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连载 《鹅头山下》第一章 祁海涛著

漁夫

闯城三部曲之一

小说简介：

      《鹅头山下》以凝重温情的笔触描写了一名初中生情窦初开，在偶然陷入两对青年男女生与死的爱恋之后，决定出走小山村的故事，再现了改革之风给时代青年带来的思想裂变。《鹅头山下》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后，获得第四届金融文学奖。

第一章

若不是天意，我怎么偏偏碰上他？纵然他不是什么怪物，况且还是多年不见的老乡，但我厌恶他，恨他，碰上他简直是一万个晦气。

其实我跟他大仇小仇什么仇也没有。如实说小时候我们俩还是比较要好的朋友。转念回忆一下便能想起我们一同去抓麻雀的有趣游戏。麻雀这小东西天天晚上钻进房檐里过夜，村里和我们一般大小的孩子，无时无刻都在打着它们的主意。我们这些没尝过苹果是酸的甜的、被父亲打一顿母亲用一块饼干便能哄好的孩子，死也想不出世上还有什么吃食能比烧麻雀好吃，黑黑的、糊糊的，滋滋冒油，连毛一块吞了，香！

他大我两岁，是抓麻雀的好手。每天晚上都有一群孩子跟着他，扛梯子的扛梯子，打手电的打手电，去干这种既不仁义，也不道德的勾当。谁心里都明白，跟他搭伙干，准有麻雀吃！我个子矮，胆子又小，云梯往山墙上一矗，就怕砸脑袋，躲得远远的。扛梯子我又扛不动，所以没人愿意与我搭伙。但他每次都领着我，抓一个麻雀也给我，多了就二一添做五。我不知道他对我为何这般好，觉得比哥哥还亲。

他们家是后来户，生活很拮据。那年夏天，我正读小学四年级。一天中午放学，他突然找到我。当时他穿着一件白粉笔一样颜色的家织布上衣，头发蓬乱着，像用泥糊过。天热得如下火一般，他满脸通红，淌着汗，敞着怀，红领巾攥在手里，嗫嚅了半天，对我说：

“峰脉，昨晚我娘病了，瘫在炕上冒虚汗，花先生说得喝汤药，给开了个方子，让我去抓药……”

他的话分明没说完，就垂下了头，右手拿着红领巾，在左手上来回缠绕着。一滴不知是泪水还是汗水掉在了手背上，登时一个小小的太阳从那里反射过来，直刺眼睛。看他那样，我真纳闷他就是往日活蹦乱跳、要强好胜的高乐天！他怎么了？我猜不出门道，鼻子一酸说：“大娘的病好点没有？那汤药好使吗？”

“昨晚折腾一宿，可我……可我没钱抓药。”他脸憋得发紫，“我们家连买盐的钱都没有了。”

“那你昨办呢？”

“我大（爸）去贾会计那借过了，他说得队长批条子，可……”

没等乐天把话说完，我撒腿就往家跑去。真该死，我怎么竟然忘记了父亲就是生产队长啊！他手里攥着全队几百口人的财路！

我跟父亲使的不是“枕头风”，而是“撒娇术”。那时生产队穷得很，一个劳动日还分不上两毛钱。父亲说：“队里刚从银行借五十块钱，是准备买农药的。”他没说行，也没说不行。我磨了一顿饭的工夫，他才深深出了一口气，说先借给乐天家三块钱，治治再说吧。

有一天吃完晚饭，高乐天突然把我叫出去。我问他干啥他也不说，只是懵懂地跟他去了一个地方。

仲夏迟来的傍晚渐渐朦胧起来，大街上人影绰绰，看不清面目，偶尔听到村子里的驴叫和晚饭后闲得无聊者的吆喝声。我大惑不解，悄悄地跟在他身后窜旮旯，过胡同，至村子后面。这里长着几棵小山似的大杨树，除了还有几个用过多年的土豆窖，再几乎没有别的东西。

