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北大缘——感恩母校

氧光水谷

说明：去年9月，是我们1973级大学生入学50周年纪念日，我们在大学同学微信群里举行了纪念活动。我写了篇回忆录性质的感恩文章《我的北大缘——感恩母校》，在群里进行了交流，算是向我们入学50周年纪念活动的献礼吧。



每个人对培育过自己的母校都有着一份特殊感情，我也不例外。尤其是到了易忆往事的古稀之年，那份感恩母校、感恩教过我的老师、感恩和我朝夕相处一起求学的同学之情更是萦绕脑际，挥之不去。因此，便写了这篇流水账性质的文章，以示纪念。



文中提到的有些情节，是由李绍武、梁兵、孙丽华等同学帮我回忆的，特此致谢！

——艾洪滨 2024-03-10写于北京

我的北大缘——感恩母校

艾洪滨 2023-09写于北京

我于1951年1月出生于山东省平度市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2016年2月退休。退休前是山东师范大学的教师。回忆我的一生，从一个普通农民的孩子成长为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冥冥之中似乎与北京大学有着某种缘分。



1966年夏，全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我们6个中学生于11月份步行到北京进行文化革命大串联。到了北京后，国务院红卫兵接待站安排我们住在海淀区中国科学院党委院内，这里离中国人民大学很近，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等高校也不远。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到大学里看大字报，学习所谓的“文化革命经验”。我第一次去北京大学，就是在那个时候。在北京大学学生第一食堂的外墙壁上，还保留着聂元梓等7人写的被毛主席誉为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



在北京串联了1个多月的时间，经常去北大看大字报。那个时候，大学停止了招生，我才15岁，读初中，所以脑子里还没有上大学的意识，更没有去北大上学的意识。

图1↑ 1966年冬，在北京串联时，我在天安门广场的留影。那时我15岁。

1971年1月，我在平度四中高中毕业。毕业后，我被石桥联中调去当了民办教师，教过初中的语文、数学等课程。1973年6月，我参加了高考（考场设在平度一中），填写报考志愿时，带队领导说北京大学给平度县只有一个名额，我当时就没敢报北大，填报的是山东大学理科。那时候心里想，像咱们这些普通农民家庭出身的，能考上山东大学就很不错了，根本不敢报北京大学。结果，我万万没有想到，北大给平度县的这一个名额落在了我头上（因为我的考试成绩好）！接到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我非常激动。我们村的父老乡亲也都很高兴！村文书开玩笑说：“可能是咱们村挖西湾挖透气了，挖出了个状元。”（注：我们村的西边有个挺大的湾，村里为了多蓄水，那一年春天把西湾深挖了一次）。我走的那一天，民兵连长组织村民敲锣打鼓欢送我。还派两人用自行车送我到店子汽车站。



1973年9月10日，我第二次来到了北京大学。这次是来上学的，学的是生物学。北大生物系那个时候分专业比较细，我们那一级招了3个专业，我学的是人体及动物生理学专业（16人），还有植物生理学专业（15人），昆虫学专业（9人）。本科4年，本来应该到1977年6月毕业，但那个时候还是文革动乱时期，极左思潮占统治地位，让我们1977年2月（阴历春节前）毕业，历时3年半。这3年半，是我人生历程中的一个大转折点。不仅学到了专业知识，政治上也有了大收获，我于197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不但入了党，入学3个月后，我们那个专业（16人）还选我当班长。当时我想，我们班的学员有来自北京、上海、广州、哈尔滨这些大城市的，他们的见识广，长得也比我好。我长得个子矮，其貌不扬，颜值一般般，又是来自农村的土老帽，见识少，选我当班长能行吗？辅导员孙久荣老师鼓励我说，你行，干吧，要相信自己！这样，我当班长直到毕业。应该说这些安排给我提供了很好的锻炼机会，是促使我进步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说，北大改变了我的命运。用我们平度的方言说，我沾了北大老鼻子光了！

图2（1）↑北京大学西校门

图2（2）↑ 1973年国庆节在颐和园

我们上学时（1973~1977），学校领导周培源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的流体力学家、理论物理学家、中国近代力学奠基人。生物系系主任陈阅增教授是杰出的生物学家、原生动物学家。中国生理学会副理事长蔡益鹏教授给我们上《神经解剖生理学》。中国生物化学会副理事长沈同教授给我们上《生物化学》。编写《脊椎动物学》《脊椎动物比较解剖学》的杨安峰教授给我们上《家兔解剖学》。曾任中国生理学会理事长、著名动物生理学家赵以炳教授给我们辅导动物生理专业英语。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中国生理学会理事长、著名生理学家王志均教授给我们做过消化生理专题学术讲座。我国著名遗传学家、中国遗传学的“一代宗师”李汝祺教授，我们虽未听过他讲课，但却聆听过他的讲话（他参加过我们那一级的元旦晚会并发表讲话，记得那年他说自己80岁了）。吴鹤龄教授给我们做过“进化论”的专题讲座。

