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

春深日暖

9月26日，在亲近黄河之旅行程结束后，我来到中国国家博物馆参观。 中国国家博物馆，简称国博，位于北京市中心天安门广场东侧，东长安街南侧，与人民大会堂东西相对称，是代表国家收藏、研究、展示、阐释中华文化代表性物证的最高历史文化艺术殿堂，负有留存民族集体记忆、传承国家文化基因、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使命，也是国家文化客厅。 　　中国国家博物馆展览包括基本陈列、专题展览、临时展览三大系列。其中，“古代中国”、“复兴之路”和“复兴之路新时代部分”为国家博物馆的基本陈列。 《古代中国陈列》展出文物2026件，包括一级文物521件。…… 我这次因故，在博物馆馆内走马观花，寻找到了几件镇馆之宝后，就离开了。故下面只能简单介绍一下，我看到的一些文物。 　　关于馆的的镇馆之宝，未查到官方的说法，按网上讲的比较多的镇馆之宝，我找到了十件。　　1、鹳鱼石斧图彩绘陶缸 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前3000年）1978年河南临汝（今汝州）阎村出土 陶缸外壁彩绘有鹳、鱼和石斧形象。鹳昂首挺立，目光炯炯，被它衔住的大鱼则身体僵直，毫无挣扎反抗之势。一般认为，鹳和鱼应分别代表了敌对的两个部族，石斧是权力的标志，是鹳部首领所用的武器。鹳部首领生前曾经率领鹳族人同鱼部族进行过殊死的战斗，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画面内容是当时社会政治生活的生动写照。 　　2、鹰形陶鼎 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前3000年）1958年陕西华县太平庄出土 鹰形陶鼎采用伫足站立的雄鹰造型，双腿与尾翼构成三个稳定的支点，将鼎形器物牛的动物形体巧妙地融为一体，它既是巫术活动中的敬神礼器，也是远古时期不可多得的陶器珍品。 　　3、玉龙 红山文化（约公元前4700年-前2900年）1971年内蒙古翁牛特旗赛沁塔拉出土 玉龙躯体卷曲若钩，造型生动，雕琢精美，有“中华第一龙”的美誉。新石器时代很多遗址中都发现有类似龙形的遗存，或为蚌塑，或为彩绘，或为雕塑。关于龙的原型，研究者们提出过各种假说。商代甲骨文中的“龙”字和妇好墓出土的玉龙都显示，龙是一种巨头、有角、大口、曲身的神兽。新石器时代最符合这些特征的文物应属红山文化中的这种蜷体玉龙，它们应该是龙的原始形态。 　　4、“后母戊”青铜方鼎 商王武丁时期传河南安阳武官村出土 后母戊鼎相传于20世纪30年代出土于河南安阳武官村，早年流传经历颇为波折，曾多次躲过日本侵略者的掠夺。新中国成立后，后母戊鼎入藏于前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之一）。 后母戊鼎因其腹壁铭文得名。鼎的型方正，形体巨大，显得雄伟庄重。鼎身四壁沿周缘装饰饕餮纹，足部也装饰饕餮纹，鼎耳上部则装饰鱼纹，鼎耳外侧装饰虎食人纹。今测鼎重832.84千克，是目前已知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器。 以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技价值三个主要的文物解读视角观察，后母戊鼎在科技价值方面可谓商周青铜器的翘楚之作。因鼎的体量，重量均远超过一般青铜器，因此在原料冶炼、塑模制范、浇铸充型一系列铸造过程中的技术要求极高，充分显示出此时青铜器铸造业庞大的生产规模和杰出的技术成就，是这一时期青铜文化发展高度的代表。 　　5、“子龙”青铜鼎 商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前11世纪）传20世纪20年代河南辉县出土 子龙鼎相传于20世纪20年代出土于河南辉县，后流入日本，又辗转至香港。2006年4月，在中央财政设立的“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支持下，国家文物局将子龙鼎征集回国。 子龙鼎因其腹壁近口缘处铸有铭文“子龙”二字得名。子龙鼎的圆腹微垂，上承微外撇的立耳，下接三蹄形足。鼎的颈部和足部均装饰饕餮纹。整器的造型雄伟稳重，是商代圆鼎中体积最大者。 关于子龙鼎的铭文释读，目前学术界的解读视角较多。宏观来看，此类短简精炼的铭文不带有动词，属于“早期铭文”的范畴，多用以铸记作器者、族属或受祭者一类信息。“子某”的称谓在甲骨文和商周青铜器中较为常见，也见于传世文献。甲骨文中的“子某”，有的是具有宗法贵族身份的商王之子，也有的指商王朝内担任重臣的宗法贵族之长。后者虽不一定与商王室具有血缘关系，但较为多见。 　　6、四羊青铜方尊 商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前11世纪）1938年湖南宁乡出土 四羊青铜方尊，在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中体型最大，造型雄奇，肩部、腹部与足部作为一体，被巧妙地设计成四只卷角羊，各据一隅，庄静中突出动感，匠心独运。方尊的边角饰长扉棱，既用以掩盖合范痕迹，又可改善器物边角的单调，增强了造型气势，浑然一体。此器在器范制作中，并用线刻、浮雕、圆雕技法，将器用与装饰有机结合，铸造工艺精湛，是我国古代青铜文化中的珍品。 　　