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老头儿

乔也

王老头儿

李兴发

一九六九年，我从学校分配到梁平县糖酒公司工作。王老头是公司的采购员，五十余岁，中等个，很敦实。花白短发，满脸风霜，也满脸天真，老少合山搬，有点老顽童的味道。平日里待人和善，比较圆滑，也比较灰谐，好开个玩笑。有时也好下个象棋，水平不怎么样，却喜欢和人交手，不限老少，且常常悔棋。但即便输在如我等年青人的手上，他也不生气。他对我的称呼是“小朋友”，我们则几乎一律称呼他“王老头儿”。由于戴花镜的时候多，人们也叫他“王眼镜”。但有的人却背地里说他是“老狐狸”。

王老头儿是湖北人，老家好象是宜昌，也可能是沙市。据说他是神学院毕业的，学历至少应该是大专。有文化，又是那样一个比较开朗的性格，在五七年就难免开口获罪。加之有神学这个前科，自然在劫难逃。后来，被派到离城五里的盐仓库当保管员。以他当时的身份，以及随后几年的“自然灾害”，王老头儿的处境可想而知。要命的是，前些年批了马寅初，人人争着生孩子，王老头儿犹甚，一拨溜生养了八、九个。在那个艰难岁月里，日子自是苦不堪言。但王老头儿待人和善，为人仗义，乐于助人，在运盐的司机中口碑极好。于是，司机们常常结济他，日子便也一天天熬过来了。

生活上的日子好熬，政治上的日子却不那么好熬。那些年运动多，从反右开始，接着是反右倾，四清，直到文革，哪一次运动他都脱不了干系，成了老运动员。七一年，学习北京六厂二校经验，清理阶级队伍，王老头儿又进了学习班。

商业局办的学习班集中了各公司有各种问题——历史与现实问题，政治与作风问题——的人员。其实，有不少人的问题过去都是作了结论的，有的问题简直就是鸡毛蒜皮或子虚乌有，甚或是无限上纲。有这么一个帮教对象可见一斑，至少在今天看来很有些滑稽，甚至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饮食服务公司有一位女职工，某日抱着女儿丽丽在街边看人们游行。当游行的人们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口号的时候，她举着孩子的小手喊“毛主席万岁！丽丽，万岁！”逗孩子的人本无心，但留心者却有意，当即有人将此事汇报上去。这一下可抓住了政治现行，被视为呼反动口号，请进了学习班。

我有幸成为帮教人员之一。学习地点就在离城七、八里远的饲养场废弃的牛棚内。这里虽然已数年不养牛了，但仍然弥散着刺鼻的燥味。我们就坐在围栏圈住的牛圈里学习和斗争。

我们这个学习组的帮教对象有好几个人，但以王老头的表现最好。在学习班，王老头儿一反平日的灰谐，表现出一脸的严肃。学习毛主席著作，他的书划满了红线蓝道，还间或于天地间写些注释性语言。他的学习笔记总是写得细密、认真。帮教期间，无论帮教人员提出什么问题，他总是严肃认真、不厌其烦地回答，整个一个十分配合的态度，而没有一丝一毫的对抗。其实，王老头儿的所谓历史问题，不过是讲了一些在当时看来有些出格的话，也早已作了结论。但既然是运动，便要有对象，像王老头儿之类的问题人物便一次次再劫难逃。这被称之为“打死老虎”。王老头儿的端正态度无可挑剔，帮教与对象之间自然和平相处。但其他自认冤屈，带着情绪，抱着对抗态度的人就没有这样幸运了。无产阶级政权如此强大，怎能容忍牛鬼蛇神翻天？于是就遭声讨，受批斗，乃至被逼碰头自杀。今天看来，王老头儿圆滑的忍术是绝顶的聪明。

学习班虽然办了两三个月，但天天重复的学习内容和帮教内容实在令人乏味，最后也只好不了了之。其实稍有点头脑的人都心知肚明，这不过是走走过场。那些认死理的人所付出的代价实在不值得。

一九七五年冬，我被公司派到家乡所在的双江去调红糖，其原因是公司领导得知那个红糖收购点的负责人是我的同学。由于王老头儿将在万县配合我的调运工作，动身之前，我曾向他请教采购工作方略。在随后的两三个月中，我几乎整日呆在搭建在江边的糖棚内，白天观摩红糖的收发，夜晚枕河沙听江风浪涛激荡之声。为求得驳船运输，我奔忙有加，幸劳自知。虽然我是个采购新手，好在有同学帮忙指点，在春节前总算完成任务，不辱使命。回公司后，听公司领导说王老头儿特地为我写了一封推荐信，说我工作认真负责，不怕吃苦，是个出色的业务人员。虽然我的工作走向并不取决于王老头儿的推荐信，但他这种荐才的热枕很令我感动。此事令我对他有了新的看法：他虽然为人圆滑，但仍不乏正直与真诚。

在这期间，我和本公司的一位姑娘好上了，可这个姑娘的父母和她周围的人、甚至包括我的领导在内，十之八九的人都打破。这自然是因为我不但家贫，本人生得丑陋，更要命的是还患有令人生畏的肺结核病。在为数不多的支持者中，王老头儿是其中的一个。他称赞这个姑娘“有眼力！”由此，可以看出他看人看事的反向性，独特性，也就不难理解他过去为何一次次成为“运动员”。当我知道王老头儿的这个评价后，我不但很感动，内心里还有几分感激。所幸，这个姑娘后来成了我的妻子。

一九八0年，我偕同妻调到河北工作。几年后，回老家探亲，顺便到原工作的地方去拜访了王老头儿。见到我，王老头儿很高兴。显然，他没有想到我会去看望他，不但让家人煮了荷包蛋招待我，还很感叹地连说了两声“小朋友，你来迟了。”见我莫明其妙，他搬出了大本的邮册让我浏览。我大为惊奇，没想到王老头儿真人不露像！他早就知道我集邮，但他由于在那些个不正常的年代受到不正常的对待，多次成为“运动员”，所以其集邮爱好深藏不露。看了他的邮册，才知道天外有天，自愧弗如。邮册里的邮票不但票面洁净，套列完整，且有不少邮票我是见所未见。他天真地指着其中一枚美国邮票对我说：“看清楚了，这是一枚错票，据市面的行情，至少值两万美金。”许是我前去看望感动了王老头儿，在感叹之余，他送了我几枚邮票。其中有发行于四六年的盖有涪陵邮局的“纪念蒋主席六秩寿辰”邮戳的孙中山头像四连张和发行于四七年的招商局成立纪念邮票一套四枚。我自然是大喜过望，信言此行不虚。

回河北后，王老头儿来信约我共同参加当年的最佳邮票评选活动，并为此拿出了几套评选方案供我参考。我集邮多年，重在观赏，缺乏这方面的研究。虽然如此，我还是去信谈了我对一些邮票的看法。没想到他在回信中很是称道，说我很有鉴赏水平。特别是我对反映辛亥革命的一枚纪念邮票图案设计的见解，他更是赞赏有加。看信如面，颇令我脸红心热，愧不敢当。

此后，我和王老头儿相互通了一段时间的信件，内容多是与邮票有关，包括邮票的交流。但随着时日迁延，由于我的疏懒，慢慢地便中断了交流。年前，为写《不再集邮》一文，积剩一段关于和王老头儿邮票相交的素材，勾忆起关于王老头儿的些许印象，于是，连缀成文。不知王老头儿是否安好？

2001年2月23日

刊于《美文》2002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