等到毕业后工作了几年，随着自己知识的积累，才逐渐意识到当时给我们上课的这些老师们都是生物学领域的大家。我们能够聆听这些大家们讲课，实在是我们的大幸！他们的学识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在我的潜意识里，一定要努力学习、刻苦钻研、扎实实践，力争成为他们那样的学者。然而，由于自己的能力所限，没有做出他们那样的成绩。他们是参天大树，我却是一棵小草。不过，我倒觉得小草自有小草的芬芳！

那个时候，正处于文革期间，搞所谓的政治活动（如批林批孔、评《水浒》、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的时间多一些，给我们安排的学习专业理论课的时间相对就少了一些。但我们的专业课人体及动物生理学的主干内容还是都学了。那个时候，北大的教学条件相对来说要好得多。例如，安排我们做动物生理学实验时，我们16位学生，一般至少有2位老师参与指导，那真是手把手地教我们。潘其丽老师、刘锦荣老师指导我们做蟾蜍坐骨神经干的动作电位时，每2人一组，每组一台阴极射线示波器（那时候是先进的生物电信号显示仪器，现在被微机系统取代了）；蔡益鹏老师、孙久荣老师指导我们做家兔去大脑僵直实验时，也是每2人一组，每组1只家兔；杨安峰老师给我们上家兔解剖学，做实验时，也是每2人一组，每组1只家兔。这样，我们每位同学都有自己动手的机会，这就训练了我们的实验技能。在那个年代，给本科生做这类实验，具备这个条件的院校不多（其他院校，这类实验一般都是示教实验，即老师一人做，学生看）。

值得一提的是，老师对因故缺课学生的热情辅导。1974年春夏之交，有几天的时间，我的脸上、脖子上起满了风疹块，痒得厉害，严重地影响了睡眠，休息不好，根本不能去上课。我们的生理课主讲教师潘其丽老师说，你这是花粉过敏，需抹抗过敏药膏，好好休息。我只得呆在宿舍里。那几天，正值生理课讲血液循环一章，循环途径是生理学中重要内容之一。由于我不能去听课，孙久荣老师主动到我宿舍里给我辅导，孙老师边讲边画示意图，我很快就掌握了血液循环途径的知识。

那个时候，特别提倡理论联系实际，实践环节较多。例如，给我们主讲人体解剖生理学的潘其丽老师为了扩大我们的见识，带领我们去当时的北京医学院（现在的北大医学部）参观人体解剖标本室，去协和医学院参观生理学实验室等；沈同老师还带领我们去天坛附近的北京自然博物馆（现改称国家自然博物馆）参观，和我们动物生理学专业的学生一起到中国科学院遗传所听取返京休养的中国登山队带队领导作的报告；蔡益鹏老师给我们讲神经解剖生理学，带着我们去解放军301医院新医门诊科向医生学习针灸技术，并以此促进我们理解神经解剖学知识；刘泰槰老师带领着我、梁兵、王兰英去海淀医院进行苦参提取液对心律失常的影响的小课题研究，还带领我们几个去中央党校统计教职工心电图中的心电轴以及胸导联中T波高度占QRS波群主波高度的比例的小课题研究；我的毕业论文是由黄祚强老师指导的，题目是“针刺大白鼠承山穴穴位乙酰胆碱含量的测定”。方法是用推挽灌流法取穴位处的灌流液，然后用蚂蟥背肌测灌流液中乙酰胆碱的微含量。通过做小课题研究和毕业论文，提高了我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那个时候，学校都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学生要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入学的第一个学期，我记得是1973年10月下旬和11月上旬，学校安排我们到当时北大在大兴县设的农场（五七干校）劳动锻炼1个月，主要是收割水稻，算是学农。我在平度老家时没有做过收割水稻的农活，通过这次实践，增长了我的见识。在大兴农场，劳动之余，我们也在阅览室里复习功课、阅读报刊杂志等。



我记得在大兴农场学农时，从广播里知悉，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举行了斯诺的骨灰安葬仪式，周总理、郭沫若、邓颖超等中央领导以及北大师生参加了安葬仪式（写这篇文章时查阅资料，得知那天是1973年10月19日）。因此，学农结束，我回到校园的第一件事就去参观斯诺墓。斯诺墓设在未名湖南岸的土丘上，汉白玉墓碑上，临时用黑色胶纸贴着楷书：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之墓。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叶剑英元帅的亲笔题词，是1977年12月13日才镌刻在墓碑上的。

图3↑ 斯诺墓

以上是学农的安排，我们的学军则是在1974年3月，学校安排我们到驻扎在保定的解放军38军学军1个月。在这1个月里，由志愿军战斗英雄排长郭忠田（时任337团团长）给我们作过一次报告，介绍了参加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的英雄事迹。整个学军过程中，我们受到了严格的军事训练，如早晨起床号一响，必须在几分钟之内完成叠被子、大小便、队伍的紧急集合等活动。由于我上大学前，散漫惯了，开始不适应，弄得我手忙脚乱。更多的锻炼是在风沙中，持枪进行卧倒、匍匐前进、瞄准、实弹射击等军事训练。我虽来自农村，干过不少农活，吃过不少苦，但经历这种训练，我还是第一次。经过这次军训，磨炼了我的意志，增加了我克服困难的勇气。更主要的是，学习了解放军不畏困难、一切行动听命令、雷厉风行的优良作风。

