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季开学啦

恩出

六七十年代学校招生毕业季在冬季。

一九六六年二月底，我在包头市东河区财神庙街吕祖庙一校报名上一年级。我姐在这个学校开始读三年级，她一大早领我去报名。记得我背着妈妈连夜缝制的书包，里面装着一块书本大小的小黑板和石笔，一个馒头和用玻璃瓶子装满的白开水。

一进学校大门，看到有好多小孩子们在打闹，都互相认识。来了一群高年级的小姐姐，她们负责领我们报名，并领到教室。忘记了谁给交了学费，也没看到姐姐交，交了多少就更不知道了。

还没上半年，我们学校就改称为“旭日一小”，后学期就不怎么上课了，我也没去报名。接着是跟着父母下放到土默特左旗察素齐农村，并在第二小学报名。

我二年级了，自己去学校，报名费是五角，可必须交一箩筐牛粪。回到家妈妈跟房东大娘借了一箩筐牛粪，帮我送到学校。

刚开学上了几天课，语文课是伟人语录，算数课大多是自习，因为算数老师是从天津下放来的女老师，很漂亮的杨老师，在学校批斗会上，六年级学生让她把高跟鞋脱掉，她不脱，一帮男学生上去拽着头发把鞋给脱了。

1967年后半年我拿着五角钱和一筐牛粪报名了，可在察素齐二校上学越来越困难了，白天开批张校长的会，晚上回生产队开忆苦思甜会，为了表现好一点儿，我和云卫方狠劲背下了《老三篇》，但是，这也不会改变我们是黑帮子弟的命运。

二年级后半年放寒假前的一天，校革委会主任侯兰英来到我们二四班宣布，3月1号开学后，你们全去四校报道。

四校在哪呀？第一次听说，温云贵说，顺着二校东墙一直往北走，出了土城墙向西北方向看，有几栋房子就是。

有一天我挎着拾粪筐，从我们太平一队往西，顺着后街边拾牛粪边往土城墙走，过了沙河槽进入友好大队，见到我们班长曹根再也在拾粪，他说家里没有劳动力，他不去四校上学了。

他领我一直走到东西城墙中间的大口子上，用粪叉往开阔庄稼地的西北方向指着说：“那几排房子就是四校，最早是农中，后来改为二中，现在成了四校。”

我几乎没看到有什么人，觉得很偏远，学校连个围墙也没有，而且城墙外的风特别大，寒冬腊月我还穿着“黑老哇”（黑棉布秋鞋），赶紧就往回走。

荒滩里的几排房子，这是我对四校的初步印象。3月1号要开学了，报名费依然是五角和一箩筐牛粪，我三年级了，也到了我们各种情况最为艰难的时候。

1968年春节我一个人不知怎么过的，到是一冬天没冻死，这跟房东一队长刘黑眼大爷分不开，抱柴禾，点煤炉子，送吃的，稀里马糊长到了十岁。虽然过了春节，可天还是感觉往死里冻，但妈妈临走安顿的话不能不听:“不管什么情况也必须到学校！”

兜里装着妈妈留下的五毛钱学费，挎着一箩筐牛粪，天不亮就往学校走。到了二校东墙根下，天已大亮，被同学马真、王拴套、李学哲等认出，拿着红樱枪拦着不让我去学校，没办法去学校了，只好回了家。

“上不成学就算了。”

这是我母亲说得，此时她觉得能活着在一起就行，上不上学已经无所谓了。

到了1969年冬天，形势有所好转，我进入四校成了四年级的学生。报名费还是五角，可牛粪变成两箩筐。

看到学校还是没有围墙，南边两栋房子，靠西一栋一年级两个班，二三四年级各一个班，东边那栋五六年级各两个班，七年级一个班。后边靠东一栋房子是老师们的办公室，再后面有个小水房。我们班后边一根圆木头上挂着一节一米长的铁轨，有个大爷敲着它管上下课时间。

我们教室后面有两乒乓球土台子。

这里我要特别提一下，当时乒乓球世界冠军，我国的著名乒乓球运动员庄则栋来到了四校，同我们班打乒乓球技术好的融明德同学，在乒乓球土台子上打了一盘。这让我们高兴的了不得，之前在纪录影片《新闻简报》里看到过他夺取世界冠军的风采。

记得当时校长是郝永旺，副校长是樊葆华，我们的语文老师是刘俊，算数老师是田焕章，体育老师是梁纯智。四年级时同样没怎么上课，由七年级的姬老福领着出去锄地比较多，高年级在校办工厂炼铁炉上炼铁，我们帮着拾柴捡煤。

这期间，察素齐出了两位救火车的英雄人物。一位是三校学生杨明，他在铁路附近放羊时，发现有一棵折断的大树横躺在铁道上，此时来了一列火车，杨明迎了上去，用红领巾叫停了火车。这一英雄事迹成为当时土默特左旗的大事，报纸和广播电台都进行了报道。四校组织我们去三校听杨明的报告，文化馆看他的事迹图片展览。

没过多久，又出现了一位救火车的英雄，他叫任虎毛，为救火车受了重伤。之后四校请他来做报告，其实我们都在人委礼堂听过了。比较有用的是，学校请住校农宣队的老农民给我们讲“二十四节气”，“清明前后点瓜种豆”就是这时学的。

接着苏联又捣乱，侵略我国珍宝岛，学校组织看纪录片，边看边喊着口号。

化肥厂有个画家，他叫张学忠，根据本厂工程师李德忠对察素齐贫下中农赵牢柱的采访，制作出了一套由李德忠幕后配音的幻灯片，给各学校播放。效果非常好，四校组织看完后，让高年级的写作文，低年级的写心得。

反正是一个学期又没怎么上课。

上五年级时，班主任是侯拴马，非常敬业的语文老师，可是赶上“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为人民。”我们全校高年级师生上了挖防空洞的工地，或者在汽路两边捡石头，给后来的110国道垫路基，说这是战备路。侯老师在劳动过程中给我们讲诗词，他去师大进修走了以后，郭全娥老师来了才算好好在教室里上了几天课。

1971年学校就变化大了，我们自已脱坯盖起了厕所，垒起了围墙，前面有了操场和400米的跑道，有两个蓝球场，冬天还浇灌出个滑冰场。学校开始组织召开运动会，分别到东沟、红房子野营拉练。新来了张玉普、王秀文等优秀的教师，教学逐渐恢复正常。

张玉普老师的语文讲得非常好，人还特别亲切，像家长一样，叫着每个同学的小名。在化肥厂的勤工俭学中，他一抱就是两袋子化肥，到拖修厂脱坯时，他挖土翻泥干最脏最重的活儿。在休息空挡中跟常在课堂上捣乱的钟玉和、包红兵、马敏衡等同学谈心。

如果说我后来文学方面还凑合，那就是四校张玉普、侯拴马、郭全娥这三位优秀的语文老师教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