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顺市作家协会举办邢恩轲长篇小说《石碑记》 研讨会

云水清音

山河与共，日月同长。《石碑记》是根据同治皇帝七年御赐“功铭汗马”碑文所记录的历史事件编写而成。这本五十万字的长篇巨制，考据真实的历史事件，地点和人物，以章回体小说的形式，在读者面前徐徐展开一幅东北地区锡伯族生存与衍化的历史画卷。



——题记

作为锡伯族后裔，我觉得应该把历史上锡伯族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恢宏的画面书写出来，让大家更多地了解锡伯族这个群体。为锡伯族先人树碑立传，是我的责任和使命。

—— 《石碑记》作者 邢恩轲



9月16日，抚顺市作家协会在天宝大厦举办邢恩轲长篇小说《石碑记》作品研讨会。研讨会由市作协副主席丛榛主持。

邢恩轲是抚顺市作协顾问，原抚顺市作协副主席。长篇小说《石碑记》，计45.8万字。小说为读者讲述了锡伯族西迁和锡伯族人何、胡两家先祖“敢爱敢恨、嫉恶如仇、不畏强权、仁勇忠义”的事迹。研讨会历时3个半小时，与会代表对这部作品进行了认真、深入的解读、欣赏。抚顺市文联副主席、市作协主席周明对邢恩轲作品出版表示祝贺，对大家的精彩发言给予好评。邢恩轲对市作协及文友们的关注、关心表示感谢。市作协副主席刘敏、靳莉、柏华，顾问张笃德、马平及本会20余名评论家、作家代表参加研讨会。

老邢，你真行！

周明

恩轲兄大作《石碑记》横空出世，新鲜出炉了！

不写则已，一写就是洋洋近50万言，且是长篇历史小说。

写小说难，写长篇小说更难，写长篇历史小说难上加难。

几年前，恩轲兄大病一场，人一下子瘦了几十斤。我去医院看他，他那憔悴样子，让我难过。没想到几年后，老兄满血复活，雄赳赳地捧出了《石碑记》。而且，他看上去红光满面，气色不错。

厉害了，我的哥！

写长篇小说，是对作家智力、能力的挑战，也是体力的挑战。王朔说写小说就是码字的。几十万字一个个码出来，容易吗？！！尤其是对年逾花甲、身体欠佳的老邢来说，简直就是奇迹。

恩轲兄说，我是锡伯族人，我要为我的先人树碑立传。这是责任，是使命。

恩轲兄说，我是抚顺作协人，我要写一部像样的东西，不能愧对作家称号。

于是，为了写这部书，恩轲兄迎难而上，接受挑战。他付出的是全部的精力，称得上是焚膏继晷，呕心沥血了。

坚持数年，必有好处。如今，恩轲兄终于圆梦了。可喜可贺，可歌可乐！丁玲先生曾提倡＂一本书主义＂。一个爱文学的人，能够写岀一部长篇小说，还能够出版问世，应是人生最快意之事。恩轲兄做到了，有福了！

恩轲兄是我的好兄长，好搭档。我刚接手作协，天降老邢助我。他曾任《抚顺作家》副社长、第八届抚顺市作协副主席，是我亲密的同事。那些年，恩轲兄为作协辛辛苦苦，做了大量工作。换届后，因年龄关系，转为市作协顾问。邢顾问一如既往地低调、谨慎，“妆未画成不许看”。老兄写长篇，一直对我封锁消息。我全然不知。

忽一日，他笑吟吟来见我，变魔术一般拿出厚厚两册《石碑记》，请我“雅正”。真是“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霎时间，感觉恩轲兄的形象陡然变得高大起来，“须仰视才见”了。我又惊又喜，脱口而出：

老邢，你真行！

首先祝贺邢恩轲老师的长篇小说《石碑记》正式出版发行。

邢恩轲老师历时三年，完成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创作并出版了他的第一部章回体长篇小说《石碑记》。交谈中，邢恩轲老师说在创作的过程中，他始终如负重载。我能想象得到一定是这样。创作的过程就是费力气的过程。就是锻造的过程。不仅仅是在锻造作品，同时也是在锻造作家的意志品格。所以在祝贺邢老师作品问世的同时，我要说句心里话，我真的很钦佩作家本人。

《石碑记》能够通过出版社层层沥选出版，一定是这部作品达到甚至远远超出了出版标准。这一定是一部完整的、可以信任的、值得一读的作品。我略略一读，果然是这样。这是在我涉猎的阅读范围里一部完全打开了我视野的作品。我想，每位读者都会同我一样，读后各有所得。

——抚顺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刘敏



　　

——大凡写历史小说，一般都建立在一个核心点上，那就是在历史中找渊源。《石碑记》这部长篇小说也不例外。作者邢恩轲用他细腻的笔触，再现他的祖先传奇。

锡伯族的历史，实际上可以说是在少数民族族群中最波澜壮阔的，比起努尔哈赤几副铠甲起兵，创立大清，锡伯族虽然没有创世纪之才，但这个民族的西迁史太伟大了。他们历经磨难和困苦，内心却依然强大而自信。那是怎样的山河与共，日月同长！锡伯族先人一路坎坷，不管春夏寒暑，暴风骤雨，在生存、疾病、死亡、饥饿以及生命面前，坚韧下来。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部长篇小说的立意深邃高远，它既是作者邢恩轲作为锡伯族后人，给予本民族的致敬，也是传承描绘锡伯族生存奋斗的一部心灵史。同时，也是呈现作者朴素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心史。

——抚顺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靳莉





三年前，读了邢恩轲大哥的长篇历史小说初稿，与之交流了我的一些想法，支持作者做出精深细致的再加工，然后呈现给读者。

前些天，得到刚刚出版的《石碑记》，沉甸甸的上下两卷，洋洋洒洒四五十万字，惊讶、喜悦自不待言。衷心祝贺邢恩轲大哥大作问世，同时，说一点再读《石碑记》的感想和建议。

作者挖掘、抢救锡伯族历史，传承、弘扬锡伯族文化，精神可嘉；作者歌颂民族融合、团结，歌颂爱国主义精神，胸襟壮阔；作者真实记录一段久已湮没的历史，书写一个家族可歌可泣的传奇，精彩纷呈。

《石碑记》如若再版，建议在人物塑造、情节安排、语言推敲、文字校对以及书名的斟酌、章回的压缩和命名等方面再下一番工夫，力争打磨出一部长篇精品力作。

——抚顺作协评论委员会主任 马平



在这金风送爽，硕果累累的收获季节，我谨代表第六文学活动组，热烈祝贺邢恩轲老师长篇历史小说《石碑记》出版发行！

邢恩轲老师曾任市作协副主席，现为市作协顾问，高尔山文学杂志副主编，也是我们第六文学活动组的成员之一。多年来在作协领导岗位上，认真履行职责，工作兢兢业业，同时在文学创作上，他更是以笔为犁，勤奋耕耘，曾发表过多部中短篇小说和散文、诗歌。

今天，邢恩轲老师这部历时三年创作的历史长篇小说《石碑记》与大家见面了。作品以史诗性的呈现，为我们展示了清朝时期抚顺锡伯族人生活、军事、文化和习俗等历史画面，挖掘、保护并丰富了中华民族历史文化。

邢恩轲老师为这部鸿篇巨制作品，付出了很多心血和努力，我们为他的成就感到骄傲和自豪！我们会以邢恩轲老师为榜样，为繁荣抚顺的文学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抚顺市作协第六文学活动组

党支部书记 崔涛

小说研讨

一部锡伯族历史的慷慨悲歌

——读邢恩轲《石碑记》

程显好

锡伯族是中华56个民族之一，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和辉煌的历史。然而，许多年来，我们却看不到一部完整的锡伯族历史书籍。

2004年前后，以费孝通等为顾问、东北师范大学刘厚生教授主编的《东北民族与疆域研究丛书》，出版了“六国”史话（大金国、高句丽、后金国、渤海国、东北古国、大辽国史话），却没有锡伯族建国的史话。

从这个意义上讲，邢恩轲的这部《石碑记》属于填补空白之作。这是一部以小说的形式书写锡伯族历史的严肃作品，意义深远。

首先，本书考据严谨，事必有因。小说开篇第一回即通过胡赛因那的老儿子胡吉胜之口，叙述了锡伯族的历史：“锡伯族来源于鲜卑人，发祥地为大鲜卑山（大兴安岭）嘎仙洞，‘喜利妈妈’的源头在于此地。从前我们祖先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也是很风光过的，先后建立过不少国家……”（p2—3）可谓叙述清晰，有根有据。（魏晋南北朝时期，鲜卑族取代匈奴，成为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游牧民族。其四大望族中的拓跋氏、宇文氏、慕容氏，分别在公元4—6世纪建立了雄踞中国北方的北魏、北周和三燕<前、后、北>政权。）

