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二泉映月》想起了父亲

松烨（不私聊）

在写作学会“开心乐队”群里，观看了一位老师转发的有关《二泉映月》的视频，让我想起了，我的父亲也曾经拉二胡，也拉过《二泉映月》这首曲子。听着就有一种心酸的感觉。因为在二胡曲中，我会想起我那离世已二十年的父亲。

我小时候也经常听到父亲拉这首《二泉映月》二胡曲子。虽然没有艺术家们拉得好，但对于当时我们这些生活和学习条件都很差的农村娃来说，是很好听的音乐。特别是在夏天，父亲在洒满银色月光的院子里拉的《二泉映月》《金色狂舞》等曲子，常常让我如痴如醉，情绪跟着乐曲而或悲或喜。

父亲很平凡，当过乡村教师，也当过农民，但是，父亲的“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的观念，却影响了我一生。

听母亲说，父亲曾经是一个回乡知青。

父亲曾经是乌当中学的学生。在乌当中学上中学时，一边读书一边和所有同学一起，参与乌当中学的建设——那时的乌当中学不在区政府所在地新添寨，而是在乌当（东风镇政府所在地）。父亲和同学们一起，放学后和周末，从乌当扛大木棒到新添寨，为修建自己的上学的学校——乌当中学出一份力。

1961年，就在父亲即将初中毕业时，国家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遍及全国每一所大学和中学，全国的大学生们、中学生们，纷纷走出回荡着朗朗书声的校园，怀揣远大理想，走向广阔的农村天地，去接受广大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的父亲就成了千千万万的下乡（回乡）知青的其中之一。

父亲刚回乡时，生产队考虑到他有文化，没让他干农活，而是让他到洛湾信用社工作，这时，经祖母的一个亲戚介绍，父亲认识了母亲。

母亲上过师范学校，可是却辍学了。在那些年，偏远的农村非常贫穷，很多人家都缺衣少食，又遇上国家的“三年饥荒”。1961年，母亲还在黔南贵定师范学校上学时，才读了半年的书，我外公因极度饥饿，于当年3月份去世了。那时，我外婆年龄大了，又被缠过小脚，更因饥饿而身体虚弱。母亲担心外婆独自一人在家没人照顾，生怕她出什么意外，就辍学回家陪在外婆身边。

听媒人说母亲读过师范学校，当时也算是有点文化的女人，父亲欣然同意了这门亲事。与母亲认识三年后，父亲和母亲结婚了。结婚后，父亲从洛湾信用社出来，转行到距离我家大约400米的云锦小学教书。从此，父亲就成了乡村教师。

父亲每天到学校上课，常常在放学后还在学校里和同事们吹笛子、吹口琴、拉二胡、弹洋琴、唱着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各种歌曲，还时不时组织起年轻的乡村老师们，到我们家老屋后面的贵州省畜牧兽医学校，或自己组队打篮球，或与畜牧兽医学校的学生们开展篮球比赛，青春活力洋溢在他年轻英俊又有朝气的脸上。

母亲则跟着祖母到生产队里干农活。能干持家的母亲，在家侍奉公婆、做家务，在外干生产队分派的农活，年轻的母亲，还时不时地一边做家务一边轻唱着《珊瑚颂》等当时的流行歌，他们的小日子过得不错。1965年年初，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我的大哥出生了，父母的小家庭有了新鲜的活力。第二年二哥出生。1968年11月，在我出生后，父母带着他们的孩子们，从祖父祖母的大家庭里分家出来，成立了自己的小家。后来，我的大妹妹、弟弟和小妹妹陆续降临到这个人世间，让父母的小家逐渐壮大，成了八口人的大家庭，同时，父亲的负担也很重了。

从我懂事起，总是会听到父亲的歌声和拉二胡的乐曲声，总是会看到父亲笑脸，他笑起来时，我总会看到他好看的洁白漂亮的牙齿。

还记得我小时候，夏天的晚上乘凉，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在老屋前的院子里，铺上母亲自己打（编织）的草席，躺在草席上看月亮、数星星、看银河，一边看一边幻想祖母讲的天河的故事和牛郎织女的故事，一边玩一边听父亲拉二胡、吹笛子或唱歌，《洪湖水浪打浪》《二泉映月》《边疆的泉水清又纯》等优美动听的乐曲，就随着父亲拉的二胡、笛声和歌声，或流淌、或倾泻、或翻涌。二胡的乐声，时而像涓涓细流的小溪、时而像叮咚跳跃的泉水、时而像娓娓动听的故事，有时悲伤如泣如诉，有时欢快喜气洋洋。于我而言就是一种美好的享受。

那时，每天早上六点半，老屋背后，贵州省畜牧兽医学校的大喇叭里，就响起了第五套广播体操背景音乐，“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现在开始做广播体操，原地踏步踏......”我们小孩子不为所动，仍然沉浸在梦乡里，母亲和乡亲们却像触电似地从床上翻咕噜爬起来，急急忙忙地快速洗漱、梳头和做一些简单的家务。

七点钟左右，母亲还没来得急吃上一口早饭，挂在我们家大门口附近的高大皂角树上的大铁钟一敲响，（实际上，是一个像卡车车轮式的大铁轱辘），“铛铛铛”的洪亮钟声响彻天宇，震荡在整个角落寨村子的上空，回荡在村子周围的山坡和树林里。母亲跟着生产队的男女老少所有劳动力一起，快速地跑到高大的皂荚树下集合。听生产队长分派活路后，人们各自去到分到的任务地块或田块里，开始了一天的辛苦劳作。

