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有高邻

麦芒

古人有训，百金买屋，千金择邻。昔孟母三迁为择一优处，成就了一代儒学大家。 今人有言，邻里好，赛金宝，远亲不知近邻，近邻不如对门，都说明了人文环境和邻里关系的重要性。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是也。 我所说的高邻是指我小时候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间所居住的夏桥矿新东门里南侧的那三排十余户人家。那一片平房，论规模不及六道房，论档次赶不上洋房子高干聚集区，也不如老东门那居民区还有个地域名，我们那似乎没有一个专属名称，有叫我们那图书馆后的，也有叫我们那南铁道门的。及至到了八十年代，平房东扩我们那里才被冠以一个时髦的名称：向阳院。九十年代改建楼房，又有了与时俱进高大上的名字：新立里。是呵，住新高楼啦不就是立起来了吗？没毛病。

这里十来户人家，有医院的医生护士，有工会的文体骨干，有宣传部门的笔杆子，有学校的教师，有工程技术人员，有科室管理人员。也有基层单位的领导。 这里有来自山东的，江苏的，安徽的，河北的，四川的，东北的。这些人来自不同的地域，从事不同的职业，但居住在这方圆几百平米的地方，彼此相处的好似一家人。 在高楼没有崛起的年代，我们邻里关系是那样的和谐，家家门窗洞开，真正是夜不闭户，没有什么防盗门，窗也没有铁栅栏。只是到文革初期听传有一个叫“五湖四海”的什么江洋大盗后，才开始做了一些防护。夏夜在球场乘凉，大人待凉快些便回屋去了，那小孩子却恋着一群大孩子不愿回家，到下半夜熬不住蚊子叮咬，吵着要回家，便有邻家大些的孩子睡眼惺忪的抱起送回家去，并不要敲门的。

那时候厨房是和住房分开的，并没有门，谁家锅台上油盐酱醋有几许，菜篮里有几颗葱几头蒜，你家中午吃得煎饼卷娄鱼，俺家晚上喝的白芋稀饭，那是尽收眼底。端着碗，走东家串西家，从前道房遛到后道房，一顿饭能转出里把路去。或主动索菜，或被动添饭。那情景呼的给没出五服似的。不过话又说回来，那时谁家也没有多少金银细软，红烧肉也不是经常烧的。闻到肉香味，大家也就不好意思串门了。谁家做饭少些盐，少些酱油醋，或缺棵葱，直接在门口喊一声，不待主人应答，便径直进厨房拿去。当然借东西也只限于酱油醋盐之类的，油是不会借的，那时计划经济，每人每月才二两油，谁也不好意思去借，因此所能开口借的大都是不要还的。毕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时家家生活都不是太富有。那时候平房居住距离虽远些，但人心却很近。

邻居有搬走的，也就有迁入的，记得最早搬走的是我家的东邻李大爷家，李家大哥先是在矿上任职，后来调到徐州，最后出息到山东煤炭工业局当局长了。 西隔壁的徐叔好像是矿救护队的头，青山泉一投产，便支援去了，后来听说又支援三线建设去了贵州水城。随他走的还有我的发小二椅。后来得知二椅也随父到贵州老鹰山矿工作了。这就是韩桥人的奉献。献完青春献子孙。

老革命刘大爷也从我们那道房迁走了，不过没走远，搬到后边洋车棚那里啦。他和李大爷还有父亲一起栽下的那棵洋槐树却留下来继续陪伴着我们。每到五月花开时，我们尽情的享受着醉人的花香。正可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那棵树枝繁叶茂，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满树的槐花是裹腹的佳肴。那槐树一直到九十年代中期平房改建楼房时才被砍伐。（一声叹息！）

印象中刘大爷很是严肃，也许是当过兵打过仗的原因吧，和他形象相反的是刘大娘，慈眉善目，很象电影《小兵张嘎》里的嘎子奶奶。尤其是她那一口沂蒙老区的口音，至今想起来，犹在耳畔回响。刘家有个特色，就是兄妹几个大都从事教育工作，可以说是教育之家了。

后道房唐山的李大爷家也有些特色，他们家子女中有一半多都从事医务工作。也算是医务之家吧。只是觉得不可理解的是他们子女越是排行小的，序号前面总是冠以老字。这可能算是地域文化吧。

最搞笑的是李家小弟，每当有屁时，他总是会模仿样板戏中的人物，用手作手枪状，口中念念有词：我代表人民枪毙你！此时那股浊汽密切配合，发出声响。忽一日，又感腹中一阵作响，便习惯性举起“手枪”，只见他未等台词念玩，便急匆匆捂住屁股往厕所跑去，原来是放屁带出屎。大意了。用他的话来说是枪走火了。

后来迁来的是画家房老师王老师一家。记得小时候一个秋天的下午，房老师带我们几个邻家孩童到西大洼，我们去检拾树叶，他就在后面作画，不知觉中我们便成了他的模特，成了画中人。画面中红红的落日把树干的影子拉的斜长，我们或蹲捡树叶，或举起手中金黄的树叶在夕阳下的林中奔跑。整个画面是暖暖的，非常细腻。这应该是写实派画风吧，不像是什么抽象派、野兽派那种近看不知是什么，远看也看不出是什么的画风，就象一不小心屁股坐在了颜料膏上，挤出来的颜料相互纠缠一样。（我就一画盲，也就乱说一通）。

王老师则是我们矿校的第一批教师，既教我们语文又教我们音乐。她的歌声很甜美，我所学的第一首歌“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就是她教的。有一年我在北山公墓看到了王老师的墓碑，知她是基督徒，我便默默地在胸前划了个十字，也算是尊师之礼吧，只是不知符不符合他们的礼教。