7、“利”青铜簋 周武王时期 1976年陕西临潼零口出土 武王灭商建立周朝，是商周历史的分水岭。利簋内底铸有铭文4列32字，记录了武王伐纣在甲子日的清晨，时逢岁星（木星）当空，一日间结束了灭商战役。铭文内容与《尚书·牧誓》、《逸周书·世俘》等古籍的记载相吻合，证实了相关文献史料的可靠性，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利簋是目前为数不多的几件能确定为周武王时期的青铜器之一，弥足珍贵。 　　8、“盂”青铜鼎 周康王时期传陕西郡县出土 大盂鼎相传于清道光初年出土于陕西郡县礼村，几经辗转，后为潘祖荫所有。1951年潘氏后人潘达于女士将其捐赠予上海博物馆，1959年入藏前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之一）。 大盂鼎宏伟凝重，是西周早期大型青铜鼎的典型式样。鼎内壁铸有长篇铭文，记述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册命一事。铭文中周康王向孟追述了文王、武王的立国经验与商人因沉湎于酒以致亡国的教训，告诫盂要效法其先祖，忠心辅佐王室，并对孟进行赏赐。铭文追述殷商变革的内容与《尚书．酒诰》等传世文献相吻合，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从书法角度来看，大盂鼎的铭文通篇布局规整，书风凝重。 　　9、“虢季子白”青铜盘 周宜王时期清道光年间陕西宝鸡出土 该青铜盘的内底铸制长篇铭文，记述了虢季子白率军对验犹作战，斩敌首500，俘虏50人，战后献藏，周宣王宴飨虢季子白，并赏赐马、弓矢、钺以资勉励。虢季子白盘是西周著名的青铜器之一，其铭文是一篇优美的韵文，文中“薄伐俭犹”、“折首”、“执讯”及“是以先行”等句，可与《诗》之《采薇》、《出车》、《六月》、《采芭》等篇所记史实相互印证，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10、孝端皇后凤冠 明万历（公元1573年﹣1620年）1957年北京明定陵出土 此件凤冠1957年出土于“明十三陵”定陵地宫。此次考古发掘共出土2648件文物，包括纺织品、衣物、金器、银器、铜器、锡器、瓷器、琉璃器、玉器、石器、漆器、木器、首饰、宝石、珍珠、冠、带、佩饰、钱币、武器等，全面直观地反映了明中后期高度发达的物质文化水平。凤冠的主人是孝端皇后，因其生前无子，故引发了一场是立长子朱常洛（恭妃所生）还是三子朱常洵（郑贵妃所生）为太子的“国本”之争，影响明末政局甚深，使万历朝成为明朝历史上由治转乱的转折期。 　　下面再介绍一些，我拍摄的藏品 馆藏的青花瓷瓶 　　青花折枝花果纹六方瓶 清·乾隆 　　馆藏石刻佛教造像 本展区展示了27件馆藏石刻佛教造像精品，时代上迄北朝，下至民国时期。石刻佛教造像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石刻藏品中的重要门类，以南北朝、隋唐佛教造像最具特色。其中既有北周天和二年（567年）、唐开元十八年（730年）等纪年佛教造像，也有北朝佛碑像、宋代释迦造像、菩萨头等。国家博物馆藏石刻佛教造像时间跨度大，雕刻精美，反映了石刻佛教造像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脉络，具有丰富的文化历史信息。 　　石雕造像碑 仿北魏 高80厘米宽25厘米厚10厘米 1952年购藏 　　石雕菩萨立像 民国 高100厘米宽35厘米厚20厘米 　　石雕造像碑 仿北魏 高88厘米宽55厘米厚13厘米 1953年文物局拨交 　　石雕佛坐像 仿宋 高110厘米宽45厘米厚45厘米 1949年霍明志捐赠 　　馆藏石刻精品 本展区展示了53件馆藏石刻精品，包括47件南北朝至明代的石刻佛教造像和6块清代乾隆时期的耕织图刻石。石刻佛教造像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石刻藏品中的重要门类，以南北朝、隋唐佛教造像最具特色。其中既有承光元年（577年）、正光元年(520年）、保定五年（565年）、天统四年（568年）等南北朝时期的纪年造像，也有隋唐时期的释迦造像、童子造像等。国家博物馆藏石刻佛教造像时间跨度大，雕刻精美，反映了石刻佛教造像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脉络，具有丰富的文化历史信息。 　　菩萨像 馆藏 　　菩萨像 馆藏 　　石雕半跏思惟菩萨坐像 仿北齐 高69厘米 2004年牛勇捐赠 　　中国古代历史年表 　　以下，按参观时，年代的顺序，再介绍一下一些展品。 原始牛犄角 旧石器时代中期（距今约20余万年﹣5万年） 1954年山西襄汾丁村出土 　　船形彩陶壶 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前3000年） 1958年陕西宝鸡北首岭出土 船形彩陶壶为盛水器，由仰韶文化的小口尖底瓶演化而来。陶壶两端如船形上扬，壶身装饰网纹，极似从河里收网捕鱼或晾晒鱼网的情景。这些水上生活场面是远古人们制造舟船、网具并捕鱼的真实写照。 　　人面鱼纹彩陶盆 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前3000年） 1955年陕西西安半坡出土 彩陶盆内壁以黑彩绘出两组对称的人面和鱼纹。人面头顶有鱼鳍形装饰，嘴巴两侧和双耳部位都有两条相对的小鱼分置左右，构成形象奇特的人鱼合体。