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门学霸～原中央政治局常委吴官正：难忘那夜的秋雨！

一笑一尘缘

1950年深秋，我母亲到亲戚家赊了头小猪来养。大约过了不到十天，亲戚家的掌门人来到我家，对母亲说：“我是来看弟弟的，顺便来收你赊的猪崽钱。”母亲说：“现在确实没钱，等筹到钱一定给您送去。”这位掌门人没有说行还是不行。接着，她指着我家的破屋说：“我的亲戚现在住的都不错，就是你还住牛栏，这么破，这么矮，狗都跳得过去。”晚上，父亲知道了，大发脾气。好像猪崽也听懂了似的，不停地叫。父亲骂母亲没骨气，怨亲戚无情，也恨自己没用，坚决要把小猪送还人家，宁愿饿死，也不低三下四。母亲没办法，要我同她一起在小猪脖子上绑了根绳，牵着赶回亲戚家。已是凌晨二时许，秋风瑟瑟，细雨绵绵。我在前面牵着小猪，母亲在后面吆喝。快走到村西两棵大樟树旁时，想到这里曾枪毙过一个恶霸、一个反革命，那个恶霸被步枪打穿了胸脯，血肉模糊；那个反革命被手枪打碎了脑壳，脑浆迸溢。因曾亲眼目睹，感觉十分恐怖。顿时我双腿发软，走不动了，吓得哭了起来。母亲也难过地哭了，安慰我说：“不要怕，哪里有鬼？就是有鬼，也不会吓我们这样的穷人，我活了四十多岁，受过人的欺侮，没有受过鬼的欺侮！”我心里好像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安慰，又好像吃了一颗壮胆药。

再往前走了约一百米，又看见村里一个被邻村杀死的人放在棺材里，并用砖垒了一个小屋，说是报了仇才能下葬。我又害怕起来，但还是硬着头皮，牵拉着小猪往前走。这家伙不停地叫，好像是为我们壮胆，为我们叫苦，抑或是抨击人情太薄。再往前，要翻过一座山，走二里多长的山路，这时雨下得更大了，身上也湿透了。走在山路上，忽然窜出一只动物，不知是狼是狗，吓得我胆战心惊。母亲说：“不要怕，你是个大孩子了，畜生不会伤害我们。”快到西北边山脚下时，看到一大片坟墓，大大小小的坟堆，好像大大小小的土馒头。母亲说：“再走一会儿就出山了，有我在，你不要怕。”我想到母亲可怜，又呜呜地哭起来。大约又过了半个多小时，终于把小猪送到亲戚家，这时天才蒙蒙亮。掌门人淡淡地说：“把猪关到栏里去，你们吃过早饭回去吧？”我们全身湿透了，像落汤鸡，一夜折腾得够呛，连水都没喝一口，肚子早饿了。但母亲只轻轻地说了句：“谢谢，我们还要赶回去。”在往回走的路上，天先是阴森森的，慢慢地亮了些，秋雨袭来，身上不时打寒噤。回到家里，看到我们可怜的样子，父亲没做声，转过身去，不停用手抹眼泪。母亲赶紧把我的湿衣服换了下来，都是打补丁的旧土布衣服。父亲煮了一锅菜粥，桌上放了一碗咸芥菜，也没放油。

父亲说：“哼，人穷盐钵里都会长蛆。”母亲对我说：“你都十多岁了，家里人多，几亩地又打不到够全年吃的粮食，你爸爸也忙不过来，不要再去读书了，好吗？”我没做声，放下碗，倒在床上哭。父母心软了，让步了，又说：“是同你商量，你硬要读就去读，反正我们穷。”我爬起来，饿着肚子就往学校跑，母亲把我追了回来。这天傍晚，乌云密布，秋雨扑面，可晒场上的那棵松树，还是那样刚劲，不管严冬还是酷暑，总是那么挺拔。吃晚饭时，父亲突然问：“你能读个出息来吗？今后能不能当上小学教师？”我说：“不知道，只要你们允许我读，我会努力的。”这时，母亲发现我发高烧，赶紧烧了一大碗开水，叫我全都喝下去，盖上被子把寒气逼出来。窗外秋雨仍下个不停。秋风从船板做的墙壁缝中往里面灌，冷飕飕的。看到父母骨瘦如柴，岁月和苦难在脸上刻满了忧愁，我鼻子发酸，眼前一片漆黑。再看自己皮包骨头的手，像鸡爪子，皮肤像那两棵老樟树的皮。有人说：“求人比登天难，人情比纸还薄。” 这虽不是生活的全部，却也道出了世态炎凉。童年经历的人间苦难，令我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感同身受，格外关注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我自认为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尤其懂得知恩图报。

