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生活

晚霞

1957年我上小学了，阴差阳错的我在石庄小学上了整整六个年头。 石庄小学的生源一般都是石庄，余庆里，太平庄农村的孩子，生活条件艰苦。学校的设备比较陈旧。六年里我们换了三个校址，7个老师：康，段，姜，周，赵，费，张。还真没重姓的。 石庄小学主校（模拟） 一年级的校址是在石庄大街的一个地主家的大院，我的班主任是康老师，她齐耳短发，戴着黄框眼镜，温文尔雅，和蔼可亲。记得语文最初学的是文字拼音，（后来又改成了字母拼音），音乐学的第一首歌是：“红公鸡，咯咯咯，天天起来叫喔喔……” 那时我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相比之下有礼貌，讲卫生，门门功课都是100分。在众多农村孩子中鹤立鸡群。 康老师让我当了个“小官”：路长。这官不大，责任可不小：我们交大的路队，路程最远，男生居多，活泼好动，仅六，七人的路队依然不好管。 记得有一次刚出校门口，路队就跑散了，处理这件事的是一（2）班的王老师，她把我这路长留了下来，说了我一顿，我哪里受过这委屈，就哭了起来，王老师不仅没同情我，反而说：“你愿意哭就在这儿哭吧”！最后还是其他老师让我回家了。从那时我懂得了责任和坚强。 一年级的年终我被评上了“三好学生”。记得那是一个冬天，在东分校的操场上开全校大会，颁奖，奖品有：奖状，半打铅笔，一块橡皮，一本《儿童时代》。由于在外面开会，天气太冷，手都冻僵了，领奖时奖品撒了一地。 人民公社成立啦！ 　　1958年，我上了二年级，正赶上成立人民公社，我校属唐山交大人民公社。有了自己的少年宫，记得成立少年宫时，孩子们在交大明城堂看了中法合拍的电影《风筝》。 学校教音乐的刘善祥老师很看好我，他不仅对我进行了家访，还推荐我参加了少年宫的钢琴手。可少年宫里没有钢琴，就把我转到了少年宫舞蹈队，我记得学的舞蹈是《拔萝卜》，在青年宫宽敞华丽的排练厅里练舞蹈，感觉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在那里我和孙大鹏，孙元怡一起学习舞蹈。 二年级的班主任是段老师，中等身材，长脸，短发，她不善言辞，脸上没有表情，但教学经验丰富，还是很认真负责的。那时我不知为啥养成了戴口罩的习惯，上课戴，下课戴，连上音乐课都戴，段老师说：唱歌就不要戴啦！ 一次上课我肚子痛，段老师看我捂着肚子，问我咋啦？我说肚子疼，她给我找了张纸说：上厕所去吧！果然一泡屎下去，肚子不疼啦。我对段老师真是刮目相看：她比大夫经验还丰富！ 二年级的清明节我光荣的成为了第一批少先队员，入队仪式是在烈士陵园举行的。我不知道去烈士陵园要穿白汗衫，篮裤子，那天穿的是白底素花裙，感觉不够严肃，让我纠结了不少日子。入队的同学们举手宣誓的场景，让我久久不能忘怀…… 以后我当上了少先队的小队长。由于在这批入少先队员里我们班只有三名，调皮的男生嘲笑我们：“红脖绿家雀”！我只能视而不见。 北分校 　　三年级，我们改在北分校上课，学校简陋，没有像样的大门口，只有朝南的一排教室，朝西的几间办公室，和一片作为操场的空地。 从交大到学校要经过余庆里大街，一到了冬天，人们从水泵挑水，洒到地上的水形成长长的冰道，我们都是边跑，边滑着长长的冰道上学，显得快了不少。 我们的班主任是姜文祥老师，他约四十多岁，酷爱京剧，心情好时课上也会给我们唱上两口。 那年月学生经常参加社会劳动：到钢厂搬砖，劳动场景记忆犹新。 姜老师对我很好，那年我当上了中队委。可姜老师只教了我们一年，临走他想向我要一张照片，我没有单人照片，只好给他一张我们姐弟四人的合照。 姐弟四人合照。记得班里的刘淑媛有一件和我花色一样的裙子。 冬天，上学的路上。 　　四年级，我当上了中队长，班主任是周老师，那时周老师年轻正在筹备婚礼，平时事情比较多，所以有些课就靠班长耿耀华和我来负责。 每日耿班长挥舞着教鞭，啪啪啪的敲着黑板，给大家讲题，我站在门口审视着课堂纪律，随时和老师沟通，同学们叫我们二老师。 班里许多同学都是农村的，有个叫李春玲的同学，家住太平庄，看上去比我们大好几岁，她每天上学都带着弟弟，她坐在最后一桌，上课时把弟弟不是放在后门外，就是放在课桌底下。她除了带弟弟，上学还带一书包籽棉，下课就把籽棉发给同学们，让大家帮她把棉花籽剥出来，谁剥的棉籽就归谁。… 教室模拟 　　五年级是在大学路的东分校上课，和铁路二小学相邻，虽然学校环境比主校，北分校好些，但和铁二比仍显寒酸。铁二小的学生看到我们就喊：石庄小学破学校，上课下课敲铁道！ 五年级班主任是赵老师，赵老师是个女老师，长的又高又胖，喜欢穿一身浅蓝色的旗袍，平时总是板着面孔，很少看到她的笑模样。 我记得我的同桌是我们交大子弟董玉勤，那时男女界限划分的很清，平时互不说话，男生在教室，女生都不敢进去，只有我生冷不忌。 男女生一桌，都是在桌子上划条线，不能过界。董玉勤是男生中的特例，不知是出于对我的关照，还是天生的懒，平时总是像剔了骨头似的，软绵绵的摊靠在墙角（他坐里面），任我长期实用大半个桌子。