类似的彩陶盆出土了很多件，多作为儿童瓮棺的棺盖，可能是一种特制的葬具。 　　镂雕旋纹象牙梳 大汶口文化（约公元前4200年﹣前2500年） 1959年山东泰安大汶口出土 这是迄今为止远古时期保存最为完好的梳子。大汶口文化后期，出现了财产及社会阶层的分化。大汶口遗址墓葬中，有些墓空无所有，多数墓葬只有几件简单的陶器或石器，而少数大墓的随葬品却多达百件。这些大墓不仅拥有大量制作规整、器类繁多的陶器、石器、骨器等生活用品和工具，更有贵重的器、玉器、镶嵌松绿石的骨雕工艺品。这件镂雕旋纹象牙梳即出自一座大墓，墓主人生前应该是一位社位显赫的人物。 　　舞蹈纹彩陶盆 马家窑文化（约公元前3200年﹣前2000年） 1973年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出土 彩陶盆内聚饰三组舞蹈图，绕盆一周形成照圈，每组均为五人、手投着手，位程重节的在耐刷起舞，这幅舞蹈图真实生动地展现了先民们在重大活动时集体舞蹈的热烈场面。 　　涡纹彩陶罐 马家窑文化（约公元前3200年-前2000年） 1956年甘肃永靖三坪征集 彩陶罐器表饰黑彩的旋涡纹和水波纹，既像近岸水边的层层涟漪，又仿佛是河中央湍急水流形成的一个个大小旋涡。此陶罐以其纹饰精美成为马家窑文化的代表作，被誉为“彩陶之王”。 　　裸体浮雕彩陶壶 马家窑文化（约公元前3200年﹣前2000年） 1974年青海乐都柳湾出土 彩陶壶融浮雕和绘画的艺术手法于一身，裸体人像下腹处塑造出有生殖器的形象。一般认为这是男女同体的崇拜物，具备沟通天地、人神的能力，其特殊的图案装饰表明它不是生活用具，而是礼器或专门制作的葬具。 　　青铜面具 商（约公元前16世纪﹣前11世纪） 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 这件硕大的青铜面具是三星堆文化最具标识特征的器物之一。面像呈方脸、宽颐、臣字形眼，脸型与同时出土的其他人面具或头像相近，但双耳巨大、瞳孔纵出，额上有一条纵起的额饰，显然是古蜀人在人面具基础上所做的艺术升华，是蜀人精神世界的写照。 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蜀人的先王蚕丛“其目纵，始称王”。由此推测，三星堆的这件纵目青铜面具，可能是古蜀人对先王传说的朦胧记忆，是古蜀人用以祭拜或供奉的神像。 　　玉簋 商王武丁时期 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这件玉簋的质地为青玉，是妇好墓出土的两件玉质容器之一，也是迄今发现年代最早、体积最大的玉质容器。玉簋腹部饰雷纹，并装饰有4条扉棱，应当是从青铜簋取材构思而成。因此这件玉簋应属于礼器，而非一般的盛食器。 　　“妇好”青铜三联甗 商王武丁时期 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青铜甗多为上甗下鬲的联体器物，上部甗置食物，下部隔盛水，中间以镂孔的箅相隔。鬲下举火煮水，以蒸汽蒸炊食物，作用与现在的蒸锅相似。随时代变迁或构造革新，也有下部不做鬲形的蒸炊器具，宏观来看，这类器物也可称作甑。 妇好青铜三联甗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为3件甗，下部则为联体的长方形器身，相当于现在灶台的功能。整器的下部可以举火，也满足蒸炊器具的功能，故称为三联甗。三联可以同时加工数种食物，是今可见青铜器中较早的一灶数眼炊具。 　　“后母辛”青铜觥 商王武丁时期 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现在通称为觥的青铜器，具有椭圆形腹，圈足或四足，前有短流后有整，皆有兽首形盖几点基本特征。 青铜觥流行于商后期至西周早期，因构思取材各不相同，造型艺术个性极强，故均十分珍异。 后母辛青铜觥因器底与盖内铸铭文“后母辛”而得名，是妇好墓出土的珍贵青铜器之一。后母辛青铜觥似以牛作为造型构思的取材，但兽首有二卷角，后足为鸟足，腹后装饰有双翅为主纹，仍为想象中的瑞兽。 　　“妇好”青铜鸮尊 商王武丁时期 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鸮尊为酒器，属鸟兽形尊，即俗称的“牺尊”。 妇好鸮尊可谓商后期青铜器造型艺术的鸿篇巨制。整器外形呈站立的猛鸮，下垂的鸮尾在构思上匠心独具，形成与双足平衡的三点，功能与审美二者兼备。经过商前期的技术探索，商后期的青铜器铸造无论在冶铸工艺还是在纹样制作工艺方面，均有巨大飞跃。分铸技术臻于完善，这成就了鸮尊上歧冠高耸一类气势抻阖的附件装饰。鸮尊的纹样制作工艺采用了地纹繁复、主纹鲜明、主纹上辅纹勾勒细腻的“三层花”技艺，为其本就堪称惊天地、泣鬼神的造型艺术锦上添花。 　　“有出虹自北饮于河”刻辞卜骨 商王武丁时期 传河南安阳出土 这块牛肩胛骨正、反面刻满长篇卜辞，字口涂朱，内容是商王武丁分别于癸酉、癸未、癸巳与癸亥四日，占问该旬之内是否会有灾祸。辞中记载庚戌日出现虹。 　　卜骨 商王武丁时期 传河南安阳出土 此卜骨正、反面刻满长篇卜辞，内容涉及土方、舌方入侵。 　　“宰丰”雕花骨栖 商王帝乙或帝辛六年 传河南安阳出土 这是刻于商王帝乙或帝辛六年五月的一根兕肋骨，骨一面雕刻龙纹、饕餮纹与三角纹，并嵌绿松石；另一面刻有2行28字，记述了商王于麦麓田猎，捕获咒，宰丰受到商王赏赐。而"宰丰"雕花骨杷即是利用所捕咒之肋骨制成。 所刻字体风格与绝大多数商代甲骨文不同，更接近商代末年的青铜器铭文。 　　