　我的家乡是江西余干县,古称干越,秦朝时置县,迄今已有2200多年历史。余干在鄱阳湖的南岸,也算是个鱼米之乡。宋代诗人王十朋有一首诗:“干越亭前晚风起,吹入鄱湖三百里。晚来一雨洗新秋,身在江东图画里。”写的就是余干的风光。我家在乌泥村,历史上归石口乡管。乌泥是个大村庄,有近千户人家,几千人口,村口有两棵几百年树龄的苍劲古樟,村前的互惠河蜿蜒穿行,古朴的民居坐落在树丛之中,是一个典型的江南村庄。

　　1938年农历八月二十五日约下午3点,我出生了。父母都不识字,我上边有两个姐姐。一个男孩的降生,给这个贫困之家带来了欣喜。

　　当时，家里生活非常苦,常常吃了上顿难保下顿,一年到头常喝稀菜饭,最可怜的是父母和姐妹。因我是男孩,母亲对我特别关爱,每到晚上都给我一个红薯吃。夏季雷雨交加时,母亲怕房子倒塌,就把我往床底下塞:“你快进去,要是房子倒了砸了你,我们家就断根了。”那种特殊照顾令我终生难忘。有一次,在床底下趴着时,突然发现墙角盘着一条蛇,把我吓得要死,赶快往外跑,外面大雨倾盆,雷电交加,我成了惊呆的“落汤鸡”。至今一想到那条蛇,还有些毛骨悚然。

　　我大概5岁时,一有钱邻居家的儿子结婚,一个小孩端着饭碗,在草地上摔倒了,把饭和碗里的粉蒸肉撒在地上。母亲等人家走远后,把地上的肉捡起往我嘴里塞,那味道真好,感到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肉,接着母亲又把草上的饭也抓起来给我吃了。

　　更让我难忘的是,有一年倒了圩,家里全淹了,日子异常艰难。把谷打碎,与糠米一起加菜煮了吃,外加一碗没放油的咸菜,吃过饭后,胃里常常像刀割一样难受。后来米没有了,只能吃糠拌菜,两天拉不出大便。父母着急,让我蹲着,母亲用筷子从我屁眼掏大便,有时还要用水灌冲。后来,父亲买了一些麻油要我喝下,同时多喝水,才慢慢把糠屎拉掉。真是不堪回首啊!

　　江西的冬天阴冷阴冷的,鄱阳湖边更是常常寒风四起。家里穷得买不起衣服,整个冬天,只穿一条旧裤,没有袜子,几乎整天蜷在被窝里,特别是晚上起来小便,经常冻得牙齿咯咯响。

我7岁就开始放牛、锄草、犁地、耙地、割禾、车水,除扛禾斛、水车外,几乎所有农活都会干。上学后,星期天和寒暑假都要帮父亲干农活。9岁那年,在殿嘴上耙田时,不小心摔倒了,脚被耙齿割得鲜血直流,痛得死去活来。有个好心人把烟丝往洗净的伤口上撒,用布包上。记得躺了好久,才忍住了痛,几乎是爬回家的。母亲看了,直流眼泪。

　　8岁时,父母送我去读私塾,大概用了几个月,很快就把识字的三本书学完了。先生要我背《千家诗》,后来又要背《纲鉴》,我识字背书常受先生夸奖。对《千家诗》和《纲鉴》,那时虽会背诵,但不解其意。