接下来胡吉胜说道：“我家先祖率丁归顺建州女真，成为旗兵，为镶蓝旗。”这都是有历史记载的。“康熙三十八年我们与老何家共20口人，其中有府兵4人，被调入抚顺，驻守房申皇家猎场，一驻至今。”据盛京太平寺内碑文记载，正是在康熙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年，锡伯人从黑龙江齐齐哈尔、嫩江一带大规模迁入盛京及周边地区。

据了解，邢恩轲在本书的创作过程中阅读了大量资料，并多次实地考察，采访了很多研究锡伯族历史的专家，查阅了《清史稿》，百度，购买清朝的《皇家皇舆图》，创作态度十分认真。

这一点，我们在书中涉及的历史事件中也能够明显地感觉到。比如，在《上册》中谈到著名的锡伯族西征，关于它的征集人数（官兵1020，连眷属共3275人）、出发时间（乾隆廿九年四月十八）、出发地点（盛京太平寺广场）、行进路线（法库、彰武、科左后旗、通辽、克鲁伦河、中旗库伦即乌兰巴托、乌里雅苏台、阿尔泰山、准葛尔盆地，伊犁）等等，都与史料记载吻合，叙述严谨、精细。

此外，在其他相关描述上，作者也下了很多考据的功夫，因而增加了作品的可信度与说服力。

比如，书中多次提到比武考试以及江湖武林人士切磋技艺的场面，里面涉及多种兵器的使用，需要很多专业知识。提到的一招一式，都非常内行。比如刀功、枪功、棍功的一套套术语，都写得一丝不苟；关于武功的基础训练：站桩、蹲马步、栓沙袋、拉石磙、跳树梢等等，均非泛泛之论。第十四回关于赛因那学武的过程，第二十五回赛因那与柏震堂打擂比武一场，写得十分精彩，十分专业。

开始我以为恩轲7本人学过武功，后来知道，他为了写好这些，曾经两次到本溪的九顶铁刹山，向道士求教武术，可谓兢兢业业。

其他，比如关于辫子的描写，里面有很多细节，今天的男人很难想象，例如什么场合如何盘扎？与帽子、衣服如何搭配？等等。但书中的相关叙述却细致而贴切：“没戴帽子，头上编了半圈碎辩。”（后宫侍卫）“辫子收紧在帽中。”“黑衣、黑手靠……黑发盘顶，用黑手帕包紧。”“……头戴公子逍遥巾，一条黑辫垂于脑后。”“大辫子盘在头上。”

还有，关于锡伯族服饰的描述，也具有的鲜明特点。（骑射民族的实际需要：左右开衩滚边长袍，束大布腰带……）各色人等，出场时都详细介绍各自的服饰装束，根据民族、身份、年龄、场合等等，各不相同。此类描写很多，很见功力。

作者十分注意细节，特别是关于锡伯族的生活习俗，了解得很深很细。例如，四月十八下大酱（松格媳妇，p112）；老儿子订婚后要祭祖、续接“喜利妈妈”；嘎仙洞守护人的居住环境（夏天木格楞，冬天地窝子。）甚至说到“野外休息要在下风口，以免生人气被野兽嗅到。”这类描写很接地气，真实可信。

此外，关于锡伯人的婚礼习俗（二十四回195—196），葬礼习俗（二十六回215—221），关于蒙古族的那达慕盛会（二十三回：赛马、摔跤、叼羊比赛、射箭：骑射、步射，西行在库伦遇上。）这些，都是随着故事的演进，随时做出的展示，十分自然。

书中涉及大量锡伯人的日常生活场景，涉及大量锡伯人的民族习惯，叙述得都很生动。比如，锡伯族家庭中男性长辈具有极大的权威和权力。在兄弟之间，长子拥有极高权力，遵奉“长兄如父”的观念。锡伯族家规严格：下辈须敬老敬上。乘车或骑马遇长者，不下车马或视而不拜者，公共场合高声喧哗、顶撞长辈者，都要受到惩罚（掌掴或鞭笞。）不孝顺父母、不养活妻儿、长期流浪不归者，更要严惩示众。

综上所述，作为小说，本书兼顾了真实性、知识性、趣味性和文学性的统一。

对于我们身边的这个少数民族，因为人数较少，在很多人那里，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有关锡伯族的历史渊源、兴衰演变、民俗风情等等，大都不被了解。这是一片未被开垦的处女地。2011年四家子胡乃军的《锡伯风情》，介绍的比较简单。恩轲先生的《石碑记》则全面、完整、客观地梳理并描写了锡伯族的历史变迁，特别着重于西征与伐缅两件大事，填补了一段历史空白，再现了与锡伯族密切相关的这两个历史事件，可谓以文学的样式描写锡伯族历史的一部开山之作！

本书以丰富严谨的史料、古朴动人的传说、简约流畅的文字，把一个被人们忽略太久的伟大民族的历史功绩成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使人们得以享受美好的阅读体会，并获得应有的教益。该书对于我们了解东北地区的民族史、边疆史，激发人们的家国情怀，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

从写作的角度讲，首先，本书的选题很有高度。前面说过，锡伯族是一个有着辉煌历史的少数民族。作为有着锡伯族血统、自幼从姥姥那里耳濡目染，对这个民族的生活习惯与往昔经历有着较多了解的作家，邢恩轲看中了这个自己比较熟悉又能够驾驭的题目，应该是一个上好的选择。

其次，书名《石碑记》是一个极好的名字。简明、醒目，引人联想，符合中国古代小说的命名习惯。同时又很准确：本书的故事就是以一块石碑的碑文为主要线索而展开叙述的。依据碑文，作者做了大量检索、考证……有点类似《石头记》的写作过程。

小说的叙事手段，上册采用两条线索齐头并进、交替展开的方法，使故事的推进有条不紊，且相得益彰。增加读者的阅读快感。

书中故事的设计安排也很自然巧妙。比如第八回中，胡大猷、胡邦佑与巴特尔雨天出去喝酒，心情郁闷，说出的话被另一桌盛京镖局的四条汉子听在耳中，引出下面的长臂猿手与额尔登额“斗法”之举。而且“这一闹就引起了搅动几十年的武林与宫中大内高手的斗法，后来嘉庆皇帝险些被刺杀，才连根拔起这个为害大清两个朝代的阉党毒瘤。”中国旧小说中经常有这种写法，先交待由头与结果，接着再慢慢展开叙述。

总之，这是一部很好看也很耐看的小说。本书的问世，丰富了锡伯族历史叙事，形象生动地展现了锡伯族的历史、文化及其民族英雄，对于今天所倡导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有意义。就此而言，邢恩轲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可喜可贺！

谈几点零星毛病。

1，本书的文字校对有些疏忽，错别字较多。

2，历史纪年与公历纪年在换算时还有个别错误之处。比如，第二回开头（p5），乾隆十四年（公元1750年），应为1749年。第七回p41提到乾隆八年（公元1714年），应为1743年。第三十五回，乾隆三十一年（1765年），应为1766年。第十九回（p142），提到“泰常”十二年、十六年、二十一年、二十四年，均误。按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于泰常八年四月即位后，第二年就改元始光，后连续多次改元。泰常乃其父拓跋嗣的年号，上面说的应分别为始光四年、神别四年、太延二年、太延五年。

3，关于“碑文”：断句、释义均需再做推敲。

4，关于科举制度，对“乡试”的解释有误。

瑕不掩瑜，本书具有的开创性价值理应得到充分肯定。向作者恩轲先生表示由衷的祝贺！

读邢恩轲老师历史小说

《石碑记》有感

雨擎

一个多月前，收到邢恩轲老师以锡伯族英雄为原型的长篇历史小说《石碑记》，上下册两本，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心里是满满的敬佩。

曾经也写过长篇小说，其过程之辛苦一言难尽。小说可以虚构，但历史小说须相对真实，因此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艺术难度。在历史与文学之间，怎样准确而又不失艺术追求地书写，并能承载起历史的风云变幻及庄严与厚重，这对作者是一个极大的挑战。邢老师在动笔之前，历时三年搜集整理素材，像抚顺东部山区的房身村、黄旗村、四家子村、马哈灰村他不知去了多少次、采访了多少人、做了多少笔记，已说不清、数不清。除此之外，只要是与锡伯族有紧密联系的地域，邢老师都会不辞辛苦、不远万里亲自前往。他到过锡伯族起源地东北的图们江流域，去过锡伯族西迁新疆的伊犁河谷。真可谓是做足了功课，攒够了激情。他透过“功铭汗马”碑，仿佛看到了历史的真实画面。于是，他为这部小说命名为《石碑记》。写作之初便不断地告诫自己，这部书不仅是写一段久远历史的风云变幻，也要很好地呈现锡伯族与中国历史有着紧密联系的历史记忆。值得高兴的是，邢老师做到了。我们都深知，写历史小说是一个相当复杂和多层次的写作过程。为了历史的准确性，作者需要对所选时代有深入和准确地了解，如社会制度、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也包括文化、习俗等等。再看《石碑记》，邢老师在《自序》中写道：除了把胡三音那的原名隐去，历史事件，甚至在历史事件中的清朝官员的姓名都是真实的。其实何止如此，读罢小说前几回方知，《石碑记》不仅大事不虚，符合历史原貌，而且众多熟悉的地域名称也不时可见，大到抚顺城北、盛京宫城、东陵、北陵、高尔山古塔，小到房身村、中街、老龙口、宴宾楼等，这些耳熟能详的地名、村名，甚至饭店、酒品，就在我们现代人的生活之中，读着小说，便会将读者代入到故事情节中，即便不是参与者，也是围观者。便自然而然具有了一种可信性的阅读默契，并为之生出对历史的敬畏和悲悯之情。这是《石碑记》代给我的最初感受。