图4↑ 学军（动物生理专业的16位学员+周曾铨老师。后排最右边那位小矮个子是我。）

图5↑ 学军（植物生理专业的15位学员）

图6↑ 学军（植物生理专业的5位女兵，不爱红装爱武装。右至左：张照荣，杨玉明，牛玉仙，吴锜，李新兰。）

在这次学军的过程中，我深有感触，曾写过二段文字表达之。其中第一段，回校后，还被徐九武老师登在了黑板报上。



苦练

1974-03-13于保定38军军训

牢记阶级仇，

狠批复辟罪。

为保江山练军事，

不怕衣磨碎。

寒风尘土起，

横眉怒目对。

准星缺口找目标，

苦练为战备。



军训

1974年3月20日于保定某军训场

风沙靶场，

队伍踏晨光。

英姿飒爽气昂昂，

卧倒推弹上膛。

干战亲自示范，

师生好学苦练。

军民团结皆兵，

永保红色江山。

（一看这内容，就知道这是文革时代的产物）

1974年3月30日，结束了军训。我们返回了北大。那一天，我的日记里写着：北去的列车，奔驰在华北大平原上。我透过玻璃窗远望，一棵棵杨树一晃而过。春天早已来到了华北平原，田间的麦苗正在返青，大地万物都充满了生机，劳动人民在暖洋洋的大地上，开始了繁忙的战斗。

北大凭借她的特殊地位，给我们安排的一些社会活动，对我们的成长很重要。例如：1975年4月，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来访，在天安门广场组织了欢迎仪式，这欢迎人群中就有我们那一级的学生。我们见到了金日成同志在邓小平同志陪同下乘坐敞篷检阅车向欢迎群众频频招手致意。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敬爱的邓小平同志。

图7↑ 1975年4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欢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来华访问，邓小平同志陪同（来自网络）。

再例如，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了7.8级强烈地震，整个唐山市顷刻间几乎变成了一片废墟，死亡人数多达24万多，16万多人受重伤。急需全国人民的支援，北大派我们那一级去唐山抗震救灾1个月的时间，尽我们的绵薄之力，献出一份爱心。去了后，领导安排一位煤矿矿长给我们介绍了地震发生的经过，他介绍了地震时他带领着矿工相互救生的生动场面，第二天中午赶回家时，家中的老少6口全部遇难！在唐山抗震救灾期间，我亲眼目睹了唐山地震后建筑物倒塌给人们带来巨大灾难的惨烈场面，同时感到人类在这样的自然灾害面前是多么的无助！因此，我们应该非常虔诚地敬畏大自然！同时也感到，世界各国都应该加强对地震预报的研究。看到咱们国家各族人民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优秀品质，深深地感觉到咱们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深深地感觉到咱们的党是一个有着巨大凝聚力的党，深深地感觉到咱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



在唐山抗震救灾期间，领导还安排我们去著名的开滦煤矿实践采煤一天（算是学工吧）。这次实践，使我了解到了煤矿工人的生活。留在我脑子里的一个深刻印象，煤矿的矿井很深，里面的空气不好，光线不好，照明只能靠工人头盔上的照明灯。工人们休息、小便均在井里。我们在矿井里了劳动一天，出来后，大家面面相觑，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因为，每个人满身满脸都布满了煤灰，除了牙齿是白的之外，其余部位都变成了黑色。记得去澡堂洗澡，水都是浑的。由此可知。煤矿工人多么辛苦！可以说比一般田间劳作的农民还要辛苦得多。以前，我们只知道用煤做饭，用煤取暖，但并不知道采煤是如此的不易！通过这次参观，进一步激发了我们要珍惜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的情感。（说明：去开滦煤矿，有些信息是由孙丽华、梁兵帮我回忆的。）

图8↑ 在唐山抗震救灾时，我们专业的4人在唐山凤凰山公园尚保留的一个亭子前留影（前左1艾洪滨，前左2熊文昌；后左1张福顺，后左2李绍武）。

在唐山抗震救灾期间，有一天，学校派老师去看望我们，其中有蔡益鹏老师。他见到我们后，掏出一条香烟来，递给了熊文昌，说我记得你吸烟。当时的这个镜头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这虽然是一件小事，但却说明了蔡老师真是把学生当成自己的朋友。联想到蔡益鹏老师、周曾铨老师曾请我们外地的几个学生到他们家里做客的行为；联想到教我们组织学的曹焯老师带着我们几位同学到平谷县一山村开门办学，关心我们的生活，从她家带粉条给我们几个学生改善生活的行为；联想到我们的辅导员孙久荣老师夫妇二人春节和我们在一起包水饺的行为；联想到孙久荣老师带着我们去香山公园游玩，周曾铨老师带着我们去颐和园游玩的行为，我深有感触：北大的老师这样平易近人，这样关心学生、爱护学生，把学生当成自己的朋友，这种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我。毕业后，我也当了老师，尽最大努力把北大老师视学生为朋友的这种精神传承下去，关心学生，爱护学生，在职时我也曾被评为学生的良师益友、师德标兵（但自我感觉做得还不够好）。

