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坚 与 油 画 《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时·南京》

杨娌娅

陈坚油画：《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时·南京》

（原名为《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时》，2004年入选第十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时，调整为《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时·南京》，由中国美术馆收藏。）

画面规格：220cmX600cm

创作时间：1987年—2003年

荣获2004年第十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金奖

荣获2005年第九届全军文艺新作品奖一等奖

荣获2006年首届南京市十大文化精品荣誉称号

荣获2007年南京军区第七届前线文艺奖特别荣誉奖



　　油画局部：受降签字仪式主要人物。

左一站立者：中国受降主官何应钦，

右一站立者：日本投降主官冈村宁次。





我与油画《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时》

作者 陈坚

油画《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时》（简称《公元》）是我从事创作以来的最重要作品。先后画了两稿，第一稿题为《日落·公元1945年9月9日9时》（简称《日落》）。《公元》为第二稿，于2003年完成，某种“缘分”促成了这幅画的诞生。

1976年，我从部队业余创作的位置上调入南京军区专业创作的岗位。巧合的是我的画室，就在当年中国战区举行受降大典旧址的楼里（当时并不知晓）。十一年后的1987年，我在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巧遇”了一册图书——《中外记者笔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书中刊载了一篇中国战区受降大典的新闻稿“《日军签降一幕》（九月九日航寄自南京）”（原载重庆《大公报》一九四五年九月十日）。在当年签降的旧址重温此新闻，意义深远，看来上天在那时就知道将有一幅画在此诞生，并指定了它的作者。



油画局部：中方受降主官何应钦（1890-1987），时任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

南京受降签降仪式的程序中规定：日方投降代表向中方受降代表须行三次礼——入场时一次，呈递降书时一次，退场时一次。这三次行礼，中方受降主官均不还礼。但当时何应钦都起身还了礼。因此，有人评价何应钦在受降仪式上的表现为“何直不起的腰”。作为艺术创作，以彰显中华民族精神之考虑，我塑造了现在画中何应钦的姿态和神情。这样的塑造，也得到了一些历史学者的肯定：认可这幅“直了腰的何应钦”。



1951年，我出生在江南名城——无锡。“文革”后期响应号召去农村接受再教育，1970年入伍，1974年，在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深造时曾去首钢办学，画工厂、画工人。后又去部队办学，画军人，画士兵。工农兵的行当我都接触到了，可以说体验到了组成共和国主体阶层人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情感在我心中留下了很深的烙印，始终贯穿在我的创作活动中。遇到像“新闻稿”、“旧址”这样的星星之火，创作情感的干柴就会马上燃成熊熊烈火。我同油画《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时》长达十余年的情结也由此开始了。



油画局部：何应钦左手扶桌的动作既是刻意设计，又是偶然所得。当时拍摄资料的模特无意间摆出了这个动作，被我捕捉到，描绘了出来。这个微妙的动作看似随意却意味深长，一方面表现出何应钦作为战胜国受降主官的威严仪态，另一方面也表现出面对校友冈村宁次时他内心复杂的情绪。



那次“巧遇”后，到草图启动前这期间，心情激动，想尽快进入创作。但是，由于当时对国民政府时期档案的封存，单凭手头掌握的，和散落在民间新闻报道中的只言片语，很难寻找到正确无误的受降详情，及精确的会址记录，只能朦胧地感觉到我工作的楼里曾发生过那样重大的历史事件。几年后，政治环境有所改变，这个疑问才得以逐渐明朗化。当年推断得以证实，让我不禁欣喜若狂。



油画局部：此排落座二人均为国民党高级将领，从前至后分别是：萧毅肃(陆军中将)，时任中国战区参谋总长。 顾祝同(陆军二级上将），时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



从七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我已经在专业创作的岗位上奋斗了近二十年。经验告诉我，从事这一题材创作的时机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要想作品站立起来就需要大投入，大制作，精力，财力无一不可。从此我一头扎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这个源头中找资料，从历史档案中收集素材，是确保达成目标的唯一途径。随着许多历史素材的逐步掌握，作品今后的面貌也就愈来愈清晰了。



