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歌——义勇军进行曲（静雪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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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勇军进行曲》是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歌曲，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1934年秋，田汉为该片写了一首长诗，其中最后一节诗稿被选为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 1935年2月，中共江苏省委和上海文委被破坏，田汉等被捕入狱。导演许幸之接手《风云儿女》的拍摄，不久后，去监狱里探监的同志辗转带来了田汉在狱中写在香烟盒包装纸背面的歌词，即《义勇军进行曲》的原始手稿。当时，聂耳正准备去日本避难，得知电影《风云儿女》有首主题歌要写，主动要求为歌曲谱曲，并承诺到日本以后，尽快寄回歌稿。 聂耳在收到歌词后很快就完成了曲谱初稿。1935年4月18日，聂耳到达日本东京后，完成了曲谱的定稿，并在四月末将定稿寄给上海电通影片公司。之后，为了使歌曲曲调和节奏更加有力，聂耳和孙师毅商量，对歌词作了3处修改，从而完成了歌曲的创作。1935年，随着《风云儿女》在各个影院的播映，《义勇军进行曲》立即在观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成为流行极广的抗战歌曲。抗战期间，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定期安排播放该曲。此外，美国、英国、法国、印度及南洋各国的广播电台也经常播放该曲。并且在苏联、法国、捷克等地，《义勇军进行曲》被灌录成唱片并翻译成不同语言，歌名则大多翻译为《起来》（CHEE LAI）。 国民党很多军校把《义勇军进行曲》定为军歌，戴安澜将军的国民革命军第200师曾将该曲定为该师的军歌。张学良于西北练兵时，特别强调了士兵齐唱《义勇军进行曲》的重大意义。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全国各地的学生、工人、爱国人士和支持中国的国际友好人士在集会上、在游行中都演唱了该曲。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八百壮士”孤军营内鼓舞士气的战歌之一。同年7月31日，因主张抗日救亡而被捕的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等救国会七君子获释时，和数百名前来迎接的群众一同高唱《义勇军进行曲》。1938年，台儿庄战役中，中国官兵在观战的美国驻华海军副武官卡尔逊的带领下高唱《义勇军进行曲》1940年，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在纽约演唱了该曲，并在1941年灌制了一套名为《起来》的中国革命歌曲唱片，宋庆龄亲自为其撰写了序言。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义勇军进行曲》在东南亚地区广为传唱。1944年，马来西亚的一支由青年组织起来的抗日队伍将《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中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改为“马来亚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后，将其作为抗日游击队队歌传唱。同年，美国好莱坞米高梅公司拍摄了一部反映中国抗日的故事片《龙种》，《义勇军进行曲》英文版被选为电影插曲。1945年，联合国成立时，该曲作为代表中国的歌曲演奏。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义勇军进行曲》被选入反法西斯盟军胜利凯旋的曲目。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同盟国集会时，《义勇军进行曲》被选为代表中国的歌曲。美国将该曲与美国的《美丽的美利坚》、法国的《马赛曲》等歌曲定为同盟国胜利之日的音乐节目广播歌曲。台湾光复初期，学唱《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台湾人学国语外另一项重要学习内容。1946年，基隆中学师生举办示威游行时，高唱《义勇军进行曲》。1947年，《义勇军进行曲》被台湾当局列为禁歌，直到两岸关系缓和后才解禁。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由于没有如期拟定出国歌，会议于9月27日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 田汉是湖南长沙人，1916年赴日本考入东京师范学校，1930年参加“左联”，1932年入党。1949年后，田汉任职文化部戏曲改进局、艺术局局长 1966年2月，文革开始，因田汉编的京剧《谢瑶环》中的个别词句，被断章取义，上纲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1966年12月，田汉被捕关秦城监狱。1968年12月10日，田汉含冤惨死于狱中。田汉被打倒之后，他的作品也就成为“毒草”而遭到批判和禁止。可是国歌要在各种庄严的场合演奏，于是就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当时的国歌只有曲没有词；只能演奏不能唱。 1978年2月26日至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决定国歌曲子仍然采用聂耳谱写的原曲，而歌词由集体重新填写。前进，各民族英雄的人民！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我们继续长征！万众一心奔向共产主义明天，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英勇的斗争。前进！前进！前进！我们千秋万代，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前进！前进！进！ 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议》，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正式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写入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