图9↑ 1974年4月，周曾铨老师和我们在颐和园（抱小孩的是周曾铨老师，小孩是周老师的女儿；挨着周老师的是王忠民；忠民右后侧的高个子是崔秋耕；秋耕前面是梁兵；梁兵前是艾洪滨；洪滨前是熊文昌；照片中最左侧戴眼镜的高个子是梁长林，长林前是李绍武）。

图10↑ 1974年4月，周曾铨老师和我们在颐和园

前排左起：王兰英、梁兵、李绍武、梁长林、王忠民、关力、高晓虹。

后排左起：熊文昌、艾洪滨、成伊竹（抱着周老师的女孩）、周瑞平、杨军、周曾铨老师、孙丽华、崔秋耕。

图11↑ 1974年4月，孙久荣老师和我们在颐和园门口的石狮子上。

前排左起：高晓虹、孙久荣老师、王兰英。

中排左起：梁兵、关力、崔秋耕。

后排左起：艾洪滨、熊文昌。

图12↑ 1974年4月，孙久荣老师和我们在香山公园

前排左起：孙久荣老师、艾洪滨。

后排左起：熊文昌、梁兵、崔秋耕。

图13↑ 我们人体及动物生理学专业的13位同学在香山公园。

图14↑ 我们1973级3个专业40位同学的毕业照

前数第一排右起第2位是给我们主讲人体解剖生理学的潘其丽老师。

前数第二排左起第9位是系主任陈阅增教授。

前数第二排左起第2位是指导我毕业论文的黄祚强老师。

前数第三排左起第3位是人体及动物生理学专业的周曾铨老师。

后数第二排左起第3位是给我们上心电图学的刘泰槰老师。

后数第一排右起第4位是教我们神经解剖生理学的蔡益鹏老师。

再例如，1976年9月9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9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规模空前的追悼大会。大会由当时的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致悼词。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叶剑英、李先念等均在主席台上。首都百万群众参加了这次大会，其中就有我们那一级的学生，我们臂戴黑纱、胸佩白花、列队肃立。我们所在的具体位置，47年前的事儿，在脑子里反复搜索，记不起来了。至于全国人民由于毛主席去世而无比悲痛的场面，无需在此赘述。

图19↑ 毛主席追悼大会现场（来自网络）。

图20↑ 华国锋致悼词（来自网络）。

再例如，毛主席逝世后，中央决定建毛主席纪念堂。北大又是利用她的特殊地位，为我们争取到了给这一伟大建筑出把力的机会，派我们那一级的学生去干了一个通宵。其实，这一安排是培养我们热爱毛主席的感情。

图21↑ 毛主席纪念堂（来自网络）。

上述这些社会活动，都开阔了我们的眼界，丰富了我们的阅历，培养了我们爱毛主席爱党爱国爱人民的感情，对于我们的成长是很有帮助的。

毫无疑问，学校领导、生物系领导给我们的所有这些安排，极大地增长了我们的见识，拓宽了我们的视野，开阔了我们的思路，提高了我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了我们的爱心。

1977年2月，我们毕业了。因为当时的山东师范学院生物系（现在的山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也设有“人体及动物生理学”这门课，因此，山东省人事厅就把我分配到了山师。到了山师后，把我分配到了人体解剖生理学教研组，当时的教研组主任张震东老师告诉我说，听说来了位北大赵以炳先生的学生，我们就把你要来了。张震东老师原来是北京辅仁大学毕业的，他跟赵以炳先生比较熟，都是搞人体及动物生理学研究的。张老师讲课很好，语言精炼，逻辑性强，很受学生欢迎。1985年，我考取了张震东老师的硕士研究生。

应该说，我这一生很幸运。在北大学的是人体及动物生理学专业，工作后直到退休，一直从事人体及动物生理学领域的教学和科研，这比起大学毕业后改行的那些同学来，可能在业务上成长的速度会快一些。

工作了之后，由于教学、科研的学术会议较多，经常去北京。再加上我先后去过英国、美国学习，还去过香港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而这些活动均需去北京办手续，因此经常去北京。凡是来北京，我都尽量安排时间去北大看望当年教我们的老师，或到校园里观光。

我们人体解剖生理学教研组为了建立电生理学实验室，1982年冬，我们组的朱卫平老师带着我去北大生物系参观电生理实验室，周曾铨老师接待了我俩，并给我们详细地介绍了情况。



1987年暑假，全国综合性大学和师范院校人体及动物生理学教学研讨会在北京四统碑（在香山附近，西五环）举行，由北大生物系陈守良教授主持，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并提交了一篇教学研究方面的论文。会议期间，会务组安排我们参观了中南海及毛主席办公的菊香书屋等名胜。这次虽未去北大，但也与北大的老师进行了交流。