油画局部：此三排落座人物均为国民党中将军衔的将领，其中第一排最前为汤恩伯(陆军中将），时任第三方面军司令长官，中国战区南京签降后为南京、上海地区 受降主官。第二排第二人为廖燿湘(陆军中将），时任中华民国陆军新编第六军军长(该军曾为中国远征军驻印军一部），中国战区南京签降后为南京地区受降主官。



油画局部： 此扶拐杖的军人为在抗战中失去了一条腿的老兵，从年龄上衡量其军衔不高，但他是有功之臣。空椅子的设置一方面作为画面形式组合的需要，显得疏密有致，也符合当时会场的实情，另一方面也暗喻了这是为抗战捐躯者们留着的位子。



1993年国庆期间，我开始了这幅画的草图工作。关于该画的面貌，即艺术风格，我从两个方面来考虑。

一是，画的本体，纵向方面，以纪念性和纪实性相结合的样式，通过写实的手法来展现。

所谓纪念性，主要体现在画面构成的理念中，区别于历史档案新闻图解性的式样。

而纪实性，主要体现在作品局部及细节的塑造，力求历史的真实感。

我曾经在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接受过对人物严谨、一丝不苟的造型方法的训练，这种样式也比较适合我个人的绘画风格。画面构成延续了我在大型军事画创作中，对人物、场景进行的大幅度调度，从而积累的驾驭画面的经验。

二是，通过横向环境和一定的领域，来确立人物自身应有的位置。

那几年，文学创作硕果累累，许多传记文学、纪实文学脱颖而出。这些作品在行业内和社会上都居有重要的地位，我从学习中得到了启发。暗下决心，通过一定力度的艺术塑造，可以使这幅作品呈现超越历史的真实记录，占据应有的历史地位。



油画局部：日方投降代表：呈递降书者为小林浅三郎（日本陆军中将），时任日本中国派遣军参谋总长，旁边站立鞠躬者为冈村宁次（日本陆军大将），时任日本中国派遭军总司令长官。



从画面构成的纪念性入手，我设计了三个空间层次。

中日双方——战胜者与投降者。纪实性的历史人物组合是该画的主体部分，为一度空间。

观礼者——中外宾客和部分联合国成员国的国旗组合，为二度空间。 该空间强调某种气氛，旌旗林立，咄咄逼人。

庄严雄伟的旧址建筑，和手执四强国旗（中、美、英、苏）的仪仗兵组成具有一定象征意义的三度空间。

这种空间层次的组合打破了以往历史画构图的模式，呈现出一种纪念碑式、浮雕式、甚至年画式的崭新的构图式样。



油画局部：按历史记录，在整个签降仪式中，冈村宁次没有离开过座位，向中方呈递文件及降书都是通过其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完成。在创作中，为了点出日方投降主官，我特意让他“出列”。

日方代表穿着的是日军夏常服，我仔细分析了当时拍摄的黑白照片，整理出日军有三种制式军服的微差。冈村宁次的着装为当时日军的基本制式，配有袖章，从上面可以看出他的军衔——将军级（三道杠）大将（三颗星）。



作为该画的主体部分，一度空间中投降席和受降席的人物是整个作品中的重中之重，“对号入座”也是此画的“点睛”之处。

为了正确处理好这些人物在这历史事件中的神情表现，我翻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如双方出席中主要人物的传记、以及这一历史时段中，相关图片和事件本身的文字资料等，尽力做到心中有数地，展现出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来。

中方最高长官、受降主官，陆军一级上将何应钦，当时身份为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同日本投降主官，驻华日军最高长官、陆军大将冈村宁次既是同等军阶，又是同校之友。曾参与“何梅协定”的签署，是所谓的“亲日派”。历史就是这样矛盾地选择了他，在这样的场合中，他是以一种较为复杂的心态和神情来担此重任的。其左手轻轻拨动桌面是否可以说明其内心的骚动不安？但直立而挺拔的军人姿态又不失风度地，展现了胜利者的自豪和威严。至于七位日军投降代表，直接套用了历史的情节，通过行鞠躬礼，来刻画他们此时此刻的心情。他们的神情同样很复杂，一方面迫于世界反法西斯正义力量的压力，拱手递上降书；另一方面，自己在中国大陆还有一定的军事实力。一种不服输、不认罪的心态还流露在脸上。投降主官冈村宁次，因为是向他的校友投降，不免心情要稍微好受些。