乐天把我带到一个废弃的土豆窖坑子边上，跳进去，不一会儿，就扒出一个破盆来，上面用纸壳盖着。我不知道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疑惑地接过盆子。他爬上来，轻轻地掀开纸壳，顿时，那盆里冒出一缕热气，一股酒糟不像酒糟，好像三伏天米饭馊的味，直向我扑来。我急忙捂住鼻子，“唉呀”一声，向后猛退，差点醺个腚墩。“你搞的这是啥名堂！”我一着急，竟把当天刚从老师那学来的“名堂”这个词用上了。

高乐天抓起一把那冒着热气的东西，神秘地对我说：“怎么样，傻哥们？没见着过吧？”

我晃晃头。

“这就是烧酒！三天前我用酒糟做引子，再拌上豆饼面，加上水，在这里捂着。看，一会儿就让它出酒。这下我娘有病就不愁没钱了。”

我听得神乎其神。他边说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瓶，和一根打吊瓶用的胶皮管，一头插入小瓶嘴里，一头插进盆里，一手掐住一头，跪在那像抓蝈蝈的样子。“等着吧，一会儿保证出酒。”

天越发黑了。天边打着露闪。几乎看不见盆里的气了，可瓶子里一丁点酒也没有！高乐天绝望了。他忽然起身一脚将盆踢翻，趴在地上大哭起来。后来他父亲来找他，知道他祸害了豆饼面，又扇了他两个耳光。

他就是这么个怪人。

夏天的绿叶渐渐地黄了，秋天到了；黄叶又无精打采地落了，一场大雪，送来了冬天。

庄稼一进场院，生产队就开始整班子。年年如此。白天社员们都在场院里干活，好好的。晚上就非常默契地分头行动，各自一伙伙聚在屋子里，烟雾缭绕，悄悄地打着手势，小声地研究。门外有人放哨，以防偷听。父亲是队长，家里聚人的时候最多。我不知道大人们想干什么，好像听他们说“派性斗争”、“那小子两面三刀”什么的。反正一到这个时候，我就发现队里气氛异常紧张，搞得人心慌慌，鸡犬不宁。母亲也总是忘不了煞有介事地对我说：“出去不许乱说，不然看我掐肿你的屁股！”

高乐天以前到我们家来玩耍，父亲和母亲都很热情，有什么好吃的东西都给他，一点也不心疼。这阵子他来玩耍却被各种理由支走，怕他“耍耳音”（无意中听到什么消息）。

难怪，那些日子晚上我去找高乐天，有几回都看他站在门外，不让我进屋。屋里好像有许多人在说话。后来我才明白，他就是在“放哨”。不久，父亲下台了。乐天他父亲当上了生产队长。

后来，学校上课不正常，老师领着带“红卫兵”袖标的学生，动不动就批判“地主份子”。乐天念初中了，分到了红袖标，但他把红袖标揣在口袋里，不掺和也不上学。落雪了，就背着笼子去滚苏雀儿。冬天还是照样扒房檐抓“大家贼”（麻雀），但我们之间像结了什么疙瘩似的，他不再像以前一样领着我加入捕鸟的队伍。到“小满鸟来全”的时候，他便用棍子撅着一串夹子，去松树林打“窜鸡”（斑鸠）。他娘说乐天下生时铺的是红鹅毛垫子，我就回家问母亲生我时铺的是不是红鹅毛垫子。不知孩子出生时铺红鹅毛垫子，长大能成为捕鸟好手的说法是什么时候根据什么流传下来的。

没过几年，高乐天辍学了。有一天我放学回家突然听说高乐天他们全家搬回关里山东老家，我的心难受了很多日子。后来才知道，原因在于高乐天他父亲不执行上级指示去修“大寨式”梯田，而被大队书记孟久公撤职批判，跟他父亲不对付的社员又群起而攻之，他父亲是个倔强的山东汉子，实在穿不起“小鞋”，只好收拾收拾搬走了。（待续）

图片来源：网络

编辑制作：渔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