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姜疃公社党委书记刘永海忆盖奎同志

云山月

【盖龙云按：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刘永海同志在山东省莱阳县特别是姜疃公社是一个响当当的“名人”。他本是惠民县清河镇人，20岁那年从烟台师专分配到莱阳县穴坊供销社工作，因为表现出色，1966年文革伊始，年仅24岁时就被任命为姜疃公社党委副书记，两年后任公社“一把手”（革委会主任、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党委书记），至1980年调任莱阳县食品公司党支部书记，在姜疃公社一干就是15年（期间有两年改任副职）。

当时这个公社有5万人口9万亩耕地，把这样一个“大家当”交给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干部，足见组织用人之不拘一格，今天几乎不可想象。他上任时姜疃公社基本没有公路，是徒步3小时从穴坊到姜疃报到的。15年里，他带领干部群众艰苦奋斗，大搞农田水利建设，成绩斐然。其中陶格庄水泵站建设，修建五龙河大坝150米，通过开挖干渠35里，开凿山洞隧道100余米，把河水引到瑶头水库，扩大水浇地2.5万亩，使20多个村庄受益。还建设了水泥厂、石灰厂、磷肥厂、砖瓦厂、鞋厂、自行车配件厂等社办企业。全公社每年上交公粮500万斤，鸡蛋1万多斤，以上均居全莱阳县首位。

差不多同一时期，我父亲盖奎是安里村的“一把手”，他们工作上相互支持，个人也有很好的私交。刘永海老书记现在济南生活很幸福，今年已是81岁的高龄了，对半个多世纪前的工作经历仍记忆犹深。不忘初心是每个共产党员应有的信念，鉴此，特将他回忆我父亲的几件事转载于此，并以此向刘永海等老一代党员干部表示由衷的敬意！】

　　关于盖奎同志几件事的回忆

刘 永 海

　　我于1961年参加高考被烟台师专（现鲁东大学）录取，1962年秋因调整国民经济“高校下马”政策，被学校分配到莱阳县，曾担任穴坊供销社的采购员、供销社文书等职务，曾到海阳县、文登县参加过社教队，后任文登县口子公社（现文登区大水泊）岭上孙家工作组组长。
　　

1966年夏，我被调到姜疃公社工作，时任公社党委副书记，我记得当时盖奎同志任安里村民兵连长，和党支部书记盖仁先、副书记兼大队长盖洪彦一起共事。我和盖奎书记交往十多年，特别是到1968年后，他任安里村革命委员会主任，并作为贫下中农代表被当时莱阳县革命委员会批准为公社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不立岗）。1968年莱阳县革委会任命我为姜疃公社革委会主任，盖奎同志、徐振国同志和于志凤同志为副主任。因工作关系，我与盖奎书记联系得更多，彼此间结下了深厚友谊，有几件事记忆特别深刻。

　　他为儿子参加对越作战而骄傲

回忆起盖奎书记，那高高的个儿、和善的面孔、有风趣的讲话风格、稳重而坚强的性格，使我印象特别深刻；他那工作热情，勇于担当、办事认真严肃的做事风格，历历在目，好像又呈现在我眼前。1979年，在我们召开大队领导干部会议时，他把他儿子盖龙云写给父母的信给我们看过，他儿子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英勇战斗，不怕牺牲，“住猫耳洞几十天，不能洗脸，有时连水都喝不上”等情景，使我们非常感动，我们在书记会上介绍了他儿子和战友们的战斗事迹，大家都深受鼓舞，一致感到，我们的解放军战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国家的安全、人民的幸福，盖龙云是安里村的骄傲，姜疃公社人民的骄傲，也是全莱阳县人民的骄傲。

