巍巍黉门立东南

熊克明

巍巍黉门立东南

散文/熊克明

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亲民，

在止于至善。

素有“天下文枢”、“东南第一学”和“世界文学之都”之称的南京，自古以来就是一座崇文重教的城市。

据史志考证，既有自然山水之胜，又有历史文化之美的南京，早在650多年前，就有了“盛誉遥惊四海骇，慕名学子五洲来”的“大学城”（明朝应天府国子监）。

1356年（元朝至正十六年），红巾军（农民军）将领、人称吴国公的朱元璋率部攻占了“大元大蒙古国”（元朝）的别都“集庆路府”（南京）后，将集庆路府改名“应天府”，又将元朝设在“别都”文宣王庙（今南京夫子庙）的“集庆路学”（相当于现在的省级高等院校）改名“应天府学”。

1365年（元朝至正二十五年），吴国公朱元璋又将应天府学易名“国子学”，以掌教育诸皇子和胄子（国子学生员）。

1368年（明朝洪武元年），吴国公朱元璋在应天府（南京）登基称帝，建立明朝。称帝后的朱元璋非常清楚，新建立的明王朝需要大量治理国家的人才，而前朝设在秦淮河畔夫子庙的“集庆路学”规模小、生员少，且周围又“青楼”云集，不成体统。于是，明太祖朱元璋决定重新建一座国子学，由他亲自四处踏勘选址，最终定址在鸡笼山（今南京北极阁山）东麓，后湖（今南京玄武湖）南岸（今南京市北京东路41号至43号），曾经的“六朝”（东吴、东晋、南朝宋国、齐国、梁国、陈国）皇宫与皇家花园（别称华林苑）所在地，重建国子学。

1381年（明朝洪武十四年）夏天，朝廷动工兴建，翌年冬天，一座规模宏大的“国子学”（大学城）竣工落成。

1382年（明朝洪武十五年），明太祖朱元璋敕令将新建成的国子学易名“国子监”，逐将这座国立京师最高学府的“学”与“监”结合起来，所谓“学”是传授知识，指教育和最高学府的功能；“监”是督署监管，指国家教育管理的功能。

据《明史-卷七十三-职官二》记载，应天府国子监的教职员工除杂职外，一共有44人。其中置正四品祭酒（类似现在的大学校长）1人，正五品司业（类似现在的大学副校长）1人，正七品博士（类似现在的大学教授）5人，从八品助教15人，正九品学正10人，从九品学录7人，以上39人均从事教学事务。另置行政庶务人员5人，可见，当年若大的一座国家最高学府，教职人员编制却非常精简。

应天府国子监的学生来源，大部分是“民生”，配少部分“官生”。民生是由各府、州、县学推荐上来的“岁贡生”。按照朝廷的规定：“必资性淳厚，学问有成，年二十以上者，方许充贡。”官生是指朝廷文臣武将子弟、夷生（外国留学生）等。这些学生经过翰林院的考试，被录取的方可进入国子监深造。进入国子监的学生经过4年的学习，成绩优秀者，毕业后经过“监生历事”（即毕业实习）阶段，然后由吏部授予官职。

　　据明代著名学者黄佐编撰的《南雍志-卷九-学规本末》记载，坐落在华林苑的应天府国子监，左有覆舟山（今南京九华山），右有鸡笼山，东与“皇城”的西华门（今南京市龙蟠中路）接壤，南抵珍珠河（今南京市珠江路珍珠桥），西至丹凤街，北濒后湖，延袤十里，灯火相辉。