我在双方军人形象的塑造上，注意到了上述因素，同时特别考虑到两种不同民族中内心世界的某种差异。只要有深度的、客观的展示中日双方，才能体现出这一主体部分的“点睛”之笔。在“对号入座”双方历史人物的具体形象刻画方面，我费了许多周折，最后确定从现实生活中寻觅长相近似的人，按照画中的角度和光线照射来做“模特”，将其“套改”成当年的历史人物，这种方法在画面创作过程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油画局部 ：日方投降代表。

从右至左分别为：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参谋副长、陆军少将今井武夫。日本中国派遣军参谋、陆军中佐小笠原清。日本海军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官、海军中将福田良三。驻台湾第十方面军参谋长、陆军中将谏山春树。法属印度支那第三十八军代表参谋、陆军大佐三泽昌雄。

在画面的二度空间中，集中了整幅画三分之二的人物，虽不是“点睛”之处，但他们也是体现作品力度的源泉，不能轻视对他们微妙之处的刻画。

在他们中间要体现出男女老少、政界要员、新闻记者、中外各阶层人士、各国军人及各军兵种人士，及各军阶和同军阶相应的不同年龄层次的人员等等。

真是画得我眼花缭乱、情绪高昂，各种参考资料堆起来有几尺厚。除了对面部刻画认真细微外，整体把握上也要做到恰如其分。如开始时该空间的观礼人物比现在要多，建筑正面台阶上，从上到下，男女老少站了几百人。一位评论家观后提出：这么多人不但加强不了气氛，反而适得其反。男女老少、参差不齐，人群组合显得过于活跃，大有观看文艺演出的快乐氛围。是啊，中国人民以三千五百万人的生命换来了这一天的胜利，这个胜利应该是沉重的，为此我去掉了这一位置上过多的观礼人群。

三个空间以军队特有的方阵形式组合，强调其外轮廓线上的整齐划一，使所有的人物组合既相互联系，又相互衬托。在强调军事特性中，人物的数量虽然减少了，但一种人气得到了提升，从中透露出了强有力的民族气节。纪念性的构成属性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其中华民族、泱泱大国的恢宏之势跃然画面之上。



油画局部：日方军服及配饰说明。

当时日本军队中的参谋官都佩戴参谋带（现在已演变为着礼服时的绶带）。日军的勋标、略章在左胸佩挂的位置以衣领下第一组纽扣之高度为准往下依次佩挂，佩挂区域为第一钮扣和第二钮扣之间。英美及国民党军队则以左胸口袋上沿为准往上佩挂。日军军官领章为平行四边形，士兵领章为长方形。随着战争后期日本国力的衰败，领章开始重复多次使用，晋升时在原领章底板上加星，所以领章上除满星（三颗星），其他都钉缀在靠领口的一侧。

弘扬民族精神是作品刻画的灵魂所在，这条线始终贯穿在我的创作过程中。

为此，对画中的各种安排布局我都详加揣摩、推敲，甚至进行了多次大小不同的反复修改。初稿中确定的中日双方在画面中的位置，只是盲目地简单按照“能看到、能画到双方军人服饰、佩挂”的角度出发来定位，结果形成日方在左，中方在右（以面对画面为准）的局面。

后经老同志的点拨，遵循“左为上，右为下”的中国习俗，来确定受降与投降双方在画面中的位置。只好忍痛割爱，当即将已画成的草图作废，调换了双方的位置，再重新结构了画面。



