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河洛马姓客家先民的南迁--从探访洛阳老城马家大院说起

觉浅

洛阳客家之源纪念馆

　　略谈河洛马姓客家先民的南迁

--从探访洛阳老城马家大院说起

于春斌

摘 要：依据罗香林先生《客家源流考》观点，包括马姓在内的客家先民于西晋末年由中原旧地首次南迁，经过唐朝中后期、两宋、明末清初、清代后期四次大的迁徙，形成今天汉族的一支民系——客家人。洛阳，是客家祖根地，世界客属第33届恳亲大会将于明年举行。在此背景下，从探访马家大院说起马姓，进而谈谈河洛马姓客家先民的南迁，具有一定的意义。

关键词：客家祖根地；马家大院；马姓客家先民南迁。

马家大院位于洛阳市老城区西大街91号，是一座典型的明清式建筑。《老城区志》（1989～2000）记载，马家大院占地面积1500平方米，坐南朝北，七间头四进式四合院，共有房屋72间。现已列入《洛阳市不可移动文物名录》。

文史学者董高生先生在其《洛阳民居》一文中写到：“洛阳老城的住宅，通常讲究三间头和五间头宅院。三间头和五间头宅院多为三进院，即有临街房、厢房、过厅，过厅后有后厢房，最后是上房，个别也有后上房，即所谓四进院”。[1]这里的三间头或五间头，是指宽度，三间头、五间头即为三间或五间房并列。进入马家大院前院，院南一字排开七间前过厅，东、西两侧为上房。步至中院，两座绣楼分立院中。出中院，穿过道，向西可

[1]引自洛阳市老城区政协编：《厚重老城——洛阳市老城区文史资料选编》，河南：豫内资洛审字（2015）018号，2015年，第199页。

马家大院鸟瞰图（网络图片）

绣楼

入上房院，西端一大车门，通往后花园。整座大院布局紧凑，古色古香。

据载马家于明代洪武年间，由山西洪洞迁来，在洛阳城开办当时最大的典当行，发家致富，置办田产，建起七间前过厅并列的四进式宅院。按照明代王圻《三才图会》所说，古代宅院式样、房屋大小，官府均有规定。五间头宅院，一般只有五品以上的官宦人家才能享用。马家建起七间头宅院，应与马家有人在朝中担任高官有关。

洛阳，正在打造客家祖根地城市名片，特别是世界客属第33届恳亲大会将于明年举行。在此背景下，从探访马家大院说起马姓，进而谈谈河洛马姓客家先民的南迁，具着一定的意义。

当代马姓人口近1500万，为第十四位大姓，约占全国人口的1.18%。追根溯源，汉族马姓源出嬴姓，分自赵氏。其远祖可追溯到“五帝”时代的少昊，“昔伯翳（即少昊之裔孙伯益）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1]帝舜把“嬴”赐予伯益的氏族为姓。

西周初，伯益后裔造父为周缪王的驾车大夫，在平定徐偃王之乱中立下大功。《史记·秦本纪》记载：“造父为周缪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缪王以赵城封造父，造父族由此为赵氏……赵衰其后也。”[2]周缪王封造父于赵城，即今山西洪洞县北，造父子孙遂以封邑为氏。公元前408年，赵衰苗裔赵籍建立赵国。公元前290年，赵王族人赵奢因破秦有功，赵惠文王封赵奢为马服君。马服古城在今河北邯郸西北，子孙便以马服为氏，后改为单姓“马”。

[1][2]（汉）司马迁：《史记·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77页、第175页。

马援像（网络图片）

　　秦灭赵国，将赵奢后代马姓，迁徙于今陕西咸阳、兴平一带。东汉初年，随着马援将军的出现，马姓又陆续活跃于政治舞台。

《后汉书•马援列传第十四》云：“马援字文渊，扶风茂陵人也。其先赵奢为赵将，号曰马服君，子孙因为氏。”[1]表明马援是马服君赵奢之后，为其十一世孙。作为开国功臣，马援为东汉立下奇功，官至伏波将军，封新息侯，世称“马伏波”。其老当益壮、马革裹尸的气概，备受后人崇敬。

马援的小女儿，于永平三年（60），被汉明帝立为皇后。汉章帝即位，尊其为皇太后。马太后谦恭朴素，多次拒封外戚，严令亲属遵纪守法。马氏家人谨言慎行，世代受封，渐成名门望族。