《石碑记》是写历史的，也是对功铭汗马碑文的全景式展开和诠释。功铭汗马碑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它就立于抚顺四家子村山上。邢老师以此碑文为蓝本，将一个风云际会、历尽沧桑的历史时空，对接到锡伯族人何、胡两家先祖“敢爱敢恨、嫉恶如仇、不畏强权、仁勇忠义”的事迹中，基于他对历史的理解与认识，经过对无数个历史节点的精准把握和对一些具体事实的选择及价值取舍，进行了长达两年的倾情讲述。最终实现了在文学叙事中对历史精神、个人价值的完美融合和艺术再现。作品通过书写胡赛音那家族两代人在一次次历史关头的英勇表现，觅寻到了英雄情怀的思想砥柱，展示了作者对崇高精神的追求和向往。作为锡伯族后裔的邢恩轲老师，将对先祖的尊崇和景仰之情凝聚在行文深处，用洋洋洒洒近50万字和94个回目，倾诉了内心深处的理想期待与现实寄托。既呈现了磅礴苦难而又奋争的大历史，也很好地把握了人物的情感脉搏，对主要人物的人格成长和精神升华过程，都有着意味深长的笔墨和文学建构。如小说主人公胡赛音那的出生，几乎用了一个回目的笔墨进行渲染和铺垫。特别是胡赛音那名字的由来，真乃神来之笔：话说祖上有位名为“因那”的族长，在家园即将被天灾毁灭之时，是他带领族群经过九九八十一难，走出老林子，避开大洪水，来到了富饶而美丽的淖尔河畔，才得以繁衍生存下来。赛音那，音那，锡伯语是好、好汉、英雄的意思。赛，古代祭神称为赛。赛，还有一种释义：是胜过。一个赛字，一字双关。也预示着胡赛音那未来将开启他传奇而伟大的人生之旅。这样的出场、这样的名字，无疑是在告诉读者，胡赛音那是一个值得追随和在乎的主角，不管作者是有意还是无意，反正已在读者与主角之间建立了情感链接。

当然，读历史小说，除了被它历史的真实吸引之外，文学元素也是吸引和保持读者兴趣的关键。既历史的还原与文学书写的双重价值。如胡赛音那和玉兰两小无猜的爱情，玉兰巧妙地用刺梅花的民间故事，不仅表露自己爱的心意，更是以欧阳李果用自己的血滴为冷香玫瑰续命的情节，不仅暗示读者，他们的爱情定会经历生死磨难，也暗含了玉兰对爱情的期许。还有《石碑记》第三回：胡大猷寅夜忆家事、范文程献计转天时。开篇即抛出胡大猷的鹿皮手套不见了。令人费解的是，手套丢了，竟然还吓得他出了一身冷汗。当时就吸引我要读下去，想知道是什么样的鹿皮手套竟如此重要？作者将悬念藏匿于手套之中，将读者牢牢抓住。同时，手套也是当事人回忆家事的入口。这个设计既巧妙又实用，而且在回目结束时作者还继续埋下伏笔：这鹿皮手套不仅是皇帝陛下赏赐的重要物品，而且更有实战价值。于是，读者在阅读中，便有了一种猜想和期盼，时而会在脑海中闪现：那副鹿皮手套，在之后胡家人为国征战中，有过怎样出乎意料的实战价值？遗憾的是，我没能把全书读完，只在第十二回里看到，鹿皮手套一闪即逝。不过作为读者的我，见到“鹿皮手套”四个字，心中还是为之一动：一定有重要的事情发生了。果然，是小说主人公胡赛音那即将出生。我想，这就是故事的力量吧。美中不足的是，这种故事的力量在全书里还不够强势，每回的结尾处缺少一个“悬崖挂壁”式且听下回分解的套路。

因为拜读《石碑记》，我曾上网查阅，方知锡伯族的历史非常丰富，也与中国历史的多个阶段有着紧密联系，但是在以往留存于文学作品里的记忆却少之又少。邢老师曾经这样说：作为锡伯族后裔，我觉得应该把历史上锡伯族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恢宏的画面书写出来，让大家更多地了解锡伯族这个群体。如今，邢老师的愿望得以实现，他用这部厚重的《石碑记》告诉世人，在历史长河中，以胡赛音那为代表的锡伯族群体，在清朝时期，他们参与了很多重要节点的战争，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且证明：胡赛音那就是锡伯族历史上的超级英雄。人们会记住他，景仰他，更会感谢邢恩科老师的辛苦付出，为我们奉献了这部厚重的文学作品。

读《石碑记》兼谈长篇历史小说的

审美特质（提要）

髙玉恩

老同志文友，用三年辛勤笔耕写就的《石碑记》，是一部为锡伯族立言，为胡氏家族竖碑，为英雄立传的佳作。这部大作填补了锡伯族文学领域的空白，具有开拓性和启示性，也足以证明作者脚力、脑力、定力、毅力、及其旺盛的文学创作力！

小说具有情思浓烈，语言质朴，故事性强，形象丰满，史跡逼真，民俗丰厚，脉络清晰，

启人深思等一系列艺术特征。

小说铁笔银钩，拂去历史风烟，打开尘封的古门，历史性、艺术性地再现被遗忘秋风往事及撼人心魄的悲壮历史！正是“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蓝终不还”。

小说文学价值在于：讲述了锡伯人不远万里途遥，千辛万苦，战狼群，斗狂雪，跨山河，忠心爱国戎边的历史故事。同时，真实展现民族婚丧种种习俗，实则是历史风俗一面“镜子”。

征缅故事更显跌宕起伏，情节犹似金庸剑俠小说，又似水浒众英雄绰号意深，让人倍觉胡氏家族勇武。三是塑造胡大猷、尤其是七子——胡赛因那的英雄形象。一根亮银枪天下无敌，青年打虎，壮年入京当护卫，入缅征战，平白莲教，平判马坝寨，抗击山东日本海盗……一生戎马生涯。正因他的战功卓著，方有皇家御赐“功铭汗马”碑。

长篇精彩之处多多，如第一回，十五回，十六回，八十四回，八十六回，八十七回，八十九回，九十回等等。其中引用几首自由诗、刺玫传说、风景环境笔墨尤佳。

艺无止境，建议进一步推敲，深加工后会更加精致完美。

诗歌重在灵感，散文重在情怀，小说重在阅历。以小说的宏观视角审视，长篇小说审美要点应在语言，体裁，形象，环境，百科，情思等七处深下功夫研究，方可向精品力作靠拢。

多练多写。“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实践论对作家同等重要。习主席曾指出“作品，是作家的立身之本。作家以作品说话。”这应是文学的致理名言。一部成功的长篇小说，才是作家称谓的代名词，也只有成功的长篇才可称是最完美的文学“创作”！

文后以诗作结：

题《石碑记》

石碑赫赫耸高峰，

妙笔铿锵毕大功。

苦历三秋彪史跡，

宏编两卷蕴雄风。

戎边烈马新疆啸，

回首赤松老室空。

几代锡伯征铁甲，

长温古事旋清风！

一个家族的成长历史

一首民族的深情赞歌

——读邢恩轲长篇小说《石碑记》

柏华

几乎是全程带着激动而又兴奋的阅读心情，同时又带着一种疑问和解惑的学习态度，通览了《石碑记》这部描写锡伯族历史的小说。当还未完全从书中精彩的情境当中跳出来，一股欣慰和自豪之感已然充溢于胸。欣慰于一部反映锡伯族成长变迁的历史题材小说终于展现在世人面前，填补了文学创作领域的一片空白；自豪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每一个优秀儿女都是忠诚勇敢，无私奉献优秀份子，正是各民族团结一心，携手共建，才铸就了中华民族辉煌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才有了今日繁荣昌盛的巍巍中华。

小说以胡家的几代人的成长历程为主线，全面反映了锡伯族在历史长河中的发展变迁以及在维护国家统一和发展建设中做出的本民族应有的贡献，从而讴歌了一个民族的伟大精神，谱写的一首民族的深情赞歌。

锡伯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非常独特的一枝，有着悠久的历史，原住地就在我们所处的东北地区，后在清朝乾隆时期部分被征调西征到新疆地区，从而形成了东西两大部族。这个民族在清朝的征战和护疆过程中都立下了汗马功劳，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和边境安宁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不可磨灭的贡献。