油画局部：日军陆军军官大都骑马行军，故陆军军官所穿皮靴上都装有“马刺”。





《公元》属于历史题材的作品，所表达的内容是极其严肃的重大事件，通过正面的纪实手法来展示这一事件，是唯一的可取之道。

围绕该画纪实性的创作风格，我凭借众多的第一手历史资料，对画面中出现的所有艺术形象都一一作了研究。我感到在这幅画的创作过程中是那样的充实，对画面中各种形象的处理是那样的自信。对于其它反映这一历史事件中的人物、人物位置、原件复制中的错误，在这幅画中都能得到很好的更正。如：南京博物院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当时所复制的受降席和投降席的桌布边缘颜色的运用上就有误，它的颜色应遵照中华民国国旗的颜色来确定为蓝、白、红，而不是概念性的定为蓝、白、蓝。蓝、白、红也是当年南京受降大典会场布置所运用的主色调。

另外，画中的日军代表的皮靴清晰可见，必须明确描绘。我从黑白的历史照片中分析出惟独日军参谋总长小林浅三郎穿的皮靴为棕色（后在一本介绍日军服饰权威性的资料里得到了证实）。再有，从照片上模糊地感到日军皮靴上配有骑马用的“马刺”（其海军因不穿皮靴除外）。为搞清这一时期日军皮靴的沿革，我又翻阅了受降内容以外的大量资料，结果在平时积累的《爱新觉罗·溥仪画传》的画册中得到了大量的佐证。日本在轴心国中属于国力较弱的，军队的机械化程度不高，封建军国主义色彩很浓。陆军高级将领在战场上都普遍骑马行军，皮靴都使用“马刺”。至于日军服装的样式、军衔领章、勋标及其钉缀的位置。及中方军人的服饰、领章、“中正剑”的佩挂、受降大典时特有的臂章标记等，我都一一作了考证，还亲手将其中一部分制成道具供绘制时使用。经过一番努力，自己也从中受益匪浅。

同时发现，现在的人们在创作反映这一历史时期的艺术作品中，特别是影视作品制作时，于历史真实性的形象表述方面，误差是那样的大，甚至是洋相百出，很不严谨。我鄙视这些对历史不负责任，不严谨的艺术作品。



油画局部：日方桌上摆放的是签写降书使用的砚台和毛笔，唯一的一顶军帽是冈村宁次的，因为他要签宇，其他人军帽均拿在手上。从历史影像资料看，小林浅三郎也是右手拿军帽前去呈递文件和降书的，只是在双手呈递时将军帽夹在左侧腋下。





经过二年多时间的绘制，在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1995年）之际，我终于停笔完成了作品。

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日落》没有能展出和发表，这方面我是有思想准备的，但也觉得并非坏事。我利用几年的空档时间，进行了一番冷静的思考，同时征求了有关人士的意见，包括曾经亲历受降大典的南京市政协委员王楚英老人。经过这一“冷战”时期的研究总结，我感觉到了《日落》的许多不足之处，产生了重新再画一稿的革命干劲。这就出现了第一稿和第二稿——《日落》和《公元》之别。

顺便谈谈两稿题目区分的想法，为了使作品更具有历史的瞬间感，用年号时间来标题最为合适。在考虑第二稿时，我将第一稿中“日落”这个带有贬义的词汇去掉了，同时将阿拉伯字母小写年号的时间，改为中文大写年号的时间，以求得公正、客观、庄严的历史真实性。

《公元》在《日落》的基础上加大了画幅尺度，由原来的3.15m×2.15m扩大为6m×2.2m，画中背景建筑所取的高度下压，加大了人物在画中所占有的面积比例，从而增强了画面的视觉冲击力。一位画家曾劝我，把人物画到接近真人的比例。但很遗憾，当时没有那么大的画室供我创作，要不然，就成了中国的《拿破仑加冕》了。

油画局部：日方翻译木村辰男，时任日本中国派遭军特派员、陆军中佐。





《公元》于1998年春节重新起稿，年底上画布。在这一稿制作前后，我有幸二次去欧洲博物馆“朝圣”，这对我重新创作，提高作品品位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

同《日落》比较，《公元》制作中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怎样更好地进行画面整体力度的把握，和人物个性、人物场景的微妙关系的准确体现上。如果《日落》是在激情中完成的，那么《公元》是在冷静、平和的心态中再创作的。



油画局部 ：降使引导员王俊，时任中华民国军训部次长、陆军中将。其左臂臂章为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部臂章，腰部佩剑为〝中正剑”。

