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如戏的“地主婆”

人生滋味

作者：祖宁平

　　1962年的一天，一位五十多岁的小脚老婆婆，抱着一个不到两岁的男孩，步履艰难的踏着碎步，走在了满是盐碱和戈壁的西大滩上，来到了前进农场，经一路打听，才找到了她的亲人，也找到了她的安身之地。

这位婆婆就是王桂兰婆婆，说到这位婆婆的大名，可能西大滩上了年纪的人都不曾知晓，如果说起那个时候，在西大滩前进农场场部有一个裹着小脚、盘着发髻的天天打扫卫生的地主婆，大家可能才会恍然大悟，原来是她啊。在西大滩，人们都知晓有一个打扫厕所的董奶奶，尊姓大名就不得而知了。

在这里，我要先称呼这位地主婆叫王婆婆，以视尊重。至于董奶奶的称谓，那都是后面的故事了。

一

王桂兰婆婆，1909年生人，她的娘家住在银川市的北门，据王婆婆的儿子胡正伦回忆，他的姥爷家是民国时期当时银川市的四大家族之一，家有三个姑娘，母亲排行老三。王家在鼎盛时期，家里摆着桌子接待过马鸿逵等高官，马鸿逵并是她家的常客，王家有一套专门接待马鸿逵的清真餐具，谁都不能动。每当有贵客要来，王家就把一张桌子摆在大门当中，吃的喝的一应俱全，吃的主要是点心之类的，在这里主要是迎候贵客。马洪逵每次来王家的时候，打先站的都是一些穿着黑马褂，有的戴着墨镜，有的没有戴，挎着盒子枪的，盒子还是木头盒子，他们骑着自行车，“呼隆隆”地，像一阵风一样的。后面就是马鸿逵坐着的四轮马车。王婆婆就是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的。

王婆婆的第一任丈夫是原马鸿逵部队的一个团长，部队驻扎在宁夏，他原籍是山东省人，据悉，马鸿逵部队中的中高级军官里，原山东籍和青海河州人居多，山东兵以前在马军中很吃香，最后河州人的势力起来了，也因为马鸿逵是河州人的原因，山东兵不被信任和重用，河州人占了上峰，这位团长心灰意冷的决意辞官，要回山东老家。

丈夫要回山东老家，王婆婆说什么都不愿意远离家乡，离开父母，随夫而去，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山东团长忍痛割爱，把王婆婆留在了宁夏，临走时候，给婆婆了一链子骆驼，一个轿子和一车绸缎。在其他的文献资料中，得知一链子骆驼，是民国时期的叫法，有六七峰骆驼，就是说，民国时期的交通工具，一般都是骆驼运输，一链子骆驼就是一个单位，有六七个骆驼组成，少了驮不了东西，多了不好管理；民国时期的轿子有人抬的轿子，有牲畜拉的轿子，这里估计是牲畜拉的轿子；绸缎就是民国时期最好的布匹了。

就这样，丈夫走了，把27岁的王婆婆留在了宁夏，那是1936年的事情。

二

没有多久，有人把王桂兰婆婆介绍给了当时在银川当小学校长的胡兴廷。胡兴廷在宁朔县原娶有一房名张氏，育有两个女儿，又领养一儿一女，没有自己的儿子。王婆婆又是二婚，正值年轻漂亮，并带有厚礼。一个年轻有为，一个腰缠万贯，一个需要男丁，一个正值年轻，两人一拍即合，就走在了一起。他们的结合就像今天的社会一样，正是富家婆嫁了个高富帅，郎才女貌的一对。最后他们的婚礼相像之中是一个轰轰烈烈、热闹非凡的婚礼场面。

