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董健

石婆婆庵

作者：赵家捷

　　1976年，我着手写我的第一部大戏《卫星上的交响乐》。从下生活，搜集素材，构思成稿，前后一年有余。其间，对我帮助最大的，是周特生和董健。一部戏写一个人的几十年，不是有点“拉洋片"吗？我找老导演周特生。他鼓励我，分场多不怕，夏衍就这么干过，关键是每场都要有戏。我又去找董健，他跟我讲布莱希特的《伽里略传》，这种构成方法古已有之。于是，我很有信心地把本子写完。

其实我受了阿-托尔斯泰《苦难三部曲》的影响，想写中国知识分子悲剧性的命运。我以南京电子管厂总工程师单宗肃为原型，写他从美国回来之后，历经“三反”“反右”、“大跃进”和“文革”，痴心不改，终于研制成我国第一部卫星接收器。

这部戏参加1978年全省戏剧调演，大获成功。一些话剧院团的头头说：看了你们的戏，我们不敢演话剧啦！第二年，中国文化部派一个小组来看戏，并确定该剧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的献礼剧目，《人民日报》还登了预告。可是，文化部的头头还不放心，又派了一个姓吕的专员来把关。这一下坏了，吕专员说，你们胆子也太大啦，“反右”、“大跃进”、“文革”，中央还没表态，你们一风吹啦！这个戏，一下子就黄了。那时，南大的陈白尘和董健正招戏剧研究生，董健带了学员来看戏，他非常喜欢这个戏。此后，我和他的研究生姚远、赵耀民成了莫逆之交。

　　大约是1979年春天，《新华日报》请我去开会，好像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有关。会上人挺多，我认识的就有董健、方之(韩建国)和顾尔镡。他们都是著名的作家评论家，我是话剧界的一个新人，为啥请我？仔细一想，或许和我那一部被毙了的话剧有关吧。会上，董健为我抱不平：如果三中全会早开一年，我的那部戏肯定火了！我几乎什么都没说。过去的事啦，说他干啥？可是老顾和老韩讲话很激动。尤其是韩建国，把桌子拍得咚咚响。他受了多少委屈，现在解放啦！

散会的时候，我和董健站在门外，欲语还休。我问：老韩的脸色怎么那么难看？董健有点难过地说：他有肝病。这年秋天，韩建国终于离开了我们。董健专门写了一篇关于《内奸》的艺术构想的文章，算是迟到的纪念吧。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形成的话剧热，到八三、八四年已经退潮了。当时专业话剧团体的状况是：少演少赔，多演多赔，不演不赔。加上影视剧的冲击，剧团难以为继。为了生存，我们以百花剧场为基地开始了小剧场的试验。第一批公演的剧目是万比洛夫的《窗户朝着田野的房子》、《弱者》和《打面缸》，效果非常好。我请董健看了，他非常高兴。接着我们又排演了盖利曼的《家丑外扬》，董健是场外指导。

恰好这一年，中国话剧研究会第一次年会在南京开幕，全体代表看了我们的小剧场演出。会上，王育生、童道明找到我和郝刚，决定举办南京小剧场戏剧节。我们一拍即合！那时，董健已担任南京大学副校长，亲自带领我们在校园里寻找演出扬地。我们邀请的五十多位专家学者，也租住在南大招待所内。

南京小剧场戏剧节办得有声有色。戏剧节落幕的那一天，胡耀邦去世。我们在会场举行了追悼仪式。一切都结束了。

1989年初夏，我的情绪坏到了极点。为了躲避一些麻烦，我带着郝刚躲到无锡，帮人家写电视连续剧《荣氏兄弟》。九月份才回到南京 。为了应付差事，我们排了陈白尘的《结婚进行曲》，我又写了傅尔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别人的房子》。

