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丘濬《大学衍义补》想到

古道行

由丘濬《大学衍义补》想到

9月24日上午，我有幸参加“记得住历史，看得见乡愁”大型公益系列活动，参观丘濬故居，再听“琼州文化大讲堂”第38场讲座“丘濬和他的《大学衍义补》”。心潮起伏，伏案夜读，拾掇片言只语，连缀成文。

丘濬是古代海南人中，获得全国学界推崇的理学大家，享有全国性影响。在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他在礼部右侍郎任上，完成了《大学衍义补》，得到明孝宗皇帝高度赞扬，刊行于天下，备受学界推崇。明孝宗御赐丘濬为“理学名臣”。弘治四年，已经71岁的丘濬以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正式入阁“拜相”，位极人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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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原为《 礼记 》篇章，由春秋战国时期曾子所著。被尊为四书五经之首。全书以“明明德”“亲民”“至善”为三纲，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八目。

它有两个核心观点：人可由成德而臻至善；成德的人领导与推动政治以建造一个和谐的社会。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推而广之，政治权力可由内在德性的培养去转化，不须由外在制度的建立去防范。

于是，“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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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讲的是大人之学，是充斥于天地之间的浩然正气，大格局、大气象、大德行。南宋时，经过大儒朱熹《大学章句》的阐发，《大学》和《中庸》《论语》《孟子》并称为四书，且为四书之首。朱子注释《大学》，为宋明儒学奠基，其主要论旨是：人由内在德性的修养，可以臻于至善，但是人的成德，不能止于修身，必须由个人的修身，进而领导政治，推动社会，以达到“治平”的理想。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

成德的过程是修身与经世合二为一，是儒家“内圣外王”、所谓“圣王”和“德治”的思想，这就是先秦儒家解决政治问题的基本途径。

朱子说，以理言，则正之胜邪，天理之胜人欲，甚易；而邪之胜正，人欲之胜天理，甚难。以事言，则正之胜邪，天理之胜人欲，甚难；而邪之胜正，人欲之胜天理，却甚易。正如人身正气稍不足，邪便得以干之。

换句话说，朱子认为，按照道理说，正应该克邪，但在现实生活里，邪却是经常胜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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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关注于主观德性的培养，期待一个理想的人格主政，由内在的德性对权力加以净化。他对政治的构想最终是期待圣王的出现。

儒家思想，与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思想相一致，它们解决政治问题的途径，归根结底是追求一个完美的人格作为统治者，期待“圣王”和“哲学王”的出世。

承袭朱注大学传统的，是南宋以来影响极大的一本书——《大学衍义》，南宋朱学大家真德秀所编著。它以君主为对象，培养圣人王，以求修齐治平理想的实现。于是，《大学》从一部谈成德治道的书，转变为一部帝王成德之学。在此基础上，来自琼崖的朱派学者——丘濬做了更加重要的补注，这就是《大学衍义补》。它主要讨论如何在现实制度下，发挥由上而下的德治，展开制度的构想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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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主张以“平常”心入道，“利他，忘我”无伪之行近德，“至诚”则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

——治国之道，先齐家，齐家之后方能治国。治大国，若烹小鲜。如何烹，其中的逻辑关系，没有说。

“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

国君一家仁爱，则推及全国人皆崇尚仁爱。国君一家礼让，则推及全国人皆讲礼让。倘国君一人贪图私利，则全国皆陷于争利夺权的混乱之中。

大致而言，希望执掌权力的一国之君，透过内在道德培养，以一个完美的人格，以圣王成德为目标，去净化手中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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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两千五百年前作《大学》，丘濬五百年前作《大学衍义补》，他们无法预料当代科技昌明，世事变迁。

封建君王学了成圣成德之学，成就了圣王吗？没有。他们转身治理国家，舍儒家用法家。是《大学》不好吗？当然不是。终归是，以理言，则正之胜邪，易矣；以事言，则正之胜邪，天理之胜人欲，甚难。成德成圣，靠内省，缺乏实操性。劝天子成圣人，反人欲，难，甚难。

因之无论《大学》还是其注其补，都有时代的局限性。日本明治维新前一百年，兰学兴起，民族觉醒的国学家们，首先主张抛弃汉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美则美矣，无操作性。他们更推崇王守仁的知行合一。

在1964年6月24日一次接见外宾的谈话中，毛泽东说：我们认为应该讲公道话。秦始皇比孔夫子伟大得多。孔夫子是讲空话的。

殊途同归。两千五百年前，与曾子同时代的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在他所著的《理想国》中，“哲人王”陷入同样的困境。不得已，他们调转方向，走上另外一条路。

人治终被法治所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