负责签降仪式警卫的卫兵均为新六军的士兵，其装备为：美式钢盔、衣裤、皮靴和枪械，英式的背具、弹药包。



自制的联合国部分成员国的国旗道具





在对这幅油画十余年的创作经历中，使我增长了不少见识。

改革开放后的政治环境，和南京军区良好的创作硬件，给了我从事这一题材创作的可能性。

但关键是，我感谢中华民族历史上这一光辉的瞬间，给了我心灵深处的震撼，从而促成了我“十年磨一剑”的毅力，完成了油画《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时》。

2004年4月 于南京

中国战区侵华日军签降仪式旧址





陈 坚 艺 术 简 历

陈坚，汉族，1951 年出生于江苏无锡。1970年入伍，1975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74届进修班，师从候一民、靳尚谊、潘世勋、林岗。原南京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副主任，国家一级美木师，专业技术三级，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曾任中国文联全国委员，全军文艺系列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文化部“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艺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油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油画学会理事，江苏省油画学会副主席。现任国家艺术基金专家委员会复评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重大题材美术创作艺术委员会”委员。荣获“全国美术作品展览” 金奖、铜奖，“全军美术作品展览”一等奖，“首届解放军文艺大奖”，“全军美术新作一等奖”等。作品以军事历史题材为主，多次在国际、全国、全军美展中展出，并由国家美术馆、纪念馆、博物馆陈列收藏出版。代表作油画 《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时 •南京》获 “第十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金奖。





　　话说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时南京受降签字仪式始末

作 者 陈 坚

1945年8月21日上午，一架九七式日机系着特殊的标识，载着降使在三架盟军战斗机的护航下降落于湖南芷江机场。中国战区【注：中国战区范围为北纬十六度线至北纬三十八度线。1941年12月31日，美国罗斯福总统致电蔣介石，提议组织中国战区。1942年1月2日蒋介石复电罗斯福，同意担任中国战区统帅。】日军投降由此开始。



受 降 地 的 选 择



8月10日，中国政府从外电广播中获悉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15日上午7时，中国政府外交部正式收到日本政府致中、美、英、苏四国的投降电文。同日上午，蒋介石以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的名义致电南京驻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指示日军六项投降原则。其中第二项要求冈村宁次停止一切军事行动，派代表至玉山接受中国陆总之命令。但直到17日17时30分，蒋介石在重庆才收到冈村宁次复电【注：国民政府国防部史政局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限即到。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中正阁下：

中华民国卅四年八月十五日赐电敬悉。今派今井总参谋副长，桥岛参谋二人，率同随员三人准予本月十八日乘飞机至杭州等候尊命起飞玉山，敝处使用双引擎发动机一架，并无特殊标识，并请咨照玉山飞机场派员接见，仰赖照料为感。

南京的冈村宁次接到蒋介石的指令投降电文后，终于在地图上找到了这个玉山小地方（现位于江西省东北，邻近浙江省）。同时，不知为何，在南京一下冒出了很多电台，这些电台都在向冈村下指令，确立了多个投降地点，搞得他叫苦不迭，真假难辨，愁眉不展。出于谨慎他找来中国通，任日本大东亚省参事，在华搞情报的老手今井武夫就蒋指令的投降地点进行秘密查访核实，同时试探性地发了个回电（17日蒋见到的回电）。



蒋介石接到冈村宁次的电报后，便着手准备受降工作。受降工作交由陆总负责。陆总司令何应钦专门调看了欧洲战场的受降影片进行中国战区受降筹备。

中国战区洽降地点，原定玉山机场，后因机场跑道被雨水损坏，不能使用。管辖该地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陆总副参谋长冷欣建议在江西上饶洽降，何应钦倾向此建议并向蒋介石提出。17日蒋介石召开的最高层会议上，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国魏德迈将军认为日军虽然投降，但仍很傲慢，不肯认输，他建议空运部队向几个方向的敌占区推进，接收南京、上海、广州、长沙、武汉，同时将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部由昆明推进到湖南芷江，芷江是个洽降的最佳选择。



