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如戏 蒋老如松

人生滋味

整理：祖宁平

　　这是一位94岁老人的《自传》，看如一部人生大戏，一部松柏傲立在山峰的画卷。

我的家乡在宁夏中宁县余丁乡余丁村，母亲经三天剧痛难产，才生下了我。我是母亲生的第６胎而成活的第三个孩子，故起乳名拴子，意为拴住不要被病魔夺去，那天是1929年10月16日。

一

1936年我满7岁上了余丁小学，当时学校的现状是“春满堂，夏一半，秋凋零，冬不见。”成为当时农村学校的普遍现象。

1940年春季开学，我去了离家十里外的石空完全小学插入三年级。

1943年我考入中卫简易师范第八届。那时候，因为师范学校免费供应口粮，家境富裕的学生上中学，家境一般的上师范。

1947年7月，我完成四年的简易师范的学业毕业了。

1947年秋季开学，我和同班毕业的2人被分配到中宁县宁安完全小学任教。我被分配任三年级级任老师，教授该班的国文和算术兼教五年级算术。教师待遇微薄，月薪为1块银元和100斤小麦。

1947年春，我又调到枣园完全小学任教。我被分配任六年级级任老师，教授国文、算术，还教五年级的算术。

1947年12月2日（农历十月二十日），我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选聘的同乡姑娘叶梅英结婚。婚前从未见过面，既不相识，更不相知，父母包办是当地民间遗留的习俗。我时年19岁，她17岁；头天下午用苇席搭成的娶亲牛车，驶入女方家，次日上午娶新娘回来，鼓乐齐鸣，新娘身穿绿色缎子旗袍，头搭红盖头，由她的姐夫将其抱下放在红毡上；我头戴礼帽，身穿斜纹布大衣，用红头绳拉着新娘慢步前进，两条红毡前后互换，不让新人双脚沾土，叫做“倒毡”；到了院中，根据类似现在司仪者的口令，跪拜天地、父母，然后入洞房，我用剑挑去新娘盖头，仍未看清新娘的真面目，新娘上炕“低头向暗壁，千唤不一回”，婚前断茶饭，三天不下炕，地上设香桌，中间摆香炉，香火不能灭，两盏油灯昼夜亮，相对无言，这就是当时的新婚景观。 家里请了厨师做席，在院内招待了前来庆贺的亲朋好友。婚后，我从家里带了酒肉、大米，回到学校招待了全体老师。

先结婚，后恋爱，逐步培植爱情，是我们这一代人经历的婚姻之路。我的妻子樱唇桃腮，美貌动人，性格内向，柔声细语，步履轻盈，举止端庄，有大家闺秀之风范。

我对这乱世年代，愤愤不满，忧郁愤闷，苦闷徘徊，只有以一个学生的心态，抱着“读书救国”的梦想，决心继续升学，寻求改变现实、拯民救国。所以结婚以后，又继续求学。

1948年8月，我考入位于宁夏惠农县黄渠桥镇的绥宁师范，考试的前几天我雇了一副羊皮筏子从枣园堡渡口启程，顺黄河漂流而下，次日上午到了仁存渡，上岸步行到银川。

上学的时候，第一天我住到广武城，第二天住到小坝，第三天赶到银川，次日从银川起程，晚宿在平罗县的姚伏堡，第五天才到了黄渠桥绥宁师范学校，再艰难万险我也不惧风雨。

绥宁师范学校学生宿舍是土炕铺麦柴，夏天没问题，冬天最难过，没有供暖设施，铺盖又薄，有的人将小凳放在脚下把被头塞入其内防止蹬散；由于年轻火力大，瞌睡多，加上十多人的体温散热，一觉睡到天亮，但有的人手脚被冻伤了；教室里虽有两个土块砌成的火炉，没有烟筒，不开窗炭烟熏人，开了窗又不保温，冻得写字时手不听使唤。

