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三次虎口脱险

澈朗

　　在白色恐怖时期，无数个党的地下工作者，他们隐名埋姓，每时每刻都会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他们面对死亡从容而淡定，他们虽不见刀光血影，却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工作，他们是无名的英雄。

—— 题记

险象环生，虎口脱险。在当今的现实生活中鲜有所闻，倒是在谍战题材的电影、电视剧中频出不穷。我一直很喜欢看谍战片，但凡有新的谍战片播出，我都会在第一时间去追剧，尽管一些剧的“槽点”甚多，但毋容置疑，剧情基本上诠释了历史。其实，我喜欢看谍战片，另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我母亲曾经是一名地下工作者，在这些影视作品中，我似乎看到了她当年的“影子”。虽然，她算不上什么“特工”，更没有接受过“特工”的专业训练，她只是我党在特殊时期，千千万个战斗在隐蔽战线上，隐名埋姓，时刻准备牺牲的一名女战士。

母亲1922年11月出生在广东高明县一个名门望族封建大家庭，我的姥爷在家里排行老大，大学毕业后，他寻求在仕途上发展，几年后，当上了广东江x市的财政局长，并踌躇满志，花钱活动到一个县长的官位，他筹备好班子，正准备走马上任时，他的堂兄谭植堂出来说服劝阻了他。他言听计从，退出官场，从事了教育事业，在本县创办了两所学校，走上了“教育救国”这条道路。

　　母亲是家中的独生女，姥爷视她为掌上明珠，希望她能通过读书摆脱这个封建家族的束缚，成为一名新时代的女性。

“七七事变”爆发后，战火烧遍了大半个中国，1938年秋，日军侵占广东，学校被炸毁，母亲被迫中断了求学之路，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早就有了抗日救亡念头的母亲，在叔公谭植棠（中共广东组织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四届主任）、谭天度（中共广东党组织最早的党员之一，南昌起义参加者）革命前辈的亲自引导下，毅然决然地参加了革命，这时她还不满十六周岁，并于次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战争年代，母亲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白色恐怖深重的广东粤中地区和香港，并以教师的身份做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其间也会根据对敌斗争形势的需要，奉上级的命令在地方、部队之间转换着不同的身份。

在白色恐怖时期，党的地下工作者，每时每刻都会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他们面对死亡从容而淡定，他们虽不见刀光血影，却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工作。母亲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曾多次陷入险境，甚至进入了敌人的圈套，但凭着她的智慧、机敏、勇敢，化险为夷，虎口脱险。

1942年初，母亲以小学教师的身份做掩护，利用她父亲谭树棠的威望、地位，打入了县国民党党部妇女会担任理事，并使原妇抗会的骨干分子亦加入其会。在选妇女会长时，许多会员本想选母亲为会长，经党组织和母亲向会员们做思想工作后，有意选了罗雪玉（高明县国民党部书记谢子明之妻）当会长。之后，母亲取得了罗雪玉的信任，并成为要好的朋友、闺蜜。有了这层关系，母亲就可以自由地出入于国民党县党部，并经常找些由头到县国民党部书记谢子明家做客、喝茶，从中获得了不少重要的情报，并及时汇报给党组织。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民党县党部的情报人员有所警觉，开始怀疑母亲，并暗中展开调查，但他们又没有抓到什么确凿的证据，这时候，母亲的所谓好友、闺蜜罗雪玉，立刻和母亲撇清关系，“甩锅”，将母亲从学校开除，组织上得知后，马上将母亲转移到外地。