　　积极参加新建公社驻地

盖书记曾积极主动地帮助机关搬迁。1968年春，姜疃公社革命委员会成立，亟需解决的是公社机关的驻地问题，当时公社党委驻扎在姜疃村盖氏家族的家庙中，只有五间正房、三间临南北街的厢房、三十几平米的院子，东侧是一间小屋，疑似是看院的人住的。解放前那里是盖氏家族祭祖祠堂，也是“众人烧香拜佛求神解愁”的场所，是个有着高门槛、大街门、灰砖青瓦，带有古式风格的建筑。解放后那里成为了区公所、公社党委机关驻地。公社人民委员会机关，就在党委驻地的北面，是一座二层小楼，楼板是木制的，上下各三间，是土改斗地主归公的财产。随着时代的变迁，机关人员逐渐地增多，工作人员办公场所变得紧张，晚上休息全靠租房住，这一情况不适应工作的需要。经公社革委会研究，公社将搬迁公社党政机关列上议事日程。任务确定，但存在的问题很多，公社既没有资金又没有空余用地，向县财政申请支援也得不到批准。在文革时代，这种情况可以说上下都困难。关于用地的问题，我们找到时任姜疃村支部书记盖洪文、大队长盖振洪商量，他们都高姿态大力支持建设，主动提出帮忙解决用地问题。为了不占用良田，就选择在姜疃村东北角山坡上，割出二十余亩地作为建设用地，而为了解决资金问题，公社就把建设任务分配到大队，总共需要建设六十余间房屋。

根据大队的经济情况，公社决定由濯村、安里、西宅、岚子等十几个大队具体承担。盖书记当时一马当先，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把公社的事当自己的事办，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建设过程中，盖书记派村干部，靠上抓，对房屋的质量、建设进度提出了高标准要求。通过大家的不懈努力，不到两个月，全部建设任务就完成了，公社党政机关全部搬到了新房办公，职工宿舍问题也得到了解决。1971年又用同样的方式，公社新建了大礼堂（大会议室），盖书记也在建设公社大礼堂上，起到了关键作用。

努力改变安里村面目

安里村是当时姜疃公社五大村之一，有六百多户人家，两千多口人。但安里村的土地情况不佳，1968年盖书记刚任职时，百八十亩的洼地就在村头边，还有几千亩山耩薄地，大多都在村东、村南的丘陵带上，铺板石、泥土薄，再加上缺肥少水，不论栽地瓜，种玉米，还是种小麦，都产量很低，群众生活十分艰苦。为了改变穷山村的面目，盖书记和党支部一班人，操心出力，下了不少功夫。他们团结一致艰苦创业，带领全村男女老少战天斗地、整山治水，靠着一股“搞不好不罢休”的拼劲、对待群众诚心贴心的“憨劲”，以“蚂蚁啃骨头”的韧劲，逐步改变了安里村的面目。

举例来说，“西山沟”过去是一条被安里群众称为“兔子不拉屎”的荒野沟，历经多年山水冲刷，整个山坡没有几亩地可种。就在盖书记和一班人披星戴月的努力下，他们和安里村几百名社员一起，吃在工地，干在“战场”，零下十几度的寒冬，也不曾停过工。春节过后，不到正月十五又接着干。经过一冬春的奋战，全靠肩挑人抬小车推，他们把沟填了起来，用石头垒起大坝，建成了上下五个大坝头，增加了近五十亩良田，在正常年景下，这些良田可增产粮食五万斤。同时，为了方便群众上山干活、运输物资，盖书记带领一班人，在坝头地的东侧，整修了通往龙湾泊、高格庄的山路，后该道路经扩建，成为了正式公路，可直达青威公路，极大地方便了姜疃公社南部群众前往青岛、海阳等地出行的活动。“要想富、先修路”，盖书记充分贯彻这一理念，他对促进安里经济发展、农副产品外销方面，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一年接着一年干，挖平塘，整坝头，建大寨田，成了安里冬天的长期活，在盖书记的带领下，安里村年年有个新项目，自然面目逐步有了新变化。与安里村接邻的上夼村、高格庄的龙湾泊村、大夼的憩格庄村等群众都称赞安里村的村支部书记干得好。

　　千方百计增加社员收入

尽快增加社员的收入，切实提高社员的生活水平，这是盖书记当时经常挂在心上的事。在那个时代，社员全靠工分吃饭，一个正劳力干一天活，最多挣10分，而妇女劳力一般是6分，工分的价值根据收入的多少会不同，大队与大队之间，甚至在一个大队内的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都不一样：好的村一个工（10分工）一元钱左右，差的村一个工三四毛钱。我记得安里村的一个工大概是六毛钱，社员干一年，分到手里的钱实在有限。在那个时代，一切都是计划经济，供销社担负着全公社的物资供应、农副产品收购等经济事务，什么东西都要凭票购买，粮票、布票、油票，在当时都非常常见，外出的青年人很少，一年到头就紧钉在村里的“一亩三分地”上。