从绥宁师范二年级肄业，1949年6月，我被中宁县石空完全小学聘请到该校教书。

二

1949年，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说共产党“共产共妻、“杀知识分子”，上半年听说解放军解放了同心县，就要进军中宁县，许多年轻女子纷纷逃到黄河以北亲友家避难。但解放军并未进军中宁县，却从同心县传来了解放军纪律严明，亲民爱民的消息。所以9月解放军进军中宁县时再未出现群众奔逃现象。

刚解放，动员知识分子参加干部学校学习，我和同乡4位有文化的人，到银川经简单考试后，于11月进入宁夏干部学校学习。

宁夏干部学校位于银川市北门内附近的一座旧军营中。1949年11月1日成立，是中共宁夏省委为培养急需的干部而设立的，招收的学生不论出身，不讲阶级成分，也没有年龄限制，既有青年学生，也有旧政府的职员，旧军队的官兵。

宁夏干部学校在听大课、开大会前互相拉歌，真使人感觉到《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课余时间到操场扭秧歌，使人心里真的乐开了花！我曾经萦怀的对黑暗社会的郁闷心情，彻底消失了，心情舒畅，精神愉快，我的心也彻底解放了，我就更加积极地参加学校的各种活动。

学校实行供给制，吃穿住用全都免费供给，发了一套灰色的粗布棉服装，伙食虽吃黄米、小米，咸菜、酸菜、马铃薯，但油水大，吃肉也勤，由于心情好，吃起来也有滋有味。

1950年1月25日，由宁夏省建设厅从宁夏干部学校选派我等4人和傅作义送给马鸿逵的5名福特拖拉机手前往北京“中央农业部拖拉机训练班”，学习拖拉机駕駛维修技术。当时这是最时髦的职业，欢送我们的同学都投来羡慕的眼光。

我们从银川到包头，整整走了7天，已近黄昏，住进旅店，我们没见过火车的人急着去看铁路火车是啥样子，在我的想像中铁路就是用铁铺成的路。谁料一见才是两条铁轨，火车头竟是那样的庞然大物。

“中央农业部拖拉机训练班”1950年4月1日正式命名为“北京双桥机耕学校”。

学员都享受供给制，免费供给食宿。早餐、晚餐吃粗粮，有高粱米稀饭、干饭，玉米粥、玉米面窝头、红薯等；午餐吃细粮，有天津小站米做的大米饭或白面馒头。每月发点津贴，还发了一套质地很好的蓝色工作服。

响应毛主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我们学校掀起了报名参加抗美援朝活动的热潮，我积极报名参加，我每天学习驾驶汽车，准备去当运输兵，但最终未被批准。

1951年3月18日我应召回到宁夏，被分配到一座由28孔土窑洞组成的临时场部的院落——灵武农场。

农场初建，一切因陋就简，食堂设在靠场部西边的徐家大院，只有一张小桌供场长高宜之坐着吃饭，其他人都围蹲在地上，8人一盆菜放在中间，主要是咸菜或酸菜炒马铃薯，主食是黄、稻米混煮的米饭或馒头，勘測人员中午就在地里小憩，用衣服挡着风沙，啃着冻硬的馒头，喝着冰凉的水，其他同志在各自岗位上忙自己的工作。晚饭后大家在场部门前的篮球场上比赛打球，晚上两人一班，手持钢枪，在场部房顶轮流放哨，保卫场部。当时散兵游勇和反革命分子到处搞破坏。

1952年4月，“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基本结束，农场提拔了一批年青干部，我被提拔为农场供销室副主任。同月工会第二届会员大会选举我为工会副主席，开始兼职做工会工作。

1952年11月24日农场工会第三次会员大会选举我为工会主席，从此至1954年底我就专职做工会工作了。

1953年1月17日，中共灵武农场党总支通过我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灵武农场发展的第一批党员。

三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主要内容是：为了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是一个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决定《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全国各地开展了激烈的反右派斗争。