“作册般”青铜鼋 商代末年 就造型艺术而言，作册般鼋可谓青铜时代举世无双的艺术珍品。中国古代青铜器以容器丰富为主要特色，偶有一些构型取材于鸟兽的像生类青铜器，称鸟兽形尊或牺尊，均堪称造型艺术的翘楚。但这类器物因兼顾容器的功能，构型上受到制约，抽象意味较重。作册般鼋则是完全意义上的写实之作，鼋头外探、四足拨划、尾向左摆，将鼋的仪态塑造得活灵活现。 鼋肩、背共负有四簇，与背甲铭文记载商王射鼋四箭并全部命中的事件相契合。这使得作册般不仅精绝于造型，更成为生动鲜活的叙事载体，呈现出一个穿越时空的田猎习射场景。 　　青铜罍 西周早期 1980年四川彭县竹庄出土 1959年与1980年，四川彭州竹庄先后发现了两处青铜器窖藏，出土器物包括容器、兵器两类，兵器是典型的巴蜀式兵器，容器则是中原地区常见的罍、鲜等酒器。这件象首耳青铜罍便是1980年窖藏中出土的青铜容器之一，器物造型带有西周早期的作风，器身的卷龙纹、牛纹等也属周人的代表性装饰纹样。这件器物出现在蜀文化的腹地，却并非蜀文化自身创造或吸收周文化后创造的冶铸品，而反映了中原文化与蜀文化在这一时间节点上的文化交融事件。据《尚书·牧誓》记载，在武王灭商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中，古蜀之师追随周人，参与了灭商的战争。竹庄两处窖藏存有中原风格青铜容器的现象，反映了蜀人征战凯旋，班师回朝携带战利品或军功品的历史。 　　“孟”青铜驹尊 西周中期 1955年陕西郡县李村出土 执驹之礼见于《周礼·夏官·校人》的记载，是小马二岁离开母马而升入王闲为服马时，初系马具所行之礼。西周时期注重马政，因此执驹礼由天子亲自参加。这件驹形青铜尊胸、盖部分别铸有铭文，记述甲中日周王在斥地举行执驹礼，期间赏赐作器者盖两匹马驹。盖为感谢王恩，铸制这件驹尊告知先祖并以为纪念。 李村窖藏出土驹尊一件，但驹背部的尊盖却发现两件。盖铭一件称驹为“勇雷骓子”，另一件称为“勇雷骆子”，是对两驹特征的专称，前者为青白色间杂，后者为白色黑鬣尾。盖铭均记载盖参加执驹礼并接受周王赏赐，但典礼地点有所不同。据此推测，蠡至少制作过两件完整的驹形青铜尊，另一件器身下落不明。 　　“盠”青铜方彝 西周中期 1955年陕西郿县李村出土 盠方彝堪称西周青铜器的翘楚之作，虽然器物体量较小，但蕴含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技价值均十分丰富。 从历史价值来看，器、盖铸制同铭长篇册命铭文，记载了周王册命作器者盖，让其作为西六师、殷八师的纠察之官，管理三有司：司徒、司马、司空。铭文内容反映出西周王朝森严的军事体制以及西周官制。从艺术价值来看，盠方彝的造型艺术与一般的方彝有异，器盖较高，为庑殿顶状（四阿式屋顶）。同时器身两侧置有上卷式的象鼻耳，使得整件器物外观十分具有张力。器身与器盖的中心均装饰涡纹，在同时期器物中具有较鲜明的装饰个性。从科技价值来看，整件器物的造型，因器盖及其上捉手均采用庑殿顶状的造型，隐约反映了当时的重檐式的殿顶建筑结构，可窥见西周王室宫殿的建筑风采。 　　“？公”青铜簋 周成王时期 2014年国家文物局划拨 器内底铸有铭文，记述了周成王二十八年王命唐伯侯于晋一事，是有关晋国早期分封的珍贵史料。 　　“王子午”青铜鼎（附匕） 春秋·楚 1978年河南浙川下寺2号墓出土 这件铜鼎腹内壁有84字的铭文，内容主要是王子午叙说自己的德政，同时上祭祖先，下为子孙祈福。王子午是文献记载中楚庄王的儿子子庚。楚共王时子庚任司马，曾率军队大败吴军；楚康王二年（公元前558年）任令尹（相当于后世的丞相、宰相），楚康王八年（公元前552年）卒。 王子午鼎是春秋晚期楚国王族铸造的礼器，出士时一共有形制相同而大小规格不同的七件，此件是其中最大的一件。其铸造使用了当时先进的铸焊技术，焊料合金的含锡量达98.23%，硬度很高，保证了各连接点结实牢固。 器内铭文使用的是华丽的鸟篆体。鸟篆是一种美术字体，大致起源于春秋时期，在楚、吴、越、蔡等国流行，是中国人把汉字艺术化的开始，一般在兵器上的简短铭文中使用，像该器这样长篇的铭文中使用鸟篆体十分罕见。 　　青铜牺尊 春秋．虢 1956年河南三门峡上村岭出土 这件尊整体呈兽形，古称“犀尊”，是一种酒器，出土于上村岭虢国墓地，国属即为虢。这类动物形尊从商代到春秋时期都有发现，但到春秋以后则比较少见。 　　2号 “吴王夫差”青铜剑 春秋·吴 1976年河南辉县出土 这件铜剑剑身中间隆脊有棱，近镖处有篆书铭文10字“攻侮（吴）王夫差自作其元用”。 吴国，姬姓，是周太王之子泰伯后人的封地，周武王时周章始封，都吴（今江苏苏州），历12代王，公元前473年，被越国所灭。吴国最强大的时期在春秋晚期，曾经短时期称霸中原，而吴王夫差正是吴国最强大时期的国君。春秋战国时期是征战频繁的年代，军事的需要推动了兵器铸造的发展。吴国和越国的地势都不适合车战，步兵较多，短兵器“剑”的使用量很大，因此吴越地区铸剑的水平，远远超过中原地区，有很多被世人称羡的名剑，各诸侯国也以得到吴越的宝剑为荣。这个时期的剑是用青铜铸造，但是在不同的部位会加入了一定量的锡、铅、铁、硫等成分，以保证剑身的韧性和刃部的锋利，使其刚柔相济。目前出土和著录的吴王夫差剑有9把，它们的形制和铭文大体相同。 3号 “吴王光”青铜剑 春秋·吴 1964年山西原平出土 此剑为吴王光（即吴王阖闾）自作用器。 　　青铜冰鉴 战国．曾 1978年湖北随县出土 冰鉴是用来冰镇酒的器物，由一个方鉴和一件方尊缶组成，尊缶内装酒，鉴、缶壁之间的空间放置冰块，在春夏之季就可以喝到冰爽的酒。与之配套的还有一把长柄铜勺，勺的长度足以探到尊缶内底。这件铜冰鉴堪称世界上最早的冰箱，也是当时祭祀中一种重要的礼器。