莲姐之死

岳松峰

　　莲姐即大伯的女儿，大名叫岳霞莲，按老家的习惯，家人和街坊邻居们都叫她一个单字：莲。

莲姐命苦，她不是大伯亲生的，大伯不能生育，虽然前后娶了两房妻子，但都没有生个一儿半女，只好抱养一个。莲姐的亲生父母是铁路职工，生下莲姐后，因为工作忙，无暇照顾，让她一个人在近在铁路旁的家里自己玩，耳朵被轰隆轰隆的列车声音震坏，因此从小就有点耳背，也是她悲剧人生的开始。

莲姐到我们老家河南洛阳偃师市寺里碑村，有点文化的大伯给她起名叫岳霞莲，霞光下的莲花，喻意不错，莲姐虽然耳背，但人很聪明，也勤快，家里地里的活都拿得起放得下，也有一手好女红，织布纺花都行，耳背影响了她的学业，她生于1951年，比我大5岁，但在家乡上学时，和我同校，因为听不清老师讲课，留级几次，小学没有毕业就辍学，我在1967年离开家乡，莲姐一直在家务农，她为人忠厚实在，且又能吃苦耐劳，也弥补了其智商不足。到了当婚论嫁的年龄，经媒人牵线，她嫁给了邻村石桥村的德欣哥。

德欣哥比莲姐大七、八岁，人长的五大三粗，家里也不富裕，因此也没有嫌弃莲姐的耳背。莲姐能持家，两人虽不时有口角，两口子倒也过得去，连添三女一男四个孩子，家丁兴旺。后来几年，莲姐的家中连接发生变故，亲生父母先后去世，她亲哥哥玩枪死于非命。我大伯六十岁病故，大娘出走，我们全家和二姑均在外工作。德欣抓住政策改革开放之机，有时倒卖点文物，合法不合法地发了点财，对莲姐也有嫌弃之意。1986年4月间，老家的街邻和近亲电报我们，说莲姐突然故去，十分蹊跷。了解并妥善地处理这件事，当时的确是非我莫属。

于是，我于1986年4月20日从西安乘车启程，下午到洛阳，在姨家落脚，一路上思前虑后，捋出要点，首先要弄清事情真相（靠大家提供情况）。其次妥善地做好善后工作（一让家中满意，二让乡亲们看的过眼，三让德欣家诚服。具体地说，要厚葬莲姐，而且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能亏待莲姐留下的几个孩子）。

四月二十一号上午九点多乘车到村里，先后听了堂叔常新和刚叔谈了一些情况，又上邢沟村听了大姑所谈的情况，了解大致情况如下：

四月十五日下午七点，德欣由洛阳回家，莲姐连忙给他做饭吃，在他吃饭的当儿，莲姐还在看小人书，到八点左右，她说头痛到村医生看，给打针，但到家已看着不行，连忙用汽车向洛阳送，未到白马寺，人已不行，折回，人断气，次日凌晨，派人到寺裡碑村娘家报信。以上情况，除送人可以有人证明外，其他均系德欣一人所讲。

常新婶闻讯到石桥村。此时该村已派人叫来县公安局法医，验尸后定位农药中毒死亡，因为在三天前，莲姐在麦田里打农药氧化乐果，曾有不适，医生嘱她打针一周，她仅打两天便作罢，此均由医生处方、医生等人证明。该医验尸后，常新婶与大姑先后见莲姐，其外在症状为胸以上部分呈青块至脸、颈，大姑说肚子稍胀（但婶说不能证明）。法医鉴论结果只告诉了石桥村，未告诉娘家人。中午时分，常新叔与刚叔到县公安局要看结果，因当事人不在，与其他人发生口角，后偶见该局的一位局长，局长意见亦与法医相同。此时，石桥与本村大队相互联系，要求埋人，叔婶又以等人未回为理由拖延了两天，最后至十九日达成当天埋人协议，但德欣不等我方人达到，即埋人。待我村人到，木已成舟。