应天府国子监置有“5厅7堂”。5厅（绳愆厅、博士厅、典簿厅、典籍厅和掌馔厅）为国子监行政和教学管理部门。7堂（彝伦堂、率性堂、诚心堂、崇志堂、修道堂、正义堂、广业堂）为国子监学生上课的教室，其中“彝伦堂”为正堂，其它为支堂。每堂设有15间宽敞明亮的学舍（教室），共计105间。置藏书阁（图书馆）1座，其规模相当于14间学舍。供学生住宿的士舍约2500间（即今东南大学四牌楼校区所在地）。供会馔用的馒堂（食堂）2座。国子监为了供奉孔夫子和历代贤哲，专门建造了一座气势恢宏的文宣王庙。同时，还特别为邻邦高丽（今朝鲜、韩国）、日本、琉球、暹罗（今泰国）等国夷生（留学生），建造了100多间士舍（光哲堂）。此外，国子监里还建有射圃（靶场）、养病院（医务所）仓廪（粮库）、菜圃、酱醋房、木磨房、晒麦场等。

据《明实录》记载，到1384年（明朝洪武十七年）时，由于入学国子监的生员已近3000人，原有的士舍不够用，朝廷便在“集贤门”（国子监正大门）外，增建了500间，谓之“外号房”。

1396年（明朝洪武二十六年），国子监的学生已达到8000多人。至1422年（明朝永乐二十年）时，学生已近10000人，可谓千载一时，盛况空前。此时，应天府国子监已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座高等学府。那时的邻邦高丽、日本、琉球、暹罗等国“向慕文教”，不断派留学生来应天府国子监求学。

规模宏大、建筑精美、布局统一，坐北朝南的应天府国子监，以“国子监街”（今南京市成贤街）为中轴线，两侧槐树绿荫夹道，由南向北依序为““集贤门”、“太学门”、“辟雍”、“彝伦堂”、“敬一亭”等。

应天府国子监中轴线（成贤街）东西两侧，分别设有“文宣王庙”、“钟亭”、“鼓亭”、 “五厅”、“六堂”、“御碑亭”等，形成一种传统的建筑对称格局。在东侧设有“敬持门”过道与西侧的文宣王庙相通，构成"左庙右学"的传统教学礼制。

在应天府国子监集贤门外，排列着四座顶部覆盖黄色琉璃瓦的牌楼，以示朝廷“向学重教”，招天下学子集学于此。故而，民间百姓便约定俗成的将集贤门外一带，称作"四牌楼"。虽然这四座牌楼和集贤门已于1853年（清朝咸丰三年）3月，毁于兵燹。但“四牌楼”却被作为地名，一直沿用至今。且这个古韵十足的历史”地名”，恰好衬映出昔日南京这座殿堂级的“大学城”，何等的巍峨宏丽，何等的笑傲十方，何等的睥睨天下。

　　如今，“四座牌楼”虽然“荡然无存”，但年方650多岁的国子监街（成贤街）依然“朗朗如初”。熟悉南京地理的人都知道，南京城区主要街道的两旁，都以绿荫如盖的“法国梧桐”（悬铃木）著称，唯有成贤街两旁一直种植的是象征“功名和官运”的槐树。南至“碑亭巷”，北扺鸡笼山东麓的“华林苑”（今南京市北京东路41号至43号），全长约三华里的“成贤街”，每到炎节，槐花盛开之时，整条街都会弥漫着一种清幽淡雅、沁人心脾的香气，直至暮秋时，阵阵凄风拂过，盛放的花枝随风摇曳，花瓣纷纷飘落下来，好似有散花的天女将花瓣均匀地铺满街面，犹如给这条古老的街道披上了一件缤纷的薄衣，置身其中，恍若仙境。这一梦幻又绝美的景象，不禁令人遥思追忆……距今650多年前，应天府国子监的学子们，穿着由朝廷工部尚书秦逵大人设计、明太祖朱元璋御批制定的“士子蓝衫衣冠”（即校服），成群结队地从飘落着白黄色槐花瓣的成贤街上走过时，真是让人无法想象，这是怎样的一道“斑斓耀眼”的风景线，是何等风流倜傥的一群“天子骄子”！笔者揣测，想必当年一定会引得路人纷纷为之侧目吧。

