再不是过去那种大单间，而是完整的单元房，有厅、饭厅、厨房、冲凉房、厕所、睡房，电视、电话、电扇、电饭煲、煤气炉、自来水……；甚至有些还住上楼上楼下的两层的楼房；不少人家里还有了摩托车，个别人购置了解放牌大货车。场部有了市场，随时可买到肉、蛋、菜。生活条件比以前好多了！真的过上我们小时候所憧憬的那种幸福生活：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要知道，那还是1995年，城市里还有很多人没达到这样的水准呢？困惑也好，感叹也罢，我这颗牵挂农场的心在这次的海南之行后踏踏实实地放下来了。去年开始，不断传来农场改制的消息，具体情况不详。但愿改制后农场越来越好。祝愿农场的老工人和所有的人，我的‘拉菲克’的生活越过越好！ 2010.11 一段视频可见我们在农垦博物馆门前的小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