纵观以上情况，莲姐之死亦有可疑之处。其一，死前几年德欣略有小富，就露出嫌弃之意。其次，莲姐之死因无法查明，有关方面草率从事。再次，莲姐死后德欣匆忙掩埋，于理上也讲不过去。但是，纵有疑点，已成既定事实，人也埋了，司法部门也例行公事地查了并作了结论，亲戚们也尽了自己所能做到的一切，如果没有确凿证据，越级上告和开棺验尸也是不可能的，推翻司法机关的定论的条件尚不具备，只有伺机而动，走一步说一步了。

考虑一夜，应与两个村大队的负责人见面，通过组织正式得出结论，最好设法见德欣一面，一方面再掌握一些情况，一方面可设法旁敲侧击地点他一下。于是，四月二十三日下午，我和常新叔同去石桥村，先见着大队干部，所谈情况大致相同。要求他们约德欣与我们见面，起先他们又顾虑，断然拒绝。反复说明，晓之利害，大队终派一人带我们去砖厂找德欣。德欣满身砖尘被从砖窑里找了出来。我们让他休息了一下，慢慢把情况谈一下。

从他所谈情况看，大致与以前了解的相同，只是时间和治疗细节讲得更清楚，他讲，莲姐是十二号打农药，随后有轻微中毒症状，治疗情况如前面所谈一样。十五日晚德欣返家后，莲姐先是说头痛，后来又觉得身上不舒服，德欣带她到村里大夫处打了三针葡萄糖，刚打完就出了一身热汗，回家后就发冷，盖了两床被子还喊冷，德欣又急忙到大夫处询问，大夫让给喝点热水，回家水还未准备好，大女儿海莉就说她妈叫不应，德欣急忙赶去，一看不对头，就又叫来了大夫，大夫赶来连打三针强心针，但仍不见动静，德欣又把另两个大夫叫来，他们一看，让往洛阳送，到白马寺正骨院，那里的大夫就说不要送了，人已经不行了，只好返回，天未亮人已断气。天亮通知寺里碑村。石桥村通知县司法机关验尸。

听德欣讲完，我认为他讲的基本可信，讲到莲姐在他家的好处，德欣也是声泪俱下。想到莲姐留下的四个孩子，大女儿十二岁，二女十岁，三女八岁，小儿子小超才六岁，也真让人不忍心再责备这位可怜的男子汉。我原先准备去莲姐坟上看看，但他们都一再阻拦，说天晚路远，不必去了。我看天色已近黄昏，说要去看看孩子们。德欣带我们出了砖厂，来到村中家里，偌大的院子，显得冷清空旷，四个孩子挤在一起，实在让人凄切，常新叔首先哭了起来。我几年前见过莲姐的三个女儿，她们尚小，男孩小超我是第一次见。孩子们默默地打量着我这个不速之客，我也看着他们。孩子们长得像我们家人，一点也不像他们的父亲，特别是小超，长得天庭饱满，浓眉大眼（还是双眼皮），鼻子端正见方，显得聪明，于羞涩中透出一股精灵气，问他，他呐呐地知道称我为舅舅。这时，德欣母亲微颤颤地从屋里走出，见过我们，她叹俺莲姐命苦，她也命苦，我们都黯然神伤。小坐，我们告辞。

晚上，我走访了刚叔和街邻源清哥，感谢他们在这件事上的帮助，并送小礼物。

至此，如果我了解的情况基本真实的话，莲姐之死，最大可能是农药中毒后医疗事故，主要责任应在那位医生。但现在人已埋，要我们去追究大夫的责任似不现实。好像当时在这一点上我已提醒德欣。如果他会处事的话，由他追究，比较容易，也合适。

到此，我这一趟的任务虽然完成的不好，但也只能到此为止了。次日先回洛阳，转道到太原，将情况告知父母，他们已经打回了两封电报，一封信催问情况了。

总之，莲姐之死，是她个人的悲剧，也折射当时社会的悲哀，当时虽然文革结束已经十年，但改革开放后的农村，发展参差不齐，农民个人谋生不易，加之缺乏科学务农知识，就医条件一般，所以谁赶上就是谁的悲哀。现在国家发展了，农村条件得以改善，莲姐的悲剧就会越来越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