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东耀的美篇

文东耀

纪念我的母亲王敏

　　今天是二零二三年的九月二十三日，是我的母亲辞世四十七周年祭日。我含泪写下此文，以䄊记念。

　　我的母亲王敏，原名叫王鹤楠。一九一三年出生在河北省定兴县小沿村的一个大户人家。

母亲的前夫是保定第二师范学校（简称保定二师）的学生。二师闹学潮时，母亲前夫被国民党军队杀害了。但究竟是保定二师被杀害学生中的哪一位，父母没有对我说过。

后来，在抗战时，母亲加入了共产党，担任小沿村妇救会主住。一九四二年，日酋岗村宁次在华北平原搞“铁壁合围”囚笼政策，中国的抗战处于最低潮，母亲在本村实在无法工作了，于是参加了八路军，随部队走了。后来改名叫王敏。

父母是在八路军部队上认识的。那时，我三位哥姐的母亲己经病死多年。父亲比我大45岁，母亲比我大36岁。

母亲是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八日（农历一九四八年腊月二十日），在老家河北省容城县北河照村生的我。我出生后的第十四天（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北京和平解放。

那时候，父母隶属晋察冀军区，是聂荣臻的部下。解放时，被安排在张家口工作。母亲曾任张北县委组织部干部。那时候，大姐已经十五岁了，大哥、二哥也都十岁多了。他们三个在老家过得很苦，吃不上、穿不上。根本不可能上学。要回张家口时，父亲征求母亲的意见。母亲坚持要将他们姐弟三个带到张家口一起生活。于是，大姐十五岁时才开始上小学。大哥二哥也上了学。他们从此开始了新生活。

　　母亲的脚是裹过的。双脚除了大姆指，全都被折断了。是抗战时放开的。真难以想象，在那个年代天天行军打仗，她那种〝解放脚”是怎么坚持下来的。由于长年行军打仗形成的习惯，母亲走起路来，总象行军打仗。步幅大且快。

母亲为人豪爽，说话办事有男人的气概。但在部队上具体担任什么职务，母亲从人来没有对我说过。也许是担任过许多职务吧。战争年代，组织上给她配备了一把撸子枪。

母亲曾对我说，那年部队在易县，涞水一带太行山上打游击，有一次被日本鬼子追着跑了三天三夜，粒米未进，饿得前心贴后心。好不容易摆脱了鬼子的追剿，在太行山深处的一个小村子里，好不容易在老乡家买了点小米，熬成稠粥，每人分到一大碗。那小米中砂子很多，吃着直硌牙。又找来几个腌萝卜。由于很缺盐，那萝卜咸菜又酸又臭。没有刀切。就在锅沿子上割成一条条，那么牙碜的小米粥，就着又酸又臭的咸菜条，同志们吃得那个香啊。

　　母亲没有上过一天学。参加八路军后，在部队上认识了父亲。是父亲在战斗的间隙一个字一个字地教她的。父亲参加革命前是小学教师。硬是把母亲教得能读书和看报了。还能写记录和简单的汇报。

父母解放战争时期隶属晋察冀边区。是聂荣臻的部队。全国快解放时，由于地方十分缺乏干部，他们被调到地方工作了。

母亲最早被安排到张北县委组织部工作。

一九五六年，父亲从中央马列主义学院（即之后的中央党校）毕业后，被任命为位于石家庄市的河北省干部文化补习中学书记。这样的学校，全国每个省、自治区都有一个。是为了给县团级及以上的，文化程度低的干部补习文化的。分初中部和高中部。

母亲被调任为石家庄市西边的获鹿县（今鹿泉区）妇联主任。一九六一年调任石家庄市桥西化工厂书记兼厂长。 桥西化工厂是个小厂，有四五十个职工，大多是家庭妇女。母亲整天穿着工作䏜，跟职工们一起干活，谁也看不出她就是书记兼厂长。有来联系业务的人要找厂长，根本不相信母亲就是厂长。

.. 文化大革命时，按当时的说法，母被当作“当权派”靠边站了。母亲很不理解，很想不通。但在全体职工的心目中，母亲仍然是他们的书记，他们的厂长。

那时 石家庄市有一个造反派组织“石家庄市工人联合造反司合部”.简称“工联司”。一次，“工联司”的人到他们工厂搞统计，问职工，“你们T谁是工联司的负责人？”职工们都说“是王厂长。”母亲莫名其妙地成了造反派组织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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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七年，父亲的原单位河北省干部文化补习中学撤销，我们家搬到了位于桥东区的河北省政法干校。那时，父亲被打成了“走资派”，被造反派揪斗，强制劳动，受尽了屈侮。

​ 一九六八年底，找们这批学生被一风吹，强制“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当时有两种方案，一是集体插队，一是可以回家乡。我征询父亲的意见，他认为鉴于当时他和母亲都被打成“走资派〞的情况，还是回故乡有亲人照顾的好。于是我选择回故乡河北省容城县北河照村。我下乡不久，听说我家被造反派强制赶出政法干校，住在了石家庄十一中对面菜地西南角的一处小土房里。几年后，又搬到临近火车站的市场街1号院。