根据上级指示精神，5月20日灵武农场开始学习整风文件，6月19日召开干部扩大会议，动员开展整风运动。6月20日至9月8日进行了所谓的大鸣、大放，9月9日召开全场扩大的干部大会，动员反右派斗争。在全国已开展反右派斗争的形势下，我幼稚地还在大鸣、大放的小组会上，从各方面衷心向党组织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我虽是农场党委委员，又是常委，却没有通知我参加研究上述活动的党委会议。最后，我被中共吴忠州委批准划为“右派分子”。真是一腔忠诚为党谏，瞬成右派反党犯，满腹冤屈何处诉，水落石出终有天。

我成了社会的“另类”，以前要好的朋友、同事，都有意的不认识我了，我感觉到他们是小心躲避，与我划清界限，眼光里充满着鄙视、歧视、冷视的眼神，这比皮鞭抽肉，尖刀刺心还痛苦。我的心情苦闷到极点，看着天空都成了灰色的颜色，成天酒瓶不离身，真是举杯消愁愁更愁。每天凌晨二、三点钟醒来，失眠到天亮。这个时候妻子温情、安慰地话语，给我以最大的力量。我准备着去接受“劳动教养”的惩罚，决定让妻子带着5岁的大女儿、3岁的大儿子和不满周岁的二女儿，回老家避难，免遭牵连。

虽然大难临头，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轻生，我要坚强地活下去，接受考验，经受锻炼，信仰不动摇，标准不降低，我自认为，我仍是一名共产党员，总有一天会还我清白。

1957年12月宣布了对我的处分决定：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工资由每月99元降为39元，到生产队劳动改造，那年我28岁。

1957年底到基建队在第四作业站的工地参加平田整地劳动。

1958年3月因我对养猪工作的喜爱，在我的要求下被发配到第三作业站畜牧组当了一名养猪员；

1960年摘掉我的右派份子帽子，恢复干部工作，任畜牧队副队长；

1964年12月30日我被调任第一作业站畜牧队队长；

1974年我被调任分场畜牧干事；

1976年调任场畜牧科干事；

1979年3月给我改正右派分子的时候，我已是两鬓斑白年满50岁的老头了。整整22年的青春年华，在苦难中煎熬，但也受益不少。

四

1965年，妻子已生育了6个孩子，以她瘦弱的身躯，除担负全家的家务活外，还得下地参加劳动，一天能挣7毛钱的工资以补家用。她不会骑自行车，上工走在人先，收工回在人后，白天参加繁重的劳动，晚上还要挑灯夜战，为儿女缝补衣服。可怜的妻子，任劳任怨，咬牙忍受，而毫无怨言。我看在眼里，疼在心上。两个大孩子，12岁起就参加劳动，挣微薄的工资帮父母养家糊口，为了这个家，大女儿没有上过学，为此我愧对女儿，常常暗地自责流泪。那时，什么染色毛巾、化肥袋子、棉线毯子、棉线手套，都成了我们家孩子们的单、棉衣料。我冬天没有棉鞋可穿，冻裂了脚趾，发炎化脓掉了一个趾甲。夏天没有换洗的衣服，只穿裤头让妻子洗衣晒干再穿上。饭菜没有油水，饭量越来越大，定量不够，更无钱买议价粮。苦苦菜、稗草籽、野蒿籽、茄叶子、萝卜秧子、菟丝籽等等所有能吃的东西都成了我们家的粮食替代品。我负责管着饲料仓库的钥匙，仓库有高粱、大麦、黄豆、豆饼等粮食，但我从没有产生过，拿一粒粮食私饱家人的念头，我告诫自己，宁可饿死，绝不失节。

1965年，有一天口粮将要断炊，妻子愁卧炕上，邻居听到我断粮的消息，顾天禄等同志送来了他们家仅有的一点余粮，一站党支部书记崔志孝将他一月的口粮指标送给我，解决了燃眉之急。