当初，明太祖朱元璋为何要将应天府国子监设于鸡笼山下的华林苑呢？原来这里不仅是“六朝时期”的皇宫和皇家花园所在地，也是古人读书办学的好去处。亘古以来，正是在这片“琅嬛福地”上，源远流长的华夏文脉，经百折而不挠，历丧乱而不息。

早在西汉时期（公元前202年至8年），西汉著名经学博士戴德在《大戴礼记》中写道：“帝入太学，承师问道。” 可见太学，为古代最高学府，以帝师而著称。

258年（东吴永安元年），吴景帝孙休（东吴大帝孙权第六子）在建业（南京）登基称帝。据《三国志-吴书》记载，自幼禀性好文的孙休皇帝登基后，为促进吴国的蕃衍昌盛，嘉惠百姓，逐在华林苑（东吴皇家宫苑）创建国学，设太学博士制度，诏立五经博士，为建业太学之滥觞。

三国（曹魏、蜀汉、东吴）至西晋时期，著名史学家陈寿在其撰写的《三国志-吴书-孙休传》中，转载了吴景帝孙休发布的一道诏书：“古者建国，教学为先，所以道世治性，为时养器也。自建兴以来，时事多故，吏民颇以目前趋务，去本就末，不循古道。夫所尚不惇，则伤化败俗。其案古置学官，立五经博士，核取应选，加其宠禄，科见吏之中及将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业。一岁课试，差其品第，加以位赏。使见之者乐其荣，闻之者羡其誉。以敦王化，以隆风俗。”吴景帝孙休这道诏书的意思是，古人创建国家，将读书受教育放在首位，以此引导和培育良好民风，陶冶心性、明悟大道，为社稷培养人才。自“建兴”（三国时期蜀汉后主刘禅的年号）年间以来，天下时事多变，官吏和百姓都着重于眼前的利益，抛弃本业，专行末业，不遵守古人所制定的道德规范，世风日下，纲常扫地以尽。因此，必须遵照古制来设置学官，立五经（《易》、《书》、《诗》、《礼》、《春秋》）博士，教授弟子，考核录取人才，并赐予丰厚的俸禄。在朝廷文臣武将的子弟中，选拔有志向学之人，令其读书穷理，以道问学。一年后，经过考试，朝廷将根据学生成绩的优劣，分别赏赐奉禄和官阶。让那些尚未受过太学教育的人为之羡慕和向往，从而建立起一种“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自豪感与荣誉感。只有这样，方能配天之德、迁善黜恶，敦促王道教化，传承淳朴和乐的民风。

　　279年（三国东吴天纪三年），西晋大军南下讨伐东吴。280年（西晋太康元年），建业沦陷，东吴灭亡。晋王司马炎（三国时期曹魏权臣司马懿之孙）在洛阳篡位登基称帝，建立西晋王朝。建业太学被迫中辍。

317年（东晋建武元年）4月6日，西晋皇族琅琊王司马睿在“建康”（南京）登基称帝，建立偏安江左的东晋王朝。是年秋天，晋元帝司马睿下令在鸡笼山东麓的华林苑（建业太学旧址），开办建康“华林学省”（即太学），别称“华林园”。此后，南朝四国（宋、齐、梁、陈）皆在此开设华林学省。