如此奢华享受的器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只能是王室贵族才能享用，这件冰鉴就是战国时期曾侯乙的用器。 　　鎏金嵌玉镶琉璃银带钩 战国·魏 1951年河南辉县出土 带钩是古人系腰带的挂钩，多用青铜铸造，也有用金、银、玉等制成。这件带钩是魏国王室用品，银质鎏金，钩两端铸成浮雕式的兽首，钩两侧为长尾鸟。钩身正面嵌饰3块白玉玦，玉玦中心各嵌一粒半球形蜻蜓眼琉璃珠，钩头为白玉琢成的雁首形状，整个带钩把金属铸造工艺和琢玉工艺结合起来，十分精湛，堪称中国古代最华的带钩。 　　郢髯 战国．楚 1979年安徽寿县出土 这是一种纯金的长方形版状货币，上用印凿打铃印文“郢禹”。“郢”是地名，是战国时期楚国的都城，在今湖北江陵附近。“再”是称量的意思，表示此货币在使用时切割成小块称量计算。郢禹是中国最早的黄金货币之一。 　　错银卧牛青铜镇 战国．楚 1956年安徽寿县出土 古人习惯跪坐于地、床、榻之上，必铺席，文献中也称作"筵"。为了避免起身和落坐时折卷席角，需要重物将其四隅压住。青铜镇就是用来压席子四角的用品，完整的一套皆为四枚，多动物造型，如虎、豹、辟邪、羊、鹿、熊、龟等。 这件卧牛造型的铜镇有精美的错银云纹装饰，腹下刻有“大府之器”四字。大府是王室府库的官员，掌管四方向王室进贡的“货贿”，同时在王进行赏赐时负责从府库中搬取、清点赏赐品。 　　“鄂君启”错金青铜节 战国．楚 1957年安徽寿县出土 节是一种凭证。“鄂君启”青铜节一共有5件，其中舟节2件，车节3件，这里是其中的一件舟节和一件车节。每件舟节表面有错金铭文164字，每件车节上有错金铭文148字，记录了此节是楚怀王颁发给鄂君启（字子皙，楚怀王之子，其封地在鄂（今湖北鄂州）的，用于水陆两路运输货物的免税通行证。文中还严格规定了水陆运输的范围、船只的数量、载运牛马和有关折算办法，以及禁止运送铜与皮革等物资的具体条文；同时还记录了从“鄂”到“郢”（今湖北江陵附近）的水陆交通路线、车辆及船只的调配、沿途所享受的特权等，对研究当时楚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交通等都有着巨大的价值。 　　错金银马首形青铜䡇 战国．魏 1951年河南辉县出土 䡇是车辕的前顶端装饰。这件精美铜斩呈马首形，其头部和颈部用错金银的工艺装饰卷毛纹和鳞纹，是战国时期错金银铜器的典型代表作品之一。 魏在春秋时期是晋国的一个大贵族，后来逐渐成为一支强大的政治势力。公元前403年，韩、赵、魏被周威烈王封为诸侯。魏的疆域在今山西西南部和河南北部，都安邑（今山西省夏县），后迁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战国初，魏文侯任用李性、吴起、西门豹等进行经济、政治和军事改革，使魏国成为战国初期有名的强国。 这件䡇出土于战国中期魏国贵族墓，此墓是目前所知魏国墓葬中规格最高的一座，因此出土的器物多工艺考究，精美绝伦。这件错金银铜䡇代表了魏国铜器铸造及错金银工艺的最高水平，也反映了贵族生活的华丽与奢靡。 　　青铜编钟（13件） 战国·楚 1957年河南信阳长台关出土 这组编钟共13件，从大到小依次排列，最大一件钟的两面铸有铭文12字，记载在楚历屈之月，晋国军队救戎于楚的事件。这组编钟试音后发现音阶准确、音质优美，每枚钟都能发两个乐音，两音之间为大三度关系，符合现代声学原理。 周朝是依靠礼制来维护统治秩序的，礼乐用器编钟的数和种类的多少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从西周中期出现三个一组的编钟以后，每组编钟里钟的数量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加。春秋战国时期，上层贵族中仍沿袭周王朝的一些乐制，因而贵族大墓经常陪葬有成组的编钟、编磬。 　　人形青铜灯（附勺） 战国·齐 1957年山东诸城出土 这件铜灯整体造型为一男子双手分别托举竹节形灯盏，盏盘下有子母口与盘柄插合，可根据需要拆卸，另外还附有一个添油用的长柄铜勺，可能是齐国宫廷中的器物。战国铜灯中灯盘的构造有两种，一种盘中心有锥形凸起，似乎是插烛之用，为烛灯，另一种灯盘平平，为油灯。这件人形铜灯，附有一把铜勺，属油灯，而油灯使用的油可能来源于动物油脂。 　　贡纳场面青铜贮贝器 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 1955-1960年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 此器原由重叠的两鼓组成，出土时上鼓已残，下鼓鼓口铸有立体人物、牛马等，胴、腰间铸4环耳，器身下部铸4卧牛。根据发式、装束及行进之状，口沿所铸雕像大致可以分为7组，每组多者4人，少者2人，其为首者均盛装佩剑，后随者或牵牛引马，或负物，生动展示了臣服的诸族来向滇王纳贡的场面。 据研究，在这些族中，可以明显区分出“椎髻”的滇人和“编发”的昆明人，同为“椎髻”的滇人，其梳髻位置和服饰又大不相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背物牵牛这组人物均深目高鼻，穿长裤。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滇西地区还有“身毒之民”和“儒越人”侨居，表明古代云南地区居民成分是相当复杂的。 　　