　　9岁那年,家里实在穷得没法,只好中止学业,直到解放。1950年秋天,我常趁着拾猪粪的时候,到村里小学教室旁晒太阳。老师在里面教,我隔窗认真地听和记。放学时,为了显示一下,我故意大声背诵老师教的内容。一个胖老师,后来知道是詹洪钦老师,听到后问我:“你叫什么名字?读过书吗?怎么不来上学啊?”我回答说:“读过一年私塾,已经忘了一大半,家里穷,没钱上学。”他说:“你家连几升米也没有?”我听后,默然离开学校回了家。

　　几天后我要求去上学。父母说,真供不起,你就种田吧!我不死心。又过了一天,我“偷”了家里几升米,用一条旧裤子扎着,背着父母,一溜烟跑到学校去报到。学校管事的人用秤称,问:“还多出五两半,怎么办?”我说:“那就给我几分钱吧。”第二天,我出门时母亲问:“你到哪儿去?”我回答:“上学去。”母亲说:“没有钱啊,你怎么读?”我小声说:“我有办法。”

　　到了学校,老师看我已过12岁,问上几年级,我想了一下,就说,“上四年级”。上课时,语文课本里许多字不认识,算术更没学过,跟不上老师讲课的进度。经过努力,勉强上了五年级。五年级开始要写作文,我不会,常抄同学的。算术学得还可以,历史、地理记不住。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五年级下学期,才慢慢地补过来,能跟上学习进度了,有的课学得也不差。

　　1952年年底,我小学毕业。在家劳动了半年,1953年夏,乌泥小学18人参加初中升学考试,我和村里另外两位同学考取了。为筹学费,我四处捡猪粪、拾瓜子,备钱上学,有时也到学校去看看书。

　　解放时,我家评的成分是贫农。土改时本来分给两间地主家的房子,父母考虑到我的五爷爷因参加革命在琵琶洲被国民党杀害了,担心变天遭报复,商量后要了祠堂的牛栏,把牛粪、杂物打扫干净就搬去住了。这个牛栏约十米长、三米宽,还有个小偏房,大概六七平方米。小偏房的南墙和东墙是用拆了的旧船板钉起来的板壁,很难看,板缝大小不一,大的可以伸进拳头。最别扭的是,我家偏房出口的东边不到一米,就是邻居家的厕所,而偏房是我家做饭和吃饭的地方。每当我们吃早饭时,他就来拉屎,实在臭不可闻。几经交涉,邻家就是不迁走厕所,找村干部,也不管。有一天,父亲忍无可忍,要拿砍柴刀去拼命。母亲拽着他,大声喊我进去。我拉着父亲,哭着说:“你怎么这样糊涂,杀了人要抵命的,家里就你这一个劳动力,以后我们怎么过?你下决心送我读书,我们家总有出头的日子!”父亲软了下来,说:“旧社会受人欺侮,解放了还这样,日子怎么过?”这个臭厕所直到我上大学后,也不知什么原因,才迁到了离我家十多米远的南边。到我从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参加工作后,用落实政策补发的六百多元钱,把这旧房拆除,在前面盖了三间平房,总算了却父母的心愿,弟弟找对象时才有了一幢砖瓦房。

　　住在牛栏里,被许多人瞧不起,使我最伤心的是一位亲戚对我母亲说:我的亲戚都住好房,就你家还住狗跳得过的破房。母亲说:我们没有本事,有什么办法?她接着说:那你儿子还读书呢!母亲默默承受着。我回来后,母亲哭着对我说:太欺负人了,人穷盐钵里都长蛆,你要好好读书,为妈争口气。我听后,也哭了。