西晋末年,“永嘉之乱”的天灾人祸，引发客家先民首次南迁，史称“衣冠南渡”。翦伯赞先生《中国史纲要》（第二册）指明：“西晋末年的腐败政治和内战，以及十六国时北方的混乱，引起了北方人民的外迁。他们或走辽西，或走陇右，但是最大量的还是渡江南徙”。“南迁人民到达长江流域的，总数至少有70万人”。[2]陈寅恪先生《魏晋南北史讲演录》提出：“至于北人南来避难，约略可以分为两条路线，一至长江上游，一至长江下游。路线固有不同，在避难的人群中，其社会阶级亦各互异。南来的上层阶级为晋的皇室及洛阳的公卿士大夫……中层阶级亦为北方士族……下层阶级为长江以北地方低等士族及一般庶民”。[3]罗香林先生《客家源流考》认为：“客家先民原自中原迁居南方，迁居南方后又尝再度

[1]（宋）范晔撰：《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列传第十四》，北京：中华书局 ，1965年第1版，第827页。

[2]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第二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82页。

[3]陈寅恪著、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04页。

《中原客家先民南迁圣地纪念碑》

迁移，总计大迁移五次……其第一次的迁移则以受五胡乱华所引起，此可从客人的家谱记录而得其真实的消息”。[1]

从以上论述可知，西晋末年，中国整个政治中心由洛阳移至南京，客家先民首次南迁不仅人数众多，将近百万，而且多为皇亲国戚，公卿士族及名门世家等，与逃难百姓汇成一个个流民群，一路“节节迁移”，[2]“求田问舍”，[3]开始大规模向南移民。

自西晋末年的第一次南迁，又经过唐朝中后期、两宋、明末清初、清代后期四次大的迁徙。在漫长的岁月里，历尽艰辛，形成今天汉族的一支民系——客家人。

客家先民首次南迁，主要是从当时的国都洛阳或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踏上征程、“衣冠南渡”的。

本文在此对河洛地区的概念，做一说明。河洛地区的范围，有地理和文化意义上的两种划分。历史学家朱绍侯先生认为，地理意义上的河洛地区应是黄河与洛水交汇处的这一广大地区，其具体范围，“即指以洛阳为中心，西至潼关、华阴，东至荥阳、郑州，南至汝颖，北跨黄河而至晋南、济源一带地区”。[4]而作为文化意义上的河洛地区，其范围更大，“作为河洛文化圈，实际要超过河洛区域范围，即应该涵盖目前河南省全部地区。”[5]

[1]罗香林著：《客家研究导论》（外一种：客家源流考），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42页。

[2]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第二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82页。

[3]陈寅恪著、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04页。

[4][5]朱绍侯撰：《河洛文化与河洛人、客家人》，《文史知识》1994年第3期，第40页。

汉魏洛阳城遗址

依此说，广义上的河洛地区，包括整个河洛文化所涵盖的地域，这一地域应与中原地区相等同。

对于客家先民首次南迁，罗香林先生在《客家源流考》中讲明：“并、司、豫诸州的流人，则多南集于今日安徽及河南、湖北、江西、江苏一部分地方，其后又沿鄱阳湖流域及赣江而至今日赣南及闽边诸地，是为南迁汉族第二支派”。[1]客家先民的南徙属于第二支派，而且人数众多。其中司州，治所在西晋洛阳县，今河南洛阳市东北。豫州，治所在西晋陈县，今河南淮阳县。司豫二州，均属河洛地区。《梅县客家姓氏源流》（第一集）说到：“原居住在黄河流域、长江以北古中原一带的汉族，为避战乱，纷纷南迁至鄂豫南部及赣皖沿长江南北岸，或衣冠南下，转徙于江西、福建，少数来到粤东兴梅一带”。[2]

在西晋国都洛阳，皇室宗亲、达官贵人、文人学士、能工巧匠、名商巨贾、驻京军队及僧尼道人等，有近二百万人，畿辅各县也是人烟稠密。在“永嘉之乱”中，洛阳城内外和河南大部分地区的衣冠士庶大批南逃，人数远远超过陕西、山西、山东等其它地区南逃人数的总和。

马姓作为东汉、西晋国都洛阳的名门望族，和其他客家先民一样，踏上南迁征程。赖际熙主编、香港崇正总会编印《崇正同人系谱》“马姓”条云，衍族中州

[1]罗香林著：《客家研究导论》（外一种：客家源流考），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1页。

[2]梅县地方志编綦委员会办公室编：《梅县客家姓氏源流（第一集）》，广东：梅社文管办（95）准印字第004号，1995年，第2页。

客出大谷

（河南）后其族“辗转而南徙入闽粤，分播于各属”。[1]史书多有客家先民“衣冠南渡”、“八姓入闽”的记载，马姓虽未列入八姓，但作为世家大族，南迁人口应不在少数，成为包括马姓在内客家民系形成的先机。