神兽形青铜砚滴 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957年广西梧州市出土 滴的用途是研墨时向砚内注水，以铜质为主，多采取与水相关的动物造型，如神兽形、龟形、龟蛇合体的玄武形、蟾蜍形等。砚滴有多种形制：有的侧面附有笔插；有的如这件神兽形砚滴一样在出水口安装塞子，以便堵塞；有的在进水口装柱形圆塞，柱中心有上下贯通之孔。如按紧此孔，可阻断空气，达到控制水流的目的。 　　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 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 1963年陕西兴平出土 此尊呈犀牛形，犀牛昂首伫立，身体肥硕，四腿短粗，皮厚而多皱，两角尖锐，双眼镶嵌黑色料珠。尊腹中空，用来盛酒。尊背有椭圆形口，口上有盖。犀牛口右侧有一圆管状的"流"。通体饰细如游丝的错金银云纹。 此犀牛是古代生活在中国的苏门犀的形象。在古代，中国不仅产犀牛，而且数量很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曾多次发现犀牛骨，殷商甲骨文中有焚林猎犀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用犀牛皮做成的犀甲是武士艳羡的装备。由于大范围的捕杀，犀牛在关中一带最迟到西汉晚期已经绝迹。 　　彩绘雁鱼青铜釭(gang )灯 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 1985年山西朔县照十八庄出土 此釭灯整体作鸿雁回首衔鱼伫立状，由雁衔鱼、雁体、灯盘和灯罩四部分分铸组合而成。灯罩为两片弧形板。鱼身、雁颈和雁体中空相通，可纳烟尘。灯盘、灯罩可转动开合以调整挡风和光照。各部分可拆卸以便除垢。 釭指的是导烟管，红灯就是带导烟管的灯，是汉代新创制的一种灯具。汉代红灯通常被做成人形、动物形和器物形，其导烟管有单管和双管两种，都能将烟气导入灯腹内，使室内减少烟食而保持清洁。水禽衔鱼图案，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上就已经出现，水禽衔鱼造型的汉代红灯在陕西、山西等地均有出土，说明这种传统形象在当时依旧博得人们的喜爱。 　　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 西汉（公元第202年一会元8年） 1963年陕西只西平出土 下面介绍，来自网络 西汉错金银云纹青铜犀长58.1厘米，宽20.4厘米，高34.1厘米，重13.34千克，呈犀牛形，犀牛昂首伫立，身体肥硕，四腿短粗，肌肉发达，比例准确，体态雄健，皮厚而多皱，两角尖锐，双眼镶嵌黑色料珠，为古代生息在中国的苏门犀的形象。 西汉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工艺精湛，逼真自然，金色、银色与铜胎底色相衬生辉，是中国古代工艺品中实用与美观有机结合的典范之作 　　青铜枕 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 1972年云南江川李家山出土 此枕作马鞍形，两端上翘，顶端各焊铸一圆攀立牛，正面铸有双旋纹，背面在虎纹、双旋纹地上浮雕三立牛、青铜枕是滇国特有的器物，在此次古墓群发掘中共出土6件，均位于骨架头部，有的枕上尚留有头骨残片。 牛在滨国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可以用作祭祀仪式中的牺牲、对外贸易的商品和财富的象征。这些特殊功用是牛的形象在滇国器物上频繁出现的重要原因。 　　金缕玉柙 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 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村40号墓出土 玉柙，又称玉衣。此玉柙分为头罩、脸盖、上衣前片和后片、左右袖筒、左右手套、左右裤筒和左右脚套等部分，共用玉片1203片，金丝约2567克，系分片连缀而成。玉柙主人为中山怀王刘修，是著名的河北满城汉墓墓主刘胜的后代，死于公元前55年。 玉柙全部用玉片制成，玉片之间用金丝、银丝、铜丝或丝缕编缀。由于编缀玉片的质料不同，所以将它们分别称为金缕玉柙、银缕玉柙、铜缕玉柙和丝缕玉柙，其中丝缕玉柙迄今仅出土于广东广州象岗山西汉南越王墓中。西汉时期，玉初行，还没有根据死者生前地位的高低，确定严格的等级。东汉时期，玉柙明确分为金缕、银缕和铜缕三个等级，确立了分级使用的制度。根据这项制度，皇帝死后使用金缕玉押，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使用银缕玉柙，大贵人、长公主使用铜缕玉柙。 　　吊人青铜矛 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 1955-1960年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 此矛为圆，刃部呈柳叶形，前端收束成尖锋，中间起脊。刃部近柄处各吊一裸体男子，头梳捶髻，双手背剪，似为受刑之人。滇人青铜矛可以分为阔叶形和柳叶形两种基本样式，其中柳叶形的数量最多。此吊人青铜矛器形奇特，具有浓郁的滇民族风格，是滇人仪仗用青铜兵器中的珍品。 　　石天禄 东汉（公元25年﹣220年）河南洛阳西郊出土此石天禄颈背阴刻"猴氏蒿聚成奴作"七字，表明是猴氏（今河南偃师）蒿聚村工匠成奴所作。