1991年暑假，在北大生物系召开全国第二届比较动物生理学学术会议，我参加了那次会议，并提交了2篇论文摘要。

图22↑ 1991年暑假在北大召开全国第二届比较动物生理学学术会议

我们专业的蔡益鹏老师在前排左起第5位，周曾铨老师在前数第三排右起第3位（右起第2位是我），刘锦荣老师在前数第三排右起第6位。

参加这次会议的知名生理学教授有北京医科大学的王志均院士（曾任中国生理学会理事长），在前排左起第7位；协和医学院的陈孟勤教授（曾任中国生理学会理事长），在前排左起第6位；前排左起第10位是王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人体及动物生理学教授，曾主编高等师范院校生物系本科用《人体及动物生理学》教材）；前排左起第9位是陈阅增教授（时任北大生物系主任）。

1995年暑假，在清华大学召开全国生物医学工程学术会议，我参加了，并提交了研究报告。会议期间，我又去北大找寻我在北大求学时的记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是邻居，两所学校离得很近）。



1995年11月，我参加了在桂林召开的全国第三届比较生理学学术会议，并提交了1篇论文摘要。这次虽未去北大，但会议期间，我与教过我们的蔡益鹏、周曾铨、孙久荣等老师进行了学术交流，可以说又一次受到了北大老师的指导和影响。

图23↑ 在桂林与蔡益鹏老师的合影。

图24↑ 在桂林与周曾铨老师的合影。

图25↑ 在桂林与陈守良老师的合影。

1996年，山东省教委批准我们山师生科院建立山东省动物抗性生物学重点实验室，拨了一笔经费。因我是成员之一，我提议购买一套膜片钳实验设备。为此，王忠民同学（我们那一级留校任教的）还给我寄来了建立膜片钳实验室的若干资料，我也曾去北大参观膜片钳实验室（后因种种原因，我们山师未能建成）。我还陆续去北大参观过陈守良老师的特异功能实验室，王世强老师的膜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1999年，我被国家教委选派去美国学习1年，至于去哪所大学或研究机构，则需要自己联系。联系需要有国内同行教授的推荐信，我便去母校请当年教过我们《心电图学》的刘泰槰教授为我写了推荐信。在刘老师的推荐下，纽约州立大学布鲁克林健康科学中心的一位教授表示愿意接受我去他那里学习。我爱人还跟我开玩笑说，美国的这位教授可能因为你是北大毕业的，又是北大教授推荐的，所以很快就接受了。我在美国学习心脏电生理学方面的科学研究1年，期间还去过位于纽约长岛的世界著名的冷泉港实验室参观。冷泉港实验室被誉为世界生命科学圣地，分子生物学的摇篮，曾经诞生过8位诺贝尔奖得主。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之一、被称为DNA之父的沃森曾是冷泉港实验室的负责人。

图26↑ 在纽约布鲁克林健康科学中心。

图27↑ 我去冷泉港实验室参观。

2005年5月，借助北大107周年校庆活动之机，我们1973级人体及动物生理学专业的5位同学（熊文昌、李绍武、梁兵、张福顺和我）在北大相聚。蔡益鹏、周曾铨、曹焯、黄祚强、孙博宁等老师宴请我们并与我们交流。

图28↑ 2005年5月，蔡益鹏等老师与我们的合影（前排左起：黄祚强老师、曹焯老师、蔡益鹏老师夫人、蔡益鹏老师、周曾铨老师、孙博宁老师；后排左起：梁兵、张福顺、艾洪滨、李绍武、熊文昌）。

图29↑ 在西馆前留影

图30↑ 在未名湖畔留影

图31↑ 和蔡益鹏（左2）、曹焯（左4）、林丽韫（左3）老师的合影。曹焯老师教我们组织学。林丽韫老师是跟曹焯老师同一级的同学。后来，她为毛主席周总理当了多年的日语翻译，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华全国妇联会副主席等职务。

图32↑ 和教我们无机化学、生物化学的王镜岩老师（右2）的合影。王镜岩老师和沈同老师主编的《生物化学》教材，深受广大读者欢迎。我认为是国内最权威的一本生物化学教科书。我遇到许多生物化学、生理学方面的问题，都是从这本大型教科书中得到答案的。这本教材于1988年被评为国家优秀教材。

2005年10月，我邀请孙久荣老师去我们山师给研究生们做学术报告。报告的内容是关于神经科学的最新研究进展。



2000年之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仿生结构与材料防护研究所的戴振东所长聘请孙久荣老师去该所指导科研，并任该所的副所长。2006年9月，我带着几位研究生去南航和孙久荣老师、戴振东老师等进行学术交流。这些学术交流拓宽了我和我的研究生们的视野。

图33↑ 我在南航作学术报告。

图34↑ 我和孙久荣老师在南京中山陵参观。

2008年6月，我们山师动物学硕士点动物生理学方向的研究生进行毕业论文答辩，我邀请了孙久荣老师作为答辩委员会主席主持了这一年的硕士论文答辩。期间请孙久荣老师给我们做了学术报告，我们进行了学术交流。