很久以来，许多人对于锡伯族的了解极为有限，反映本民族的文艺作品也相对较少。邢恩轲先生发前人之未发，本着对历史负责，对后人负责的创作态度，倾注大量心血，查阅资料，考证史实，收集素材，精心构思，满怀激情，创作了这部史诗性质的长篇小说。为抚顺文学创作园地凭添了一朵绚丽的鲜花。

就本书而言，个人以为有以下几个特点，值得称道：

一、背景宏大、史实准确。本书以胡家几代人的经历为主线，以清朝历史上涉及到锡伯族的几个历史节点为参照，较为全面的展示了锡伯族在中华民族发展历史长河中的参与度和贡献值。虽是演义性质的小说，但关联到每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包括时间轴、史实性都较为准确，可见作者是下了很大的功夫进行考证并进行疏理，形成小说的纵向架构，辅以精彩的人物塑造和故事情节，引人入胜，令人信服。

二、语言丰富、文采斐然。本书当中有很多的方言俚语运用，有大量的民俗礼仪描写和风土人文叙述，在行文过程中，作者用词准确，描写恰当，既有通俗的阅读体验，又有美妙的文辞感受，体现出作者深厚的博学功底和娴熟的驾驭文字的技巧，以致于人物对话、景物描绘、故事铺陈都精彩不断，读之倍感亲切，不忍释卷。

三、情感充沛，正气满怀。本书自始至终充溢着一股正义之气，体现出作者深沉的家国情怀。我们通过作者的笔端可以感受到锡伯族军人的忠勇气节，人民的勤劳勇敢，可以从中看到身为中华民族一份子身上展现出来的对国家对民族的热受，对国土对国格的尊崇，从而油然而生一股强烈的爱国之情和自豪之气。

综上，《石碑记》是一部难得的描写少数民族的历史题材小说，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同时又兼具教学价值，对于研究锡伯族的历史和人文善莫大焉，于国、于民族、于社会，作者文创之功不可没。谨向作者致以崇高敬意。

邢恩轲长篇小说《石碑记》的几个

关键词

孟庆革

邢恩轲先生长篇小说《石碑记》填补了抚顺四家子锡伯族村对“御赐汗马功德碑”寻根的史诗级长篇小说空白，可以称得上是一部锡伯族文化的“百科全书”，更是一幅全景展现锡伯族人民精神财富的金色画卷。小说中，对生命、死亡、爱情、欲望、繁衍等命题的深刻体悟，是对自然生命和文化生命生存衍续的灵魂讴歌。笔者仅从以下六个关键词，赏读和剖析长篇小说《石碑记》的特点。

一、英雄崇拜

胡大猷、胡松格、胡赛因、胡吉胜为代表的三代锡伯人为国为家洒血战场、西迁戍边可歌可泣的英雄战歌！通过英雄人物的塑造以及特定人物关系的设置和书写，来展现锡伯族文化的根性认同、英雄崇拜以及开放的文化心态，由此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过去、现在进行了全景式的生动描绘，堪称锡伯族历史上一部颇具特色的全面展现锡伯族西迁历史和锡伯族文化并具有史诗气度的长篇小说。

二、西迁精神

《石碑记》中，六哥胡松格一家万里西迁是新疆的苦难，这是锡伯人彪炳史册的辉煌壮举，也是锡伯民族无法磨灭的创伤记忆。西迁节是锡伯族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锡伯族人民对祖先的崇拜之情，传递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是锡伯族的文化血脉，传承“西迁精神”也是邢恩轲等当代锡伯族作家的神圣使命。小说《石碑记》再现锡伯族西迁的悲壮场景、刻画西迁路上的英雄人物、颂扬锡伯族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近日，在抖音很火的新疆察布查尔县锡伯族年轻夫妻永挺挺、吴景景两人两骑到沈阳去寻根祭祖，再从沈阳家庙骑马出发，重走259年前先祖们的漫漫西迁路，他们的勇气和决心牵动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心！

三、传说书写

锡伯族作家邢恩轲不仅热衷于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展现本民族文化精神，还很擅长在创作中通过本民族特色文化，如朱伦念说、刺绣、弓箭文化等，深入锡伯族文化的根底，反思传统文化在当代遭遇的挑战及未来发展命运。《石碑记》采用“朱伦念说”的形式，也即章回演义小说之意，这是锡伯族的典型曲艺表演形式。在锡伯民间神话中，经常把自己民族的图腾与鲜卑瑞兽神话联系在一起。据说，鲜卑兽近似鹿类动物，善于在森林沼泽中行走，性情温和，曾引领锡伯族人走出困境。小说第三回，写到胡大猷的太爷胡三音向皇太极呈现白鹿，与吟唱中“自从先人发誓跟了老罕王，赤胆忠心是我吗立世的根本，英勇顽强是我族精神的榜样”互相呼应，相得益彰。

四、文化重建

西迁之于锡伯族，首先是一次文化断裂，也就是种族传承的大部分文化积淀都被遗留在了东北老家，这就意味着摆在西迁锡伯族面前的重大问题是文化重建。《石碑记》第十四回，胡家聚家力为六儿胡松格准备到新疆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记录了满满一页，详实的历史历历在目。锡伯族西迁二百五十九年的历史实际上就是文化重建的历史，期间涌现的诸多代表性人物和发生的代表性事件既是锡伯族历史文化的精神延续，又是激情澎湃的文化探险与创造。

五、民族繁衍

锡伯族至今保留着对主司保佑子孙繁衍、家宅平安的喜利玛玛女祖神的崇拜。挂在“喜利玛玛”上的象征仪标是生育观念的鲜明体现。象征锡伯族男儿的小弓箭，意在盼望孩子长大成为一名坚强勇敢的神射手，以便担当起男子‘主外’的重任。用各色布条象征锡伯族女儿，意在希望她将来能精通女红，主持家务，做一个贤妻良母。男女象征仪标的差异，实际上就是一种角色定位。历史上锡伯族女性讲述爱国持家的故事和三国演义等，教育孩子。婆婆慈爱、媳妇贤惠。

六、生活习俗

《石碑记》中，舞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从服装到鞋袜，从门帘、帷帐到枕巾、衣边以及烟荷包、喜丧服饰等。锡伯族女性的刺绣工艺和男性的弓箭制作是代表性的锡伯族传统文化形式。小说第二十四回，胡赛因那与何玉兰婚礼等、很大篇幅详尽介绍了婚礼文化、丧葬文化，如同乾坤大挪移，为读者展现了古老的文化化石表演。弓箭作为一种民族的象征，已经上升到民族精神的领域里。在今天，我国射箭运动员绝大多数是锡伯族。传承的民族精神，弓箭被赋予新的意义，激发人们的爱国精神和民族自豪感。

不足之处：

1、神性写作不足。小说《石碑记》中，多处都展现了锡伯族的神歌，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充满诗情画意和激情想象的锡伯族神话世界，展现了锡伯民族共同的精神文化记忆，展现了锡伯民族坚韧执着的民族精神。这是对于民族精神认同、传承和发展的呼唤人与自然的相融相通。作者把很多应该虚写的部分写实了，受纸媒出版等多种因素限制，应该是锡伯族“朱伦念说”的形式，却真的成为汉族章回演义小说，没有把神性写作特点展示出来，我深觉遗憾！

部分人物描写与身份不符、不真实。如，第六十回p143-144，胡大猷战死，胡松风、胡赛因两个儿子回家报丧，老夫人劝慰大儿子的话，纵论国际国内大势，脱离了历史背景和人物身份，显然是作者附着在老太太身上发言了，犯了小说叙事的大忌。

一家之言，仅供参考，不当之处，敬请谅解。

《石碑记》的家国情怀

娟子

本文以《石碑记》文本为基础，分析和解读锡伯族人的“家国情怀”，彰显其对家人的热爱，对爱人的忠诚，对国家的奉献精神。

一、引言

锡伯族长篇纪实小说《石碑记》是锡伯族著名作家邢恩軻老师根据同治皇帝七年御赐“功铭汗马”碑文所记录的事迹，历经5年之久创作而成的。为了更好的还原历史，邢恩軻不止一次南下云南，北付新疆伊犁考查，还自费出国到缅甸，还原当时西征军分兵出征之盛况。作者挖掘了一个民族的历史，更拯救了一个民族文化根源。

小说通过中缅战争、西征伊犁戍边等乾隆时期主要征战历史事件，展现了胡、何两代人为国忠勇献身、可歌可泣的历史恢弘画面，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提供的宝贵素材。全书分为上下两册，94章回，45万8千字。