妻子1960年被招工为正式职工，过了三个月，被莫名其妙地取消了职工身份。大儿子1970年被清除出民兵队伍，妻子儿女都受到株连。

1958年秋，母亲牵挂着被划成右派分子的儿子，在我三叔父的陪伴下，从中宁老家到农场看我，一双小脚从场部步行十里多里路才到我家，妻子炸了面蛋蛋，算是招待了母亲和叔父。二老看我5口人住着不到15平米的低矮土屋子，看我痴呆的没有任何表情的在喂猪，心酸的落泪，她只有用她那慈祥的面容和给我做些家务来无声的安慰、鼓励我，至今让我回想起来，都是力量。而我却不孝不敬，在母亲离开我的那天，又是用她那一双小脚步行走回了十里之遥的农场场部，我一个身强力壮的七尺男儿，怎么没有想到去借一辆自行车送年迈体弱的母亲，直至她老人家离场回家，我再也没去看望过她。

从农场场部到我家有10里多路，母亲的小脚不知走了多少碎步，每走一步都像一把铁锤，在击打着我的内心，让我自责，让我追悔莫及，让我遗憾终生。

1971年，我把双目失明的父亲接来农场瞻养，一次，父亲说，他想吃江米条，当时我身无分文，却骗父亲说没有卖的。现在回想起来，我真是大逆不孝，就是再穷也应该借钱满足父亲的这一点并不过分的要求，没有几年时间父亲也撒手离我们而去。

现在想起发生在我与父母身上的这两件往事，我都羞于启齿，我愧对他们的养育之恩，让我终生也难赎这不孝之罪。

1974年我被调任分场畜牧干事，主抓七、八、九三个队的畜牧工作；当时分场畜牧工作处于全场的后进水平。我深入实际，和养猪员一起喂猪。母猪产仔季节，我晚上骑上自行车，巡视各队猪场，了解养猪员接产护理情况。每月末组织全体畜牧职工，实地观摩每个人的养猪情况，并采取公布各队、组、个人的畜牧生产情况，总结表扬好的单位和好的养猪员，有效地调动了养猪员的争先进，比进步，你争我赶，互相竞赛的积极性，最后三个畜牧队跻身全场先进单位。

为了摸索养好猪的規律，在任农二连畜牧队长时，我亲自饲养了30多头小猪，探索科学的饲养管理方法，由于科学的饲养，全队大小猪饲养得毛光肉肥，滚瓜溜圆，得到自治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驻场工作组的重视，并总结向全区推广灵武农场发展养猪的经验。1971年8月6日《宁夏日报》发表一组稿件，大力宣传推广灵武农场的养猪经验。一篇文章的题目是《运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实行科学养猪——国营灵武农场农二连四好养猪班班长、五好职工陈山》，并附陈山为核心的养猪饲养员照片。我是取得这一成绩的具体领导者、组织者、实践者，在荣誉面前既不能提我的名，更不能暴露我是一个右派分子。

1971年我出席自治区在固原召开的生猪工作会议，并向大会介绍了我场发展养猪事业的做法和经验，受到热烈的欢迎。会下有人问我是什么职务，我说一般干部，他们不信，我更不敢暴露我是右派分子。

我和广大群众一道参加“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红海洋”，“欢呼毛主席最新指示发布时的群众游行”，平安度过了“文革”这一关。

1979年3月23日“中共灵武县委灵改字（79）第66号《关于对蒋生俊同志错划右派予以改正的批复》。

22年的煎熬，我终于重见天日，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平反以后，感到一身轻松，长期的失眠消失了，觉睡得甜了，饭吃得香了，身体开始发福。

1980年以后的一天，我得知与我相熟的同村曾帮我济困的恩人，他原是一位教师，在他“右派”问题平反后，他又站在了讲台上，他决心要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努力备课，认真授课，在一次讲课的时候，猝死在了讲台上，这就是所谓的右派分子。

22年的右派生活，使我遭受了无数屈辱和痛苦，但也锻炼了我，使我的意志更坚强，心胸更宽宏，对人生有了更深刻的体悟，我是经得起考验的共产党员，我要倍加努力地为党为人民工作，向那位教师学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82年8月20日妻子被改正恢复为正式职工，办理了退休手续。