438年（南朝宋元嘉十五年），宋文帝刘义隆召教育家雷次宗进京，令其在华林园开馆召生百余人，教授太学。

479年(南朝宋建元元年)，南朝杰出的数学家、天文学家祖冲之奉命重返桑梓建康（南京），担任“谒者仆射”（正五品官）。出生于“科技世家”的祖冲之（其祖父祖昌、父亲祖朔之分别是南朝宋国的“大匠卿”和“奉朝请”）早在少年时期，就对天文地理、土木建筑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453年（南朝宋太初元年），时年24岁的祖冲之以“学士”的身份，进入“华林学省”，韦编三绝，潜心典籍。当初，年轻的祖冲之兴匆匆地来到华林园时，一下子就被眼前气势恢弘、雕刻精美的建筑震住了，只见华林园大门口巍峨的汉白玉石牌坊两侧，各蹲着一尊威武霸气的石狮子，朱红色的牌坊中央上方镌刻着“华林学省”四个金色大字。曾经被作为皇家宫苑的华林园里，娇媚靓丽的牡丹、晶莹皎洁的玉兰，与长青不败的翠竹相映成辉，微风吹过，竹影婆娑起舞，地上光影斑驳陆离，不免让他有些眼花缭乱。在蜿蜒曲折的甬道两旁，间隔耸立着花叶葳蕤的老树，碧翠的细叶层层叠叠，在阳光下泛着亮色，显得晶莹如玉，清香四溢。园中一隅，点缀着千层石假山，层峦叠嶂，碧水游鱼，别有一番意境。散落在园子里的一座座用金黄色琉璃瓦重檐殿顶，朱红墙壁、雕梁画栋的宫宇（学舍），与近在咫尺、波光潋滟的后湖，抅成了一幅天下难觅的“半城湖色，一楼璀璨”的人文图景。此刻，祖冲之不禁暗自欣喜，这里果然是修行学道的绝佳之地。

当年，但凡被选进华林学省的人，会有一个引以为荣的称号：“华林学士”。进入华林学省的学士，虽然没有官职，但住着朝廷赐予的“官舍”，出行有“轺车”，还定期领取丰厚的俸禄。

自小就“专攻数术，搜烁古今”的祖冲之，由于对各种事物敏于观察，勤于思考，敢于创新，且锲而不舍、孜孜不倦，使其在多个自然科学领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可以说，祖冲之是从建康（南京）华林学省（国立最高学府）走出来的第一位世界级自然科学家，被称誉为“圆周率之父”、中国的“毕达哥拉斯”（古希腊数学家、哲学家）。

毕生以“亲量圭尺，躬察仪漏，目尽毫厘，心穷筹策”为科学准则的祖冲之，自453年（南朝宋太初元年）进入华林园后，便重新设计制造出用铜制机件传动的“指南车”（古代用来指示方向的一种车辆），发明了“千里船”（能日行百里的一种水上交通工具），以及“木牛流马”（木制的牛马形体、可行走的运输器具）和“水碓磨”（利用水力加工粮食的工具），还设计制造了“漏壶”、“欹器”（古代计时器）等，成为中国南朝时期机械工程专业之肇始者。

　　462年（南朝宋大明六年），祖冲之将自己精心编撰的天文与历法著作《大明甲子元历》，呈送宋孝武帝刘骏，请求公布实施。

469年（南朝宋大明九年），南朝宋国正式实行《大明甲子元历》历法。亦称“新历”。

据历史文献记载，早在商朝时期（约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046年），中国就有了天文观测的记录，在“契文”（甲骨卜辞）中已有天干地支的记载。到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中国在“天文学”方面已有了长足的发展，初步形成了传统天文学体系。西汉时期（公元前202年至8年），汉武帝刘彻颁行了中国古代第一部天文历法一一《太初历》。据考证，这部《太初历》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天文历法。随着时光的推移，《太初历》经过不断演化，有了《四分历》、《乾象历》、《景初历》以及后来南朝时期颁行的《元嘉历》。不过，针对古代的这些历法，祖冲之曾大胆地指出，之前所颁行的汉族历法，都存在一个谬误，即“太阳每年的同一时间，相对于地球处于同一位置”的说法是不准确的。祖冲之经过计算得知，对于各个天体而言，不仅有公转，还有自转，两者的时间并不以整数倍存在，所以地球与太阳经过一年的公转后，地球上的“位置”因自转而与太阳的“位置”会有偏差。为此，祖冲之在其编撰的《大明甲子元历》中，将太阳直射南北回归线的时间，和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的时间进行了区分，即回归年和恒星年，并测得岁差为45年11个月仅差1度，精准的确定一个回归年为365.2428148天，这与现代天文学家所测的数据，仅仅相差46秒。此外，他还发明了用圭表测量冬至前后若干天正午时分太阳的影长，以确定“冬至”日。

