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父辈足迹 赓续精神血脉

一如既往

　　2021年在建党百年之际，我收到新四军研究会发来的邀约。需提供父亲汪克之的生平，准备出版纪念新四军的书籍。

得知邀约，惊喜与担忧同时袭来。

惊喜在于新四军研究会，居然能找到我这个已经失去父亲六十年的新四军后代。

担忧在于对父亲的经历，我只在母亲的口述和回忆录中略知一二，母亲也已去逝，要系统的形成文字，需要翔实的资料，其中皖南事变后（1941年2月至1947年父亲调至在淮安的华中新闻专科学校）这段时间的资料，几乎是空白。母亲所能提供的，就是父亲做过文工团团长。

为此，我踏上了追寻父辈足迹的道路。

　　我从以下几条线索开始了我的追寻之路。

一、寻找个人档案 了解原始真相

以庆祝建党百年为切入口，请求父亲生前的工作单位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为革命烈士寻找他生前的档案。

没有想到，东大的档案保管的如此完整，居然找到1954年，父亲亲笔填写的履历表。完整详细的记录了父亲革命一生的所到之处，所工作的轨迹。

二、寻找历史记载 探索革命轨迹

父亲出生在安徽歙县稠墅村的一个富裕人家。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十六岁的父亲初中毕业后在唐模小学任教。在我祖父的影响及带领下，父亲积极参加抗日活动，并在1938年1月参加了新四军，成为一名抗日战士。

我通过歙县党史办，寻找到了相关记载。

从这篇《我所知道的歙县战地服务团》的纪念文章中，可以看出，父亲参加抗日革命组织——战地服务团除了自身对抗日的一番激情，也是由祖父汪任民的引导。

这是一张1938年5月1日新四军宣传队员，在黄山紫云桥上的合影，照片背面记录有：“民国二十七年五月一号，由战地服务团五众偕同至半山寺，返时摄于紫云桥”“汪白扉、周宜今、汪法震等摄于黄山紫云桥”等字。（此照片刊登在2020年8月19日的黄山日报上）

三、寻找党史记载 追寻皖江风云

我的父亲在皖南事变时突围，身负重伤，在老乡们的帮助下，渡过长江，到达无为，找到了部队。从1941年4月到抗日战争结束这几年的时间，一直在巢无（巢湖无为地区）参加抗日斗争。

他主要的经历，都是在新四军七师下属的政治部大江剧团任副团长、团长，后又在皖江贸易总局（七师下属的一个贸易公司）任人事科长。

无为——便是我一直以来心心念念的想参观想了解想寻访的圣地。

因疫情原因及其他家事，一直未能成行。总算在今年9月，踏上了“寻找党史记载， 追寻皖江风云”之路。

无为县——是一座因水而兴的城市，源源不断的水是它体内流动的血液。这里的水既是千百年前吴魏两国争战的焦点，也是千百年后鱼米之乡珍贵的源泉。这座面朝长江的城市，就是安徽无为。

新四军第七师纪念馆

新四军七师司令部旧址

新四军七师原司令部就设在无为县红庙乡海云村。现在的纪念馆是为褒扬七师先烈于1995年建立并于2012年扩建，于2014年7月1日开馆的。

　　1941年1月7日，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之后，新四军第二支队政委黄火星、第三支队参谋长黄序周、军特务团团长刘别生、新1团团长张秀等率领皖南突围人员先后到达无为县，陆续突围抵达皖中巢（湖）无（为）地区的共700余人。中共皖南特委书记李步新突围后也从皖南到达无为。这些从“皖南事变”血泊中英勇突围出来的人员是宝贵的革命种子，是创建新四军第七师和皖江抗日根据地的骨干力量。

　　纪念馆占地面积26400平方米，设有“皖江抗日起怒潮”“血泊中诞生的新四军第七师”“第七师健儿驰骋皖江”“巩固发展的皖江敌后抗日根据地”“永远的丰碑”等8个展厅。

　　“N4A”——新四军的标志

七师领导与政治部工作人员的合影

这是七师领导的照片

　　其中第五展厅——《巩固发展的皖江敌后抗日根据地》是我最为关注的。

展板牌显示：

“中共皖江区党委十分重视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区党委首先抓紧开展党内整风，把整风、审干工作作为1943、1944两年的工作任务。

　1943年以后，皖江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进一步发展。县级的抗日民主政权按照党的“三三制”原则普遍建立起来后，各地党组织继续发动群众，推进基层旧政权的改造，同时还把自上而下建立和完善民意机关作为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先后通过和颁布了皖中参议会和县、区级参议会的组织法。