图35↑ 孙久荣老师（答辩委员席中间位）主持研究生论文答辩会。

图36↑ 答辩委员和孙久荣老师的合影

左起：崔希云（山师生理），陈忠科（山大生科院生理），王怀经（山大医学院解剖），孙久荣老师，白波（泰山医学院生理），刘树伟（山大医学院解剖），艾洪滨（山师生理），祝建平（山师生理）。

图37↑ 答辩委员和孙久荣老师的合影

左起：崔希云，戴振东（南航动物仿生），李振华（山大医学院解剖），刘传勇（山大医学院生理），孙久荣老师，孔维华（山大生科院生理），刘代成（山师食品科学），艾洪滨。

图38↑ 孙久荣老师主持论文答辩会结束，我作为硕士点负责人致答谢词。

图39↑ 2008年8月，我和李绍武在孙久荣老师家交流。

图40↑ 我和李绍武在孙久荣老师家交流。

毫无疑问，我的这些与北大有关的活动（参观、学习、交流）都有力地拓宽了我的科研思路，为我的课题组先后申请到6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项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奠定了坚实基础。

2016年2月，我退休了，有空了，脑子里开始回忆往事了。我曾写过一段文字“忆母校北大校园的四季”发表在《山东北大人》（2016年夏季刊）杂志上。

 

春来朗润丁香浓，

高处钟亭诵读声。

夏到临湖蝶起舞，

柳杨绿荫鸟争鸣。

秋临博雅天高爽，

塔影湖光别有情。

冬至未名冰似镜，

冰刀双立竞滑行。

图41↑ 发表在《山东北大人》杂志上回忆母校的诗。

以上所谈都是北大老师对我的直接指导或影响。



自分配到山师后，由于教学和科研的需要，北大老师们撰写的教科书或科研论文，成了我经常学习的资料，如：沈同、王镜岩等编著的《生物化学》，赵以炳、蔡益鹏等编著的《基础生理学》（我们那里曾给1981级本科生选做教材），陈守良编著的《动物生理学》，黄祚强参编的《比较动物生理学》，刘泰槰编著的《心肌细胞电生理学》，孙久荣编著的《脑科学导论》，孙久荣编著的《神经解剖生理学》，陈阅增编著的《普通生物学》，翟中和、丁明孝等编著的《细胞生物学》，杨安峰编著的《脊椎动物学》，杨安峰、程红等编著的《脊椎动物比较解剖学》，吴湘玉、陈守良、葛明德编著的《陈阅增普通生物学》，王平、曹焯等编著的《简明脊椎动物组织与胚胎学》等等。至于从杂志上读到的北大老师发表的关于人体及动物生理学领域的科研论文，那就更多了。如果说，我的教学科研还取得了那么一点点成绩的话，毫无疑问，北大老师们撰写的这些教科书和科研论文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的确从中受益匪浅！这些算是北大老师对我的间接指导或影响吧。

我没有想到的是，北大生科院成立了校友理事会，推荐我作为理事之一（代表我们那一级人体及动物生理学专业的16位同学）。这样，我参与北大的活动就更多了。



2018年5月，北京大学迎来120华诞生日。我们那一级的二位理事（以史桂荣为主，我辅助）协助生科院校友理事会秘书长刘超老师组织了我们那一级同学来母校参加校庆活动。在聚会上，轮到我讲话时，我给同学们读了我为校庆活动写的如下二段文字：

欢庆北大120周年华诞

——献给生物系73级学友

2018-05-04

 一

北大喜迎双甲子，

八方学友聚燕园。

觥筹交错说今古，

互诉衷肠倾万言。

经历人生坎坷路，

方知奋斗幸福观。

感恩母校栽培我，

祝愿中华永向前。

 

二

久久未见久久见，

久久见后还想见。

愿君满载精气神，

二八之春再相见。

 

注：

1）北大生物系1973级共40位学员，已有3位去世，9位定居国外。这次校庆活动，有17位参加，来自全国7个省、市、自治区，分别是广东省、青海省、湖南省、山东省、北京市、上海市、宁夏回族自治区。

