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遥远的音乐</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我是通过《中国青年报》才知道《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译者薛范的。这位上海籍译配了几十个国家和地区1500多首歌曲，现已62岁的老人定格给我的最初印象：激情而偏执，淡泊而不羁，仿佛是一组汇入现代流行音乐中的不和谐音响，他坐在我对面的轮椅上时，会跨越年轻的代沟有一搭没一搭地与我这个现代青年说话，崇拜英雄和渴望理想的气息，不时通过他残疾而弱小的身躯一波一波的漾开：</p><p class="ql-block">“现在大多数人只能做到善良，而不是崇高和理想主义。人类只有爱心是不够的。人类社会的发展，是需要精神的，我一直最崇拜岳飞、文天祥那样的民族英雄，可是现在，有谁还崇拜英雄？”</p><p class="ql-block">……</p><p class="ql-block">一个静静的下着大雨的春夜，灯下翻读一期过时的《中国青年报》（1995年8月25日），记者蔡平缓缓叙述起《莫斯科郊外的晚上》……</p><p class="ql-block">其实，历史的厚实也常常会令年轻的我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失落和忧伤，譬如在不经意间看完一本发黄的史书，细读一幅红军过草地的油画，慢品一曲电影《小花》的插曲《妹妹找哥泪花流》时，我会无端地流泪觉得这世界变化太快了：一方面现代文化和经济的高速发展一波一波旋转出的娱乐城、股市、房产信息快把我们淹没了；另一方面是宠物热、房饰热、小车热，一浪一浪热的令我们感到压抑和窒息……我还记得念初中时读过一本评论文化大革命的书，其大意是文化大革命带给中国的灾难是巨大的，倒是因此而造就了一批出色的中国作家，就像一个青年的成长一样，经历磨难不一定全是坏事，他们（那一代作家）以伤痕文学过渡，挑起了中国文学的重担，将中国文明的进程扳快了几年，抚平了中国人曾扭曲的灵魂，唤醒了人们共有的良知和拼搏精神。但是今天呢？你能不能说现代人可以完全理解并时时记起那段历史和那份感情？这是一个不敢轻易妄下的结论。三十、四十、五十年代出生的年轻人与我们现代青年就是不同——他们是踏着国家命运存亡脉搏一同成长起来的：抗日、反右、灾荒、动乱……只是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当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抗战迎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的这天，穿越历史的屏障走到今天，我才想起：作为一名中国人，是应该叩问一下自己的灵魂了，我能为我们中华民族那种生生不息、自尊自强、团结战斗的意志和精神而鼓舞而雀跃而欢呼吗？寻找历史的回声中，我们现代人还能听懂并喜欢上当年《义勇军进行曲》、《延安颂》、《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这些简洁、激越而豪迈的遥远的音乐吗？</p><p class="ql-block">我是七十年代初出生的农村青年，不识简谱却喜欢唱歌、听歌，我尤其喜欢外国电影插曲和中国古典音乐。记得我第一次唱苏联电影《在运动大会的日子里》的插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是在我二十岁参加工作第一年出差到海滨城市广东湛江市，南国的气候很燥热，那晚咸腥的海风把我吹进一个名叫“椰风”的卡拉OK酒店，听惯了别人用软绵绵的粤语和国语唱流行歌曲，我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勇气，竟选择了它——仿佛一份缘定。音乐响起，舒缓，悠扬，抒情……一曲歌罢，掌声如潮，事后我才发现自己并不能唱，只为当时一种情感的冲动和渲泄，我也甚至才第一次真正知道歌名和歌词，而以前仅仅因为熟悉和喜欢它的旋律而已。此后我又断断续续喜欢上了苏联的《山植树》、《鸽子》；日本电影《人证》的插曲《草帽歌》和日本歌曲《北国之春》；法国钢琴王子理查得·克莱德曼演奏的钢琴曲《秋日私语》、《蓝色的多瑙河》等；对我国的二胡独奏曲《二泉映月》和古筝演奏的《春江花月夜》则情有独衷……这些遥远的音乐，我觉得是它们时常抚平我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浮躁，让我能保持一份宁静向上的精神向往；是它们时常把我带回美妙的大自然，感受一份恬淡、清新、和谐的乡野气息……</p><p class="ql-block">在和平的年代里，我们是听着流行音乐长大的一代。港、台、大陆现代歌曲中流行着不少优秀的作品：譬如刘欢的《弯弯的月亮》、董文华演唱的《长城长》等这些乐曲，我就十分喜欢而只是感觉有些遥远而已。事实上我常常无奈地置身于很现代很流行的音响海洋里而充耳不闻，你不知道，这时候的我十分寂寞、十分怀念那些遥远的音乐，或许它们就是我们这些现代青年应该补上的一课。</p><p class="ql-block">——载1996年5月31日《中国文化报》</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