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乡我的家

肖云

　　9月5日，时隔两年多，我再次从上海去北京，不为别的，只是为了去探亲访友。

　　父辈的战友和同事，尚健在的已经寥寥无几，刘阿姨是其中之一。刘阿姨今年98岁了，扛过了新冠，挺过了大病，依然乐观开朗。每次去北京，我一定会去探望，与她聊天，与她逗乐。

　　刘阿姨离休后，坚持习画，在外交部参加过画展，还出了画册。说起画画，刘阿姨总是会拉着我的手去她的房间，看她铺满房间的画。近些年来，几乎每次去看望刘阿姨，她都会送给我她画的画。

　　2017年，刘阿姨高兴的对我说起父辈们在山东一起战斗的经历，以及后来在外交部共事相处的趣闻。

　　幼明是我幼儿园的好朋友。前年去北京，我们在时隔50多年后再次相遇，彼此高兴，无话不谈，至今每天都有微信往来。

　　这次见面，幼明专门给我带来了精心挑选的礼物。香珠的丝线，也是她自己细心挑选并穿上的。

　　分别后，幼明又专门给我发信，告诉我香珠的作用。

淡淡的味道，浓浓的情意。

　　海鹰是我的发小，估摸着有30年没有见面了，但仍是一见如故，掏心掏肺的话，说个不停。

　　也是30多年前，经过海鹰的介绍，我认识了韓美林。这次，海鹰执意一定要把当年韩美林送给她父亲的画送给我的女儿。

　　我回到上海，海鹰又把她最喜欢的韩美林的画集寄给了我。

　　每次，韩美林都称呼“海鹰兄”。

　　聊天时，我们说起年轻时看过的书籍，以及当下我们都感兴趣的书籍。海鹰立马又分两次，寄给我她自己收藏的书籍及喜欢的书籍。

　　小韩是我《人民日报》社的好朋友。几十年来，我俩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彼此便心领神会。

　　当年，我们在工间休息时经常打乒乓球。那时，小韩是我的手下败将。经过多年的苦练，2015年，小韩终于把我打的一地鸡毛。

　　头天通知，第二天在北京工作的大学同学们就聚集在一起了。说起校园生活，当年比赛吃大块肉，比赛喝老酒，仍然是最带劲、也是最搞笑的话题。

　　10年前，我们曾在王府井聚会。这次见面时，大家伙儿说：10年后一定要再相聚。

　　部队的战友们，是我的挚爱。我们很多是一个大院的发小，很多是西苑小学和101中学的同学，还有很多本来就是熟悉的朋友。在部队，经过许多磨难，共同摸爬滚打，50多个春秋，情深坚如盘石。

　　2021年6月，我们也曾相聚。

　　念念的父亲是我父亲母亲的老首长，他的母亲与我的母亲是老乡，也是抗大女生队的战友。当年，这个院子的正屋，念念的父亲母亲经常在那里接待我的父亲母亲。以后，也是我经常陪念念母亲聊天的地方。西厢房，是我经常去蹭饭的饭厅。1976年地震，院子的中央搭起了帐篷。念念的母亲担心我一个人在家不安全，让我也去她家的帐篷住着。

这次去念念家的老宅，念念像他的母亲一样，关照厨师，按照最高标准，为我准备了家宴。

　　1969年1月，念念和我同时参军入伍。念念的母亲带着我们去天安门广场，得瑟的穿着还没有帽微领章的新军装留影。

　　念念下了功夫，经过多年努力，去年，写完了引起京城不小震动的《不能带走的记忆》。

　　念念的这本书，签名落款送人的，我是第二本。

　　我的两位小兄弟，相识已有30年。一位的爷爷是开国少将，一位的大爷爷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安子文。

　　年轻时，他们血气方刚，生死不惧。现在，事业有成，温文尔雅。

　　他们视我为兄长，没有一句冠冕堂皇的说辞，几十年来，有的只是对我默默的关心和帮助。

　　凯生是我初中同年级的同学。1980年，在北京阜成门偶遇时，他在北京读大学。然后，从一名基层的职员，依靠自己的努力，最终成为了工商银行总行的主要领导。

　　多年前，后生晚辈向金融专家学习求教。

　　大学毕业后，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外文局。照片中间的飞培老师，是《北京周报》的法语翻译，她的先生亢宾老师，以及照片右边的东元老师，与我同在《中国报道社》。

今年，飞培老师和东元老师都已86岁了。亢宾老师和东元老师，都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去年，亢宾老师病逝。

　　东元老师真的是我的老师。我进编辑部，东元老师负责带我；我第一次出差去江苏和上海采访，是东元老师带我。直至今日，我写的许多文章，东元老师仍在帮我修改。一些同学同事说：要修改我的文章，连标点符号都很难。但是，东元老师就是不会放过我的一个标点符号。

