砂流水小学的印记和变迁

沙流水清

岁月匆匆，它不断的冲刷、卷走了许许多多的人和事，但我山村小学的时光印记依稀斑斑点点的沉淀在了记忆的长河中。

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就读的山村小学名叫“砂流水小学”。记得刚上学的时候，教室虽然比较大，但非常的简陋，确切的说应该算是危房，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教室房顶中间塌陷，形成了一个磨盘大的窟窿，下雨的时候，雨点就会直接滴到我们课本、作业本上，我们为了躲雨就把课桌挪得横七竖八的。

后来生产队给我们盖了新教室，教室墙基用石头、墙体用土坯砌的，外墙用石灰粉，房顶用木椽、麦草及泥巴。生产队还给我们原来坑坑洼洼的校院铺上了一层厚厚的黄土，铺了不久恰好遇上一夜细雨，第二天到校，老师组织全校学生在院子里跑步，跑了一圈又一圈，跑不动了就走两圈，跑了一早晨，目的就是趁着雨水刚浸透黄土，靠众人跑步把刚铺的黄土踏得瓷实一些、平整一些。

这样一来，我们的学校面貌大变，比原来那个破破烂烂的教室就好得太多了。

每学期放假，只要听见老师吹着悠长的哨子声，就知道要开学了，小伙伴们奔走相告“开学啦！”“开学啦！”村子里就像沸腾了一样，然后跑回家分别拿着水桶、扁担、扫帚、笤帚等赶紧来到学校先打扫卫生，因为教室的地面、学校院子都是土垫的，往往一扫就尘土飞扬，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打扫完卫生，个个都灰头土脸的变成“土人儿”了。

教室校园打扫完，用从泉眼抬来的清水洒在地面上，湿漉漉、潮殷殷的，再给教室窗户上糊上报纸，就开始领新书上课了。

我们那个山村小学，全校一至五年级的学生总共50人左右，平均每个年级也就十来个人，一年级一般有10多个学生，由于中途不断有人退学，人数不断减少，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人数会越来越少，有时候到五年级就只剩一两个学生了。

一般大地方人多的学校都是一个年级要分好几个班，而我们那个学校却是一个班有好几个年级，叫做“复式班”。一般都是一年级和五年级在同一个教室一个班上课，二、三、四年级在另一个教室同一个班学习。我们学校就这两个“复式班”，两个老师各管一个班。如果老师给某年级讲新课，就布置其他年级的学生低头做作业，或打发到院子里练写生字、读课文。

我觉得“复式班”最热闹的是每天早上的晨读，尤其是二三四年级的“复式班”。由于天天早上在同一个教室晨读，高年级的课文，低年级的同学耳音灌多了，也就比较熟悉，有些需要背诵的诗词，二年级的时候就把三年级四年级的背熟了，当然二年级的课本对三四年级的来说，那就太熟悉了，所以晨读的时候哪个年级的声音整齐洪亮，说是声嘶力竭也不过分，加上抑扬顿挫的节奏，浑身血脉贲张，热血沸腾，其他年级的同学就会情不自禁地融入这个年级的洪流中一起朗读起来了，硬生生的把晨读读出了“军营里拉歌”的味道。

我的任课老师是孙老师，当时是高中毕业的民办男教师，印象中孙老师个头较高，体型较瘦，教学严谨，对学生很严厉，学生都有些怕他，平时大老远的碰见了，都躲着走。孙老师上课的时候，声音非常洪亮，老远就能听见孙老师底气十足的教学声音。

带“复式班”老师的教学任务是非常重的，多年级、多科目都是一个老师讲，就各年级语文、算术两门主课一学期结束能讲完已很了不起啦，其他音乐、美术、体育、自然、思想品德等就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顾及了。

除了语文、算术，三年级以上每周会有一节大楷课，练写毛笔字。大楷的作业本都是将几分钱一张的大白纸，自己裁成16K大小，用针线装订起来即可。

每次大楷的作业本发下来，同学们都迫不及待的比着看谁的大楷字“吃圈”多，因为老师批改大楷作业就是把学生写得好的字用红毛笔画个大大的圈，我们叫“吃圈”，也就是所谓的“可圈可点”吧。

那年代，物质极度匮乏，我们的大楷作业本写完，就在大楷字的缝隙间做家庭作业，用来练写生字，背面做算数草稿纸，一点都不让浪费掉。

孙老师好像有特异功能，分明他是在教室里面给四年级讲新课，让我们二年级在院子里写生字，但是如果我们刚刚凑到一起玩，孙老师的粉笔头就会飞出教室，直接砸到我们的头上、身上。

想想当年在学校院子里写字也是一景，孙老师往往布置我们生字写几十遍或者课文抄写几遍，在这个时候，我们拿出自己早准备好的小木棍儿或者小石头棒儿，如果能有一根废旧电池中的芯子，我们叫碳棒儿，那就算是奢侈的了。然后快步跑出教室，抢一方块地面平整又瓷实光滑一点的地方画上线，就在这个方框内边写边唱“毛—”、“毛主席的毛—”、“毛—一个”、 “毛—两个”……