2）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精气神。

3）二八之春：指2028年之春。那时北大将迎来130周年华诞。

图42↑ 2018年5月在北大聚会的集体照

植物生理学专业有：张照荣（前排左起2），李新兰（前排左起3），刘书礼（后排左起3），季新华（后排左起4），马宝亭（后排左起5），裴显庆（后排右起3）。

动物生理学专业有：孙丽华（前排左起4），王兰英（前排右起3），艾洪滨（后排左起2），李绍武（后排右起4），梁兵（后排右起1）。

昆虫学专业有：史桂荣（前排左起5），韩立柱（前排右起2），李仲田（前排右起1），张香云（后排右起2）。

图43↑ 在生科院金光大厅留影

前排左起：史桂荣，艾洪滨，张照荣，李新兰，王兰英，张香云，孙丽华，刘书礼。

后排左起：韩立柱，李仲田，马宝亭，季新华，梁兵，李绍武，裴显庆。

图44↑ 2018年5月，我们动物生理学专业的5位同学与蔡益鹏老师和师母在金光大厅。

图45↑ 我们动物生理学专业的5位同学（左起：梁兵，艾洪滨，王兰英，孙丽华，李绍武）。

图46↑ 我们动物生理学专业的5位同学去蔡老师家看望蔡老师和师母。

图47↑ 我们动物生理学专业的5位同学去蔡老师家看望蔡老师和师母，并进行亲切交谈。

图48↑ 2018年5月，我们动物生理学专业的5位同学与周曾铨老师（在轮椅上）的合影。

2019年5月，在江苏省启东市举行了第二届校友理事会第三次会议，我参加了。

图49↑ 2019年5月参加启东会议报到。

左起：艾洪滨、史桂荣、王戎疆（1987级环境生物学及生态学专业）。

图50↑ 史桂荣在启东会议上。

图51↑ 艾洪滨在启东会议上。

图52↑ 参加启东会议的集体照（中间排左起10是许崇任老师。许老师曾任北大生科院党委书记，现任生科院校友会副会长；中间排右起3是史桂荣、4是艾洪滨）。

在从上海去北京的高铁上，透过窗户看着外面近处向后飞速移动着的碧水青山、绿色原野，遥望着远方的蓝天白云，回味着我们国家由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发展过程。浮想联翩，联想到建国70年来的中美关系，打打和和，和和打打。他们采取多种措施限制中国的发展，尤其是近几年他们多次发起对中国的贸易战。我国政府果断采取相应的立场、态度、措施：“对于贸易战，中国不愿打，不怕打，必要时不得不打。谈，大门敞开；打，奉陪到底！”我为之点赞！有感，学写“水调歌头”词一首。

水调歌头

沪京高铁上有感

2019-05

 

才饮浦东水，

将食北京肴。

千里高铁驰骋，

极目白云飘。

绿水青山碧野，

蝶舞蜂嗡鸟语，

无限风光娇。

国盛又民富，

科技再登高。

 

树欲静，

风不止，

霸权嚣。

几千寒暑磨砺，

中华成英豪。

能上九天揽月，

能下五洋捉鳖，

神州似腾蛟。

任尔掀风浪，

诸夏自逍遥！

 

注：诸夏—即华夏；夏，还有个含义，指中国人（《辞海》6版）。



2021年5月，在北京大学举行了第三届校友理事会第一次会议，我参加了。

图53↑ 2021-05-09在北大生科院金光生命科学大楼前和曹焯老师的合影。

图54↑ 2021-05-09在北大未名湖畔和丁明孝老师、史桂荣的合影。丁老师曾任北大生科院院长，主编大学本科用《细胞生物学》教材。

2022年8月9日，我和老伴领着外孙女去了北大红楼参观（北大红楼位于东城区五四大街那里）。在北大上学入学教育时，领导和老师就给我们简介了北大红楼的历史故事。但当时却没有安排我们去参观。通过看电视剧《觉醒年代》和这次参观，使我进一步了解了北京大学做出的历史性贡献。更加崇敬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鲁迅、毛泽东、邓中夏、胡适等思想家、革命家、理论家。为自己能够成为北京大学的一名学生而自豪，同时也立志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

图55↑ 北大红楼外景

图56↑ 我和外孙女在北大红楼前留影。

图57↑ 我和外孙女在北大红楼展室内参观。

参观了北大红楼之后，联想到我们党的红船、红色党旗，党建立的军队叫红军，夺取政权建立了共和国，国旗也是红色的，都带个“红”字。红色象征着着革命、热烈、奔放。我很有感触，便写了一段文字表达之：



观北大红楼有感



红楼红船红旗展，

浴血奋战百余年。

劈荆斩棘途坎坷，

终得世人送笑颜。

2023年5月4日是北大125华诞校庆日，我和其他几位同学再次回母校庆生。5月6日，我写了个简讯发在我的大学同学微信群里：



各位老同学好！今年是咱们母校125周年校庆。由于各种原因，咱们在国内的27人未能相聚一堂。但我们还是心系母校，念念不忘母校的培养之恩，念念不忘同学们的友谊之情，念念不忘母校的发展之况。昨天，咱们1973级的4位同学分别代表咱们3个专业相聚燕园，祝贺母校生日！史桂荣代表昆虫专业，李雄彪和吴锜代表植物生理专业，艾洪滨代表动物生理专业，分别在参加校庆活动的校友签名薄上签名；在校友墙前留影，看着校友墙上的咱们1973级的毕业留影，又回忆了咱们求学期间的点点滴滴；在金光生命科学大楼一楼阳光大厅，校友会秘书刘超老师与我们亲切交谈；我们又来到未名湖畔、博雅塔下，回味着我们在北大求学时的那段特殊历史，回味着我们每个人不能再重复的故事。