1953年夏,我考取了余干中学,很高兴。我带着一床破旧被子、一个木脸盆来到余干中学。学校看了村里的介绍信,给我评了丁等助学金,每个月3.6元。由于助学金少,不够交伙食费,读了不到两个月,一个周末,学校公布停我的伙食。我饿着肚子与同村的同学吴振芳往家里走,深夜才到家。我对父母说:“学校停我的伙食了,你们能否给我一点儿钱?”母亲说:“哪有钱?明天我到李家渡集上去卖些红薯再说。”第二天,母亲提了一篮红薯,带着我去赶集,结果只卖了三角七分钱。我拿着钱往学校走,到了钟山岭脚下,饿得实在难受,用五分钱买了一碗米汤圆吃。到学校把剩下的三角钱交了伙食费。我想,这书看来是读不下去了,于是找到班主任张泗安老师说:“张老师,我家没钱,实在读不下去了,我想过两天休学回家。”张老师说:“你村里的介绍信说你家生活‘比较困难’,所以给你丁等助学金。有的同学开的介绍信是‘很困难’,就给甲等,‘困难’给乙等或丙等。”我介绍家里的情况后,张老师说:“啊,这么个情况!我向学校领导反映反映。”第三天,张老师找到我说:“学校决定给你丙等助学金,一个月5.4元,每月伙食6元,不够的你家想办法吧!要不,星期六你就回家去,星期天晚上再赶回来,这样也能读下去。听同学说,你很穷,家里几乎什么都没有。现在快12月了,你还只穿一条单裤,袜子也没有,手像鸡爪子。你读书用功,坚持下去吧!”听了老师的话,我难过得掉了泪,真是既温暖又心酸啊!

　　1954年发大水,家里的田地和房屋全都淹了,一无所有。这个学还能上吗?可我太想读书了,决心坚持读下去。母亲看我态度坚决,就说:“你把我和你姐姐、妹妹的首饰拿去,到亲戚家抵押,请他们给10元钱让你去上学。”说着母亲、姐姐、妹妹都大哭起来,我很伤心。母亲实在不想把这些多年积存的宝贝拿走,但为了我上学,别无他法,只好硬着心拿到亲戚家去换钱。结果把情况说了,人家还是不同意,我只好哭着回家。不记得村里谁出了个主意,说村里开个介绍信,拿这些东西到县里可以换钱,于是我要父亲驾船送我到县城去。涨水时的鄱阳湖烟波浩淼,风急浪高,小船在洪水中挣扎。在湖边长大的我,虽然经常走水路,在颠簸的小船上仍然感到害怕,但盼着能继续上学的那一丝希望鼓励着我,恐惧已不算什么,只愿小船快快驶向岸边。皇天不负苦心人,那些首饰在县银行卖了十元四角钱,总算交上了学费。在亲戚家抵押不成这件事,深深印在了我的心里。世事沧桑,人情纸薄,一想起来就“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那一年学校也进了水,只好改在粮食仓库上课。水退后,又搬回学校。也许是差点儿失学的原因,我不知哪里来的那股劲,学习动力十足,学得也很轻松。不仅完成了当时的学习进度,还挤时间自学数理化,到初二下学期,初中的数理化全部学完。在老师的帮助下,这年我也评上了乙等助学金。

　　到了初三,我学习更主动,成绩也更好了。1956年6月10日,我还加入了共青团。快毕业时,张泗安老师三番五次给我做工作,要我报考高中,可我一直不同意,说:“家里太困难了,上师范不要钱。”张老师说:“你自学能力强,今后会有发展前途,还是上高中好。”先后谈了好多次,我都没松口。后来,刘周度副校长找我说:“吴官正同学,我们考虑你有很大潜力,国家需要人才,学校已报请上饶专区教育局同意,保送你到鄱阳中学上高中,你班上就保送你一人。”我说:“我家实在太困难了,如果已经定了,请学校给鄱阳中学说好,每年给甲等助学金,不然我确实不能去。”他沉默了一下说:“这个,你放心。”

　　这样,我就借来高中一年级的数理化和语文书,开始自学。有时遇到困难,放一放,跳过去往前学,再返回来又懂了,并把课本上的练习都做了。这年暑假两个月都在家自学。1956年的暑天干旱炎热,田里禾苗半枯焦,父母去车水抗旱,我不去。爷爷骂道:“人家一个儿子都去抗旱,你们两个儿子,都这么大,还不去帮帮忙,看你父母都累成猴子精了。”我顶他:“你的父亲和你不是年年抗旱吗?怎么还这么穷?我不去,我要看书,我决不跟你们一样!”爷爷没办法,说:“懒东西,没良心。”我一方面感到爷爷说得对,父母可怜；另一方面我看到了自己的自学能力,看到了今后的希望。我努力学习,抓紧时间记,抓紧时间领会,抓紧时间做练习。到鄱阳中学上学时,高中一年级的全部课程我都自学完了。