王婆婆结婚的嫁妆就是前任丈夫留下的那一链子骆驼，一个轿子，一车绸缎，还有她父亲陪嫁的一座钟表，据说这座钟表是美国产的“茂生”牌子的。

胡兴廷，1900年生人，宁朔县汗坝堡人。清朝中后期，吴忠金积一带回民暴乱，胡兴廷祖上为防止灭门之灾，遣使胡兴廷的父亲胡斌过黄河到宁朔县叶盛堡安家落户。

胡兴廷父亲精明能干和勤奋劳作，积攒了一些积蓄，开始置田扩业，购置了一块宅基地，建筑了一块寨子。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日本飞机几次在银川狂轰滥炸，为了躲避灾难，胡兴廷带着王婆婆和大批值钱的嫁妆，回到宁朔。

胡兴廷幼年时上私塾，后到银川念书，毕业于甘肃省立第五中学（今银川一中），后考入兰州大学，又转学到上海复旦大学学习，学习期间，宁朔县政府给胡家堂屋悬挂“上善若水”烫金大字，以示褒奖。胡兴廷学成回到回到家乡以后，即从政又务农，在富足家庭的基础上，开启了烟坊，扩大了油坊，有7.4亩大的果园，有土地百余亩，饲养羊百余只，牛几十头，家业极其兴旺，殷实不菲，远近闻名，享誉方圆数县，家业达到了鼎盛。

胡兴廷除经营自家的产业外，先后历任宁夏学堂巷小学校长，吴忠烟膏局长，灵武县二科科长，银川教育局局长，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任宁朔县参议会议长。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宁朔县成立临时参议会，选举胡兴廷为参议会议长，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1月，经宁夏省参议会批准，正式成立宁朔县参议会，参议会由胡兴廷任议长。

王婆婆来到胡家以后， 1937年生育了儿子胡正伦，1940年生育了大女儿胡正芳，1942年又生育了二女儿胡正芬。

王婆婆是一个心灵手巧的富家女子，家里的缝缝补补，当时她一针一线收拾的妥妥当当，针线活做得又细又巧，就似一个操持家务的能工巧匠，王婆婆的做饭手艺堪比饭店的厨师。那时乡里客人来家，没有到饭店的习惯，乡里周围也没有饭店，王婆婆揙起袖子，就三下五除二地做好了一桌子的饭菜，让婆婆的大女儿胡正芬现在想起都是满脸的笑容，让婆婆唯一的孙子胡玉明说起，也是怀念有加，婆婆在孙子胡玉明家养老的时候，把婆婆的厨艺学到了不少，尤其是爆炒土鸡，现在只要家里来了客人，胡玉明就上市场上买只土鸡，亮亮从婆婆的手里学到的厨艺。

据《青铜峡市志》记载，胡兴廷他关心群众疾苦，亲自勘察天水渠下梢灌水不畅现场，提出解决方案，及时修复，百姓始得受益。胡兴廷待人仁慈宽厚、宽容，无论是长工或是穷人都能善处，遇有家境困难者，或借或赊，总有接济，甚得乡人敬重。

在宁朔县还有一段胡兴廷勇救乡亲的故事，那是民国马鸿奎强刮民脂民膏，强收苛捐杂税的时期，一次马鸿魁的民政厅海厅长来到宁朔县视察，徐县长陪同，了解到几个乡的乡长和保长，没有完成苛捐杂税和抓兵任务，惹怒了这个厅长，几经调查，决定枪毙几个保长，以儆效尤。乡亲们知道以后，就告诉了胡兴廷，胡兴廷当时是宁朔县参议会议长，他就指使自己的老婆即这位王婆婆，坐着马车疾驶到了现场，在胡兴廷老婆多番的说情下，最后这位民政厅长，看在胡兴廷参议长的面子，放下了屠刀，但死罪没有，活罪还得惩罚，几个保长在挨了几十军棍的惩罚，被打得皮开肉绽后，还是保住了性命，爬在毛驴车上被拉回了家里。从那以后，胡兴廷仁慈宽厚的菩萨心肠的善人美名，深深地烙在在了宁朔县人们的心中。