480年（南朝齐建元二年），被誉为旷世奇才的祖冲之，精确地计算出“圆周率”（在数学及物理学中普遍存在的数学常数）的真值在3.1415926与3.1415927之间，相当于精确到小数第7位。正是因为祖冲之在数学领域取得的这一惊人的成果，使其入选世界纪录协会，并被称誉为世界上首位将圆周率（又称祖率）值计算到小数第7位的科学家。

据历史文献记载，祖冲之计算出的圆周率值，直到15世纪初叶（也就是1000年后），才被阿拉伯数学家、天文学家阿尔-卡西和德国数学家鲁道夫-范-科伊伦刷新。

除了《大明甲子元历》和圆周率外，祖冲之还和儿子祖暅合作撰写了数学名著《缀术》，此作被认为是中国自汉魏时期至隋唐时期水平最高的数学著作。唐朝著名天文学家、数学家李淳风曾高度评价《缀术》：“指要精密，算氏之最者也”。由此，一直到唐朝末年，《缀术》都被作为朝廷高等学府的算学教材。后来《缀术》还传至海外东瀛等国。

589年（隋朝开皇九年），隋朝灭亡南朝陈国。占领陈国京都建康的隋朝大军，蓄意纵火焚毁了长达367年历史的“六朝宫苑”（华林园），漫天大火，烧炎百里，建康城邑几乎被夷为平地。建康华林学省被迫停办。

937年（南唐升元元年）10月，吴国皇帝杨溥禅位，李昪（徐知诰)代吴称帝，定都江宁府(南京)，史称“南唐”。称帝后的唐烈祖李昪下令将“宫城”设在鸡笼山南麓，江宁府城中央区域（大约位于今南京市洪武路一带），并在宫城一隅，开设“金陵太学”。

975年（北宋开宝八年），北宋灭亡南唐。南唐宫城和金陵太学毁于兵燹。

1034年（北宋景祐元年），北宋朝廷在江宁府“东晋学宫”旧址，修建“文宣王庙”（即今南京夫子庙），同时在庙内设立“江宁府学”（类似现在的省立高等学府）。

1129年（南宋建炎三年），江宁府文宣王庙与江宁府学遭回禄之灾。江宁府学被迫停办。

1131年（南宋绍兴元年），南宋朝廷将江宁府改名“建康府”。重建文宣王庙并在庙内设立“建康府学”。1168年（南宋乾道四年），南宋朝廷又在文宣王庙东侧开设科举考场“江南贡院”。

1271年（元朝至元八年)，大元大蒙古国（元朝）将江宁府改称“集庆路府”（元朝别都），江宁府学易名“集庆路学”。

　　如前所述，1356年，红巾军将领朱元璋将集庆路府改名为“应天府”，集庆路学改名“应天府学”。1365年，其将应天府学升格为“国子学”（类似现在的国立高等学府）。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敕令将国子学从秦淮河畔的文宣王庙，迁徙至鸡笼山东麓的“华林苑”。改国子学为“国子监”。

据史志记载，明朝永乐年间（1403年至1424年），应天府国子监已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学生的功课内容主要有《御制大诰》、《大明律令》、《四书》、《五经》、《性理大全》、《说苑》等。正是在这一时期，应天府国子监编撰了一部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内容最全面的百科全书，也是世界上最早出版的百科全书一一《永乐大典》。

1403年（明朝永乐元年），明成祖朱棣为完成父皇明太祖朱元璋的遗愿，敕谕国子监编纂一部“集史”，以彰显国威，造福万代。编纂的宗旨：“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