时过境迁，回想起来，还是忍不住向他道声谢。 五年级时我已是大队委了，三道杠。在我的认知里教音乐的刘善祥老师在音乐方面造诣很深，他说话声音不大，温文尔雅，喜欢拉小提琴。他教我们如何给歌曲打拍子，并特别指导我在开大队会唱队歌时进行指挥。 从三年级开始，节假日我们女生就有演出任务了，一般的节目都是自编自演，我自然成为骨干。 东分校大门口模拟 全体大队干部合影 　　上五年级时，有一件事极大的影响着我：老师为了让同学们养成节约的习惯，在班里建了一个小银行，让我全权负责。 开始银行运转正常，后来一群男生开始恶作剧，他们利用学校组织校外活动，我不带纸笔的机会，频繁的支取或存入，一来二去我就乱了套，凭着记忆怎么也圆不上账，男生们还不依不饶。妈妈看我着急上火的样子，说啥也不让我干了，第二天就找老师把这份工作给辞了。真是出师不利，我想看来我天生就不是当会计的料！ 谁成想二十年过后，老天和我开了个玩笑，又让我当上了会计，而且一干就是二十年，这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呀！ 　　六年级，我们成了毕业班，班主任是费秀玲老师，费老师戴着白框眼镜，一看就是个知识分子，两个小辫卷到耳边，显得年轻。费老师教我们时正直怀孕，每天挺着大肚子给我们上课，小学课程语文数学都是一个老师教，还要当班主任，真是够辛苦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班里的男女生关系也悄然发生了变化，表面上男生依然以调皮的姿态欺负女生，但私下了有了许多小动作，如相互交换毛片，小人书，一起刻影人… 我也时常会遭到戏弄，但我用我的方法进行有力的回击：上课，打开文具盒，会发现一条肉嘟嘟的大绿虫在蠕动，吓得大叫，引起一片哄笑声。你们不是喜欢看笑话吗？以后再遇到此类事件，我会强忍着恐惧，起身镇定的把虫子扔出去… 你请一天假没来上课，第二天你的凳子就没了，再看同桌：两个凳子摞在一起坐在上面，就是不给你。那我就站着！直到快上课，他把凳子还我，我就是不坐，他就该央求你了… 在所学的课程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刘善祥老师讲的最后一节历史课——北京。这课的内容讲了足足两个小时：讲了天安门，故宫，颐和园…讲了慈禧太后…绘声绘色，内容丰富，引人入胜，现在想起来还意犹未尽。 六年级下半年，正当我们要进行小升初的紧张复习阶段时，费老师请了产假，我们的课程由六（2）班的张老师代课，自然不如费老师全心全意，虽然产假期间费老师还关注着我们的学习情况，但对我们来说，在人生的关键时刻损失不小。 我们班跳皮筋高手是耿耀华，冬天穿着单鞋，下课跳的起劲，连最高层（双手高举）跳起来也不在话下。 六年级毕业照 四个好朋友 四个好朋友和当年的大队长袁占明，五十多年后相聚。 　　有人说我上石庄小学是人生中的一大损失，然而有得必有失。虽然石庄小学的学生，穿着老旧的黑棉袄，用油亮的袖口擦着鼻涕，但在这所学校里我学会了冬天用松枝生炉子，学会了自己做毽子，布袋（瓦），学会了坐在地上欻大把，跳方，跳绳，跳皮筋…… 看到了同学们下学帮妈妈看弟妹，做家务，放羊的艰辛，看到了同学妈妈蒸的平时我不就菜就难以下咽的玉面米饽饽，放在竹篮里，饿了的孩子们吃起来津津有味的样子。看到了同学妈妈是如何把简陋的家收拾的干净，整洁，连孩子们的红领巾都系的平平整整……真真接了地气。 然而作为在大学校园里出来的我，也会将我的世界带给我的同学们。下课了，我身边总少不了听故事的同学，我肚子里的《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一千零一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我也算是个小小的文化使者吧。 放学后，我也会把同学带到我家来玩，看交大环境的优美，看城乡的差别，（仅一墙之隔）但最尴尬的是他们总会折下一把把的花拿回家，让我好心痛：这可是公共财产呀！ 学校文艺汇演，我们班出的诗朗诵，演出服都是穿我香港表姐寄来的服装，够新潮。 我在石庄小学有三个好朋友：刘淑媛，李会文，刘惠艳。毕业时我们四个一起照了一张照片，留作纪念。 几年前，我们学校的大队长，也是我们班的老同学袁占明（和共和国同龄，驾龄50年的优秀飞行员）凭着互联网的人脉，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了我们，使我们在分别近60年之际，重新相聚，喜出望外！ 60年后再相聚。 　　巧的是我考上了十五中后才知道一—费秀玲老师的妹妹费延玲竟然是十五中的老师。 康老师的女儿竟然是我下届的同学。 这两年十五中同学频频聚会，从言谈话语中得知小我两岁的韩福兴也是费秀玲的学生，而且他的姐姐竟然和我同班！真是缘分呀！ 1963年我们告别了人生难忘的初始教育阶段，莫忘初心，就从这里开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