1956年8月底,我带着八角钱去鄱阳中学报到,注册登记的那位中年人说:“请交钱和证件。”我回答说:“我说不上高中,校长硬要保送我来。我只有八角钱,还要留下用。学校答应过,你去问问好吗?”这个中年人说:“还有这样的学生,真有意思!”他问后回来说:“你先报到吧。”

　　开学以后,学得轻松愉快,助学金也如愿得了个“甲等”,没有了生计的后顾之忧。我更潜心钻研,希望这一年抓紧自学完高中二、三年级的课程,争取第二年去考大学。我很刻苦,也很认真,把借的高二、高三的课本在一年内全部自学完,所有的练习都做了。到了1957年6月,我问学校领导:“高一学生能不能报考大学?”校领导回答:“不行,没有这个规定。”我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

　　从高二开始,我就自学大学的数学,用了两年时间,学完了极限、导数、微分、积分、概率论、复变函数和偏微分方程等课程。高二、高三每学期考试,各门功课都是五分。

　　在高二上学期的时候,父母得了伤寒,我请假回了趟家。回校后不久,自己也染上了副伤寒,高烧不止。学校很着急,把我抬到县医院,有一周左右高烧到39.5℃—40℃不退。孙守谦校长请求县委书记批准用氯霉素。后来听说,孙校长是南下干部,找到县委书记说:“这个同学家里很苦,学习成绩门门课满分,请求县委救救他。”这位县委书记批准用18颗氯霉素,我吃了两天,烧就退了。住了近一个月的院,家里没钱,据说是学校报请上级教育局同意,用几个名字领甲等助学金报销了我的医药费。这件事我终生铭记在心,没有共产党,没有孙校长和县委书记的关怀,没有医务人员的努力,也许我早就不在人世了。

　　我的爱人张锦裳是我高中的同班同学,班主任薛番琛老师很喜欢她。我住院期间,薛老师常要她来看我。她有时还带几个包子给我吃,我很感动。我学习好,她很佩服。我家穷,没有什么衣服,一身衣服穿好多天,也没得替换。她同情我,有时接济我一两块钱用。

清华大学是考上了,愁的是到北京去的路费。我找到村里,了解到我家秋季可以分得24元钱,要求提前给18元。村长说要向乡长汇报。我找到乡长,提了这个要求。他想了一下说:“不行,你没钱可以不读呗。”我没做声,回到家里默默地流泪。后来张锦裳的大哥给了20元、细叔给了18元、高家姐夫给了8元,总共46元,准备从鄱阳坐轮船到南昌,再乘火车上北京。出发前,我同张锦裳到学校去辞行,在校门口遇到杨辉副校长。他说:“你来得正好,你为学校争了光。你家困难,上饶专区教育局给学校50元钱做困难学生的路费,决定给你20元。”我高兴极了，去会计那里领了钱,又去教务处领了毕业证书。发毕业证书的老师说:“真是人不可貌相,你土里巴叽的还能考上清华大学,看不出来。”

　　9月8日,到了北京前门站,天气有些冷,接站的同学很热情,拿了一件旧大衣给我穿,说先报到,还问我带了多少钱和粮票,我说:“80斤粮票,钱只有一点儿。”的确,我连过冬的衣服都没有,只有一件张锦裳给的旧棉袄,一条长裤,一双布鞋,一床父母床上的旧被子。同学们很好,说你是从农村来的,没关系,给你发10天的伙食票。