1982年1月我被上级组织批准任命为灵武农场副场长。

五

我一个右派分子，平反仅三年，就被提拔为农场副场长，我感到疑惑不解，我想自己的工作能力和表现虽是一个因素，但总要有领导推荐，思前想后也没有一个答案。恰逢几年后在我被返聘编写《灵武农场志》到宁夏农垦局档案室查阅档案资料的时候，才偶尔找到了答案。

当时担任宁夏农垦局副局长的一位领导同志，就是他第一次推荐我担任灵武农场党委副书记，可能因为我是被开除党籍刚刚恢复不久的原因，没被批准；第二次又是这位领导，力荐我担任灵武农场副场长，这次被宁夏农垦局党委批准，并被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任命。

这位领导的两次推荐让我心潮起伏，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勾起了我俩恩恩怨怨的一段二十多年的恩断情怨的往事，又揭开了我那不堪回首的岁月。

1957年前，我和这位领导，都是灵武农场党委的常委，我俩对党无限忠诚没有二心，观点基本一致，反右中，我对一些领导的工作方法等观点，持对党忠诚并实事求是的态度提出了意见和建议。而这位领导，立场坚定，党性鲜明，坚决与我划清界限，坚决与我斗争，我的定性材料是他起草定稿的，最后送达材料、宣布处分决定，是他亲自到农场分场工地给我当面宣读的，而后我在当右派分子期间的工作表现，他也是一清二楚的。

“文革”中他被打成走资派，被造反派揪斗、抽钢鞭、坐土飞机等折磨打击，比我当右派遭受的打击惨得多，但他坚贞不屈，绝不胡说，表现出了共产党人的浩然气概，受到广大职工群众的高度赞誉。

1973年他任连湖农场党委书记期间，受到造反派的围攻和迫害，无法工作，跑到造反派不知道的灵武农场某生产队躲避，恰好躲在了我的宿舍，突如其来的相遇，让我俩相对无语，不知如何为好。但我转念一想，既然命运把我俩又一次的捆绑在了一起，虽然冤家路窄，但又使我们不能分开，我们只有面对现实。

我还是亲自为他打水买饭，精心照顾他的生活，每天给他买饭一起吃，虽然我们身居一室，有着千言万语的话语要说，但是话语到了嗓子眼又不知如何开口，就这样，一句过去共处时期的美好和恩怨往事没有提及，只是我安慰他，“吃好，休息好，在我这最安全”，因为造反派怎么都不会想到，这位领导会躲藏在他的“冤家”这里。

我们再没有话语交流，可能双方都有十几年的生疏而欲言又止的顾虑，但是我们的心灵已经打开了一条缝隙。躲藏了一段时间以后，等他离去的时候，他悄悄跑到我在农场二队的家里，拉着我的手，激动地什么都没有说，只是给我鞠了一个躬。

峰回路转，1979年这位领导又回灵武农场担任了党委书记，因为形势的发展，他第一个为我上报改正错划右派的问题，1980年这位领导又担任宁夏农垦局副局长的重任，他又积极推荐我担任农场的领导。由于在文革时期遭受的磨难，这位领导他大量吸烟，不幸患上了肺癌，他住院期间，我几次到医院看望，他躺在病床上几次拉着我的手说道：“出院以后，我一定到你家喝酒，”

其实这一愿望我也是盼望着，盼望着他，我的难兄难弟，早日康复，盼望着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悲剧不再重演，盼望着我们哥俩的酒杯能够再次碰响。

没成想，天不随愿这位领导过早的于1980年12月10日病逝，年仅54岁。我这难兄难弟的病逝让我心如刀绞，万分悲痛。

六

1982年1月我被任命为国营灵武农场副场长，1984年12月4日被任命为灵武农场调研员，1990年3月10日正式退休，1993年9月1日改为离休。

1982年，正是我国改革开放时期，灵武农场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特别是家庭承包责任制等多种经营方式，以推动农场的改革发展。