也许现在好多人的眼里：教师只是一份养家糊口的普通工作而已，何必为难自己，做个佛系型的老师即可。学生永远是别人，发展成什么样子都行，家长自己的孩子长成什么样子是他们的事儿！

孙老师却把“教师”当成了事业，毕生的心血都放在了山村教育上！每每学生取得进步或好成绩，他就非常的开心。

记得好像是五年级的时候，我们大队六个生产队的小学进行了一次统考，结果年级的第一名、第二名都是我们砂流水小学的，第一名是我，第二名还是我们年级的刘同学。

孙老师从大队领到奖状，带着我们生产队在邵家水上初中的学生，刚进村就一直敲锣打鼓的，把奖状和奖品文具盒送到了我们家里，那应该算是我小学的高光时刻吧！当然孙老师比我还开心，因为他平时的辛勤付出都体现在我们的奖状里了。

孙老师一贯要求严格，让我们对待学习一刻也不敢偷懒，不敢懈怠，由于孙老师给我们打好了坚实的基础，后来有好几个人都考上了大学、中专等等，孙老师也因此非常自豪，在他看来虽然不是桃李满园，但有限的那么几个“歪瓜裂枣”，也培育得“芳香四溢”啦！

记忆中特别开心的事儿，就是每年快到冬天的时候，孙老师会挑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带领学生背上背篼上山拾干柴，为冬天取暖给教室里生火炉子做准备。

我们去拾柴的时候，还带点干粮，中午背篼里的柴基本拾满了，吃完干粮，孙老师就带我们一起玩游戏，比如丢手绢、老鹰抓小鸡、瞎子抓瘸子等等，伙伴们的阵阵笑声，久久的飘荡在山谷间，有说不出的开心、快乐！这个时候的孙老师与我们一起玩、一起笑，与平日教室里那个板着脸严厉的孙老师判若两人。

小学毕业的最后一节课，我们对孙老师的感恩与不舍，不知道如何表达，我们那届毕业的人数算是比较多的，有孙勇、刘成明、王文革、周天明、张利、罗虎儿和我。我们不约而同的从家里拿来一包或半包香烟，或几个鸡蛋，偷偷的放在孙老师的教桌里。孙老师发现后问：谁放的？我们相互看看，低着头，没人吭声。孙老师说：“你们这是干什么？等你们以后出息了、能自食其力了，再送什么东西，我都会收得心安理得了。”

后来我在省城工作，很少见孙老师。很惭愧，没有再给孙老师送过礼。听说孙老师退休后随孩子移居上海，从孙勇（孙老师的侄子）那里要了张孙老师的近照，看上去孙老师精神很好，这让我感到十分欣慰！

还记得，倘若孙老师家中有事或者外出培训，需要请长假时，生产队会给我们配一个代课老师，有一次配的代课老师是我的一个堂叔叔，我这个堂叔一身的才艺，会画窗花、会刻印章、会拉二胡、会唱戏…..他扮演的秦腔老旦佘太君、丑角木瓜都非常出彩。他喜欢搜集、阅读各种古籍经典，甚至《奇门遁甲》、《推背图》等等，他给我们上课的时候往往会跑偏，讲一些今古传奇的神话故事。有一次给我们讲西游记中唐僧、孙悟空等人的前世后生，我们目不转睛的听了一个早晨，等到下课的时候，脖子都转不动了。

还有一个给我们代过课的老师是我们生产队刚刚复原回来的军人，也叫张老师，张老师让我们学说普通话，他教我们以后说“你把衣服披（pi）上”，不能说成“你把衣服披（pei）上”。这句话让我影响非常深刻，从那以后我也就特别注意普通话和土话的区别了。

有一次我们班有个男同学和女同学打架打得难解难分，张老师拉开二人后说：“你们现在不懂，若干年以后，你们天各一方，想起你们在一起读书的同学，你们会想得流泪的！”我们当时觉得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现在每每想起小伙伴的时候，总会想起张老师的那句话。是呀，无论多久不见，无论相隔多远，心里总会惦记着儿时的伙伴！

小学时期让我特别遗憾的一件事：我没有带过红领巾！也许正是从“红小兵”向“少先队员”转换的过渡时期吧。没有戴上红领巾终究成了我一生的遗憾。

后来，学校翻修的很好，一砖到顶的砖瓦房，院子也全部用水泥硬化了，看上去非常的干净整洁，可惜学校没人了。村子里的适龄上学儿童越来越少，家长们都送到其他教学条件更好的地方读书了。

再去村子，静悄悄的，没有了学生娃们郎朗的读书声、没有了老师铿锵有力的教学声、没有了开学老师悠长嘹亮的吹哨声，以及上下课清脆的摇铃声，村子似乎没有了灵魂。

学校因为没有了学生，学校的名字也变成了“美丽乡村歌舞中国梦”，我却觉得这种“美”，直让我窒息…..

二〇二三年九月十九于兰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