　　学校很棒,给了我甲等助学金。由于高等数学已自学到大学三四年级的水平,因此学习一直很主动,成绩也好。

　　入学不久,开始分班,我分在动力系热能动力装置专业二班。班上共21人,戴眼镜的不少,大多穿得像模像样,而我又黑又瘦,衣服又旧又不合身。当时辅导员吴荫芳老师要我当班长,我说:“不当,能否当个团支部委员?”吴老师问:“为什么?”我想到高中被整的痛苦经历,脱口而出:“我不想整别人,也不想挨整,当个团支部委员挺好。”吴老师哈哈大笑。他很有涵养,真的提名我当团支部委员。心想今后自己不会再被整了,很是得意。大学三年级时,我被选为班上的团支部书记,与同学关系处得都很好。家庭出身不好的,思想“不太进步”的,都同我谈得来。在大学六年中,我没有整过一个同学。全班同学在“文革”中和后来,也没有犯错误的,半个世纪过去了,同学们还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北京的冬天来了,寒风刺骨。我上身穿张锦裳给的旧棉袄,下身穿一件绒裤,脚上还穿了袜子,尽管天很冷,却很满足。每天六点之前起床,洗漱后在食堂买两个窝窝头,里面塞上咸菜,一边吃一边走,去教室占位子。

　　给我们上课的老师,年长的大多戴着“右派”、“历史反革命”之类的帽子,有这样那样的所谓“政治问题”,年轻老师中也有右派,还有苏联老师。老师们上课都很认真负责,书教得实在太好了。有一年过春节,我约班上几位同学去看方先生和宗先生。宗先生说:“你们来了,我是右派,你们知道吗?”我说:“听说过。我们来给你拜年,你是先生,你的书教得很好。”师母很高兴,忙着拿糖果给我们吃。

　　在北京读书的几年间,家里生活很困难,主要靠张锦裳每月26元的工资来维持。我每两年暑假回去一次。弟弟上学、结婚的钱和我从北京到家乡的来回路费都是靠她解决的。她十分节俭,很不容易,又要教书,又要带孩子,还有沉重的经济负担。一次,她要我母亲给些布票,帮我买两件绒衣。母亲说:“官正在毛主席身边,还会冷到他?如果是你要,我就给你。”母亲没文化,她的话也可以理解。

　　1964年,奉上级要求,在指导老师带领下,我们七位同学去上海合成橡胶研究所,帮助02车间解决聚四氟乙烯生产过程的测量和控制问题,然后再写出毕业论文。我和郭树清分在聚合工段。那时聚合常因测量滞后,反应迟钝,引起聚合釜爆炸,迫切需要解决快速温度测量和聚四氟乙烯单体储罐的液面测量问题。我跑到上海图书馆查资料,在一本物理化学书中得到启发。又听说武汉化工研究所生产全氟三丁胺,我设法买来,设计了一种液面计,按物理化学方法进行校正,终于获得成功。郭树清研制出的小惯性热电偶也很成功。这两项技术用在聚合工段,不但不再发生爆炸,而且聚四氟乙烯的质量也得到大幅度提高。对此,研究所评价很高,学校很重视,上海市化工局领导也很高兴。我们在上海待了八个多月,各自写出了毕业论文,作为绝密资料存档。后来还为四川晨光化工厂设计过测量和自动控制系统。

　　这年3月,全国研究生考试,我没有报考。5月初,清华大学党委来电报,要我立即返校参加5月20日的研究生补考。我只好听组织的话,回去参加研究生考试,被录取了。我当时心里很矛盾:一方面考虑家里太穷,想早一天参加工作；另一方面又为考取研究生感到高兴。

　　读研究生期间,指导老师是在英国留过学的方崇智教授。他开了五本书的单子,其中三本俄文、两本英文,给的题目是“氧气顶吹炼钢的测量和控制”。最难的是热电偶的保护套管不过关。我到卢沟桥附近的耐火材料厂去调研,从资料中得知氧化锆套管耐高温、耐腐蚀,我设计了套管,用上后,寿命提高了好几倍。

　　后来“文革”开始,学校乱哄哄的。1968年4月,我被分到武汉葛店化工厂工作。“文革”结束后,学校才补发了我的研究生毕业证。

　　(摘自《闲来笔潭》,人民出版社2013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