芷江，湖南省雪峰山以西，邻近贵州省，沅水支流潕水岸边，地处大后方，又是后方的前沿，芷江机场是美驻华特遣队（二十三航空大队）中心机场之一（另一个在昆明）。大量中美空军驻扎该地，并且以新六军为主的陆军主力部队也在该地区驻防，是大后方的军事中心，交通、通信，安全有保障。在此进行受降很方便，要人有人，要物有物，老百姓也支持政府。1945年4、6月间进行了芷江保卫战，粉碎了冈村宁次越过雪峰山攻占芷江机场的芷江攻略战，歼敌三万多。芷江是个胜利的地方，是座英雄的城市。蒋介石采纳了魏的建议。国民政府的专门会议上，作出了庄严的决议：接受日本投降地定在湖南芷江！蒋命令日军洽降使节到芷江接受指示。

历史铸就：“八年烽火起卢沟，一纸降书落芷江。”



受 降 主 官 的 确 定

8月11日昆明“陆总”收到重庆发来的蒋介石急电：

授“陆总”办理全面受降新任务，即拟具详细计划呈核电。

陆总马上将该电报转发至在广西前线的何应钦总司令，他看着电文兴奋不已，连声说：“好、好、好、委员长行动真快”。他知道这是委员长对陆总的特别看重与青睐，受降责任重大，事情繁多刻不容缓，于是立即赶回昆明总部，主持具体事宜。

8月13日上午7时，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将军带着陆总参谋长萧毅肃中将一行人马从昆明飞抵重庆，参加中美最高幕僚会议，听取中美联合参谋会议对中国战区接受日本投降的计划及意见。



　　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陆军一级上将何应钦

　　会议上，何应钦汇报受降工作，他把同萧毅肃等人一起研究拟定的初步计划向大家作了介绍，不少人都感到惊讶，十分佩服何总司令的工作效率，仅在一天多的时间里，便拟定出了一份详细的受降计划，真不简单。魏德迈将军、麦克鲁将军【注：麦克鲁，中国战区陆军副总司令，美国在中国的作战司令部司令官，空军二级上将。】都连连夸奖。

没想到，会场上军政部长陈诚起来反对，他否定了何应钦的计划：“这个计划我不同意，我不赞成搞全国统一受降，全国这么大，怎么统一受降？我认为还是搞分区受降好……”

陈诚对何应钦不满，陆军总司令被你当了，如今委座又把全国受降大事，全部交给了何应钦的陆军总部来操办，看起来那个受降主管的头衔也可能要落在何的头上。他心里无论如何不能平衡，得站出来与何较量一番。



陈诚的反对意见也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何应钦一听陈诚的反对意见，一脸的尴尬。但他不好公开反对，如与陈诚闹僵，委员长知道了对他争当受降主官将是很不利的，但是在今天的会议上，如果不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主张，也会灭了自己的威风，让人小看自己，失去人们的信任，同样对争取受降主官不利。于是他压住心里的火气，尽力温和地据理力争：受降这么大的事，是我中华民族的骄傲，震惊世界。分区受降小打小闹，是不是有些小家子气，不大成体统吧？德国投降，盟国是统一受降；日本投降，盟国又将在太平洋上搞统一受降；日本在中国战区投降，我们中国这么大，我们抗战打了这么多年，为何就不搞统一受降？受降，这是雪我中华百年耻辱之大事，扬我民族之威，不做得大气些，向世界展示宣告，怎么能行呢？



会议上就何的统一受降还是陈的分区受降，何陈二派顶上了。何依仗陆总受蒋指令已展开受降筹备的优势压向陈，而陈以他是蒋的红人与心腹而不相让。

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里陈诚为“四巨头”之一。“四巨头”为军令部长徐永昌、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军训部长白崇禧、军政部长陈诚。徐永昌参加太平洋战区的总受降，白崇禧同蒋介石的矛盾较深，不必考虑，唯独何陈在争当受降主官上有一比拼。

