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珍藏于东岳泰山岱庙中的《汉故卫尉卿衡府君之碑》（《衡方碑》）与《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张迁碑》），被发现以来为历代金石学家、理论家所推崇，其艺术价值对中国书法的演进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此二碑均书刻于东汉时期，《衡方碑》立于汉灵帝建宁元年（168年），《张迁碑》立于汉灵帝中平三年（186年），相差18年；出土地一为山东的汶上县郭家楼，一为山东的东平县境内（明朝移至县城明伦堂），两碑出土地相距约20公里。笔者久居泰安岱庙一侧，常以虔礼之心徜徉于二碑前，加之临其拓帖、究其精髓，故对这两通汉碑的时代背景进行了思考，对其艺术风格作一番比较</p> <p class="ql-block">根据专家对中国书法“隶变”现象的研究成果可知，隶书出现于战国时的秦国，称为“古隶”，亦称“秦隶”。出土于四川青川县郝家坪秦墓中的青川木牍墨迹（书写时间为战国时的公元前309年），便是证明之一。先人为了书写的简便，隶书缓慢出现，“隶变”在书写中悄然进行。至西汉中期，“隶变”基本完成，近百余年来大量发现的秦汉简牍，足以看出隶书成熟的脉络。不仅如此，从先人留下的刻石中，今人亦可看出隶书发展的轨迹。</p> <p class="ql-block">东汉中后期，奢靡之风日长，“追捧”与“歌颂”成了官僚追求的目标，于是碑碣大兴。《衡方碑》《张迁碑》为墓碑，它们与庙堂碑风格差异为何如此之大？</p> <p class="ql-block">孔庙中的《乙瑛碑》《礼器碑》《史晨碑》等碑整齐规范，反映出当时社会上层以美文正字“树碑立传”的心态。孔庙中的碑出于官方或半官方之手，自然要求严格，书刻者非同一般。立于县乡的碑多出自墓主人的后人、学生、同僚，有旷放之风与率真气息。这一点正是人们“求异”心理与意识上挣脱某种“羁绊”的行为。这种同属于正体字而艺术风格大相径庭的现象，与正书和草书、官方书法与民间书法在交互中共同发展的规律颇为相似。正是如此，东汉晚期出现了《衡方碑》《张迁碑》这类杰作，使隶书这枝奇葩在历史长河中得到了多样化的发展。但经研究发现，就方拙古朴类的《衡方碑》《张迁碑》而言，它们之间的艺术风格也是有着较大差别的，明白了这一点，对于汉碑书学风格研究大有裨益。</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