母亲下地干活去了，父亲就担起了照顾我和大妹妹的活。那时弟弟和小妹妹还没出生。父亲把我和大妹妹叫起床，耐心地给我们洗脸、梳头，扎马尾辫，给我们做早饭。吃完早饭后，父亲拿着教科书、备课本、粉笔、教鞭等，带着我和大妹妹向距离我家400米的云锦小学走去，开始了他一天的教学工作。我和大妹妹跟在父亲身后走，早晨温暖的太阳照在我们的身上，父亲给我们梳的两支小马尾辫，在朝阳里上下飞舞，就像两只漂亮的小蝴蝶。

父亲还喜欢唱歌。我小时候常常看到他一手拿着歌书，一手打着节拍，有时还用脚有节奏地拍打着地面，从简谱唱到歌词，唱出好听的歌曲。从《打靶归来》《英雄赞歌》《学习雷锋好榜样》，唱到《美丽的草原我的家》《草原之夜》《骏马奔驰保边疆》等等。每当这时，我就会站在旁边崇拜地看着父亲，认真在听他唱歌，一遍、两遍、三遍......听多了我无意中记住了曲调，但记不住歌词。父亲在家时我不敢唱，父亲不在家时，或者我开心时，偶尔叽哩哇啦地哼唱起来，还自己胡乱编字造词地乱唱。被突然回家的父亲听到了，他没有责怪我，只是淡淡地说一句“乱唱”。在父亲的歌声和二胡声的“熏陶”下，我也喜欢上了唱歌。

曾经一段时间，我迷上了父亲的拉二胡、吹口琴和唱歌。我上小学时，倔强的我就想偷偷学唱歌，但又怕遭父亲说。有一天，乘父亲不在家，我打开他的歌书看，可是，满书都是“1234567”和一些或横或竖或弯的线条，我根本看不懂，更不会唱。父亲回来后，发现有人动过他的歌书，问是谁动的，没人回答，当然我也不敢说，但我心里很不舒服。第二天他不在家时，我再次打开他的歌书，把中间的几页拦腰撕断，留了点边没掉下来，父亲回来后发现歌书被撕了很生气，把我们几个小孩集中在一起，盘问查找撕书的“捣蛋鬼”，可是我们谁也没说。直到二十多年后，父亲去世了都不知道，是我这个“捣蛋鬼”做的恶作剧。现在想起来，我很愧疚。

听母亲说，在上世纪70年代，父亲在云锦小学教书时，学校的文化大革命委员会，让父亲用锄头在田坎上“写”大字报，然后撒上白石灰，成为醒目的大字报；还用宽大的红纸写大字报，贴满醒目的所有墙上。有一天，父亲在田坎上“写”大字报时，写错了一个字，就被打成了反革命，被学校停课，叫他到生产队干农活，过了半个月得到平反后，才回到学校教书。

还有一次，东风公社让老师带学生到公社开会，父亲回家换衣服准备带学生去开会。刚刚出家门，就有人喊他，说不让他带学生去开会了，原来，当学校领导的父亲，又一次被莫名其妙地打成了反革命，还被关在学校批斗，一个星期不让回家。母亲和祖母很着急、很担心，跑到学校去想看看是怎么回事，却被学校革委会的人拦着，不让看。一周后父亲才再次得平反。

多年以后，我已经成年而且工作了，父亲在一次生病中，半夜突然从床上爬起来，把母亲拉起来背在背上，就急忙往外跑，嘴里喊着“快跑，他们来抓人了”。我们不知所以。陪在病床边的我和大哥赶紧阻止了他，让他重新躺下休息。母亲说，这是父亲在文革期间被批斗留下的“被迫害后遗症”。

虽然没看到父亲当时挨批斗的情景，但我能感受到父亲经受了什么样的痛苦折磨，才会让他留下这样的恐惧后遗症。

直到1981年我们老家实行农村包产到户，因家里除了母亲之外没有劳动力，而有6个子女需要吃饭和上学，父亲只有辞掉乡村教师的工作，回家和母亲一起干起了沉重的农活，担起了沉甸甸的家庭负担。养家糊口和培育儿女的艰辛的担子，压在了他的身上。从此后，我就很难看父亲拉二胡了，也难听到他唱歌了，也很少看到他舒心的笑脸了。

上初中开始，我喜欢上了唱歌。上高中时，我的同桌好友严玉莲也喜欢唱歌。那年夏天的一个周末，玉莲跟我一起到我家，父亲很开心。他早就听我说过玉莲喜欢唱歌。

吃过晚饭，我们将板凳搬到院子里坐着乘凉。父亲从墙壁上取下被闲置许久的二胡，在院子里坐定后，调整一下琴弦和校正一下弦音，就拉起了二胡。玉莲听到就移到我父亲旁边坐下，让父亲拉当时很流行的《月亮走我也走》这首歌。于是，父亲拉二胡伴奏，我和玉莲就跟着唱。那天晚上，我们唱到了好多首歌，唱到很晚很晚，父亲的二胡也拉了很晚很晚，我们唱得很开心。我又看到了父亲愉悦的笑脸。至今我还记忆犹新。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同时，父亲离世也已经二十来年了，再也见不到他拉二胡的身影了，再也听不到他拉的二胡乐曲了，只见他那多年没人使用过的、他心爱的，但却断了弦的苍老二胡，静静地挂在老屋的木板墙壁上。随着时代的变迁，我家老屋因当地棚户区改造拆迁而被迫拆除，母亲舍不得扔掉父亲的苍老又破旧的二胡，便悄悄把它收捡起来藏着。而我，只能将父亲的二胡拍了照片进行收藏。

想念父亲和他拉的二胡曲时，就翻开相册看看照片，父亲那或坐在院子的月光里，或坐在老屋后阳光下的菜地里，拉着乐声悠扬二胡的身影，仿佛又浮现在眼前。

凇烨，原名万丽萍，贵州贵阳人，贵州省写作学会会员，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