二、《石碑记》爱国情怀

《石碑记》可称为锡伯族叙事长篇著作。邢恩軻老师饱蘸笔墨，酣畅淋漓地通过胡家第三代家主胡吉胜在除夕夜拜祭“喜利妈妈”（ 喜利妈妈”（sirimama）并非人形神位，而是一条长2丈9尺的麻绳，并拴挂多种象征物。“喜利妈妈”是锡伯族结绳纪事的家谱，凝聚着深厚的锡伯族文化传统，其敬祭活动是联结民族精神的纽带。敬祭“喜利妈妈”，是锡伯族普遍和独有的民间信仰活动。2011年锡伯族“喜利妈妈信俗”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开始口传家史，通过他时而激昂，时而悲壮的旋律，勾起了胡吉胜老太爷回忆自己爷爷胡大猷从五品总兵，到战死在木邦的画面。更有阿谋（父亲）胡赛因那在清缅战场上，手持亮银枪纵马飞驰缅军水寨栅栏腾空的英勇画面……

自古以来“家国情怀”就是中国人心灵的感触，是每个中国人生命的自觉和家教的传承。在两千多年前的儒家经典《礼记》中就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文理想；一千多年前北宋时期的《岳阳楼记》中也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任担当。作为一支北方少数民族， “家国情怀”的文化烙印在锡伯族文化中也是无处不在，这一点在小说《石碑记》中表现得更是淋漓尽致。锡伯族人用他们祖传的《家族歌谣》对“家”和“国”给予了充分的理解与诠释，表达了对“家”和“国”的感情和寄托，彰显了锡伯族民族热爱故土和为“大家”舍“小家”的“家国情怀”。

我们是大鲜卑山走出来的民族，……赤胆忠心是我们立世的根本，英勇顽强是我族精神的榜样，……献身祖国，守卫边疆，是我族人的使命。前仆后继，英勇担当……为我们交代了锡伯族的发源地、族源。

三、《石碑记》中的“家情怀”

家是具有相同血缘关系而居住在一起的人和他们的居住地。在古人的诗句中不乏对家的赞美和向往。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杜甫的“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这些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爱家、思家和念家的传世佳句。

家是个温暖有爱的地方，锡伯族的女人勤劳勇敢有大爱，他们吃苦耐劳，孝顺公婆，抚育幼子成长，教育孩子敢爱敢恨、疾恶如仇、不畏强权、仁勇忠义。就像本文作者的妈妈这一辈子不仅伺候走了三位卧床老人，而且还抚养了九个子女，作者的父亲和兄弟们都在重要岗位工作，都能廉洁自律，诚恳待人，热心工作。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认可和拥护，这些都和妈妈平时的教育和嘱咐分不开。

四、结语

《石碑记》中唯一皇命御赐的坟就是本书主人公胡赛因那的坟，胡赛因那武艺高强，是皇家御卫中的特殊部队主官，他的一生为了国家参加战争68次之多。在甘肃陕西参加平定白莲教，参加了贵州东部马垻寨平叛，剿灭了盛京地区北部的被辽阳匪徒。参加了山东青州府瓜石桥日本海盗平灭战等等。

在70岁年，在梦中与自己的妻子玉兰相遇，暗示他白虎星君登天归位。

胡赛因那和其六个哥哥以西征军的名义参加中缅战争，实际上，如此路途遥远的远征，是一次锡伯族命运的大搏击，是锡伯族人民一次从“家情怀”向“国情怀”的高尚转变，进而实现了一次“家国情怀”的提升。这种“家国情怀”增强了锡伯族人民的生存信念，是对国家的高度认同感和归属感、责任感和使命感。正如他的父亲胡大猷为了给自己儿子杀出一条生的血路，从死人堆中猛站了起来，手持盘龙枪，用力向那名洋军官掷去，正中这位挥舞着军刀洋人军官的咽喉处，盘龙枪穿透后，枪头部分和枪杆部分仍上下颤抖着！

在一片中枪的青烟中胡大猷倒地身亡!

在临死时，他大喊：玉珍，对不起了，我失言了，他还告诉自己的儿子，告诉你额聂，不要因为我殉国悲伤，我胡大猷尽忠国家了，下辈子再和她做夫妻。

《石碑记》的艺术特色

《石碑记》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如下几点:

（一）情节引人入胜：

开篇就被语言吸引，信息量够大，把历史与现实揉碎了点缀在意识的流淌中，真切的细节镶嵌在真实的历史线条中，首尾相交辉映，现实真切的无常与浅浅淡淡的历史瞬间反复碰撞。就如胡、何两家共同坟地上高高大赤松一样，永远矗立在历史的长河中。

（二）生动的人物形象：

小说中的人物形象鲜明生动，具有独特的个性和特点。

如文中皇太极的描写：骑着大白马的皇太极陛下，头戴乌黑金龙斗宝头餐着一身黑衣、黑裤、黑战靴，胸前中襟上绣着金团龙。身后背春金背镶嵌的宝雕弓，斜挎鹿皮箭囊，一身猎装短打扮，更显皇太极陛下英武勃发，气宇轩昂。短短91个字，把一代帝王的形象跃然纸上。

这时，一个一身猎装的身影，从老柞树上如落叶般轻飞而下，落地无声，脚不沾地似的奔向白鹿，拎起白鹿，扛在肩膀上，奔陛下飞步走来。来到陛下面前，单膝点地，双手捧着白鹿，献给陛下并说道:“臣御卫猎场护卫胡赛因那，承借陛下神助陛下扣得白鹿，特来奉献!"

陛下高兴的说道:“胡爱卿，平身!”然后向已站起的胡赛因那夸奖道:“胡爱卿，箭法好，轻功也不错，人又机灵，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呀!”短短的184个字让胡赛因那的形象呈现在人们面前。

（三）独特的背景设定：

小说的背景具有独特性和创新性，能够让读者感到新奇和兴趣。

如婚礼时独特的比武情节设定。胡大猷和吴玉珍到台侧取来兵器。胡大猷手持用鹿筋拧成的盘龙枪;而玉珍手握白蛇皮好限，鞭套护手套在手腕上，鞭梢上系着红绳。两人所持的都是软兵刃。

两人在台上向前一踏步，双手抱拳后，就战在了一起。蛇鞭如蛇、神出鬼没，专找防守空位。而盘龙枪也是公鸡乱点头，也不知道哪里是真枪尖。白鞭影茫茫，钢枪头闪闪。一会两人同运气，鞭如枪，枪似棍，以软使硬，竟使出了枪和棍的招式。台下掌声一片，喊声不断。

最后，枪头与鞭梢搭在了一起，两人同时暗用力，并同时旋转向对方接近，当两人碰到一起时，枪和鞭已经拧到了一起，成了麻花绳并向上伸展，两人相对，《藤缠树》表演成功。一位绯红香腮，一位羞红硬汉。后又反向回转，同时，抖动鞭和盘龙枪杆，两人一扯,枪头与鞭稍打结在一起,红绳恰恰在结的中心《同心结》表演成功。台下欢呼声和掌声混成了一片欢笑的海洋。

（四）深刻的主题思考

能够引导读者思考人生、社会、情感共鸣。

作品结尾处留白明显，恰如永远流畅的浑河，看是波澜不惊却助人展开想象的翅膀，让百年的历史融合在45万字的篇幅里蕴涵了具大的信息量，可谓以小博大。

如果个别语句克服口语习惯可能会更加精致，达到语言饱满的境界。

我们接受了作者的邀请，在石碑记的风景里，眼睛几番的迷离。自古以来唯有纯真爱情让人参照生活是否甜美，可偏偏许多人在与命运不屈地抗争着，只为零距离牵手一生挚爱 ，感动天空为你的飞翔腾出多情的领地。然而，有些时候，蔚蓝的天空会飘起那漫天的雨，织就云朵的叹息，婀娜风的浪迹。阻止了那柔情如水，隔断了粉红色的回忆。此时，你只需要一个静静的寓所，在石碑记里成就永远的回忆。

这正是：

文苑金秋喜讯传，石碑记事衍长篇。

远征缅甸扬忠勇，鏖战将军尽笃虔。

使命担当家国梦，初心承继义情缘。

再添力作钦才俊，笔下风云换地天！

一部锡伯家族的英雄血泪史

——读邢恩轲先生《石碑记》

王浩

对锡伯族一直很陌生，就知道我们顺城区有个四家子锡伯村寨。机缘巧合，今年7月去新疆，在霍尔果斯口岸文化展示馆第一次了解到锡伯西迁的故事。8月，又收到了锡伯族作家邢恩柯先生所著的《石碑记》，这是专门为锡伯人著的书，让我对锡伯族人有了更多的了解，也增加我想进一步探寻锡伯族文化的兴趣。今天在这里，我想说说自己读这本书的感受。

它是一部锡伯家族的英雄血泪史

小说开篇第一回中的一曲锡伯人世代传唱的悲凉的歌曲引出了锡伯族的起源、锡伯族人的品格和担负的使命，也引出了父辈胡大猷和子辈以七子胡赛因那为代表的胡家以及何家子孙们赤胆忠心、为国献身、英勇顽强的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歌词是这样的：