　　区党委十分重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最初从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斗争开始，着力减轻劳动者的沉重经济负担，调整农村阶级关系，最大限度地争取广大人民对抗战事业的拥护和支持。接着各级政府还大力组织农民发展生产，帮助农民订立生产计划，皖江行署每年都专门拨出建设费和农业贷款，支援农业生产。为根治水患，改善生产条件，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根据地动员广大群众大兴水利。其中最受广大人民拥护与支持的是在行署主任吕惠生的亲自领导下，从1943年12月1日至次年5月3日，投入民工100余万人次，完成土方40.42万立方米，建成了无为东乡黄丝滩江堤退建工程，创造了敌后艰苦斗争条件下水利建设的空前壮举。当根据地的农业生产有了一定发展，农副产品日益丰富起来后，区党委和行署及时确定了“以物易物”的贸易方针，同敌伪展开贸易斗争，换回根据地急需的各种重要物资。同时还大力发展手工业和小型工业，扩大根据地的财源，发行抗战货币——大江币，巩固根据地金融阵地。根据地党政军人员的供给状况，也随着经济发展不断改善，新四军第七师由此获得“富七师”的美称。

　　1942年以后，根据地思想文化建设也有很大发展。区党委和第七师先后创办了《大江报》《武装报》，兴办了皖江联合中学、抗日军政大学第十分校，组建了大江剧团。各地委和支队也都创办了本地的党报、党刊和军报，办起了规模不等的中、小学和文化团体。此外，各级政府还连续数年在根据地推行冬学活动，举办了各种夜校、识字班等，使用根据地统一编写的抗战教材。这些对于宣传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提高干部战士的素质，启发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我的父亲汪克之，在伤病略有好转时，就与战友叶诚创办了七师文工团（对外为大江剧团）。 大江剧团是以中共无为县委的宣传队（父亲当时是这只宣传队队长）几十名队员为基础组建起来的，队员绝大多数是当地参加革命的中学生。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七师师部还颁发给大江剧团团长——叶诚，一张委任状。

百度词条显示，叶诚被任命为团长，汪克之为副团长。

　　大江剧团建立后 ，陆续从新四军军部文工团和二师抗敌剧团调来一些文艺骨干。到1943年，大江剧团按新四军各师统一名称，改为新四军七师政治部文化艺术工作团（简称七师文工团）。

大江剧团主要以文艺形式从事抗日宣传工作，开始时，也像一个培训革命知识青年的学校。当时，有很多本地和从敌占区自愿到抗日民主根据地来参加革命的知识青年，他们大多数是中学生，也有少数是大学生。初到根据地后，组织上往往先分配他们到剧团参加培训，经过一段时间考察了解，初步接受革命基础理论知识教育及实际工作锻炼，然后根据他们各人的具体情况，有的留在文工团，有的到部队当文书、文化教员，有的去到一线部队当通讯员、卫生员、后勤工作人员。

大江剧团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后来又组建了话剧队、歌咏队、乐器队。各队之间，既有分工又有合作，表演合唱时，话剧队员也参加，演话剧时，歌咏队员也要扮演角色，后勤、运输、灯光、布景等，都是大家动手。

大江剧团的主要任务，当然是运用文艺形式，对军民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号召广大人民群众起来与侵略者作殊死斗争。他们在舞台上或广场演出的剧本、歌曲以及展出的宣传漫画，都是自己创作编写的。所有活动都围绕一项中心任务如开展反“扫荡”斗争、反顽斗争、动员参军、减租减息等内容突击进行。接受任务后，文工团连夜组织创作人员发挥集体智慧，边凑边改地编好一个剧本或一支歌曲，排练几次，就能演出。这些吸取现实的题材，都是暴露日寇烧杀抢掠、惨无人道的罪行，反映各地军民抗击敌人的英雄事迹，激励我们军民对敌斗争英勇顽强威武不屈的豪情壮志。

为了及时反映当前对敌斗争的现实生活，他们编写的剧本多数都是活报剧。如《送郎参军》、《支援前线》等。地方流行的小调，他们也填配抗战内容演唱，让老百姓喜闻乐见。他们也演出过一些大的剧目，影响比较大，如歌剧《农村曲》、歌剧《银屏山下》、话剧《自卫队》，苏联话剧《前线》等。特别是《前线》的演出规模很大，影响不小。这个戏是反映苏德战争时的故事，主题是反对骄傲自满、思想保守，提倡以先进的军事科学技术战胜德国法西斯侵略者。这个剧本的全部文字都是是从延安电台传到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这就可见中央领导对它的重视程度。七师领导也极其重视，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帮助剧团完成排练任务。演出结束后，师政委曾希圣立即召开座谈会，谈观后感，并就自己好发火好训人、有骄横的表现作自我批评。谁都没有想到演出会有这么好的影响。除了演出，他们还用黑板报、漫画向群众进行抗日宣传。著名画家亚明（曾任江苏省美术家协会主席），也曾在大江剧团从事过漫画、木刻、画布景等美术工作。

当年剧团演唱的歌曲集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大江剧团常常是整团到战斗部队或较远的地区演出，有时又分成精干的小分队，到接近敌占区的地方活动。也曾多次通过日伪军封锁线到和县含山县军分区、皖南军分区、沿江军分区及各县演出，七师及皖江根据地各个地区都有他们的足迹。