为了解决安里村社员的经济问题，盖书记和支部一班人研究过多次，想上个项目。也碰巧，当时的莱阳县丝绸公司号召发展栽桑养蚕，桑树苗、蚕种由县公司供给，并由县公司提供技术服务，养好的蚕由县公司统一收购。盖书记在公社林业站的协助下，和支部一起研究，决定在村东北角，拿出近百亩地栽种桑树。对于这件事，在群众中引起了不少的反响，有的群众十分不解，认为“良田怎么能栽树呢”。盖书记到生产队反复做工作，宣传县内的先进典型，解决社员的顾虑。盖书记说干就干，不到半年的时间，栽种的桑树就长得很好，枝盛叶茂，为养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证，公社党委曾组织各村干部在安里村召开现场会议，推广他们的经验。

养蚕是一项很艰苦的活，一是蚕虫吃起桑叶来很快、用量也大，必须组织一定的人力进行及时的采摘桑叶；二是卫生条件要求很严格，稍不谨慎有病毒感染，蚕虫一生病，就会成片死亡，难以招架，因此需要昼夜值班。盖书记很担心，于是他千斤重担一人挑，不时地到蚕室检查，丝绸公司也派人加强指导，和盖书记及社员一起，探讨研究办法，盖书记要求社员加强责任心，保护蚕虫健康的成长，特别是到了“虫变蛹”、“吐丝成茧”的时候，要求社员更是不能放松。最终，安里村的蚕被县公司收购，使安里村的经济得到发展，我记得就这一项给安里村就带来了不少的收入。

除了养蚕之外，盖书记还组织安里村妇女大搞网绣、草编的经营活动。当时莱阳县有绣花厂、草制品厂，在公社设收购点，主要收购制成的绣花、网扣及用玉米皮做的各种装饰品（如坐垫、圆兜等），县里的厂子把收来的产品再经过验收加工便可以出口换取外汇。“网绣草编”项目是劳动密集型的，用人多，大人小孩都可以干，学生也可以参与，并且特别适合女同志。安里村有六百多户，劳动力多，再加上妇女半边天，还有丰富的原材料（玉米皮），网扣可以使用厂子供给的棉线，盖书记看准了这个项目，就和大队长韩仁贵、副书记盖洪双，还有妇女主任等人研究，把这个事抓起来，解决社员的零花钱问题，由于村的重视，再加上组织得好，社员普遍增加了一大笔收入，安里村的群众收入整体得到了提高，在全公社范围来看，安里村的收入水平也是比较高的，群众都很高兴。

除此之外，村里还开设了粉坊、油坊、磨坊、豆腐坊等多种作坊，一是方便群众日常生活，二也增加了生产队的经济收入。

在盖书记的带领下，安里村坚持以“农业为主多种经营”的道路，集体经济不断壮大、工分价值不断提高，社员生活水平比周围村好得多，邻村的群众都很羡慕，安里村在姜疃公社年终评比中，年年被评为先进村，盖书记也被评为“先进模范书记”。

帮助我解决困难
盖书记还帮助我解决过一件难事。我的同学李深基，1975年左右在姜疃供销社做物价员，老家是临邑县，妻子在老家，夫妻长期分居，还有一个孩子，家里经济比较困难。他本人找到我，希望帮他解决该问题，把家属搬到莱阳，在姜疃公社落户。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在当时，这会牵扯到土地问题。我找到了盖书记，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我的请求，没几天，就落实到了生产队，并且还帮着找房子、置办了厨具，他的热情接待，使李深基能够安心工作，解决了后顾之忧。至今我还记忆尤深，对此我也深表感谢。