唐朝中后期，先后发生的“安史之乱”与黄巢起义，使得唐王朝由盛转衰，直至灭亡。这两次大的动荡，引发北方汉人第二次大规模向南迁徙，其中有一支移民即为客家先民。

谢重光先生《闽台客家社会与文化》阐明：“资料显示，此次北方人民的南迁，较远的已经迁到江西了”。“随着战火的蔓延，甚至也有原居江西的人继续南迁福建的情况”。[2]罗勇、邹春生先生《河洛文化与客家文化述论》认为：“如果说，安史之乱引起的北民南徙的迁入地主要在江淮和赣中赣北，进入客家地区的尚属少数的话，那么，唐朝末年农民战争带来的移民，则是大量进入到客家地区了”。[3]

唐末光启元年（885），河南光州人王潮、王审邽、王审知率义军渡江南下，辗转入闽，史称“十八将随王，五十姓从军”，这是唐末一次有组织的“武装移民”。五十姓中，即有马姓人士。其中马昀，固始人，随王入闽，居住泉州。罗香林先生明确指出：“及王潮入闽，其所率者亦为光州人，今之客家多出于此”。[4]

[1]转引自崔灿、刘合生主编：《客家与中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见郑树钰、连传芳撰《河南客家先民与福建宁化客家人的渊源关系》，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48页。

[2]谢重光著：《闽台客家社会与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4页。

[3]罗勇、邹春生著：《河洛文化与客家文化述论》，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65页。

[4]罗香林著：《客家研究导论》（外一种：客家源流考），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46页。

应天门

　　对于马姓客家先民第二次迁移，有关专著和马氏族谱多有记载。周红兵先生等编著《客家姓氏渊源》讲：“唐大和年间（约827一836），马发龙入福建，留居宁化安乐。唐大顺年间（约890），马益郎迁汀州府。唐朝末年，中原许多马姓人口南迁，其中马殷应募从军，随秦宗权部将孙儒入扬州，逐步扩展势力，至907年被后梁封为楚王，建立楚国，历时45年。马殷有子孙分布于赣、闽、粤的许多地方”。[1]广东清远市史志办公室编《清远姓氏》也讲：“据英德沙口马氏族人提供的资料，英德马氏的唐代先祖马发龙于唐文宗大和元年（828）从中原地区远迁福建清流，是为马氏入闽始祖。其五世孙马七郎移居福建连城，后裔分居连城四堡和上杭古田里”。[2]赣县客家文化城管理局编《客家姓氏源流》说：“马氏世居河南，自唐末至宋，由于战祸频繁，中原汉人南迁，马氏族人亦南迁赣闽诸省。唐大和年间，马氏入闽。入赣者居建昌府饶州”。[3]

福建宁化安乐《马氏族谱》记载：“一世：京公。十九世：发龙公，唐大和年间入闽。生子四：十一郎、十二郎、十三郎、十四郎”。[4]

江西省修水和连城四堡《马氏宗谱》记载：“唐昭宗大顺二年（891），马氏入闽至宁化安乐乡。有兄弟三人，一郎迁入汀州府四堡赖家坊，其后代七郎君至南宋时迁移到四堡折桂；二郎迁到永

[1]周红兵等编著：《客家姓氏渊源》，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第71页

[2]清远市史志办公室编：《清远姓氏》，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74页。

[3]赣县客家文化城管理局编：《客家姓氏源流》，2004年，第11页。

[4]引自福建宁化县石壁宗亲联谊会、福建宁化县客家研究会编印：《宁化客家百氏》（增订本），1995年，第3--4页。

定鼎门

定西洋（江西修水马氏始祖据说由此地移居）；三郎移居粤东”。[1]

林善珂先生主编《客家百姓源流郡望堂联汇考》记载：“据下坡（属福建武平县）马有贵先生稿：唐德宗时，马燧为河东节度，封司侍中，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北平王，生二子：徽、岳。马徽，字克嶷，为福建邵武府尹，后迁汀州府尹，在署病故。因河南朱泚作乱，停柩于汀。其子发龙、孙在由在汀守制数年，运柩回梓后，复返汀至清流北团里南山下居住”。[2]

马姓客家先民第三次迁移，始于北宋末年“靖康之难”，一直持续至南宋、金元时期。宋室南渡，政治中心由开封转到杭州，最大的影响是北方人口的南迁。史载“中原之民翕然来归，扶老携幼相属于道。”[3] 长期的战争，给中原乃至江南造成严重破坏，百姓大量流亡。而当时的赣、闽、粤交界地区，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和众多的可耕土地，引来北方各地的士族百姓，使得人口南移的规模超过以往。