这是当年演出时年龄最小的演员

　　1941年5月1日，新四军第七师在无为成立后，在特殊环境中，打赢一场神奇的经贸战，创造了“富甲全军的经济奇迹”，为皖江地区抗日斗争的胜利作出重大贡献。

　　皖江根据地初步形成后，对日伪在皖江地区的统治造成巨大威胁。日伪千方百计地封锁根据地，企图从经济上摧垮皖江抗日斗争。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和军民生活一度十分困难，部队常常连每天5分钱的菜金都发不出来。为了扭转困境，七师提出“革新为大”，开展贸易。1943年1月将原货物管理总局更名为皖江贸易总局，任命蔡辉为局长，并抽调一批精干的干部充实贸易队伍。将贸易总局从巢无中心区迁到与芜湖一江之隔的汤家沟镇，在镇上开设“集成号”商行，对内是贸易总局的办事机构，对外则是一个经济实体。“集成号”商行又吸收民营资本，设立合作性质的“裕民号”商行、“正大号”商行，还开设“利民盐号”、成立“仁和”旅社、“舒六”饭店……并联络芜湖、南京、上海的商人，合资开办各类公司和企业，扩大贸易。很短时间里，小小汤家沟成为名闻遐迩的商贸中心。

这是纪念馆陈列的一张皖江贸易总局领导的照片，其中右上角的照片，就是局长蔡辉，一个卓越的商业才子。左边一条老街，就是当年繁华的交易市场——汤家沟。

　　当时，敢不敢与日军的贸易机构进行粮食交易，用粮食换取统制物资？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贸易总局经过慎重研究认为，如果拒绝了这种贸易，日军还可以通过其它渠道的贸易或者直接掠夺，来获取粮食，而根据地要想获得日军严密封锁的统制物资，尤其是军火则十分困难。经过区党委负责人同意后，他们与日军驻芜湖贸易机构“利记杂粮部”开展粮食贸易，不但换取了七师需要的军火等统制物资，而且和利字杂粮部副经理、日军军官楠木重椿建立联系，楠木重椿不时为“集成号”商行提供军事情报，还出面保释根据地被“扫荡”时我方被捕的军政人员。“集成号”商行还邀请楠木重椿来汤家沟，与七师敌工部部长段洛夫等见面。后来，楠木重椿成为反战人士，此后与“集成号”商行的生意一直继续下去，除了用药品交易外，还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弹药。

　　日本宣告投降后，驻芜日军长官吉村和楠木重椿在国民党军队到来之前，给新四军运送了超过100吨军火。楠木重椿亲自上船押送，将这批武器弹药运送到汤家沟，并留在七师，随七师北撤到山东，后被安排返回日本。

　　集成号”商行还利用查缴和收购的鸦片，作为“特货”，与敌易货军品、军械、黄金、美钞等，取得巨额利润。当时，皖江贸易总局挣到的钱要用“麻袋装、汽车运”。

七师的经贸战，获得巨大成功，首先是满足了七师的军费需要，七师在新四军、八路军中军费来源最充裕、伙食标准最高（每人每月10元，另发零用钱，1支牙膏，3条香烟）、军装最整齐（全军唯一用料进口龙头细布）、武器最先进（全日式）的主力部队。七师于1947年春撤编后，移交的工厂设备、黄金、资金及在国统区银行存款等，“总资产应在1亿以上，折合50万两黄金”“堪称战时经济奇迹”。其次，七师还为军部及兄弟部队提供了大量而及时的经济支持和援助。根据新四军参谋长赖传珠日记的不完全统计，1942年底至1945年春的两年多时间里，七师支持给军部及通过军部转交给五师的现款约5300万元法币，其中1944年1月至1945年1月的一年内，上交现款达4400万元，按当时国民党军队的供给标准，可供20个甲级师一年的供养。此外，还上交军部大量军需用品、通讯器材，为军部提供不少特需而又难以弄到的日元、美钞等。七师特殊的贸易战，在新四军的抗战历史上书写了精彩的华章。

　　在这个期间，我父亲从文工团调入皖江贸易总局，任人事科科长，为新四军七师的特殊贸易战做出过贡献。

　　2022年，在父亲百年寿辰之际，我写过一篇《纪念父亲汪克之》的美篇，但对皖南事变后至抗战胜利这段时间，父亲的经历，实在是缺乏史料，只用一段不足百字的文章一笔带过，这次有机会到无为新四军七师纪念馆深入参观了解，收获颇丰。对父亲的革命经历有了更全面的了解。

　　回忆父亲的一生，平凡而伟大，坚毅而柔情，他是一个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他身上闪烁着完美的人格光辉。他长期抱病工作，以无比坚强的意志和病魔作斗争。他勤奋好学、诲人不倦，克服文化底子比较低的不足，系统自学革命理论，最后承担起在大学讲台上教授马列主义美学理论的课程，得到师生们的好评，并被评为副教授。他还钻研革命文艺理论，导演过《王贵与李香香》苏联话剧《前进》等革命戏剧，受到了广大群众和新四军战士的热烈欢迎。父亲喜欢读书、摄影、文艺表演和青年们交朋友，是一位颇受人尊敬的良师益友。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63年了，但我的缅怀之情一点也没有淡忘，反而更加思念他，我的好父亲，我们永远缅怀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