一九七三年，母亲年满60周岁，从桥西化工厂退休了。不久，被当时的中山路街道办事处任命为市场街居委会主住。

居委会是社会最基层组织。居委会的工作又极其繁杂。而母亲又是个对工作极其负责，对居民群众极其热忱的人。她每天从人早到晚忙忙碌碌，为邻里解决纠纷，为群众解决困难，跟居民一起打扫卫生，排除安全隐患。忙得脚不沾地。常常中午都不能躺一会儿。而这些都是义务的，没有工资奖金，每月只有六十多元的退休金。

母亲出身大户人家，之后在部队上跟战士们一起吃饭。解放后又是在单位、机关吃食堂，因此不会做饭，料理家务的能力也很差。每天三顿饭几乎都是在附近饭店买着吃。因此根本存不下钱。一九七五年，我的发妻冯大芳进家之后，才缓解了生活问题。冯大芳是我故乡的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一开始，母亲很看不上她。但经过短短几天的接触，母亲很快地改变了看法。冯大芳非常勤劳，洗衣、做饭、料理家务、照顾行动不便的父亲，把家里料理的井井有条。过日子还能精打细算。把母亲高兴得不得了。去掉了生活的后顾之忧，能夠全身心地投入居委会的工作。

母亲患有原发性的高血压病。有时犯病整夜睡不好觉。时常粘痰吐沫呕吐得厉害，很是痛苦。她还不听劝，不吃药。另外，在饮食上很不注意。这样就埋下了隐患。

一九七五年底，我上山下乡整整七个年头时，被石家庄地区长途电信线务站相中，招工回城。那时，我们县的知青绝大部分都回城了，就剩下我们这些很少数的没有背景，没有门路，不会走后门的傻狍子了。

​ 记得当我提着铺盖卷回到市场街1号院家中时，父亲看到我，问我：〝不年不节的，你能么回来了？”我对他说我是被招工回城了，明天就去报到。他还不信。

​ 我是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去单位报到的。算是一九七五年参加工作的。不过令我梗梗于怀的是，我上山下乡七年整，回城工作才享受学徒工待遇。每月工资19.5元。那年我都二十六岁了。己经有了两个孩子。而与我同龄留城的同学，都已经是老教师、老职工了。

​ 第一年，我是跟工程队干的长途电信的外线工作。也就是每天跟着老职工爬上十二三米的电线杆，换瓷瓶，擦瓷瓶，绑扎线，打拉线，打帮桩等。说实话工作很是辛苦劳累。接近年底时，站里调我到办公室管写工作汇报、领导讲话等材料。

​ 一九七六年初，站领导任命我这个工作刚满一年的学徒工当了电缆段的段长。电缆段是线务站最大的段，有三十六名职工，且大多是复原军人。我深感肩上责任重大。我只有尽心尽力地去做工作，决心不辜负领导的信任和全段职工的期望。

由于经常下到全石家庄地区各个包线点，了解情况，解决问题，根本顾不了家。又由于家乡生产队不允许长期不参加干农活。发妻冯大芳几个月后，只得回村务农。家中就剩下半身瘫痪的父亲和患高血压的母亲，

​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三日，我正在新乐县境内的一条河道里处理暴露出来的电缆，突然接到站里打来的电话，说我母亲病危，正在省三院抢救。我心急如焚地赶到医院，母亲已经没有了呼吸，医生也停止了抢救。

我的那些哥嫂都借口有事，遁去了。把没有生机的母亲丢给了我。我回家取来了母亲不多的几件衣服，和桥西化工厂主管业务的张胖旦一起，把母亲身上湿透的衣服换了下来。给母亲穿上了平时舍不得穿的一件黑色平绒外衣和一条比较新的裤子。送进了太平间。

事后我了解到，那天是有关领导要来检查卫生，母亲早早地就出去到居委会各处去监督检查了。将近中午时，突然感到头疼得厉害，便强撑着回到家中，一头栽倒在了床上。同院住的一位张医生正好在家，听到动静赶忙来查看。伸手一摸母亲的身子下边，小便失禁了，断定母亲是脑溢血。便和众邻居把母亲送到了省三院进行抢救。结果是病情太重，母亲没有看到一位亲人，没有留下一句话，盍然辞世了。

由于母亲发工资的时间是每月二十五日，当月的工资也没领到。

在之后几天的母亲的追悼会上，我满含热泪，当着前来的母亲的领导、同事、朋友，一字一句地念出我写好的悼词：〝…敬爱的母亲，你虽然离开了我们，你的音容笑貌依然在我的眼前。你的英灵不远。我似乎又看到了你身着八路军的灰布军装，在易县涞水一带山区跟日本鬼子周旋，打游击的情景。又看到了你在昏暗的油灯下，跟父亲学写字的情景。又看到了你骑着雪白的战马，驰骋在张北高原的情景。又看到了你穿着工作服，系着围裙，跟桥西化工厂的职工们一起劳动的情景…”念完悼词，我已泣不成声。

母亲没有给我留下任何财产，母亲留给我的是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执爱，对工作的负责任。

今天是母亲的祭日，我以苏轼的江城子一词：“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岗。”来祭奠我的母亲。

二零二三年九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