“靖康之难”后，北方人口的南迁路线可分为东、中、西线，河南均为三条线路的迁出地之一。由此可知河南，包括西京洛阳移民成为南迁的主体，迁出的人口数量更多。

清末黄遵宪《梅水诗传·序》云：“嘉应一州，占籍者十之九为客人，此客人者，来自河洛，由闽入粤，传世三十，历年七百，

[1]引自福建上杭客家联谊会编：《客家姓氏源流汇考》（增订本），福建：岩新出（2004）内书151号，2004年，第15页。

[2]林善珂主编：《客家百姓源流郡望堂联汇考》，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第8页。

[3]（元）脱脱等：《宋史》卷三九O《周淙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1958页。

金元洛阳故城

而守其语言不少变。”[1] 葛剑雄先生《中国移民史》认为：“……在绍兴和议签订前估计有500万左右的北方移民迁入并定居在南方”。[2]任崇岳先生等著的《河南移民史》则认为：“‘建炎南渡’的中原移民大约在150万人”。[3]这一次大规模南迁，为客家先民大批进入客家地区带来契机。

有关客家姓氏专著，阐述了马姓客家先民的第三次迁移。周红兵先生等编著的《客家姓氏渊源》讲：“北宋初马二郎、三郎迁宣河，马五郎、七郎、九郎迁汀州四堡，马四郎迁清流。据马氏谱牒载：宋代入汀州马八郎为长汀始祖，分迁童坊马罗”。[4]连城县客家学研究会编《连城县客家姓氏源流初探》（第一辑）说：福建连城县“四堡马屋马氏始祖七郎公，因宋末金兵入侵，跟随祖辈从中原迁徙至福建，初居宁化邱源，后移居安乐马家围”。[5]

今存客家马氏族谱，对马姓客家先民第三次迁移提供了佐证。

福建宁化安乐《马氏族谱》载：“十二郎，讳湘，号见川，登宋进士，临安解祖后，举家迁居建昌府饶州涯隔。南宋时，携妻及兄弟避乱转徙汀州宁化会同里梨树隔。为入宁始祖”。[6]

[1]转引白（清）黄遵宪著、钱仲联笺注：《人境庐诗草笺注·附录二·黄公度先生年谱》“光绪二十七年辛丑”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239～1240页。

[2]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四卷，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14页。

[3]任崇岳、李乔、李玲玲著：《河南移民史》，河南：大象出版社，2019年，第248页。

[4]周红兵等编著：《客家姓氏渊源》，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第71页。

[5]连城县客家学研究会编：《连城县客家姓氏源流初探》（第一辑），福建：岩新出2000内书第187号，第2页。

[6]引自福建宁化县石壁宗亲联谊会、福建宁化县客家研究会编印：《宁化客家百氏》（增订本），1995年，第4页。

马氏宗谱（网络图片）

　　马文洪纂修的《马氏宗谱》为江西万载、湖南宁乡、福建武平、广东龙川等地统谱。“始祖谱题万五郎，宋南渡时人，生子四。三子世盛、四子世茂后人分迁江西万载、湖南宁乡、福建武平、广东龙川等地”。[1]

马湘主修、江西万载《马氏宗谱》记载：“谱以南宋居福建宁化县之仲十郎为宁化大祖。以其子二郎、七郎为一世祖。二郎自宁化迁永定西洋淀，七郎自宁化迁长汀四堡。子孙散居于湘、赣等地”。[2]

马作钊主编《福建永定高陂和兴扶风马氏族谱》讲明：“始祖二郎，卜居永定。至南宋时懋寅，号六五郎，迁居和兴，是为始迁祖”。[3]

袁义达先生主编的《中国姓氏•三百大姓——群体遗传和人口分布》（上）研究表明，到了“明朝时期，马姓大约有78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0.84%，排在第二十二位。宋元明600年全国人口纯增长率是20%，马姓人口增长比全国人口的增长要快，600年中马姓人口纯增长率高达26%，人口纯增长了16万……全国仍以黄河流域地区为主要的马姓聚集地区，但在东南地区的江浙重新形成另一大块马姓人口聚集中心”。[4]

明末清初，清兵入关，加之人口膨胀压力，引发客家民系第四次迁徙。这时主要迁移地区为原来居住闽粤赣的客家人开始进入四川垦殖，史称“湖广填四川”，同时向广东沿海各地以及台湾迁移。

[1][2][3]引自上海图书馆编、王鹤鸣主编：《中国家谱总目》（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第1989页、第2007页。

[4]袁义达主编：《中国姓氏•三百大姓——群体遗传和人口分布》（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3页。

