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羊山之乱真相探究之十：青羊山之乱功哉罪哉？

草实

近500年来，关于青羊山之乱，众说纷纭，或罪之，或功之，功罪相争，莫衷一是。此中当然有所谓立场不同、观点不同的原因，更有不了解事件真相，凭空悬揣、主观臆断的问题。在比较了解事件本来面目的基础上，静下心来，以是否有利于广大民众为标准，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客观地对青羊山之乱这一历史事件作出评价，或许应该说其罪有，其功也有。
青羊山之乱延续十几二十多年。多年间，动乱团伙反复流劫潞州（现山西长治市）本地和泽州（现山西晋城市）、相州（现河南安阳市）、怀州（现河南焦作市、济源市）、卫州（现河南新乡市、鹤壁市）等多地多县，祸及乡村民户不计其数，抢掠财物、烧毁房屋不计其数，杀戮和伤害乡村平民数以百计，其中被杀死者至少120余人（潞州96人，泽州3人，河南20余人），包括妇女、幼童和老人。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数字统计于夏言《奉敕查勘青羊山平贼功次疏》例举的案例。夏言的《奉敕查勘青羊山平贼功次疏》重在阐明参与平息暴动人员的“平贼功次”，相对而言，对动乱过程的叙述不是重点，在叙述上前者详，后者略，所以疏文内列举的流劫案例，并不是动乱团伙流劫事实的全部，只是一部分而已。夏言在潞州查勘期间，曾对地方上参与查勘和审讯案犯的官员批示：“据勘，陈卿招盗事太多，凡未经到官招伏问结者，不须牵引。”（见《奉敕查勘青羊山平贼功次疏》）意思是说：陈卿团伙案犯招供的强盗事实太多太多了，没有得到相关方证人特别是被害方证人证明证实的，就不要确认、确定为犯罪事实。既然如此，他自己例举于《奉敕查勘青羊山平贼功次疏》中的陈卿团伙暴乱事例不可能突破“经到官招伏问结者”这个限定范围，当然不可能是动乱团伙流劫事实的全部。
　　另外，据不完全统计，在动乱团伙的暴力拒捕、拒剿过程中，杀死参与缉捕行动的官员、胥吏、军士、民兵等98人，重伤63人以上；在缉捕案犯和平息动乱过程中，官军战场斩杀213人（包括多名误杀者），动乱平息后经审讯定罪斩杀36人，动乱平息过程中捕获收监后死在监狱的77人（潞州监狱2人，彰德府监狱75人）有余，共计丧命330来人。
　　且不说多年的动乱对殃及地区正常社会秩序的破坏，且不说多年的动乱给殃及地区广大民众造成的财产损失和心理恐慌，也不说动乱平息之战给战区普通民众造成的灾祸，单从上述五六百条人命来说，动乱之罪不言自明。
　　这里要强调指出的是：所谓动乱之罪，绝非仅仅是动乱团伙之罪。官逼民反、“激迫为乱”亦为罪，“掩盖养乱”、治理不力亦为罪。
至于说到功，仅仅是就其客观影响而言。动乱本身只有罪，丝毫无功可言。动乱制造者，更是只有罪，丝毫无功可言。一场仅以抢劫为目的特征的动乱，如何能有功可言呢？
从客观影响之功来说，其一是“官逼民反”说的浮现。动乱引起了朝廷一定程度的惊恐，惊恐中的皇帝和一些朝臣把动乱发生的原因与“官逼民反”联系了起来。例如嘉靖皇帝曾反复说过：“陈卿父子结为贼之时，本因有司以彼强富之徒不供差役，以跟寻过犯迫逼而成。”（《明世宗实录》卷92）“这起山贼本因官司所激……”（夏言《请查勘青羊山功次及处置地方疏》）夏言也曾明言：“青羊山之贼本皆陛下赤子，生长于山谷赋性冥顽，所据负罪朝廷，原非无故作乱，只缘都御史常道不能审辨于初，而率易请兵，激成负固之谋，及进剿不利，则沮为大过，又定招安之计，以致贼首陈卿怀奸玩法逞其凶残，凭险弄兵招集党与。”（夏言《请查勘青羊山功次及处置地方疏》）虽然他们这些说法未必完全符合事实，但他们的这种想法，逻辑上有益于社会矛盾向有利于普通民众的方面转化，理论上有利于减轻封建官僚阶层对广大民众的剥削和压迫。当然，他们关于“官逼民反”的认识未必有多么深刻，在行动上也未见到有什么针对性的作为，更遑论在实际上有什么有利于民众的效果产生。但一场浑浑噩噩的动乱，能让社会统治者产生一些有益于广大民众的想法和思考，也算其有“功劳”的一面吧。
其二是平顺县的设置和潞州的升州为府。青羊山之乱平息之后，以发生动乱的青羊里为中心，割潞城县16里、壶关县10里、黎城县5里，设立了平顺县。平顺县的从无到有，有利于这一地区的社会治理，有利于这一地区正常社会秩序的建立和维持，有利于这一地区的社会发展和民众生活的改善，也有利于平顺县周边相关区域的社会安定。近500年来的历史，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当然，平顺县的设立，也有利于统治者统治地位的维护。那种把有利于统治者与有利于民众绝对对立起来的观点是错误的，是荒唐可笑的，也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一场祸国殃民的社会动乱，最终导致了平顺县的设立，从这个意义上讲，尤其对于平顺民众来说，倒也不失为“功绩”一件吧。同理，对潞安府的因而设置，也可作同样的认为。

但是，我们绝不应该因此而把当年的动乱参与者当作功臣看待，决不可以把陈卿及其同伙看作英雄。虽然，坏事可以变作好事。但是，我们决不可以好坏不分、是非不辨。

——曹新广于2023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