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梦 龚广渊 （此为向《桐梓中学老三届》投稿的稿件）

溪琴叟

　　我的大学梦

我是桐梓中学高中1968届毕业生。说是毕业，其实，满打满算，也只学了一年的课程。我是1965年9月进入高中一年级的，1966年，随着“五一六通知”的发布，标志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始开始。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出《关于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的通知》，学校的教学活动全面停止。尽管随后运动中也有“复课闹革命”的阶段，但事实上，“课”没有复，课程全部中断。

说是高中毕业，既没有经过毕业考试，也没有发给“高中毕业证书”，只有一纸“上山下乡光荣书”，上有“ 1968级（届）高中毕业”字样。多年以后，在一个需要提供学历证明的场合，我拿出这份“光荣证书”以示证实，居然也被认可。

1968年10月，我与千百万高、初中老三届同学一样，上山下乡当“知青”，同样怀着“滚－身泥巴，炼－颗红心，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美好愿望和雄心大志。不一样的是，“知青”当中的一部分人，可以升学、参軍、到很好的工作单位工作就业。而我，出路就很窄了。由于父亲在解放前曾在旧军队中当过军医，（但解放后，组织上曾审干作出过结论，为政治历史清楚，解放后为数届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县人民医院工作，医疗技术水平较高

，是当时当地的“名医” ），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历史反革命份子、反动学术权威”，他的这一“历史问题”，给我打上了当时所称的“阶级烙印”，这个“烙印”可比《水浒传》中林冲刻在脸上的“烙印”厉害多了，我处处受岐视，招工累累碰壁。至于推荐上大学（工农兵学员）、参军、到三线军工企业等等是我想都不敢想的事。1972年元月，大费周折，我才被招工到桐梓煤矿当了一名井下工（矿工）。那几年的经历，对我来说，不仅是王佑贵作的歌曲《我们这－辈》中歌词“上山练过腿、下乡练过背，酸甜苦辣的酒，不知喝了多少杯”，更是刻骨铭心的痛。

尽管1970 ～1976年间，有代替高考的注重出身成分、不注重文化水平的推荐上大学的形式招收“工农兵学员”，但上大学对我来说，只能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梦。

第一次参加高考

19 77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而中断了十年的高考得以恢复。其时，我已年满卄七周岁，是桐梓茶厂的一名制茶工人，并且成了家，有了一个女儿。出自圆自己的大学梦，改变自己命运的憧憬和愿望，我也毅然加入了570万参考大军。没有高中的教材，就找来文革中的高中数理化课本。文革中的高中教材，内容比较简单，也浅很多。我与同班同学，也是同一个生产队的知青彭连华一道，用了两个月的时间，硬是把高中阶段的课程，主要是数学（代数、三角函数、立体几何等）、物理（力学、光学、电学）重新学了一遍。记不得有多少个不眠之夜，困了就坐着打会儿盹，也记不得抄写、练习、演祘化了多少缧纸张。那两个月的如饥似渴、废寝忘食、刻苦学习，完全可以相比古人的“发悬梁、锥刺股”的精神。

1977年冬季的－天，我们第一次走进了高考考场（考场设在县城武胜小学，现为海校街道中心学校）。

不久之后的又一天，同住在县医院家属院的发小徐成林（桐梓中学1967屇高中毕业生，也参加了当年的高考）来家告诉我，也住在县医院家属院的县教育局潘局长（爱人也是县医院的医生）已从遵义开会回来，带回了桐梓的高考情况和录取名单。约我一同前往局长家探听消息。来到局长家，见到了他，他告诉我俩：你们两个都考得好，都超过了录取分数线，但没被录取，原因是当年贵州的政策是，凡已参加工作有了职业的，原则上不录取。这就是我第一次参加高考的结果。

1978年，国家继续采用高考录取新生的办法，但具体政策作了些调整。徐成林、令狐荣火等一批相同情况的同学继续参加高考，终于被不同的高校录取，徐成林被录入位于重庆的中国矿业大学学习。那年，恰好是我在厂里刚被厂里从砖茶车间调到厂财务科工作，跟一位老会计学作财务会计，实在不好意思提出再次参加高考的要求，因而错过了这次机会。