我们是大鲜卑山走出来的民族，

赤松是我们的品格，

高大的鲜卑山是我们的脊梁。

自从先人发誓跟了老罕王，

赤胆忠心是我们立世的根本，

英勇顽强是我族精神的榜样。

我们拿的赴死的俸禄，

吃的是当兵卫国的皇粮。

生女欢喜，

生儿悲伤。

眼前满堂儿孙，

能有几人回到祖坟安葬。

献身祖国，

守卫边疆，

是我族人的使命。

前赴后继，

英勇担当……

故事发生在乾隆和嘉庆年间的东北抚顺，时间跨越近百年。作家将人物置身于锡伯族官兵西迁新疆伊犁屯垦戍边和第三、第四次中缅之战，平叛白莲教，平坝寨剿匪，青州府战倭寇等真实宏大的历史事件中，这让人物故事更加真实可信，也增加了对读者的吸引力和可读性。

故事围绕锡伯西迁戍边和中缅战争两大历史事件展开，辐射到其他历史事件。书中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胡大猷的六子胡松格，他本是七兄弟中最善良感性和懦弱的，武术也最差，被母亲吴玉珍当女孩子家养大，当他被抽中了万里之外的西迁戍边任务时，毫不退缩，勇于担责，并于西迁途中磨练意志，沉稳缜密的性格得到了最好的发挥，渐渐展露出卓越的管理能力，成了西迁官兵中不可多得的人才，协助协领阿布胡郎大人完成了西迁重任。在西迁队伍缺乏生活物资时，带着协领大人的求援信，翻阿尔泰山、过科布多河，途经冰川雪山、悬崖峭壁，涉险完成了到伊犁将军府求援的任务，锡伯人的坚韧顽强和聪明才智在胡松格身上都得到了充分体现。西征军于四月十八（乾隆二十九年）从盛京兴隆台太平寺出发，经过了一年零四个月，漫漫二万多里西征险途，于乾隆三十年七月二十二日到达伊犁惠远城。

胡松格意志品格是胡家人的缩影，也是整个锡伯民族的缩影。透过胡松格，我们想到了锡伯人身不由己的命运。锡伯西迁，拜别故土，远离亲人，骨肉分离，天南地北，家书难递，离别即永别，思念家乡，思念亲人，那是何等的悲伤？可锡伯人硬是凭着坚强的意志扎根新疆，开垦荒田，修建水渠，引水灌溉，在边疆重建家园、繁衍生息、保卫新疆、建设新疆，谱写了锡伯族历史的华美篇章，就像书中胡松格带到新疆的赤松苗一样，栉风沐雨，根深叶茂，繁荣昌盛。

书中最为悲壮和令人情伤的一幕是，第三次南征缅甸的胡大猷和义弟胡邦佑以及两子胡松风、胡松华在战场上英勇杀敌，后为保主力队伍撤退，追随着明瑞将军，胡大猷和胡邦佑在沙场上壮烈牺牲，胡大猷临死前冲天大喊道：“玉珍，对不起了，我失言了！”大儿胡松风亲眼见到老阿谋倒地身亡，口吐鲜血，昏死过去。第四次远征缅甸，三子胡松正、四子胡松茂、七子胡赛因那三兄弟，同盛京地区锡伯战士们齐上战场，胡松正率领三百名先锋营，杀入万人缅甸大军，为掩护清军后撤，杀敌力尽后，引燃弹药箱，用最后的生命给敌人致命重击，他和三百名兵士全部阵亡，其中就有二百骁勇善战的锡伯兵士。

西迁、战争，道不尽的锡伯军人忠君爱国，舍家为国的英雄血泪史。硝烟已经过去了数百年，读此书，仍为锡伯族人的命运唏嘘感叹不已。

它是一部普及锡伯族历史文化的教育读本。

从前对锡伯族的历史文化一无所知，通过这本书了解到了很多。锡伯族人来自大鲜卑山，善骑射。根据皇家的定制，锡伯族男丁十八岁要入军籍，随军征调。像“喜利妈妈”是锡伯家族绳记文化传承物，每个锡伯族家族都要供奉“喜利妈妈”，意为在祖宗的保佑下，子孙不断繁衍生息，代代相传，保佑家宅平安和人丁兴旺。锡伯族家族中有大事要到盛京老庙祭祖续结“喜利妈妈”，最虔诚的要去大鲜卑山葛仙洞去续结老祖根绳“喜利妈妈”，续祖籍。“喜利妈妈”绳子上挂小断箭，便是记录锡伯家族英勇战死中的男丁。

锡伯族信奉萨满，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农历四月十八，是锡伯族的传统节日，后又定为西迁节，为锡伯民族西迁戍边纪念日。锡伯族的乐器是“东布尔”，锡伯族的饮食有锡伯大饼等等。通过这本书，勾起了读者想进一步学习和探究锡伯民族的历史文化的浓厚兴趣。锡伯西迁所走过的路线，经过的山水，使你忍不住想查查地图，看看资料，想了解更多西迁背后的故事。这也是这本书另一个意义所在。

它是一部扣人心弦、充满传奇色彩的好书

小说最扣人心弦的部分是，明瑞将军的传令官胡大猷之子胡松风，在明瑞军覆没之际，担负着将明瑞将军的绝笔血书亲交给乾隆陛下的使命。胡松风目睹老阿谋身亡昏死后，在云南经老中医张博引荐，遇神巫医孟拔猛药救活，一路乔装打扮，躲过各种围堵，在各地各路镖局高手们的护送下，最后终于将血书送到乾隆帝手中，奸臣额尔登额等人得到严惩，让读者揪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这其中，最彩的人物是病太岁张方，他足智多谋，运筹帷幄，多次制定引蛇出洞计划，将对手们逐一瓦解，个个击破，他是助力胡松风送血书的头号功臣。

书中各种招式，枪法、剑法、刀法，打斗场面让人眼花缭乱，读着既像武侠小说，又像评书，很是过瘾。

小说浓墨重彩的人物是胡大猷的七子胡赛因那。他是父亲胡大猷、母亲吴玉珍梦白虎所生，取名自锡伯族的英雄族长“因那”，骨胳硬朗，武艺高强，十五岁勇猎猛虎。参加过中缅之战、围剿白莲教之战，平匪患、战倭寇、卫戍皇宫、统治辽西、卫戍东陵，英勇顽强，战功赫赫。此人重性重义，不畏强权，无论是对妻子、对兄弟，还是对朋友，他是锡伯军人最杰出的代表，由他串联起人物和故事，让作品既传奇又动人。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有幸邢恩轲先生把这段锡伯历史用故事记录下来，让后人了解。总之，这是一本值得大家都来读读的好书。

小说《石碑记》之我见

徐保国

邢恩轲老师47万字的长篇小说《石碑记》出版与读者见面了。这是邢老师历时十年，增删数次用心血酿成的硕果。我有幸参加这部文学作品的研讨会，在此向刑老师表示由衷的祝贺！

长篇小说《石碑记》我看到的比较早，拜读学习了两个多月时间，当放下这两册厚厚的、泛着油墨香长篇小说，思绪久久不能平复。我已被该书中宏大的场景、史诗般的故事所深深的震撼了。该部作品中对锡伯族人的由来，锡伯族人历史发展的轨迹，锡伯族人在中华民族发展壮大进程中所起过的作用，锡伯族人所做出的贡献，以及锡伯族人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敬畏自然，传承先人忠勇强悍本性的揭示，用近乎纪实的笔触，追根溯源的挖掘，令人信服地为读者捧出了这部章回体长篇大作。读来让人感喟，冲击心扉，收获满满。

在少数民族历史逐渐被淹没的今天，该书应该是为抚顺市乃至辽宁省，在填补还原锡伯族历史，锡伯族发展壮大的脉络空白上，有史书一般的价值，是不可多得的一部文学作品。收藏的意义很大，研究的价值很高。锡伯族的后人，对此书应该像重视谱系一样珍视它，要发扬光大下去。对激励锡伯族后人爱国、爱锡伯族将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本书从曾被御赐“功铭汗马”碑的主人公胡赛因纳的老儿子胡吉胜，口传家史入笔，写出了胡吉胜上两辈人的故事，通过主人公胡大猷、胡邦佑，以及何家近200年间的活动轨迹和生活场景，描写出了锡伯族来源于鲜卑人，发祥地是大新安岭的大鲜卑山葛仙洞，锡伯族的祖先鲜卑人是从那里走向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他们最初的原始文化叫“喜利妈妈”（绳记文化的源头），他们信奉海尔堪玛法（马神爷）。在锡伯族形成之前，鲜卑人拓跋家族建立了北魏政权，结束了北方十六国混乱局面，促进了北方民族的融合，对中华民族统一有很大贡献。第二位宇文家族建立了北周政权。北周政权政治清明，百姓生活安定，国势强盛。后来慕容家族建立了前、后、北燕国，他们抵制了一百多年北方草原民族，高句丽民族染指袭扰中原政权，保证北方边防的安全。还有孤独家族的孤独伽罗是隋朝的第一任皇后，支持杨坚统一了中国。还有唐太宗李世民的妻子长孙皇后。这两位鲜卑女性对中华民族历史进程影响很大。后唐朝在李治灭了高句丽时，有四个鲜卑族部落从黑龙江省的洮儿河、淖尔河迁到现吉林省长春市双城南锡伯地域，建立了锡伯国，该国在历史上存在长达470年。从此鲜卑族消失，锡伯族登场。这也许就是强大基因给抚顺锡伯族人的遗传吧。