为难之时，会议室一角的电话铃声突然急剧地响起，众人一怔，都停止了争论，会议室一下子安静了，大家的眼睛一齐望着那部电话机。原来蒋介石来电亲自过问何此事，并请陆总参谋长萧毅肃见他作汇报，萧毅肃带建议方案如实地向他汇报会议讨论情况，萧汇报曰：我们中华民族接受日本人投降，是我民族百年来的雪耻光荣，应该统一受降，扬我国威。扬我民族之威！让国人振奋，在世界扬眉吐气！蒋连声说好！好！并在方案书封面上写下“照办”二字。又对萧说“你对他们说还是统一受降好，就按陆总计划行事”。



萧带着有蒋批示的方案书赶回会场，将委员长的批示，举在空中，让大家一一过目。陈诚气得脸发青，瞪了何几眼拂袖而去。何高兴地挥着手大声对众人说：“委座高明，我们按委座指示办，大家也不要争吵了，思想上要按委座批示统一……”

事后，蒋介石致电全国各行营、行辕、各战区：

查日本政府已于本日零时接受同盟国所提促降条件，兹特委派何总司令全权处理受降事宜，未接何总司令整个措置与指示以前，不得局部个别收缴日军武器，以免分歧冲突。

何应钦得知此消息欣喜异常，现在终于接到受降主官的任命，获此偌大殊荣真是三生有幸。他心中对委员长感激涕零，一定要把受降典礼这举国大事做好，不负委员长的重托！



芷 江 洽 降



18日，蒋介石告冈村宁次通知日本洽降使节于21日到芷江，电文如下：

限即到。8月18日复电计达，今井总参谋副长可与8月21日来湖南芷江，希望照下列事项：

（一）代表人数不得超过5员（内有熟悉南京、上海附近机场情形之飞行员一员），于8月21日晨坐日本飞机一架，自汉口附近起飞，经飞湖南常德上空，此时高度须5000英尺，时间为重庆夏季时间10时（格林威治标准时间为凌晨2时），届时在6000英尺上空有3架盟军战斗机迎接之，如云层低，日机应在云层下1000英尺，盟军飞机高度则在云层下500英尺。



　　（二）日机应在机翼上下标志日本国旗并于两翼末端各系以四公尺长之红色布条一根，以资识别。

（三）盟军战斗机三架将护送该日本飞机至芷江机场着陆，着陆顺序：第一架为盟机，第二架为日机，第三架及第四架为盟机。

（四）今井总参谋副长须随带驻中国大陆台湾及北纬十六度以北安南（即越南，作者注）地区内所有日军之战斗序列、兵力位置及指挥区分系统筹表册。

（五）如因气候恶劣，不能完成上述之飞行，须于次日依照上项规定之时间与方式实施。



（六）日本飞行人员以波长5860KC收发，用英语呼号“King Able Air Ground Control, Repeat, King Able Ground Control.”与芷江机场地面指挥部取得联络，此呼号只有距芷江100英里时方可用，且每隔10分钟呼叫一次，直至临近芷江机场为止。芷江无线电指挥降落塔用波长为425KC，其英语呼号为King Able，当日本飞行员望见芷江机场时即停止与King Able地面指挥部队联络，改用波长4495KC与King Able指挥塔联络。

（七）接到此电后，须在8月19日重庆夏季时间午后6-8时在南京无线电台（XON）以波长5400KC答复。



19日，冈村宁次复电：贵电敬悉。遵照贵方指定，8月21日派今井总参谋副长一行率同参谋二人，翻译一人，随行机组乘员四人。乘中型双引擎飞机飞往指定地点，一切行动依照遵电办理。但机身标志红色布带改为系在尾部。遵定周率5860KC，请改为5866KC，又4495KC请改为4493KC。

蒋介石收到冈村宁次复电后，召见何应钦面授日军投降一切事宜。何接受任务后召开受降筹备会，按照拟定的方案，划分受降地区、选定受降地区主官，并规定投降日军应遵守的事项，制订其备忘录、安排洽降程序等。20日下午，何应钦率中国陆军参谋总长萧毅肃等30人，分乘两架飞机飞向湖南芷江。