1407年（明朝永乐五年），明王朝内阁首辅、大学士解缙受命主持，由国子监约3000名学士参与编纂的著作《文献大成》定稿，明成祖朱棣亲自为这部巨著审定、作序，并将《文献大成》改名《永乐大典》。翌年冬天，堪称煌煌巨制的《永乐大典》即告全部排版刻印完毕。

据《明实录》记载，《永乐大典》全书共计22937卷（含目录60卷），11095册，8000多幅插图，约3.7亿字数。涉及了当时已知的文学、历史、哲学、科学、艺术、农业、医学、法律等领域，谓之当时中国知识体系之总汇。

《永乐大典》的编纂与出版，呈现出当时中华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和辉煌性，反映了华夏先民对知识的渴求和探索，也促进了知识的传播和交流。总之，《永乐大典》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一部重要文献、中国文化繁荣时期的一个重要象征，更在于它对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768年12月，在英国出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称中国明代类书《永乐大典》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

1650年（清朝顺治七年），大清国将江宁府上元县（南京）国子监降格为“江宁府学”。

清朝乾隆年间（1736年至1796年），江宁府学效仿北宋时期的国子监祭酒、名儒胡瑗的“分斋教学法”，“严立课程、奖诱备至”，力主经世致用，曾一度使江宁府学出现了“师徒济济，皆奋自镞砺，研求实学”的蓬勃景象。

1853年（清朝咸丰三年）3月，历经了7次（从1638年至1853年）重修、增建，形成了建筑规制齐全的江宁府学（华林园），被占领江宁府的太平天国军付之丙丁。江宁府学被迫停办。

1864年（清朝同治三年）7月19日，太平天国覆灭。大清国两江总督曾国藩随即下令在江宁府朝天宫（今南京市王府大街朝天宫4号、江苏省昆剧院所在地）重新开办“江宁府学”。

1902年（清朝光绪二十八年），爱新觉罗-载湉（光绪皇帝）下旨，令两江总督刘坤一、中国近代教育先驱、体仁阁大学士张之洞等人筹备创办“新学”，逐将江宁府学从朝天宫迁至原明朝国子监士舍所在地（今东南大学四牌楼校区），并将江宁府学改名“三江师范学堂”。不久，张之洞大人又在此增设“三江师范小学堂”（即今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小学）。

　　由近代教育先驱张之洞等人创办的三江师范学堂，既秉承“兴教报国”的传统办学宗旨，又力倡新学，借鉴东瀛和西方的教育体制，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学方针，逐渐发展成为中国规模最大、设计最新的师范学堂。素有中华“东南第一学府”之称。

张之洞大人曾在《劝学篇》中阐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即“以中国伦常经史之学为原本，以西方科技之术为应用”。

所谓“中学”，是指南宋理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朱熹在其著作《大学》里提出的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者，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项为核心的儒家学说。亦称“三纲八目”。

所谓“西学”，是指近代传入中国的自然科学和商务、教育、外贸、万国公法等社会科学。

当年，正是因为三江师范学堂采用了“中体西用”的教学模式，培育出了一大批新学人才，如：近代著名科学家周仁，国学大师胡小石、陈中凡，国画大师张大千等。

据史志记载，三江师范学堂开办伊始，正值大清国被列强凌辱、内乱不断之时，正是在这江山社稷岌岌可危之际，三江师范学堂为大清国承载了强大的希冀和责任。

随着三江师范学堂的迅速发展，其很快便与鼎鼎大名的京师（北京）国子监同年而校，被誉为“中国师范学堂之嚆矢”。

1905年（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2月6日，大清国朝廷变革学制，裁废国子监，设立学部，以统辖全国各省学堂，从此，全国学制划一整齐。之后，三江师范学堂也因学制变革，曾几易其名，最后易名为“两江优级师范学堂”。

1912年（中华民国元年）1月1日，民族英雄孙文先生在南京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随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布将原大清国“学部”改名“教育部”。