风沙吹老了岁月，吹不老咱们的思念！期盼着与同学们再次相聚。

图58↑ 报到时签名

图59↑ 和李雄彪、吴锜、史桂荣、王敬泽（1974级昆虫学专业）在生科院金光大楼楼前留影。

图60↑ 和李雄彪、吴锜、史桂荣未名湖畔留影。

图61↑ 和刘超老师在金光大厅亲切交谈。

图62↑ 和许崇任老师亲切交谈。

左起：王敬泽（1974级昆虫学专业）、吴锜、李雄彪、许崇任老师、史桂荣、艾洪滨、王戎疆。

每次来北大，只要时间允许，我都会漫步于未名湖畔、博雅塔下、临湖轩旁、西馆前（我的本科论文就是在西馆做的）、办公楼前、图书馆前、老生物楼前……，寻找那求学时的一幕一幕，回味那永远不可能再重复的同学之间、师生之间的有趣故事！



值得一提的是，临湖轩是当年燕京大学校长、曾任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住所和办公楼。为此，我还多读了几遍毛泽东选集中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建国后北大的第一任校长马寅初也曾在此居住过。“临湖轩”则是由著名文学家冰心命名的。

图63↑ 临湖轩外景。现在的临湖轩与我们在这里上学时相比，从外围已看不到她的全貌了。现在她掩映在郁郁葱葱的茂林修竹内，但依然起着重要的外事接待作用。

另外，我还想说，除了北大的老师给了我直接或间接的指导、影响之外，我的同学也给了我很好的影响，也是我业务成长路上的好帮手。例如，我给研究生讲《比较动物生理学》时，就参考了梁兵翻译的《高原与人》一书；李绍武任《遗传学报》和《遗传》杂志编辑部主任时，让我评审过2篇综述论文，促使我学习了相关知识；我曾到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学研究所参观，王兰英给我演示她所做的实验；孙丽华给我介绍过她们中国科学院心理所去河南做人体特异功能的实验；我在指导研究生过程中，曾参考过李雄彪发表的关于肠道益生菌方面的文章；遇到有关中草药方面的某些问题时，我时常参考张照荣等主编的大型参考书《山东药用植物志》；史桂荣给我介绍过赤眼蜂防治农作物害虫的相关知识；……。

图64↑ 我和梁兵在天津参加全国第二届应用生理学学术会议期间的留影

1990年10月16～19日，我去天津参加了中国生理学会第二届应用生理学学术会议，我的同学梁兵也从西藏拉萨医学研究所赶来参加会议。我们二人相见，分外高兴，因为这是我俩毕业后的第一次见面。会议期间，我俩进行了长时间的交流。梁兵较详细地给我介绍了去西藏前的一些准备工作、在拉萨医学研究所开展的科研工作以及西藏地区的一些风土人情。可想而知，他在西藏是克服了许多困难的。我很敬佩梁兵的不畏艰难、勇于担当、敢为人先的精神。他是我们那一级毕业前主动提出去西藏工作的。当时我非常感慨，他小我3岁，却有这种思想境界，我是自叹不如！与他相比，我脑子里“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观念更重一些。所以，我暗暗地向梁兵学习。

图65↑ 2004-07-03 艾洪滨参加在广东珠海举行的第五届全国比较动物生理学学术会议。会后，艾洪滨两口（中间）与梁兵两口（两侧）在广州见面交流。

图66↑ 2016-04-25 我和张照荣两口在济南交流。

图67↑ 2016-06-14 娄伟（中间）去济南办事。事后与张照荣、艾洪滨交流。为此，我还写了一段文字：

送娄伟

2016-06-14

雨后复骄阳，

吉祥自北方。

同学张艾伟，

茶饮诉衷肠。

一别四十载，

成家立业忙。

如今虽暮色，

晚景桑榆长。

说明：昨天夜里济南下了一场雨，今早晨还阴着天，娄伟从北京来了后，晴天了，太阳很好。下午5点左右，又阴天了。

晚景桑榆长——有个成语叫“桑榆晚景”，比喻老年的时光。这里的意思是指我们虽然快奔七了，但希望我们都长寿，活到100岁，还有30多年的夕阳俏呢。

图68↑ 2017-05-12 我们专业的李绍武、梁兵在北京看望孙丽华。

图69↑ 2018-05-04 刘书礼（中）、韩立柱（左）、艾洪滨在北大。

图70↑ 2018-05-04 梁兵、曹正义、李绍武、艾洪滨（自左而右）在一起交流。

图71↑ 2018-05-06 李雄彪、臧君彩、吴锜、史桂荣、艾洪滨（自左而右）在北大交流。

图72↑ 2022-10-27 娄伟（中）、史桂荣（左）、艾洪滨（右）在北京交流。

图73↑ 2022-10-27 娄伟、史桂荣、白淑华、艾洪滨在北京交流。

图74↑ 2023-03-28 梁兵、张香云、娄伟、艾洪滨（自左而右）在北京交流。

图75↑ 2023-03-28 梁兵和我去看望孙丽华。

总之，从1973年上大学开始到今年，正好50年了！在这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我一直受着北大老师、同学直接或间接的帮助。所以，我有种感觉，我这一生冥冥之中与北大有着某种缘分。谢谢北大！谢谢北大的老师们！谢谢北大的同学们！



注：本文关于斯诺墓、临湖轩的某些信息来自肖东、杨虎发主编的《风物·燕园景观及人文底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