几十年过去了，有一次胡兴廷唯一的孙子胡玉明去青铜峡他姑妈家玩耍，遇到了一位老人，当这位老人知道眼前的后人就是当年宁朔县参议长胡兴廷的孙子的时候，无不感激地说，你爷爷胡兴廷可是一个大好人啊，要不是你爷爷，我们早就见阎王了。胡兴廷的善举深深地埋在了宁朔县人们的心中，被广为传颂。

1949年，宁朔县解放的前夜，伪政权的官员纷纷逃离，为迎接解放，胡兴廷组织手下，把宁朔县伪政权的账册，收集起来交给解放军，为宁朔县开始新中国的建设，立下了功劳。

新中国建立后，胡兴廷拥护人民政府，响应人民政府号召，第一次发行政府公债券时，他一人就买了3000份，积极支持国家建设。当动员组建地方人民武装时，家乡有30多名青年报名参军，他主动送给每户军属1石黄米（合75公斤），并且杀猪宰羊，大摆酒席，款待军属。

胡兴廷大女儿胡正芬回忆说，家父爱国之心是很重的，他响应国家的号召，抗美援朝的时候，家父把家里一屋子的粮食，就剩余了一点吃的，再的倾其所有全部捐给了国家。

由于胡兴廷爱国爱民的所作所为，深得宁朔县人民的爱戴，在1950年1951年召开的宁朔县第三届第四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常务委员会副主席。

1952年“土改”运动开始，胡家几个兄弟家的成份都划得比较高，连胡兴廷这样一个几乎把家产都贡献给了国家的也都被划为了富农，让胡兴廷心灰意冷，惴惴不安。

这个时候，有人看到了一张胡兴廷穿着礼服的全身照片，这人揭发说，胡兴廷家里还保存着一张蒋介石的照片，胡兴廷拿出了那张照片，让组织上看，说，这明明是我的照片，怎么说是蒋介石的照片，你们连蒋介石都不认识了，一场诬陷的风波就这样过去了。

1953年2月，就在胡兴廷为宁朔县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图谋大展宏图的时候，他得了肺结核和心脏病，并大口大口的吐血,生命不到53岁就终止了。

三

1952年土改运动的时候，胡家几个兄弟家的成份都划得比较高，一位兄弟家的成份当时划为了上中农，但在“四清”运动中，这位兄弟家又划为了地主，而且被戴上了 “地主分子”的帽子。王婆婆也被戴上了“富农分子”的帽子，这个时候，胡家一大家族，连同子女，都被视为阶级敌人，凡遇大小“运动”，胡家人就是“运动”的对象，挨整的对象，整天生活在“水深火热”和“在油锅里煎熬”之中。

随着公私合营胡兴廷家里的油坊、烟坊都被公私合营走了，家道中落，只留下了几亩种粮的土地。好在果园没有被公私合营，孩子都在上学，一点收获的果实还的买钱，供孩子们上学的学费。家里还有11口人家，等待吃饭，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1960年的冬天，政府要求，一个公社一个集中地，把那些“地富反坏”五类分子都要实行人民群众的无产阶级专政，俗称“群专”，让这类人群集中学习和劳动，提高他们的认识，提高他们对共产党的自觉拥护，改造他们的世界观。

王婆婆也被一夜之间抓了进去，认认真真地学习和劳动了一个冬天，学习就是天天晚上，有人带领大家在念文件和报纸，白天参加劳动，婆婆因为是小脚，行走不便，所以分配给婆婆的劳动就是参加磨坊里的磨面劳动，简单的木质磨面机械，需要人工进行几道工序的筛选，婆婆就用箩筛在不断地筛选碾碎的麦子，几遍下来最后才能把细面筛出。每天王桂兰婆婆不知要重复晃动多少遍遍箩筛，才能筛出一点细面，整的磨坊尘雾腾腾，婆婆每次从磨坊里出来，瘦弱矮小的身躯通身被白面包裹，就像从面缸里出来一样。即便这样，婆婆也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这样的“群专”日子捱过了一个冬天，第二年的开春，就把包括王婆婆他们都放回家了，因为到了种地的季节，这些“四类分子”自己家里的地，还没人去种。