天禄是东汉时期立于墓前的神兽，常与辟邪配对。 　　击鼓说唱俑 东汉（公元25年﹣220年） 1957年四川成都天回山出土 此桶头上戴帧、额前有花饰，袒胸露腹，两肩高耸，着裤赤足，左臂环抱一扁鼓，右手举槌欲击，张口嘻笑，神态诙谐，动作夸张，为一俳优正在说唱的形象。 汉代俳优大致以调谑、滑稽、讽刺的表演为主，并以此来博得主人和现赏者的笑颜。他们往往随恃主人左右，作即兴表演，随时供主人取乐。表演时，他们一般边击鼓边歌唱。当时的皇室贵族、豪富大吏蓄养俳优之风甚盛。 汉代画像石乐舞百戏图中经常可以看见一些身材粗短、上身赤裸和动作滑稽的表演者，汉墓中也不乏此类形象的陶俑出土，均显示了俳优表演在当时的盛行。 　　彩绘石骑马人 东汉（公元25年﹣220年） 1955年河北望都出土 此石雕系用整块石灰石雕成，骑马的僮仆头戴黑色平巾帧，身着红地白色流云纹剪襟短衣、粉地红色流云纹大口裤，左手提酒稗，右手提两尾鱼，作欣欣然买酒归来状。 东汉时期，雕塑艺术风格较西汉有较大变化。西汉石雕一般雕出大体轮廓，力求简练，而东汉石雕则出现了用线条来表现衣饰、羽毛等新风尚。此彩绘石骑马人总体造型古拙雄浑，细部刻画生动传神，尤其是笑弯的眉眼，使人可以感受到僮仆欢快的心情，为东汉石雕艺术的精品。其题材亦为汉代所仅见。 　　陶船 东汉（公元25年﹣220年） 1954年广东广州先烈路出土 此陶船分3个舱室，前舱矮而宽，蓬顶作拱形；中舱略高，成方形，蓬顶呈圆形而微凸；后舱特高，稍狭，蓬顶作拱形。船首有碇，船尾有舵，舵杆通过舵室固定在船尾部，这是世界上已发现的最早的船舵形象资料。船上塑有6个人物，分立各处。甲板上布置有6组矛和盾。 根据船上所塑人物身高比例推算，此船长约14-15米，载量约50石，在当时是一艘中等以上的船。船首悬碇，沉入水下，能较好地扣底抓沙。船两侧船舷上铺走道，可供篙手撑篙行走用。船舵位于船尾中部，且装在船尾专设的舵楼中，其板叶宽大，障水有力，下端与船底取齐，水浅时不须提舵。 　　陶女俑 三国·蜀（公元221年﹣263年） 1981年四川忠县涂井出土 女俑的两手分持簸箕和工具，头上簪花，身穿交领、右衽窄袖袍，右手佩戴串珠。刘备建蜀，自称为汉室正统，服饰上保留了东汉传统的袍服。女子袍服的袖口有宽、窄之分，宽袖袍服是中上层贵族妇女的服饰，窄袖袍服为下层平民或侍女穿着。簪花亦为汉代遗风，多为年轻女子的装扮。 　　陶武士俑，陶牛车 十六国（公元304年﹣439年） 1953年陕西西安草厂坡出士 武士俑与陶牛车是该墓养部分随葬俑，武士头带盔，身穿铠甲，战马全身被具装，这是南北朝时期甲骑具装俑的形象，甲骑具装是南北朝时期盛行的骑兵装备，标志着中国古代骑兵发展到重装骑兵阶段，鲜卑重装骑兵军队具有极强的冲击力，在建立北魏，统一北方，南北对峙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青瓷羊形烛台 东晋（公元317年﹣420年） 1976年江苏镇江出土 瓷羊头顶部有一圆孔，用于插放蜡烛。羊身上有几处深褐色斑点，这是两晋南朝时期出现的瓷器点彩装饰技法。一般先将褐彩涂绘在瓷器的胎体上，然后罩上青釉，再入窑高温一次烧成。青釉与褐彩形成鲜明对比，打破了青釉单一的色调，使瓷器的色彩更显活泼。褐色点彩是我国釉下彩瓷的初期形式，为后来的釉下彩瓷发展奠定了基础。 　　琉璃釉兽头 唐（公元618年﹣907年） 黑龙江宁安渤海上京龙泉府城道址出土 前海国在发展过程中，吸取唐朝先进文化并传照唐长安城建造上京龙泉府，上京城宫殿、鹿庑、门楼、厅阁、大族邸宅以及寺院的建筑，屋顶均辅设光亮的黄色和绿色琉璃瓦，殿堂屋脊的两端有翘起的巨大的五彩绚面的玻璃轴鸱吻，垂脊前头配有兽头，屋檐上垂挂着沿瓦和美丽为称的莲梅纹瓦当、墙壁和地面上铺铺着有菊花、牡丹、萱草纹的砖。其形制与做法都具有浓郁的唐风。 　　以下介绍，来自官网 三彩釉陶载乐骆驼 唐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骆驼高58.4厘米，首尾长43.4厘米，舞俑高25.1厘米 1957年陕西西安鲜于廉墓出土 骆驼昂首挺立，驮载了5个汉、胡成年男子。中间一个胡人在跳舞，其余4人围坐演奏。他们手中的乐器仅残留下一把琵琶，据夏鼐先生研究，应该是一人拨奏琵琶，一人吹筚築，二人击鼓，均属胡乐。骆驼载乐陶俑巧妙地夸张了人与驼的比例，造型优美生动，釉色鲜明润泽，代表了唐三彩的最高水平。 　　彩绘陶戴韩帽女骑俑 唐显庆二年（公元657年） 1972年陕西礼泉张士出墓出上 韩帽原为居住在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出门防风用的实用性帽子，传到中原地区后成为贵族妇女出游的时尚性装束，在唐代初年很盛行，朝廷曾禁止这种风尚，反而却使其更为风行，以至“（武）则天之后，韩帽大行。” 　　三彩釉陶骆驼载乐俑 唐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 1957年陕西西安鲜于廉墓出土 骆驼昂首挺立，驼背平台上铺彩条长毯，上有3名胡人、2名汉人组成的乐舞队。唐朝是一个开放的时代，包容的氛围也促进了音乐舞蹈的多元化发展。当时，在长安城的东市和西市都有专门的百戏班子，他们除自主演出外，也可让人们花钱雇演。骆驼载乐俑集杂技和马戏于一体，表现的应该是长安百戏中的一个杂技节目，另外在西安中堡子村唐墓也出土过类似的作品。因而可以想见，这种形式的表演在唐时的长安一定是大受欢迎的。 　　以下介绍，来自官网 彩绘陶打马球女俑 此套彩绘陶俑为5件，高32至36厘米，均女性，着紧身服、骑马，手中木质鞠杖已朽失，但策马打球的身姿栩栩如生。