看了《石碑记》后才晓得胡、何两家是在乾隆14年由上祖胡大猷，胡邦佑以把守总兵的官职，被朝廷派到此地驻守国家现房身、四家子、哈玛灰这些军马、狩猎场的。他们还在营盘营、大伙房营、铁背山营做过管带。从此胡、何两家锡伯族人在此繁衍的人丁兴旺。

乾隆29年为了防范锡伯族聚集起事端，奉朝廷之命，六子胡松格携妻子，往5000里外的新疆屯垦，实际是为国戍边，一路千里迢迢艰难跋涉，终达到目的。七子胡赛因纳四次远征缅甸御敌卫国，血洒疆场，忠魂浩荡。这些都是抚顺胡、何两家那时族人为国家做出的伟大贡献。而今天《石碑记》一书对此进行的记述，就对他们最好的缅怀和歌颂。还有，锡伯族人的称谓：爷爷叫（阿玛），爸爸叫（阿谋）,妈妈叫（额聂），他们虔诚的敬山拜祖。燕山名称的由来，哈玛灰村称谓的来历。这些都是真实的历史的再现，也是很多小说所不具备的视野。所有这些，如果作者没有长时间的素材积累和对故事悉心搜集是决撰写不出来的。由此可见，为出此书，邢老师一定是下了“三更灯火五更鸡”的功夫吧。

当我读到这部小说时，说来也巧，马上联想起我88年参加工作时的一些事情。我那时给局领导开车，早、晚接送上、下班。抚顺原黄旗乡所属的房身、四家子、哈玛灰、小黄旗几个村我经常光顾，也非常熟悉。因为，我服务的局长胡连山家就住在房身村锡伯族后人，村西头胡家的祖坟、两颗老古松树、“功铭汗马”碑，我经常从它的附近经过，每天都能见到，胡连山局长就是房身村胡家的后人。那时十里八村的人们对胡家的祖坟故事传说甚广，且溢美之词颇多。治安科的内勤何林祥，也是房身村何家的后人，我们是同志。现任抚顺锡伯族协会会长是胡局长的第七子胡海，我们也很熟悉是好朋友。可之前对于胡、何两家厚重的家史和发生在他们先人身上的故事却全然不知，属于灯下黑了。看了《石碑记》才知道哈玛灰村名原来是由哈玛灰吉的官名演变叫起来的。房身、四家子、哈玛灰、小黄旗等村现在生活虽然不算富裕，景色也不算靓美（玫瑰花园还有，可能冷玫瑰）。而历史上这些地方曾是草木葱茏，野兽出没的秀美山川，风水宝地。曾是皇家的军马场，狩猎场，且有官兵武士常年驻守在这里。通过读《石碑记》，我才知道了这些地方的历史，徒增了对家乡的热爱和自豪。也油然升起了对胡、何两家锡伯族人的敬仰之情。

从长篇小说《石碑记》中发现，纵观鲜卑人的历史，是一部抵御外族，加强民族融合，促进中国统一的伟大历史。而抚顺锡伯族人的历史则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历史。抚顺的锡伯族人，他们有着先人的优秀基因，对孩子，从出生就重视对他们的教育，且家长潜移默化的影响，孩子们都是在良好的家庭氛围中茁壮成长的。他们从小就学文习武这是锡伯族人男、女的共有特点，当娶则娶，当嫁就嫁。适时完成家庭组合，为创业打下家庭的基础。而后全身心的为国效力，博取功名，挣得一方天地，他们骨子里散发着勤劳贤惠，英勇果敢特质。胡、何两家虽然子嗣很多，但个个都怀有一技之长，甚至是绝技。如：胡大猷、胡邦佑、胡松风、胡松格、胡赛音纳就是他们杰出的代表，为赋皇命而威震一方。博得了人显家赫、流芳百世。让几百年后的人们也能记起他们，讲述他们忠、孝、杰、义的赫赫人生，成了他们为国建功的榜样，存在意义深远。今天《石碑记》的研讨会，便也有几分崇敬、告慰之意在里面。这确实是当下锡伯族人受益于邢老师这部作品的真实反映。

写作的人都知道，写小小说吃功夫，写长篇更是难上加难。一部长篇小说对历史背景的选取，以政治的、哲学的眼光对主题的筛选，千百个故事的合理排列，对社会上好、坏，正、反面事物的抽丝剥茧，故事情节的推进，高潮的适时出现，主人公命运的跌宕起伏都需要作者有扎实的文字功力，深厚的文学修养，俨然一个统帅在号令三军，指挥着千军万马。而邢老师就是这样一位在文学创作上众横百阖的作家，向邢老师学习，期待着您下一部大作的早日问世。

一个民族历史的渊源

及其波澜壮阔的史篇

——读作家邢恩轲小说《石碑记》

麦青

说心里话，当拿到邢恩轲老师写的长篇小说《石碑记》时，看到厚厚的上下两卷书，心中涌起一阵惊挛般的敬意！近五十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现在这个时代没有几个人在写了。一个原因是纸媒受众越来越少，读书的人也不多了，一块巴掌大的手机可以让一个人看一整天不动地方；而看一个千八百字的文章仅需十分钟不到却很少人坚持到底。这是一个急功近利、心急气躁、惶惶不可终日的时代。静中读书，平静写字，不温不火，岁月流沙中，恩轲老师能以淡然朴素的心态，淡远恢宏的视野，豪迈气魄的胸襟，穿越浩荡的古风，纵横东西的时空，将一个生生不息、勇敢、勤劳、爱国守边的民族勾沉而出，汇集成一篇波澜壮阔、感天动地的史诗性的史篇！是恩轲老师对本民族的深爱，更是恩轲老师对家国的大爱。

在未读恩轲老师的《石碑记》前，对锡伯这个民族不甚了解，在统一的五十六个多民族的中国，锡伯族是中国传统少数民族中历史古老也悠久，但名不见经传。下面我从三个方而来谈谈通过研读《石碑记》所获得的认知与收获及感悟。

第一，这个民族的渊源与流长。在我看来，锡伯族就是鲜卑族。锡伯族的祖先也是鲜卑族；鲜卑族的祖庙“嘎仙洞”也是锡伯族的祖庙，都是一个地方。在作者的《石碑记》的第十九回“胡赛因那祭祖嘎仙洞，山中霸王命丧小猎神”其中详细写了胡家老儿子胡赛因那因定婚按锡伯族习俗去祭祀祖先，一路上直至嘎仙洞的过程。我做了下考研，嘎仙二字是锡伯语，意指部落、故乡。按鄂伦春语的意思就是猎民之仙。嘎仙洞在早期的说法中是鲜卑祖先用人力凿出来的以为祖庙之用。实际上它是一个天然的山洞，是最早古代拓跋鲜卑祖先的居住地，现代考古发现洞内堆积有较为丰富的文化层以及打制的石器。

《魏书.序记》中记载“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从古代的文献中，我们可以认识到，鲜卑人就是因住在鲜卑山而得其名。鲜卑山就是今天的大兴安岭，嘎仙洞就在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约10公里、大兴安岭北段的东麓、一道高达百米的陡峭的花岗岩的峭壁之上，距地面约25米。洞内面积约2000平米。

拓跋鲜卑南下建立北魏政权，在太武帝太平真君四年（公元443年）北魏太武帝派中书侍郎李敞远赴大兴安岭考察拓跋人的祖宗石庙。远离故土，南下建政，已经数百年了，但李敞不仅找到了祖宗石庙并在石庙中刊刻了祝文。这段刻在石壁上的全文201个字，字体古朴雄浑，介于隶楷之间。1980年夏，经学者米文平反复考证，终于找到了北魏太平真年太武帝拓跋焘派遣中书侍郎李敞来鲜卑山的祭祖祝文石刻。

我在《魏书.礼志》里也查到的祝文与嘎仙洞西面石壁上的刻文总体文字和内容上大体相符。由此断定，大兴安岭就是大鲜卑山；嘎仙洞就是鲜卑族、也即锡伯族的祖庙。这个民族从新旧石器时代就在这个洞中繁衍生息，在莽莽林海的大兴安岭渔猎生活，最后走出嘎仙洞，沿大兴安岭南下，灭五胡，建北魏，统一黄河以北的辽阔疆域，结束了北方十六国混乱局面，中国历史上的南北朝正式开始。我们今天能看到的苍劲雄浑、古朴执著的魏碑书法、高大伟绝的云冈石窟、洛阳石窟都是北魏那个时代的伟大杰作。鲜卑族最后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为什么渐渐消失了。我的观点是北魏入据中原后，孝文帝的改革，其中鼓励鲜卑与汉人通婚，学习汉族的风俗及生活方式，可以说，孝文帝以国家的意志禁止的形式抛弃了自己的民族特性。最终让鲜卑族与中原各族融为一体。而今看来，实际上，鲜卑族并没有消失，准确的说，实际上就是今天的锡伯族。