等到王桂兰婆婆回到家的时候，家里的一切都变了，大寨子坍塌了，几间屋子成为了公社的铁匠铺子。两个女儿都各自为了活着，像躲避瘟神一样，为了找一个避风遮雨的港湾而草草地嫁人了。

一个大寨子里几十间的屋子，只给她们留下了一间屋子，屋子里一半是炕，一半是做饭的地方。炕的一头是大婆婆休息的地方，另一头是王婆婆休息的地方。 1962年大婆婆也因贫困交加而离世，只留下了孤苦伶仃的王婆婆。

王婆婆唯一的儿子胡正伦，一直在银川上学，品学兼优的他，直至高中毕业，因为家破人亡及家庭出生和母亲“五类分子”的帽子等问题，而感到前途无望，就草草地结婚了。

结婚没有多久，胡正伦的小家也被那政治风波压的喘不过气来，而风雨飘摇，摇摇欲坠，他的妻子没有等到孩子断奶，就强烈要求离婚，脱离这个’牛鬼蛇神”的家庭和这个狗崽子的丈夫。

刚刚从公社的“群专”队里关了一个冬天，还在寻找着自己的栖息之地的婆婆。就接到了儿媳撂给自己的孙子，王婆婆站在地当间，看着自己只有几平米的栖息之地和睡着炕上还不会翻身的孙子，只有在那默默地流泪。

儿媳忍心丢下孩子走了，儿子胡正伦也走了，儿子去了山西省的一个煤矿挖煤去了，他每天像驴一样地，佝偻着身子在矿洞里，往出背煤，就是这样胡正伦也乐此不疲，他说，离开了那个“水深火热”的地方，就心满意足了。

可怜出生没有二岁的孩子，就成为了没爹没妈的孩子，据这个孩子的大姑胡正芳回忆，有一天，她回娘家看望母亲，看到趴在炕上的侄儿，看到母亲憔悴的、万般无奈的面容，看此情景她哭了，对母亲说：“妈，看看我们这个家，都要过不下去了，你怎么又领着这个孩子？”

母亲万般无奈地说：“有什么办法，人家要离婚，没人要这个孩子”。

对嗔怪自己的女儿又说:”送来了，那怎么办？我又不能不管，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把他饿死”。

母女俩无可奈何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止不住地往下流淌。

那些日子的王婆婆被逼的走投无路,天天在漫无目的荒芜杂草的黄河滩边行走,有一天婆婆抬头一看,竟走上了青铜峡黄河铁桥,一股念头涌上心来。王婆婆在铁桥上驻足良久,看着波涛汹涌的黄河之水,在欢快的跳跃,心中在思忖着,人间世道如果像这黄河的水一样的欢畅,那该有多么的美好啊,想象与现实总是那样的不能相遇。

王婆婆被好心人看到,苦苦相劝才步履蹒跚的回了家。

那时的政治气候就像暴风骤雨，全国上下开展的轰轰烈烈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来势凶猛，把地富反坏右分子和他们的牛鬼蛇神子女都让他们无处藏身 ，让这些牛鬼蛇神们都没有喘息的机会，让他们上天无梯，入地无门，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当时胡家就有几个“牛鬼蛇神”的子女，心惊胆战，惶惶不可终日的在全国各地到处流浪、躲藏，有两个亲戚躲在了新疆靠近边境的地方。

四

王桂兰婆婆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想到了平罗西大滩前进农场还有丈夫的一个外甥女，想起了外甥女曾经给自己说过，那是一个由部队官兵集体转业的国营农场，人员都是从全国五湖四海来到这里的，虽然工作、生活等各项条件艰苦一些，但都是一些心地善良、海纳百川，没有地域感的同志，不像土生土长、知根知底的乡邻，对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地富反坏右”分子，有着一种天然的敏感、敌意甚至仇恨。