大学梦的再次破灭

1979年，随着党的十一屇三中全会的召开，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的推进，社会上各行各业都兴起了学文化、学科学技术的热潮。我所在的桐梓茶厂也办起了职工文化补习夜校，我还担任了夜校的教师。同时，厂里一些职工也来要求我为他们在中小学学习的子女辅导。加之，自己的切身体会，如由于自己的文化基础相对较好，掌握会计、和工业企业财务核算知识很快，内心强烈感受文化知识的重要性。因此，再次萌发了到高等学校深造的想法。但国家的高考政策已作调整，不再放宽年龄限制了，我已超龄，不符合全日制高校招生的年龄条件了。但与此同时，不少已经停办多年的高等学校又恢复办学，有的还举办了函授教育。

如《贵州财经学院》也开始恢复办学。我怀着一线希望，言辞恳切地给财经学院党委写了一封信，谈了我的文化程度及所承担的会计工作，要求参加函授学习。令我十分感动的是，学院党委很快给我回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学院刚恢复办学，目前还不具备函授教育条件。但根据你的具体情况，建议你到校来跟班学习，只学专业课，不学基础课。收到信，我万分激动，当即向厂长作了汇报，厂长也很爽快地表态支持。八月的一天，我搭乘厂里到贵阳拉货的一辆汽车，来到贵阳。在河滨公园后面的财经学院老校区院办公室，见到了一位主任，他告诉我，待九月新学期开学时，我就可来参加学习，学校要收取一些学费（很少的费用，大概就是每年几百元钱）。得到了确切的意见，我兴高采烈地回厂，再次找了科里和厂里，不料这次科里和厂里均不同意了，理由是工作离不开，我气急败坏，在科里大闹了一场，认为是科里背后给厂里施加压力。于是，厂长、副厂长、科长和老会计一起给我做工作，说，确实是工作离不开，不是钱的问题，不要说几百元的学费，更多的钱厂里都愿意出。希望我能顾全大局。（多年后，想起这一段往事，我才认识到自己不应该，一个车间的制茶工人，厂里把你调到厂的管理部门，以工代干，后又转为正式干部。𠂆的主办会计，年事已高，确实是诚心诚意培养我接他的班。加之即使要去学习，也得找到合适的接替工作的人。）不管怎么说，反正这个学是上不成了。由此，我的大学梦再次破灭了。

梦圆电大

1979年开始，一种新型大学－广播电视大学在我国兴办，在国家层面，有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在各省（市），也有各自的广播电视大学，如在贵州，就叫“贵州广播电视大学”。在各地州市，也设有分校或工作站。桐梓县当时是在教育局下设了一个成人教育办公室，有专人负责电大的管理。从1979年开始，就有招生。与全日制大学不同的是，电大实行的是学分制，即每学完一门课程，经考试合格获得一定的学分，学完所有的必修课程，学习累积达到规定的数量，才能发给毕业证书准予毕业。

1980年，我报名参加了电大的入学考试。由于电大是不脱产学习，厂里也不好再说什么，同意了我报考。记得入学考试是6月8日在城关中学的一间教室进行。头一天晩上，全城停电，我正在蜡燭灯光下作考试前的复习，同住在县医院家属院的另一位高班同学李会龙（桐中1966届毕业生），来家里聊天。待他离开后，我继续复习。凌晨三点钟左右，躺在里屋床上的妻子突然喊叫腹痛，估计是快临盆生产了。我摸黑打着手电筒，扶着她把她送到县医院的妇产科病房，待办完手续，安置妥当，天已渐亮。7点过钟，我昏头昏脑地赶去城中考场，参加我人生中第二次“高考”。

参加电大入学考试的桐梓考生约有40多人。由于电大实行的是“宽进严出”的管理，即对入学考试的成绩要求不高，但出口很严格，达不到学分要求的是毕不了业的。这批考生中，能坚持下去，学完课程，考试合格取得规定的学分，按时毕业的，只有我和董大刚（桐中1966屇高中毕业生）二人，可见淘汰率之高。