1914年（中华民国三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将两江优级师范学堂改名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招收国文、理化两大类学生，与北京、武昌、广州三地的高等师范学校，并列为中国最早的四所高等师范学校。后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先后易名为“东南大学”、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国立“江苏大学”、国立“中央大学”。

1920年（中华民国九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首开先河，实行男女同校的教育模式，招考女学生。虽然首次只招到8位女学生（即李今英、陈梅保、黄淑班、曹美恩、吴淑贞、韩明夷、倪亮、张佩英）， 但这一开放女禁之创举，极大地提高了中国教育的普及率。据说，这8位女学生，不辱学校之栽培，毕业后都选择了留校教书育人，为母校招收女生的盛举而善施教化，竭尽全力。

1928年（中华民国十七年）5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最终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名为国立“中央大学“。

1930年（中华民国十九年）1月16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鸡笼山东麓的“华林园”（建业太学旧址），筹资修缮和重建“太学”学舍，然后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考试院”（俗称花园官署）设立于此，门牌编号码为“试院路1号”。

1937年（中华民国二十六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考试院被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占用。

1945年（中华民国三十四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1946年（中华民国三十五年）5月，中华民国将国民政府考试院迁回试院路1号。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原国民政府考试院成为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地。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将原国立中央大学改名“南京大学”。

1952年，共和国教育部进行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划分，南京大学调整划分出工学、农学、教育学等院系，并先后组建“新南京大学（今南京大学、南京市汉口路22号）、南京工学院（今东南大学、南京市四牌楼2号）、南京农学院（今南京农业大学、南京市卫岗1号）、南京师范学院（今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市宁海路122号）、南京林学院（今南京林业大学、南京市龙蟠路159号）、华东水利学院（今河海大学、南京市西康路1号）、南京化工学院（今南京工业大学、南京市新模范马路5号））等。

星霜荏苒、居诸不息，创立于258年（东吴永安元年）的“建业太学”（即南京太学），沿袭至今已有1765年的历史，从“南京太学”到“南京大学”，曾有史学家风趣地说，它们之间不过一个“点”的区别（指太和大只差一点），但是南京2000多年起伏更迭、盛衰兴废的历史，从“南京太学”到“南京大学”的身上，却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显然，这个“烙印”就是后人对南京古今历史的记载，对中国社会发展过程的记载。这一记载历经千年的传承，时至今日，南京境内已有51座高等院校，在持续不断地为祖国的繁荣富强提供智力支持。

一位哲人曾经讲过：“倘若对过去的重大事情逐一寻根问底，过去的一切会让我们更注重将来。” 此言果然有理，时下，若徜徉在占尽了金陵"文气"的成贤街（当年的国子监街）上，会令人情不自禁的被这条“一眼望千年”的历史老街所吸引，所陶醉。一望而知，它的存在不仅是人们怀旧的寄托，也是时代变迁的见证。在这里，人们可以聆听到六朝古都的丝丝余韵，追慕先贤，体会古人刻苦读书的精神。在这里，人们可以亲睹矗立在老街北端，始建于1394年（明朝洪武二十七年）的五门六柱式玉石牌坊（明朝时的应天府国子监太学门），感受气势恢宏的“古代太学”建筑之美。在这里，人们可以瞻仰到迄今已1500多岁的“六朝古松”虬枝盘曲、雄奇遒劲的英姿，领略到“东南大学”（原三江师范学堂）这座享誉海内外的著名高等学府“求强思辨、兴学育才”的风采。总之，这条承载了千年南京人文气脉、光耀了数个朝代的成贤老街，恰好印证了当代一位教育家所言：“教育决定着人类的今天和未来。”引而伸之，人类社会需要通过教育不断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需要通过教育来传授已知、更新旧知、开掘新知、探索未知。诚如南宋理学家朱熹在著名诗篇《观书有感》中云：“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月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由此可知，古往今来，皆“万事莫如为善乐，百花争比读书香 。”於乎！天下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

2023年9月15日拙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