找一口饭吃，有一个窝，能够活着，就是王婆婆，此时此刻最大的奢望，也是王婆婆唯一的救命稻草。

据胡兴廷外甥女王素珍回忆，二十出头的她正坐在西大滩前进农场红专学校的教室里上课，突然有一天，看到舅妈颠着小脚，抱着一个碎花布包裹着的孩子，像是一个逃难者找到了学校，着实让王素珍下了一跳，五十多岁的小脚舅妈怎么突然出现在了她的面前。

王婆婆和她的孙子，就这样被收留在了外甥女的家里。

有一口饭吃，不被再折磨，就是王婆婆最大的奢望，过后找一个下家，有一个栖息之地的想法也在滋生，并在地下秘密进行着。

王桂兰婆婆的外甥女婿叫刘中山，是农建一师复员转业的老战士，是一个心地善良而又热心的同志，又是一个老党员，自从王婆婆来到西大滩以后，他就想方设法承担起了为王婆婆躲避风雨安身立命的终身大事的任务。

西大滩前进农场机关炊事班老班长董彦出现在了刘中山的视野，老班长董彦是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老英雄，回国后来到农建一师创建前进农场。董彦老人是一个忠厚老实，受人尊敬的英雄，因为在部队就是一个炊事员，来到农场后，就继续给大伙儿做饭，所以农场的人都尊称他为“老班长”。他中等个头，宽阔的肩头，四方黝黑的脸庞，一脸的英武豪气，可能经历坎坷和炊事员的原因，又不修边幅，年近五旬，还一直没有成家。

其实老班长家有一个儿子，两个姑娘，老伴早已过世。

当老班长同意这门亲事的时候，外甥女王素珍一家一块石头落了地，不但解决了老班长的终身大事，而且又解决了舅妈安身立命的大事情。

那年王婆婆53岁，就成为了董奶奶，老班长49岁。

这对苦命的姻缘促成以后，外甥女婿刘中山就向农场党组织做了汇报，一位农场领导说，“既然老班长都答应了，我们还能说什么，王桂兰成分不好，又戴着帽子，就让她去打扫农场场部的几个厕所吧，每月给个18块钱的生活费。”

董奶奶有了安生吃饭的地方，她的这个孙子在婆婆的怀抱里，也慢慢地成长，只是4岁才会走路。老班长也把父母离异无家可归的他唯一的孙子带在身边。两个孙子就这样一直陪伴在爷爷奶奶的身边，直到两个孙子上学，一直没有大名，还是老师给起的名子，一个叫董玉平，一个叫胡玉明。

在那种高压政治情况下，与“地富反坏右”分子结婚，那是不被容许的，被认为是阶级斗争在农场的反映，但在这个五湖四海集聚的，新中国成立后由人民解放军创建的国营农场，又是解决老革命的婚姻问题，也就淡化了这个所谓的政治问题。

从那以后的每天早上，在西大滩前进农场场部的公共厕所，就能看到一个裹着小脚的五十多岁的奶奶，拿着铁锹在掏着厕所，掏完厕所又用笤帚把厕所的每个角落打扫干净。农场的厕所都是旱厕，每到夏天臭气熏天，不论是烈日当头，还是刮风下雨，王桂兰婆婆顶着刺鼻的味道，铲除粪槽里的粪便，把厕所打扫的干干净净。还是寒冬腊月，许多时候粪便冻得像石头一样坚硬，董奶奶硬是一点一点地用她那缚鸡之力，把粪便铲除干净。场部的职工群众说，自从董奶奶来到农场以后，农场的环境卫生大为改观，当时的环境卫生主要就看厕所的卫生状况。