马尾束起，以防争抢中相互缠绕。 马球在唐代盛行于宫廷、军中和民间，是一种全民的体育活动。从这一时期的诗文、壁画、青铜镜和陶俑中可以看出打马球的大致情况。…… 　　展出的两件与马球有关的文物是“胡人打马球图”和“含光殿毬场石志”。前者出土于李渊十五子嫡孙的墓葬，再次证明大唐的开放以及马球是贵族喜爱的运动；后者证明，大唐皇宫大明宫里面是建有球场的。 　　彩塑菩萨头像 6-7世纪 1928年新疆焉耆七个星明屋发现 菩萨为束发梳髻，脸部圆利。眉眼细长。高鼻小口，神态安详、这像是1928年黄文弼先生参加中瑞考察团在新疆地区进行科学考古时所得。是中国考古学家首次在新疆地区进行科学考古的成果， 　　孝子故事砖雕 金（公元1115年﹣1234年） 在我国黄河流城宋、金、元幕葬中，“二十四末”故事作为种重要的文化题材用来装饰墓室，是当时社会重孝观念的真实体现、佛教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相结合、对“二十四孝”故事的定型和宣传起到了根大作用。 1．戏彩娱亲2．行拥供母3．含子救侄4．哭竹生笋3．埋儿奉母6．细木事亲7．卧冰求團 　　吹笛陶俑和击节陶俑 金（公元1115年﹣1234年） 1963年河南焦作出土 　　兽面纹双螭耳簋 明（公元1368年﹣1644年） 簋是古代用于盛放谷类饭食的器皿，是商朝至东周标志性的青铜礼器之一。紫檀盖为清代后配，上嵌元代白玉镂雕龙穿花纹帽顶为钮。 　　“六合同春”带跨 明（公元1368年﹣1644年） 左右对称的造型属于比较典型的西亚风格，而"六合同春"则是经典的本土题材。"六合同春"意指天地四方，万物皆春。多以鹿取“陆”之音，鹤取“合”之音，花卉、松树、椿树等取“春”之意，一同组成吉祥图案。 　　江千里制黑漆嵌螺钿执壶 明（公元1368年﹣1644年） 此执壶黑漆锡胎，壶底嵌有“千里”二字，是明末著名镶嵌漆艺工匠江千里的作品。 “螺钿”是一种用贝壳薄片制成人物、鸟兽、花草等形象，镶嵌在髹漆器物之上的装饰技法。明代在螺钿镶嵌工艺的基础上，又发明了称为“百宝嵌”的新工艺。这种工艺是用象牙、珊瑚、翡翠、玉石等珍贵材料，在器物表面镶嵌出各种浮雕花纹。 明代是中国漆器发展的黄金时期，涌现出一大批制漆名家，扬州漆匠江千里（一作姜千里，字秋水）就是其中之一。当时有“杯盘处处江秋水，卷轴家家查二瞻”之说。二瞻是新安派名画家查士标的字，将一位漆匠制作的杯盘与名画家的画相提并论，这在中国工艺史上并不多见。 　　斗彩花蝶纹罐 明成化（公元1465年﹣1487年） 斗彩是釉下青花和釉上彩色相结合的彩色瓷工艺，宣德年间开始出现，成化年间达到高峰，是与宣德青花齐名的明瓷中的代表作。其制法是先在素胚上画好青花图案，后上透明釉，入窑焙烧；烧成后，在留出的空白处用彩料填绘，再放入烘炉中低温烘烤，即成斗彩。青花是构成整个斗彩画面的主色，釉上彩只是略加点缀而已。釉下青花和釉上彩色静动兼蓄，对比鲜明，既素雅又堂皇，给人以丰富热烈、鲜明清新之感。据说万历皇帝就对成化斗彩杯爱不释手，那时就有“成杯一双，值钱十万”的说法。 　　彩绘木雕菩萨坐像 明（1368-1644年） 菩萨头戴化佛宝冠，云髻高耸，发披两肩。面形圆润，弯眉秀眼，目光略向上仰望。上身斜贯帔帛，腰系长裙。造像呈现出柔和之美，是明代以后木雕佛像注重艺术化处理的表现。 　　万历二十一年皇图永固钟 明 通高47厘米 1959年购藏 　　皇史宬“金匮” 明清时期（1368-191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历代王朝都有将国家重要典籍藏之于“石室金匮”的传统，即“以会为质，以石为室”，金匮指用金属包封的柜子，石室是用石头修筑的房子。始建于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的皇史宬，初名种御阁、表章库、正是体现“石室金国”理念的建筑，也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皇家档案库。 金匮是明清两朝极具特色的皇家档案特制装具、专门用于盛放皇帝实录圣训，其中实录记载着帝王在位期间的主要事迹、圣训（明代称之为宝训是皇帝谕旨的分类汇编。 金匮存放于皇史宬正殿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非富的文化内漏、体现出高超的皇家工艺水平，金匮内为楠木材质并饰以万寿藏花黄绫、外裹镀金制皮井繁刻云龙纹图案。清朝工部在制作会匮时，确实要使用一定教量的黄金。主要用八成色金作为制造金匮的原料。称为“金国”是名副其实的 　　凤纹三牺盖鼎 清（公元1644年﹣1911年） 仿青铜三足鼎，但在造型上有较大的更改。鼎是古代用以烹煮肉类的器具，是商周至汉代最重要青铜礼器之一。 　　霁青釉金彩海晏河清尊 清乾隆（公元1736年﹣1795年） 瓷尊施霁青色釉，肩颈间贴一对白色展翅剪尾燕子为耳。霁青色象征“河清”，燕子与“晏”谐音，蕴含着“海晏河清，四海承平”之意。乾隆时期粉彩瓷器的生产工艺达到了高峰，此件瓷尊即为明证。 据研究，海晏河清尊是由景德镇御窑为圆明园海晏堂专门烧制的陈设品。海晏堂是圆明园西洋楼最大的宫殿。唐人郑锡在《日中有王字赋》中有“河清海晏，时和岁丰”之说，意指黄河水流澄清，大海风平浪静，后用以颂扬天下太平之意。“海晏堂”之名应取意于此。公元1860年，英法联军劫掠焚毁圆明园，海晏堂亦沦为废墟。但幸运地是，海晏堂内陈设的两件瓷尊被保存了下来，此为其中一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