考完试，我又急急忙忙赶去医院，才见到了我在考场上六神无主时才呱呱落地的二女儿，流下了不知是高兴还是伤楚的泪水。

电视大学，顾名思义就是在电视机前上课。桐梓城的人们是从1976年才开始接触电视机这种新传媒方式的。起先是必须在屋顶高处安装特别的天线，面向娄山关微波站方向，不停的转动调整，才能接收到信号，但图像、声音都不好，不稳定。到1980年，县广播电视局在城内的后山坡顶建了一座小功率的差转台，县城区小范圍内基本上能正常收看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了。离的稍远的地方则不行。我所在的桐梓茶厂离城五公里，安在食堂有一台较大屏幕的电视机，尽管在屋顶安有一架定向天线，但是完全不能正常收看。这就给我上课带来很大困难，由于是不脱产学习，还要兼顾工作，不能完全住在城内上课，所以只好随机灵活安排。如果是上午的课，我就上完课下午赶去厂里上班。如果是下午的课，我就上午上班把该做的帐务做做，下午骑自行车，用一个小竹背篓带上襁褓中的小女儿，赶回家城内上课，妻子带着大女儿在厂里上班，如果全天都有课，那就只好不上班了。写到这里，我内心真诚的感谢𠂆长和我财会的老师竺颂萍老师，有了你们的默许支持，我才能坚持几年，学完电大电子专业的全部课程。县城内尽管有了差转台，但也常常出故障，家中的电视机也不能保证时时都能正常收看。于是我们便游击式的上课，那几年，后山坡差转台、设在自来水公司楼上的电大办公室、3651厂、同学家中、都留下了我和董大刚、何道生、宋希刚、王福才等等电大同学上课的身影。

电大一个大的优势就是统一教材和统一师资。当时我们使用的教材全部是北大、清华、北师大等名校的教材。如北大樊映川编的“高等数学”、清华大学童诗白编的“模拟电子技术基础”、阎石编的“数字电子技术基础”等等。授课老师也是这些名校的教授，如英语课是北大的郑培蒂教授、数学有北师大的刘婉茹教授、物理学是北师大的阎金铎教授、“电路分析基础”是北京工业大学的李瀚荪教授、“电机与拖动”课是合肥工业大学校长顾绳谷教授等等。这些教授们授课时果然深入浅出，旁证博引，言简意赅。但可是苦了我们，由于基础差，又没有辅导老师，所以教授们在课堂上讲一个课时，我们就必须花几倍的时间来消化、练习。记不得有多少个无眠之夜、熬更守夜、通宵达旦了。

由于电子专业属工科性质，所以，许多课程都有一些实验课，当时桐样这样的县城是没有条件上实验课的，学校就安排我们这类学生到遵义师专和贵州电大本部（位于贵阳市黔灵山公园附近的安云路上）上最低限数量的实验课。难忘一个酷热的三伏天，我们几人在遵义师专做完实验，回到位于遵义专区医院洗马滩马路旁一家简陋的旅馆（因为便宜）里，在一栋摇摇晃晃的木楼上，打个赤膊，趴在同样摇摇晃晃的木床上（没有桌椅）挥汗如雨的填写“实验报告”的情景。

三年的刻苦坚持、勤奋学习，源自内心深处长期的那一个“大学梦”、源自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改变自己命运的愿望。也在于对我来说，确实是唯一的圆大学梦的路，只能义无反顾 ，向前奋斗，而无回头路可走。

1983年夏季，我学完了全部必修课程，还选修了“机械制图”、“计算机原理基础”“计算机语言”等几门课程，全部次次考试合格（不少课程还取得优良的成绩），达到了规定的学分要求。毕业设计（我的毕业设计是《电子茶叶水份检测仪》）还被学校作为优秀毕业作业“留校存档”。不久，获得了由校长徐采栋（原贵州工学院院长，时任贵州省副省长兼贵州广播电视大学校长）亲自签名用印的毕业证书。

由此，我终于圆了我从1965年9月进入高中学习以来追逐了十八年“大学梦”。

上山下乡光荣书

电大毕业文凭

电大毕业文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