董奶奶是一个特别喜欢孩子的奶奶，每每遇到孩子，她总是流露出喜欢和灿烂的笑容，场部许多孩子的小名，她都耳熟能详地叫得出来，让孩子对这位可亲可爱的奶奶，有种亲切的感觉，虽然孩子们都在私底下传闻着这个“地主婆”的故事，但当着董奶奶的面，没有一个孩子恶语中伤过这位可亲近的奶奶。

虽然在西大滩戴着一顶“五类分子”的帽子，天天打扫西大滩场部的公共旱厕，但是董奶奶的头发梳理的一丝不乱，头发又在脑后打着一个发髻，看着端庄秀气,一副大家闺秀的模样，看得出年轻时候的姿色和端庄。

董彦老班长和董奶奶结婚没有几年，“文化大革命”来到了，一派群众组织找到老班长，厉声问道：“现在阶级敌人利用各种手段，打入革命队伍，你的家庭就是一个明显的列子，现在我们问你，你是要共产党员呢，还是要这个地主婆？”

董彦老班长面对群情激奋的“革命”群众，又不能拿起他抗美援朝时的勇气，与这些“革命”群众斗争，只能机智地不紧不慢地说道：“我要我的老婆子！”

“革命”群众反问道：“你的意思是不要党籍了？”

董彦老班长厉声地提高了嗓门反驳道：“我可没有说不要党籍！”

老班长仅有的一点胡子都竖立了起来，“革命”群众一看这架势，悻悻而去。

董奶奶目睹了当时火药味十足的场面，看到平日里，邋里邋遢不修边幅的丈夫，虽然文化程度只能认识几十个字的水平，平常说话又不紧不慢，但是在关键的时候，还是显现出了人的善良本性。

那天董奶奶依偎在老班长的怀里柔声说道：“老班长的称呼没有错，像个男人” 董奶奶被哽咽的再也没有说出下面的话来。

即便这样，老班长的党籍还是被开除了，工资降两级。

董奶奶在西大滩唯一的亲人就是外甥女一家，在那大讲阶级斗争的时期，他们的活动都是在地下活动。外甥女家里做什么好吃的，他们就会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等到那时夜里经常性地开完群众大会以后，趁着夜色人困马乏休息以后，才把东西藏在衣襟里，就像地下工作者一样，悄悄溜进舅妈家里，不让好事的革命群众发现，生怕走露风声，连累自己，惹出事端。

董奶奶虽然在西大滩农场干的是掏厕所的劳动，但那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像掏厕所这种又脏又苦的劳动，想当然的就是“地富反坏右”的代名词，但是董奶奶在西大滩每次召开过的批斗大会，都没有受到过一次政治冲击。

董奶奶在西大滩的盐碱地里也慢慢适应了，虽然时常会有冲击和波澜，时常会有不尽人意的事情发生，但是都会在农场人们善良的目光包围下，一次次地躲过了，虽然有时泛起的盐碱会蜇伤心灵和肉体，但是有温暖家庭的滋润，有老班长宽阔结实臂膀的护佑，也就渐渐消融。

两个年幼的孙子，董玉平大胡玉明三岁，大孙子根正苗红，在极力保护这个少不更事的弟弟。

孙子胡玉明是一个调皮的不愿向命运低头的孩子，从他记事以来，只要谁敢欺负他，他就敢面对面的口角抗争，或者拳脚应对，让董奶奶操心不少。

多少次地奶奶流着眼泪哀求孙子说：“孩子，你认命吧，谁让你生在我们这个家里。”

每当孙子顽皮捣蛋不好好学习的时候，奶奶又唉声叹气地说道：“我们胡家是麻袋换草袋，一代不如一代，你爷爷是大学生，又是学校的校长，你爸爸也是高中生，你怎么就不好好地学习呢？”