1949年母亲身着戎装英姿飒爽在红旗下

　　1945年5月，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国民党当局为巩固其地位，对我党在粤中的薄弱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清剿”。鉴于形势所迫，上级决定实施分散隐蔽和转移，命令将游击队中的女战士逐步疏散、转移到敌后方，等待时机成熟后再归队。母亲奉命带领三名女战士撤离，她们在开平、鹤山县等地敌后方，东藏西躲，她们一度与组织上失去了联系，每一天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后来经济来源也中断了，只好靠贩卖故衣度日，在一次坐船过河途中，船又沉了，人虽然游到对岸逃生了，但身上所剩下的少量钱也被大水冲走了，她们成为了真正的“无产者”。正当为生计发愁之时，又传来母亲的堂兄谭庆不幸落到了敌人手中，被作为重犯关在狱中，等待处决。母亲心如急焚，只身冒着生命危险，千方百计到处去寻找关系来营救堂兄，但始终未果。然而，在路经（鹤山县城）敌人的关卡时，受到了敌人的怀疑和审查，但又被莫名其妙，顺利放行，正当她庆幸“幸运逃脱”时。突然发现后面总是有人在跟踪，她想方设法，暂时甩掉了身后的“尾巴”，抵达一个秘密地下交通站后，她冷静地回忆了整个过程，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猜测敌人可能是故意让她逃脱，放长线钓大鱼。想到此处，母亲不禁惊出一身冷汗，立刻动身离开，以免暴露其他同志。然而，离开了交通站，又能去哪里呢？如果敌人见她耍花招，仍可能随时要逮捕她。思来想去，母亲最后决定先前往一位老同学家躲藏几天再说。一个多年没有联系的同学，忽然见到她的到来，感到非常的吃惊！她们曾经是中学的挚友，老同学念旧情，不想伤害母亲，留她住了下来。然而，她的丈夫是个伪乡长，他能放过母亲吗？她有些苦口难言，聊到深夜，她终于把问题挑明了！“你不愿意把真情告诉我，我心里是明白的，但叶佩珩（她丈夫的名字）是乡长，我能留你吗？我目前的处境，希望你能体谅！我希望你明天就离开这里，有什么困难，我一定尽力帮助你”。彼此，心照不宣，母亲只好表示同意离开，没有吐露太多，只是说缺路费，她马上拿出30元给了母亲，并夹上了一张通行证，并要求母亲写下假的名字。第二天早上母亲匆忙地离开了她家。这条路被堵死了。母亲思来想去，最后做出了一个大胆而冒险的决定，回高明县的老家去，越危险的地方，越是最安全的地方——“灯下黑”。在敌人眼皮底下开展工作，伺机而动。于是她化了装，壮着胆回到了老家，住在三姨妈家，白天躲在屋里，晚上出来与家人、同志接头，经过几个月的惊险生活，胆大心细的母亲终于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避免了交通站和其他同志的暴露。最终，她盼来了喜讯，组织上通知她可以归队了，并调她到江门市地下交通总站工作。母亲异常高兴，终于迎来了曙光，母亲在她后来的回忆录写道：“这段时间固然是艰难和痛苦的，如果我万一被敌人抓到了，我一定要当一名强者，坚贞不屈”。

后来，事实证明正如母亲所估计的那样，敌人是想利用她来钓出更大的鱼，然而，他们却打错了算盘，跟丢了“行踪不定”的母亲。敌人做梦也没想到，母亲竟然会如此的大胆，隐藏在敌人的“心脏”，他们的眼皮底下，玩起了捉迷藏。

1949年母亲（右三 ）与战友在广东高明合影。

　　1945年12月，在广东江门地下交通总站任政治交通员的母亲，再一次经历了危机，一天，母亲去外地执行一项重要任务，正准备坐船出发，警觉地发现有人在跟踪，还不只一个，上船后，“尾巴”也跟了上来，只是混杂在人群中，母亲再次环视四周，突然，发现了一张似乎熟悉的面孔，糟了，出叛徒了。母亲已经来不及想的太多，她的第一反应就是脱身，她快速地挪动到船的出入口处，船不是很大，“尾巴”也不能跟的太近，就在船起锚，准备开船的那一瞬间，母亲纵深一跳，离开了船，等特务们反应过来，船已经离岸了。

事后分析，之所以敌人没有立刻逮捕母亲，是又一次放长线钓大鱼。江门市地下交通站是该地区的总站，是粤中地区部队的情报中心，它与内地村乡的交通站有所不同，它是将下面各站的情报汇集在一起，做以精细的分析，再挑出重要的情报，直接报送给上级主要领导（中共广东中区特委、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总部），敌人就是想顺藤摸瓜，想摸一个“大瓜”。母亲又一次凭着机智勇敢，化险为夷，虎口脱险。她仅仅当了八个月的政治交通员，由于身份暴露，再一次调离。

母亲前排右四 1946年于香港劳工子弟学校（公开身份训育主任）

后记

智勇往事，听来惊心动魄，过后难以忘怀。母亲早年参加革命，给她的父亲和家族带来了许多危险和麻烦，国民党特务曾经深夜去过母亲家，威逼姥爷交出母亲，并打伤，抓走了家族的几位亲人 。自从母亲离家后，姥爷就没有过过一天踏实的日子，他经常彻夜难眠，最害怕的不是女儿在战场上负伤、甚至牺牲，而是最最害怕的是，他那如花似玉的宝贝女儿，如果真的落到敌人的手里，他将如何去面对。母亲也曾经说过：“如果真的陷入绝境，身上的枪，一定要给自己留下最后一颗子弹”。

母亲在晚年内心非常的内疚，她在89年的一篇日记中写道：“时光消逝已经了67年，养育我的父母早已经不见了，他们为我的成长付出了心血，我却没有尽到孝道，没有她们，哪有我？养育我的是父母，指引我人生方向的是共产党，使我这一生没有空度年华，但自古忠孝不能两全”。

谢谢您的阅读！

参考史料：

1.中共高明县党史办公室、 高明县妇联合会共同编著《沧江女儿》。

2.广东省高明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著《高明文史》第七辑。

3.谭秀华一九八九年撰写的《我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