　　有一天，董健给我打电话，说他和我还有姚远，被选为省戏剧家协会的副主席了。这事让人挺开心的，倒不是因为当选副主席高兴，而是又可以常常见董健了。每一次剧协开会，他会先打电话问我:明天去不去？如果在南京，再忙我也会去。每次开会，我们总坐一起，窃窃私语。主持会议的刘副厅长笑着问:你们两个为什么总坐一起？董健就打哈哈，“气味相投，气味相投！”刘厅长还不依不饶:好话不瞒人，说出来大家听听！董健故作姿态:好，那我就说啦……停了片刻，他欲言又止，嗨，还是不要说吧！引得哄堂大笑。其实，有些话，真是不好公开说的。比如，戏剧界有人编顺口溜一一一刘二帮，好戏搞光。这话能公开说吗？那不把刘厅长气死？！不过，平心而论，为了把一部戏评上奖，刘厅长上上下下，“跑部前进”，花了不少力气。只是大家观念不同，标准各异，对唯上唯奖的做法有不同的看法而已。

对于戏剧界的评奖，我和董健一直有我们自己的看法。文化部为什么死抱着评奖不放？那是他们控制剧团的不二法宝。各级党委政府不是要政绩吗？奖项就是政绩，大家来抢来争去，一齐“跑部前进”，怕你不听我的？一个戏，花多少钱，有没有人看，那都不关他们的事。有了这种机制，繁荣创作就是一句空话！我和董健，决定要做这篇文章。由我先起草，最后他来改定。这就是后来在《文艺报》发表的《戏剧评奖和趣味的腐化》我们直接点了文化部长孙家正的名。

文章引起轩然大波。国内外媒体很多报导。上海的《上海戏剧》全文转载。可是结果又怎样呢？一切依然如故。文人啊文人，文人的本事不过如此！

我在2002年退休，次年到南京艺术学院教书，如鱼得水，这是我很愿意做的事情，从此不问戏剧的事了！可是，2006年，收到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邀请函，聘董健和我，出任《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卷(1976一2000)》副主编。主编是沙叶新。和沙叶新共事，这怎么能够拒绝？不久，我们三个人开了碰头会，地点就在我羊皮巷的家中。

三个好朋友，强如一家人。很快，出版宗旨、主题和入选作品，确定下来。三个人有明确分工:董健写序言，我写剧目简介并与作者联系，沙叶新负责上下通联。一切顺风顺水。我们有分岐吗？当然有。也争论。可是我们从来没有红过脸。这样的会，开过不止一次。.朋友之间讨论问题，一贯心平气和。可是对于某些敏感的人和事，沙叶新不止一次和上面红过脸。这是题外话了。

沙叶新经常到南京来，不光是为了编书，也为了和朋友聚会。他朋友遍布朝野，消息四通八达。我们只是听他讲，很少有插话的机会。聚会次数多了，有人就调侃我们是裴多菲俱乐部。董健一笑置之。

2015年秋天，南大文学院举办了“董健戏剧思想研讨会”，同时也为庆贺他八十岁的生日。那是一个令人高兴的日子，一时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处处都是欢声笑语。沙叶新头天给我来电话，他有事来不了。要我代表他，一同在会上致词。我们赢得了笑声和掌声。

第二年春天，沙叶新还是来南京了。我和董健到饭店看他。这时我们才知道，他去年缺席庆典的真正的原因：他病了。他笑着说，莫名其妙，出门买东西回家，回家的时侯，忽然不认路了，打电话要保姆过来接他，还不止一次，太可怕了！这次来南京，专为给父母扫墓。

听到这里，我和董健心里十分难过。他这是要和父母作最后的告别吗？

到2018年，沙叶新终于住院了。五月，小弟陪我到医院看他。他己经靠鼻饲维持生命，瘦得不成样子！说到我带的那个艺术硕士班，排了他的《骗子》，他高兴地笑了，要我向董健问好。七月二十六日，沙叶新闭上了他那双智慧的眼睛。

万万没有想到，第二年的五月，董健也突然走了！前后不到一年，我失去了两个才华横溢的朋友！而愚钝如我之辈，却仍旧苟活于世。

天地何不仁乃尔？！

2007年，在羊皮巷家中。从左至右：沙叶新、董健、赵家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