从农场实行大包干责任制，从生产队承包生产经营责任制，到全面施行小组承包；从小组内实行定额管理，责任到人，到凡能个人单独作业并能单独计算个人经营成果的项目，都可实行个人承包；从不同行业、不同部门、不同工种的生产经营责任制，到班组承包、个人承包；从按包干任务缴够国家的，留够农场的，到剩余部分全部归承包者所有的责任制；从实行由工人自愿结合的承包责任制，到生产队适当搭配组成10人左右的联户小组承包，从扩大生产队（厂）的经营自主权，到各承包单位所得奖金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的经营自主权。采取承包经营责任制一年来，1983年一年发的工资和奖金就达420万元，比1978年多了163.2万元。

从1978年开始，我就参加了农场责任制的制订，担任副场长以来，就开始大力推行。

1986年、1987年中共国营灵武农场党委授予我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

1986年、1987年中共宁夏农垦局党委授予我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

1988年10月 我被评为灵武农场优秀共产党员。

1988年应西北农业大学农经系的邀请，我给150多名大学生和部分老师，介绍了灵武农场生产经营和改革发展概况及其经验教训，获得掌声一片。

1990年筹备灵武农场建场40周年庆祝活动。在场庆日前后，我应邀向农场中学、一站小学、场部小学、分场小学的师生、试验站、农二队、一站园艺队的职工，宣讲农场建场史，受到欢迎。

1990年离休后返聘编写《灵武农场志》，并当选为农场机关离退休党支部书记，我坚持退休不褪色，定期召开支部会议，学习时事政治和党内有关文件、文章，开展党员活动，建立党日考勤制度，党员活动开展的生气勃勃。

在职期间，忙于工作，也不懂养生保健，使身体逐渐积累了许多致病因素。退出工作岗位，放松下来，疾病就找上身来。

1985年发现下肢浮肿，进而感到胸闷气短，早搏、房颤，心率缓慢，先后在解放军陆军第五医院、灵武市人民医院等住院5次。2002年最为严重，被灵武市人民医院确诊为“病窦综合症”并在银川医院安置了心脏起搏器。

1988年8月28日我突发尿潴流，9月9日做了前列腺摘除手术,

2002年开始，为了学习方便，我先后添置了小霸王学习机和电脑，充实自己的业余生活。

2011年7月1日，建党90周年纪念日，受到中共灵武农场工作委员会颁发的优秀共产党员荣誉证书和表彰奖励。

2019年10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向党组织交纳党费一万元。

2023年1月17日在我加入中国共产党70周年之日，我交纳党费一万元，表达对党组织的无限忠诚。

2018年为庆祝灵武农场建场70周年，我组织了一些热爱家乡的灵农人，搜集、撰写、募捐精装出版了《灵农往事》一，2000册。

2022年我又组织这些热心人，征集、撰写、募捐精装出版了《灵农往事》二，500册。

2023年又组织征集、编纂、募捐出版《灵农往事》三----《印象灵农》画册，1000册。这年，我94岁。

上面的这些文字，是蒋生俊老人个人《自传》的缩写版，它犹如一部人生大戏，有平淡有起伏，有眼泪有怨恨，有自强不息，更有精神支撑， 前70年的生命在用意志和精神支撑，后24年又加上心脏起搏器在支撑，他的生命已捱过近一个世纪，而且现在还在挺立，可谓是如松一般的蒋老。

看到《自传》蒋老一生的努力学习，一生的拼搏发力，一个老朽的骨头，顶起了千斤重担，可见这把骨头的坚毅和顽强。

蒋老耗尽了他的心血甚至搭上了生命，不得不以心脏起搏器维持生命，蒋老在与时间赛跑，在与生命赛跑，颐享天年的时候，没有享受生活，没有享受最后的宝贵生命，而是拿出生命做赌注，去完成他一生对党的忠诚，对家乡人的奉献。

我在想,生命如此顽强,精神如此不倒的蒋老，依靠着对历史负责,对家乡负责,对后人负责的担当精神，在实现一个华丽的转身,不留遗憾给人生。

他的精神给现在的宁夏农垦精神增加了注脚，给宁夏农垦人增添了精神食粮，为宣传宁夏农垦精神捧出了一个精神招牌，有了一个鲜明的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