　　飞培老师毕业于瑞士日内瓦大学。1963年，随其父亲母亲回国后，先在北京国际关系学院任教；文化大革命期间，调至外文局《北京周报》任法语翻译。

飞培的父亲朱章赓1947年4月，曾任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过渡委员会卫生组副主任，后任国民政府卫生部次长、代理部长，1949年9月辞职。1950年5月，应聘至瑞士担任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卫生行政组主任，与我国驻瑞士使馆建立联系，为扩大我国政治影响、争取爱国力量做了大量工作。1963年1月回国，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北京医学院院长，后在卫生部外事局工作。

　　飞培的母亲李韻笙，是著名雕塑家。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1932年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后到巴黎国立美术学院学习雕塑，1934年回国。1950年侨居瑞士，在雕塑家彼德布工作室工作七年，1957年起专攻肖像雕塑。1963年回国后，被聘为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

1961年，我的父亲母亲在瑞士日内瓦工作期间，与飞培老师的父亲母亲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回国后，他们也经常来往。

2015年，我曾经与亢宾老师、飞培老师夫妇在王府井共进午餐。这次与飞培老师见面，她仍然格外认真，上午专门去做了头发，见面握手拥抱，十分激动。

　　仲伟在上海工作期间，就是我的好朋友。十多年前，刚调至北京工作一个星期，我就专程去北京北长街前宅胡同探望，并在那里共进午餐。后来，仲伟先后在国务院的4个部门工作。每次去北京，我们都会在一起聚会。

2016年，仲伟欣然答应做我女儿结婚的证婚人。婚礼上，仲伟热情洋溢的致辞，使我至今难忘。

　　我看望了一位相处了多年的上海泳友。十年前，他调至北京工作，只要他知道我在北京，他一定会约我见面。而每次见面，他必定在办公大楼大堂的门口接我；告别时，又必定陪我下楼，送至车旁。

这次，他再次给我签名的首日封。

　　我看望了一位60年前中学的同学。同样，几十年中，无论他在何处、何部门工作，只要有机会，他都会与我见面。无论公干、或者探亲回上海，他也会时常约我和一些同学一起吃饭。这次，他热情地送我一幅他今年夏天画的《黄山迎客松》。

叙旧，聊天，展望，是我与老友相聚的主题；不找事，不添乱，是我与老友相交的规矩。

　　1971年至1980年，我的家在船板胡同4号。大多数的时间里，我和我的姨妈住在这里。

1973年，我和几十位复员的战友回到北京。当时，公交车不多，更没有出租车。大多数的战友背着行囊，有的挑着扁担，从北京站下车，走上10分钟左右，就一股脑的将全部的行囊放在我的家里，自己轻松回家，过几天再陆续取走行囊。之后，一些仍在部队服役的战友，只要回北京，也会先来我家落脚蹭饭。久而久之，我的家便成了“联络站”。如今，许多战友来上海，总是会来找我，我的家又成了“联络站”。

　　1976年，父亲调任上海工作。1979年，房子上交，随后，耿之随其父亲母亲搬了进来。大约一年左右的时间，我与耿之一家住在一起。 耿之家搬来不久，他的母亲病重，住进了北京医院。最终，耿之的父亲和我，陪护在旁，送走了耿之的母亲。

这次在北京与战友相聚，一位战友无意中说起，当年来我家吃饺子时，耿之的家人不停地过来问需要什么，足见我们两家的融洽。

当然，在与耿之共住一个院子的期间，发生了几次“夜半惊魂”，也只有耿之与我俩人存在永远的记忆中了。

　　1980年至1992年，我住在地安门东不压桥胡同37号，这是我岳父岳母的家，我是地道的“上门女婿”。我的岳父岳母是憨厚老实的长辈，他们视我为己出，给了我太多的关爱。

岳父离休后，我经常陪着岳父去附近的明珠海鲜酒家、大三元酒家、马凯餐厅和稍远一点儿的国际饭店用餐。老人家吃的多，也高兴。岳父晚年患病，我给他买了轮椅和医用病床，请了护工。岳父临终前的几年，几乎已经不认识人了，但是，只要我去探望，他都会面露微笑，嘴巴喃喃蠕动。一次，竟想抬起手，与我握手，使在场的家人、公务员和护工，都惊讶不己。

　　我夫人的姐弟4人，从小无猜，互爰谦让，是我见过的最和谐的一家人。

　　我的大姨子是口腔科医生，她给我的牙齿护理了40年。我的颈椎和腰椎不好，只要我在家里，做护士的小姨子和做医生的弟妹就会给我按摩。我们久居上海后，现在每次回北京，一大家子的三代人，都会相约欢聚。

　　北京，我的故乡我的家！

北京，我永远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