关于知青下放
1975年，根据县里安排，青岛自行车厂、青岛轻工业局等单位的知识青年下放到姜疃公社，总计一百五十余人。为做好下放知青的工作，党委十分的重视，专门做了几次研究，并由公社党委副书记王桂花同志负责该项工作，党委根据大队领导班子及经济收入情况等条件，把知青分配到濯村、姜格庄、安里、西宅、东宅等十几个大队。因为这项工作上级有指示，很严格地要求各级党委马虎不得，不仅要把这些年轻人管理好，又要让他们有舒心快乐的生活环境，并使他们在农村得到锻炼，提高本领，丰富生活实践经验，起到触及灵魂的作用。下放单位还派专人驻公社，与党委一起负责知青的管理工作，县里由知青办公室负责相关工作。所驻大队必须办好的几件事：一是盖好房屋，房屋根据知青人数一般在二十间左右，包括伙房、卧室、洗手间、活动场所等，且必须是独门独院；二是派遣专人负责为其做饭、烧水等工作，所吃的饭菜、日常生活用品统一由大队负责供给；三是大队应派干部负责加强对他们的思想教育和日常生活管理。

姜疃公社的知青工作，在全县名列前茅。安里大队的盖书记，还有濯村大队和姜格庄大队等两个村的书记，在公社召开的知青工作会议上介绍了他们的经验，其共同点是把每个知青当成自己村的人，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知青远离父母、亲人，改变了城市的生活方式、生活环境，初到农村，各方面都很不适应，特别是到生产队与社员一起参加劳动，“头朝地、背朝天、汗水湿透衣服、锄头磨破手掌”，一天下来，对这些“白面书生”来讲，这些确实是不小的考验，十天半月下来，一些人产生了动摇，有的身体不适应，有的想回家等等，特别是一些女孩子更是想家。在这种情况下，下放知识青年单位的派驻人员和党支部干部靠上去做工作，从生活上关心并提高伙食标准，思想上贴心解决实际困难，还请父母亲自回访。盖书记还给知青讲解战争年代安里村青年人勇于参军不怕牺牲的英勇事迹，使他们大受教育，有的还写了入党申请书，我记得全公社知青有二十几名同志被批准加入党的组织，其中有一批同志不久后成长为领导骨干。

关于援助学校

在姜疃公社工作期间，我去过几次盖奎同志的家，在我的记忆中，他家在村中间上崖子，离大队办公室较近。当时住得是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留下的旧房，多年风雨失修，眼看成为危房，我作为党委书记，有责任帮助村干部及群众解决家中的实际困难。当时是计划经济，钢材、木材、煤炭等主要物资都由县计划委、县物资局控制，我找到了当时的物资局局长王德，给姜疃公社解决了一些木材方面的需求，得到的木材就分给了安里盖书记、西宅于书记、地北头逄书记等人，他们都有房子整修的问题。

后来，我才知道，盖书记自己没用那批木材，而是把木材给了学校搞建设用了。在我和盖书记的交往中，我认为，他的性格厚道，办事公道，心里想着集体，心系村里的教育事业，挂的是群众，以身作则，严于律己，深受群众的爱戴。

还有救济款一事，在六七十年代，上级为了帮助村里烈军属、转复军人和困难户过好春节，每年都会拨付一部分救济款，公社就按照村里的总户数，按比例发到各村去，由村研究，落实到户。对有困难和有特殊情况的村干部，也会由公社提名，给予救济。我记得安里盖书记、西宅于书记等都提名安排过救济款，据当时公社驻村干部汇报，他们都把这项救济款给了烈军属和困难户。
在我的记忆里，那个年代的支部书记及村干部确实一心一意为群众，事事做表率，哪里有困难有艰险，哪里就有我们的支部书记、村干部和共产党员。姜疃是个五万多人的公社，很少有治安案件，上访人员也很少，一个公社就只有一名公安特派员，一名司法助理，但他们的工作井然有序。

结 语
以上就是我对盖书记的回忆，因为时间久远，大部分事都发生在文革期间及改革开放初期，回忆的内容可能与事实稍有偏差，但总体上应该是准确的。盖奎同志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更是我的挚友。我时常回忆起和他共事时期的深厚感情，遂写下此文，以资纪念。
2023年8月于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