孙子胡玉明也承认，自己不好好学习是自己的问题，但是在那样的环境下，自己又怎能安下心来学习呢，周围都是鄙视你的眼光，稍有不慎，莫须有的帽子就向你扣来。

孙子胡玉明清楚的记得，那是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一次上政治思想课，他比较排斥的就是政治思想课，因为课堂上老师在天天喊着阶级斗争，喊着打倒这个，打倒那个，喊着喊着就会把西大滩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给分析一遍。在这位老师的鼓噪声中，胡玉明背起了即将考试的生物课，恰好这位老师讲到了革命干部老中青三结合，胡玉明背诵到了生物课中的杂交水稻，胡玉明默默背诵的声音，被邻座的同学听到，同学就举手报告老师：“胡玉明说，老中青三结合是杂交高粱”。

老师当即就说：“有什么样的家庭，就有什么样的孩子，地主婆的孩子，就是这样，”

这让胡玉明有口难辩，把一个似懂非懂政治的11岁的孩子，有吓又急又冤枉地抹起了眼泪：“我在背诵就要考试的生物课的内容！”

地主婆的孙子再怎么辩解，也逃不过人民群众的雪亮眼睛。胡玉明在老师的印象里，在同学们的眼里，在学校里，就是一个问题学生，这个问题恰恰与他地主婆的奶奶逃脱不了干系，胡玉明成了老师学生都不待见的学生，多次的留级，招致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的同班同学是谁。

1978年老班长董彦的党籍恢复了，又给补发了工资，老班长执意把被开除党籍期间的党费，全部补交，他说：“虽然我被组织上开除了党籍，可在我的心里，我永远是一个共产党员，补交党费是天经地义的。”

老班长董彦1978年65岁退休以后就在西大滩农场生活着，1979年因有病回到了贺兰老家，董奶奶也随去了贺兰生活。从此董奶奶结束了她打扫厕所的历史，那年奶奶70岁，18块钱的生活费也没有了。

1980年4月老班长董彦与世长辞。

董奶奶在西大滩前进农场生活和劳动了十八年，农场考虑到她以后的生活，决定每月给她10元的生活费，直至终老。

董奶奶不论走在哪里，都不能忘记她家里的一座钟表，她说，这是她父亲给她留下的唯一嫁妆，要一代一代传下去，为了思念父亲，这个钟表时刻都没有离开过奶奶，董奶奶几经磨难和婚姻，想起父亲的时候，就看看这个钟表，钟表的上端是两个美女的裸体塑像，整体看着，又精致又艺术。可惜，由于一场场运动，怕再次遭受不必要的冲击，董奶奶让家人把钟表上端的两个裸体美女塑像给拆掉了。这座钟表现珍藏在孙子胡玉明的家里，胡玉明给钟表上了一点机油，没想到这座钟表又走了起来，而且分秒不差。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它在伴随着每一个人的人生，也在碾压着一些人的人生。

董奶奶算是幸运的，从第一任丈夫马鸿奎部队的团长，到第二任丈夫的宁朔县参议会议长，又到第三任丈夫的抗美援朝的老班长，都把奶奶捧在手里，虽然一路荆棘丛生、艰辛困苦，但总有温暖在抚慰着她。

1996年4月9日王桂兰婆婆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

王桂兰婆婆从高峰跌入低谷，从富足到落破，从养尊处优到无家可归，从忍辱负重、含辛茹苦到儿孙绕膝的幸福晚年，从王婆婆到董奶奶的曲折一生，演绎了一场中国式的戏剧人生，让人悲悲戚戚，令人唏嘘。

注释：

1、取自《青铜峡市志》

2、取自《胡兴廷家谱》

3、取自胡正伦口述（胡兴廷儿子）1937年出生，银川市邮政局退休职工

4、取自胡正芬口述（胡兴廷大女儿，1940年出生，西干渠管理处退休干部）

5、取自王素珍口述（胡兴廷外甥女，1940年出生，前进农场修造厂退休职工）

6、取自胡玉明口述（胡兴廷孙子，1960年出生，宁夏农垦建筑公司退休职工）

7、取自董玉平口述（董彦老班长孙子，1957年出生，宁夏贺兰县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