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父母碑——纪念“九·一八”

赵凯

养父母碑

赵凯

出租车在残历碑前停下。我仰望，看到了那斑驳的弹孔。

正门上方的大字是“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馆壁上的雕塑，远看像粘一堆黑泥，到近前才看清，那里有“人”的，像“万人坑”一样，触目惊心。博物馆后身紧贴着铁路，我请问一位正在柳树下舞剑的老者：这里就是柳条湖吗？他指着远一些的地方说：柳条湖在那边。又指着太阳下那一边说：北大营在那边。我望着那个方向，那里是不抵抗的耻辱地方，也是打响抗战第一枪的热血地方。

博物馆那沉重黑糊糊的大铁门开了，我随着人流进去，一个女解说员接待参观者给予讲解。我向服务台询问一下，就急匆匆地朝里面走，曲曲折折，来到了展览的最后部分第五展室，在出口前最后一间，终于看到了我特别想看的：

养父母碑！

最早是在报纸上读到日本遗孤修建养父母碑，被这中华民族的大爱感动，但我那时已瘫痪在炕上，想来瞻仰而不能。就像丧失行走能力后一直想重新站起来学会走路一样，想瞻仰养父母碑成了我一个强烈持久的心愿。这几年，我真的能走路了，一次次来沈阳，都没把瞻仰养父母碑安排在日程计划内。这一次，我是专程前来，为尊重敬仰一种大爱与知恩回报而来。

全称是“感谢中国养父母碑”。碑文写道：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重创与苦难难以估量。1945年，日本战败。众多的日本儿童与双亲离散，被遗弃在中国大地上。是善良的中国人民，置自己的生活窘困而不顾，向这些身世悲惨的孤儿伸出慈爱之手，并以其心血与博爱把这些孤儿养育成人。1972年9月，日中恢复邦交，一些孤儿在寻亲过程中验明了自己的身世，提出了回到祖国去的希望。中国养父母对此给予极大的理解与支持，忍受离别之苦，挥泪送孩子们踏上归途……对中国养父母的人道与博爱，日本人民感铭之至，并永世难忘他们的宏恩盛德……为将中国养父母的伟大精神与崇高事迹传颂万世，为告诫后人不再重蹈覆辙，特立此碑。

1998年，在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二十周年时，由1400余名日本遗孤和友好人士捐资修建了养父母碑。碑体是铜像：一对中国父母拉着他们收养的一个日本小孩的雕像。妈妈看孩子的目光非常慈祥，是人性普世的母爱。父亲的目光注视前方，非常坚毅。母亲的目光超越了仇恨，父亲的目光是从沃血的土地上抬起头来向前看。那孩子仰望母亲的天真快乐是人性本性的纯粹，还没有被狭隘的民族利益思想污染。铜色古朴沧桑，唤起人们的历史感，当我们向未来走时，别忘记回头看看，身后有注视我们的先人目光。面对这大爱，我心中滋味复杂。对中国养父母抚养日本遗孤的事，我读书了解一些，而且我们村庄里就有一家收养了一个日本女孩儿的，我也曾为此写过一篇文章。

观看展览的人们陆续都来到这里了。我逆着人流向里走，就像从现今向历史上溯。转过来，就看到了一个大屏幕，正在播放纪录片，是当年的影像。我问一位女工作人员：怎么没有声音？她说：这是当年外国记者的摄影实录，一段段组接的，送来时就是没有声音的。我看着那些画面，说：应该写篇解说词，把这些散乱的画面给沟通融合起来。我指着观众席坐位上的几位青年和孩子说：这些对历史不熟悉的孩子们，看这些画面时，会有迷茫。画面正是难民逃难形象，我说：应该用画外音，把当年我们的祖辈，在战火中逃离家园，流浪关内，后来，又在怎样的贫病生死中，从东北流亡大西南。女工作人员说：现在的孩子大多不太喜欢历史，但也有一些有心的父母，带着孩子来了解历史。我和她说：日本投降后，施放细菌武器，霍乱肆虑。我的一个家族伯父在沈阳读书，感染病了，逃回乡下家中。结果，全家人都被他传染死了，反而就是他自己活下来了。别人都不敢上前，只有我的曾祖父，每天早上给挑一担水，送到他家屋门口。当时，这病害得一家子一家子死亡，发现病人就封门，不让出来。别的医生都不敢诊治了，我外祖父是郎中，把烧酒喷在毛巾上，围紧口鼻，专门去了乱葬岗，解剖病死去的孩子，想找到诊治的方法。这都是我母亲告诉我的。在博物馆中就有一处展示日本731细菌部队的罪行，还看到了森村诚一著述的那本揭露其真相的《恶魔的饱食》。我看着黑白纪录片画面，想：如果需要，我愿意义务来写这篇解说词。

看到日本在东北推行奴化教育的展板，我想起了当年在家中书箱里找到一本母亲读伪满洲国高等小学时的地理课本，就是讲满洲国地理的，我读过，其中夹杂有日本文字，开头还胡扯了满洲国和所谓的大日本帝国的关系。可惜那本书在一九九五年洪水冲倒房屋后，化泥土了。

我拄着拐杖从博物馆走了出来，从沉痛的历史中走出来，阳光明媚。

——发表于2015年5月28日《沈阳日报》“万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