马氏宗祠（网络图片）

　　广东清远市史志办公室编《清远姓氏》记载：“明成化年间（1465～1487），马万四郎、马万六郎和马三一郎分别由福建连城和上杭迁出，徙入广东谋求发展，始居翁源墨岭”。[1]

广东梅州大埔县高陂大塘坝《马氏族谱》记载：“饶平葵坑开基始祖念九公，原姓马，因避祸，改姓邹。念九公生子十九。十九公生大五，大五公由饶平移居大埔县桃源，历三代，复姓马……亦有四百余年历史”。[2]

马龙章纂修、四川崇州《马氏族谱》载：“马氏先祖明初由湖北麻城迁四川洪雅。始迁祖福，清初由洪雅再迁崇庆。”[3]

马心德纂修、四川简阳《马氏宗谱四卷》载：“始迁祖世龙，明洪武五年（1372）由湖北麻城迁四川。裔孙文华，万历间再迁简阳”。[4]

马姓客家人向台湾迁徙，同样与明清时期闽粤赣边客家基本住地人多地少矛盾加剧，以及天灾人祸频发相关。

据台湾彰化县肇霖宫《荷婆崙肇霖宫沿革志》记载：“明神宗万历十四年岁次丙戌（1586），广东省揭阳县弟子马义雄、周瑞森二人，恭奉故乡霖田庙‘敕封三山国王’香火来台，于鹿仔港登岸，转抵本庙现址……翌年万历十五年岁次丁亥（1587），地方众弟子倡议建庙，就地取材，搭建茅屋，命名本庙为‘肇霖宫’”[5]这是万历年间，粤东马姓客家人移殖台湾的证据。

[1]清远市史志办公室编：《清远姓氏》，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74页。

[2]引自袁光明主编：《大埔客家姓氏》，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8页。

[3][4]引自上海图书馆编、王鹤鸣主编：《中国家谱总目》（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第2014、2015页。

[5]转引自黄荣洛：《客家人的台湾史》，见徐正光主编《徘徊于族群与现实之间》，台湾：台湾正中书局，1995年，第152页。

客家人（网络图片）

桃园、新竹、苗栗地区位于台湾北部，是当今台湾客家人聚居面积最大、人数最多的一个地区。部分台湾马氏族谱也印证了这一点。

冯传盛纂修、台湾《马姓族谱》记载，“始迁祖芳捷，清季迁台湾。后裔散居苗栗县通霄镇及台北市、台中市等地”。[1]

马传焕纂修、台湾苗栗《马氏族谱》也载：始迁祖芳捷。“后裔散居苗栗县后龙镇等地”。[2]

马福财等主编、台湾《马氏大族谱》又载，始迁祖芳捷。“后裔散居苗栗县、新竹县等地”。[3]

清咸丰、同治年间，受“广东土客械斗”及太平天国事件影响，又有客家人分迁至广东南部、海南岛，并大规模走出国门，远渡重洋。此为客家民系的第五次迁移，马姓客家人同样也加入到这次外迁之中。

目前，播迁海外的客家人，主要分布在全球的80多个国家和地区，人数至少1500万以上。正如客家文化学者罗英祥先生《漂洋过海的客家人》所说的那样，“海水所到之处，就有华侨，有华侨的地方就有客家人”。[4]全球客家、崇正会联合总会创始人黄石华先生在《首次国际客家学研讨会论文集》序中称：“据各方面估计，海内外客家人已达一亿两千万……客家人可以说是中华民族重要的一支”。[5]

[1][2][3]引自上海图书馆编、王鹤鸣主编：《中国家谱总目》（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第1989页。

[4]罗英祥著：《漂洋过海的客家人》，河南：河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页。

[5]转引自肖平、肖又尺编著：《客家人》，四川：四川出版集团•天地出版社，2013年，第78页。

天下客家 根在河洛

　　朱绍侯先生指出，“在每一次北方人南迁的潮流中，河洛人都占绝大多数，所以河洛人就成为客家人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所说的‘客家人根在河洛’，其原因也在此”。[1]

历史上，包括马姓在内的客家先民五次大规模迁徙，特别是与河洛地区有直接联系的前三次南迁，让我们记住了“中原有旧族，迁徙名客人。”[2]客家祖根地洛阳，不忘马姓客家先民南迁的历史，盼望当今生活在海内外的马姓客家人重返故土，共叙亲情。

[1]朱绍侯撰：《河洛文化与河洛人、客家人》，《文史知识》1994年第四期，第43页。

[2]转引自赖元冲、何志溪、黄连池编：《历代客家名人诗词选》，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1年，第187页。

“河洛人文”图标（聂剑帆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