随之搬来的是煤矿诗人孙老师和杨老师一家。孙老师那著名的诗句“我是煤，我要燃烧！”诠释了煤矿工人火热的奉献精神。他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人，我们常常会聚集在他家，听他侃一段，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段子手。有时候得意忘形了，还会来上几声口技。只不过这口技大都是学些动物（在此不敢造次）。在他那里我会经常借些《雨花》、《萌芽》、《诗刊》等杂志来看。我现在能诌上几句顺口溜，或能码上几段文字，是与那时候读的这些刋物分不开的。也是在那个环境下潜移默化的结果。当然这还有在图书馆工作的邻居的功劳，在她那里总能优先看到一些大型文学月刊。譬如《十月》、《收获》、《钟山》、《当代》等。

杨老师则是我们小学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同学们对她印象很深刻，每每课堂秩序混乱时，有人一呼“杨老师来了”大家便马上安静了下来。似乎有些怕她，这大概也是一种敬畏吧。几任班主任中她应该是比较成功的。杨老师全家早已迁到南京多年。但我们师生间仍然经常有联系。

我们住的那道房的东屋山头，有我们家的一盘石磨，六、七十年代烙煎饼的糊子都是我们姐弟们自己推出来的，为了能早点烙出来，我们有时会凑着月亮早起或晚上推磨碾糊子，也许是我们惊扰了相邻小屋住着的云姐，她总是唱着一些哀怨凄凉的歌声，比如《小白菜》之类的歌曲与我们相伴，她的嗓音很好，但每当听到这些歌声，我们的脚步便会不由自主的慢下来，心情也会随之沉重起来，那情景令我们怀疑不是在为自己谋食，而是在为地主家当长工。假如再配一曲二胡独奏《二泉映月》，天上再飘些雪花，真令人怀疑这是六十年代。

母亲身体长年不好，已不能承担烙煎饼的劳作。因此每次推完糊子以后都要借四川籍的周叔家里的一架二八大杠自行车，在后边绑上一根木棒，掛上两只装满糊子的桶，送到老矿的本家婶子那里，让她帮忙烙。下午再骑车去取回煎饼。真不敢想象如果没有自行车，会怎么样，那时几乎没有公交车，就是有也是极不方便。当然也会考虑坐车是要花钱这一要素。真的应该感谢这辆自行车，不！应该感谢的是自行车的主人。

还应该感谢的是我们那前后道房的几位在医院工作的邻居，母亲有病，有时不能去医院打针掛水，邻居李医师，针灸的朱氏夫妇，护师杨姨他们也会到家中来为母亲诊疗。（这杨姨就是六头的妈妈，那年武叔在井下指导按装溜子头，井上来电话，说添了个小子，武叔就随口说了一句：那就叫溜子头吧。后来就简化为六头啦。原来此溜非彼六。这也许是戏说，望六弟不要怪罪）。

那时家境不好，冬天时节家中没有热水袋，医院的张姨也不知通过什么渠道搞到盐水瓶子（要知道那时瓶子是要清点回收的），送给母亲用来灌热水取暖。 每每想起这些邻居们的善举，我总是心存感激。也会没齿不忘。

我们那片邻居中还有一个能人，那就是德山大哥，养花、喂狗、养鸽子、扎风筝样样精通。更拿手的是会木匠手艺，谁家桌椅板凳腿折了，案板裂了，他总是很热心的去修理。大家也不客气，就象自家的孩子该干的一样。他还是那一片的孩子王，我唯一的一次逃课就是被他撺掇的去西大洼钓鱼。连鱼麟也没钓到一片，反挨了一顿，那时居然没想到杨老师就住同一道房。唉！真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可怜我那好学生的声名竞毁于此。

在我记忆的云盘中经常浮现出这样一些画面，夏天傍晚，男人们在屋山头支起一小桌，桌上一壶，几杯清茶，摇起蒲扇，便谈些矿上的一些事情，有时也聊起天南地北的奇闻轶事。女人们便借着洗衣刷碗的空儿聚集在唯一的水管子前拉些家长里短的事。孩子们像风一样大呼小叫的跑来跑去，或捉迷藏，或相邀扛着板凳去球场占位子看露天电影，也会为今天是放《地雷战》还是《地道战》赌上几张烟画。也讥笑把《黑山阻击战》说成“黑天煮鸡蛋”的同伴。虽有打闹，但从不失和。也还记得起半工半读时从跃进井下班回来，用矿灯充作照相机为扬州回来的海波海庆小哥俩照相的趣事，灯光一闪，引起他们一阵“乖乖哩个咚”的惊呼。

我也曾想过邀上邻二代，回到故地，再聚首，听着彼此叫着那熟悉的乳名，共同追忆旧时童趣。然而老屋己不在，小伙伴们都已花甲或近花甲之年，且天南地北。再也走不进那段时光里，也无法重复昨天的故事啦。

如今高楼林立，门对门，邻里距离更近了。可以说是比肩为邻，然而常常是相见不相识。别说家有几头蒜啦，就是家里有几条腿也不知。进得门来，回脚一蹬，砰的一声，便躲进小楼成一统了。防盗门，栅栏窗，把自己禁锢的像是犯了事似的。防备别人的同时，还不忘留一玻璃小孔窥视别人。这也难怪，生活富裕了，谁家还没有个三金俩银，有几个值钱的毛呢。再则，世风渐行渐远。唉，距离近了，心却远啦。

为了不可忘却的纪念，写下此文献给我曾经的高邻们，共同追忆那段美好的相邻时光。也祈愿他们别来无恙，岁月安好！

2019年1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