今天的锡伯族就是当年的鲜卑族，之所以没有同化消失，延续至今，是当年的三个鲜卑即慕容鲜卑、拓跋鲜卑、宇文鲜卑在南迁南下建立政权时，还有相当一部分鲜卑族群没有离开嘎仙洞大兴安岭一带，他们生生息息于斯，不断繁衍，沧海桑田，后来被逐渐兴起的女真人统治、发展、延续。锡伯二字是“祥瑞”的意思。“锡伯族”最早称谓的应该是明朝万历21年，也就是公元1593年。到了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四月十八日，清王朝派遣一部分锡伯族军民西迁伊犁屯垦戍边，从此锡伯族形成了东北、西北两部分。一个民族的渊源和历史可以让我们在古老岁月的长河中溯寻到她的生生不息的脉搏，她的强韧的繁衍生存力、她的自强不息、勤劳勇敢、家国情怀这些宝贵的品格汇合奠基形成一个整体的中华民族的优秀的基因品质。通过《石碑记》让我更感悟到一个民族对家国的贡献是多么重要和可贵！

第二，关于《石碑记》的艺术特色。章回式的历史小说，写好了，会让读者有兴趣读下去，就如同《水浒》、《三国演义》等。作者如果没有布局构架好，情节安排设计不当，不引人入胜，读者可能读不下去，尤其是文字体量近五十万字的长篇。《石碑记》一共写了四十四回，每一章节上下承续有其自然性，没有生硬强拉让你进入情节的感觉。朴素而自然的叙述，地方色彩浓郁的人物对话，极具东北特色的物件——比如说西迁前要准备带去的生产工具：“锹、镐、锄头、镰刀、铡刀、耙子、链枷、笸箩、簸箕、篮、筐、篓、筛子、粗箩、细箩、各种绳子、皮套、扣、捣蒜的缸、小药壶、小石磨”。这么多的用具，都是东北特有的。作者这么详细写出来，可见作者对地域特点了解掌握的广博深入。

《石碑记》以老胡家和老何家为主线层层展开故事情节，环环相扣，章章牵连，回回入境，不觉散漫，未感拖沓，整体贯一性强。尤其是西迁西行之路的风雨历程，读之大有身临其境之感。路线图写得有条不紊，风餐露宿，沿途景色，风土人情，异域雄奇，草场沙漠，寒天苦地，路途遥遥，锡伯族人的不畏前途，舍家戍边，离亲赴国，矢志向前，自律自强，徒行万里，浩荡前行那远远的背影跃然纸上，如现眼前，令人泪目。作者生动的白描手法，让人物有了立体感，生动性，加持了故事情节的真实性，带入感很强。

西迁之行故事内容占了《石碑记》的多半部，其中的穿插表述转换比较自然，没觉出突兀不适，衔接顺理成章。一般同时并行穿插时空写两组故事情节，是需要巧妙构思，上下左右前后照顾，创作艺术手法高超才能完成。作者完美的做到了这一点。

需要提醒作者的是，在语言上应该尽可能的接近那个时代的语境，现代性的语言会导致失去古朴味儿，丧失真实感。例如第二十回“西征车队大破群狼阵，科尔沁王资助西征军”中科尔沁王爷说的“国难当头，同仇敌忾，才是我们中华民族成国立家的根本呀！”所谓中华民族一词，在民国年代才出现的，“民族”一词更是梁启超从日本词汇中引过来的。中华民族一词出现在那个朝代的语境中感觉不真实。语言的锤练，尤其是历史小说的语言，更要体现符合当时时代语境下的特点特色，方有历史时代故事情节人物的真实感。

当然，瑕不掩瑜。《石碑记》以其气势磅薄，恢宏大气，故事内涵丰富细致，情节曲折生动，将一个古老悠久、自强自律、生生不息、爱国戍边的民族、走出山洞、奔向文明、问鼎中原、建立大魏、魏碑的书法，龙门洛阳的石窟、合融华夏、创作出一部波澜壮阔的锡伯氏史诗性史篇！恩科老师做为锡伯族后裔无愧于祖先，无愧于从大兴安岭嘎仙洞走出来的鲜卑血脉，更为中华民族贡献谱写出了一部优秀的新篇章！

感谢恩轲老师！向您致敬！

　　

关于 《石碑记》

关工

很荣幸，能参加邢老师新作《石碑记》的研讨会。可以说，我是《石碑记》的最早读者，书的每一回，每一段落，每一句，甚至每个词、字、标点，我都认真看过。并且，不自量力地加以校改。在书的后记中也有我的名字出现。承蒙邢先生信任，我做过校对工作（并非编辑）。校对水平有限，可能不尽人意，请邢先生谅解。

其实，这也是学习的机会。

通过拜读，我有许多体会，也就是读者的读后感而已。这里，我侧重谈三方面。不成熟，仅供参考。

一，书名精当准确，是书的灵魂、符号、标签。

《石碑记》 和《石头记》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比之后者，其更能统领全书的故事。

比较一下：《石头记》即《红楼梦》的另一个书名，因女娲炼五色石补天，漏了一块儿没用，辗转变成了贾宝玉，衔玉而生，故取书名为《石头记》。它是故事的来处，起引子的作用。《石碑记》是同治皇帝御赐，大有“盖棺定论”的作用，更有概括性、权威性，是书的标签、符号、灵魂。“石碑记”做为本书的书名，更具艺术性，是最佳的选择。

二、全书恢宏大气，堪称鸿篇巨制。

全书94回，近46万字。积累的素材，可想而知，笔记的文字数量一定远远大于书稿，几倍甚至更多。要费多少辛苦，可想而知。

说其宏大，有如下理由：

地域：故事发生在缅甸、北京、沈抚、新疆，甚至大兴安岭。

时间：故事的梗，清朝中期到清朝中后期，约100年跨度。算上对锡伯族延革的交待，时间跨度更长。是一部描述锡伯族的史书。

领域：涉及到官场、江湖、武行、民族等等。包括那个时代的社会环境、民俗等，细致入微，有“清明上河图”之效果。

三、思想性强。

全书以忠君爱国、行侠仗义为主导，以除恶安良为主线，以胡、何两家几代人的故事为脉络，宣传正义、倡导正义，正能量满满。如与奸臣势力的斗争，与黑恶势力的斗争，与恶劣天气及天灾的斗争…等等。

由此，我认为该书可读可藏，有文学和史学价值。

可读：故事跌宕起伏，情节紧凑、环环相扣，一书在手欲罢不能。也许粘光的是，有武侠小说的味道。

可藏：对于锡伯族的历史、民俗、民族精神等，是不多的文字记录和描绘。没听说，也没读到别的这方面的作品。

所以，可读可藏。

总之，《石碑记》非常成功！期待邢先生再出新篇。市作协不断繁荣！

再一次祝贺邢先生！

邢恩轲老师《石碑记》读后感

关东

花了十天时间，认真拜读了邢恩轲老师的长篇巨著《石碑记》，深深被触动，以前只知道写点东西，或者看点东西，但从来没有去品评过。这次就冒昧地谈谈自己的一点感受，也算是不辜负邢老师的期望。

从现实与历史意义上看，《石碑记》这部长篇小说具有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格，是一部锡伯族历史的艺术再现。通过对胡赛因那和何玉兰这对主人公的塑造，将胡家、何家的家族史与锡伯族、与清朝历史有机地联系起来，再现了宽大的历史画面，具有非常强的艺术感染力，那种金戈铁马、为国征战的历史画面油然而现。

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这类小说应该说不多见，在抚顺地区，以前多见的是满清小说都是描写满族和满族英雄的文学作品，如汤士安老爷子的《努尔哈赤大战萨尔浒》、《后金演义》，程奎老师的《皇太极全传》等等，充实了满族历史的文学史库，而邢老师的《石碑记》从我个人的主观感觉，填补了小说界对锡伯族在东北的那个时代、那个环境、那个地域、那个群体的空白。 一句话，填补了锡伯族在满清时代的文学空白，继承了传统历史小说的写作手法，并与现代模式有机融合。

《石碑记》这个名字，让我一下子想到了曹公的《红楼梦》，也就是《石头记》，《石碑记》的最后一章跟本书的书名正好主题相扣，说明作者在创作之初就进行了充分的艺术构思。每一个章节又采用了章回体的小说模式，则体现了对传统历史小说的继承，而内容则是标准的现代写作模式，两者也正是历史与现实的结合、过去与现在的传承。

文学永远是无止境的，长篇历史小说是一种非常难写的文学作品，其难点在于只能凭借有限的历史资料去拼凑历史碎片，将其还原成完整的历史故事，再改编成具有可读性的文学作品，其中需要作者极其丰富的历史知识、文学素养和文学功底，就凭这一点，让我非常钦佩，向邢老师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