8月20日下午5时后，何应钦一行，与在华美军作战训练司令部、昆明陆总后勤司令部等分部人员，及60余名中外记者、中国战区各地受降主官等均先后纷纷云集芷江。



日洽降使节今井一行20日从南京出发，经汉口在日军第六方面军驻地下榻。21日晨起程，按规定方式飞芷江。

当今井一行飞越洞庭湖上空时，参谋桥岛芳雄走过来双脚一并向今井汇报说：“副总参谋长阁下，不好，在机舱里发现一挺机枪，怎么办？”“什么？”今井大吃一惊，吓了一跳，好一阵都没做声，冷汗直流，我们是去投降，对方已规定不得携带武器，怎么飞机上还有机枪。他随桥岛芳雄过去一看，果真有一挺机枪躺在机舱里，他瞪大眼恶狠狠地问：“这是哪里来的枪，谁放在这里的？”随行人员都不敢做声。桥岛低声说：“副总参谋长，你是知道的，我们上飞机时，没有任何人带武器，可能是原来就有的！”今井用脚踢了踢，那挺机枪一动不动地趴在那里，他不由皱了皱眉头，也来不及细想了，便发火大吼道：“丢掉、丢掉、快些丢掉，什么时候了，还把机枪放在飞机上，要是被重庆军【注：在中国战区作战之日军称国民政府军为“重庆军〞，称共产党之八路军、新四军为 “延安军”。在中缅印战区作战之日军称我远征军为“华军”】检查出来，那后果不堪设想！”

今井的脊梁骨都直发冷，按照规定，被解除了武装前去投降的降使是不允许携带武器的，桥岛等人一见今井发火，便都不做声了，只好赶快执行命令，手忙脚乱地赶快抱起机枪从舱门往外扔去，那挺机枪被失败的主子们丢进了洞庭湖里。眼看一切都处理好了，站在一旁的今井才长吁了一口气，用手擦擦头上的汗水，缓缓坐下后对桥岛说：“你再仔细检查一下！”桥岛便在飞机里四处检查了一遍，没有发现什么。今井这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此时飞机已进入了湖南上空。



到达常德上空，日机在中美混合航空第五大队的三架野马式战斗机的引领与警戒下，向芷江方向飞去。

11时10分，日机在引领下抵达芷江上空。并按规定方式降落芷江机场。

11时20分，日机按指挥台的指示，在一辆车尾挂着用日文书写有“跟我来”字样牌子的车辆引导下，绕机场滑行一周，驶向指定地点。今井武夫等洽降代表接受中方工作人员检查后，乘坐插着白旗的吉普车离开机场，前往住所。

今井武夫一行抵达住所不久，便命令自己的译员木村辰男向中方接待人员递上了自己要求佩带日本军刀参加下午受降仪式的请求，木村强调说：“我们大日本帝国投降了，但是作为大日本帝国前来投降的降使军人，刀在人在，刀不在人不在，请贵方理解，批准佩刀”。中方接待人员压住满腔怒火用电话请示受降指挥部，指挥部立即予以驳回：日本是战败国，降使投降，岂有投降还携带武器的道理？一律不得佩带任何武器！



今井得知结果后，亲自持申请哀求中方人员允许其佩刀。负责接待的陈应庄少校【注：陈应庄时为新六军政治部副主任少将军衔。何应钦派出负责接待今井武夫一行的将校官员，所佩戴的官阶标志都是奉命降低两三级，以便同日本降使军衔大体平衡。】心知这是一件大事，不能擅自作主，便立即派人将今井的书面申请送达指挥部。指挥部见今井一再要求，也不敢决断，便一直将今井的申请递达到了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手里。

大家都没想到，今井武夫这么顽固，在投降前一再提出佩刀的要求，是给大家出了一道大难题。

表面上看起来这是一件小事，可是弄不好处理不妥当，日本代表今井武夫情绪受了刺激，影响了下午的受降仪式举行，那就成为一件大事了，会造成极不好的国际影响，后果无法想象。

何应钦觉得事关重大，立即与萧毅肃等人一起商议，最后大家认为：现在一切以投降为中心，这是头等重要的大事，我方还是参照当时德军投降的先例和国际惯例，要实行尊重对方人格和尊严的原则。批准今井佩刀，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他带着刀也不会出安全事故的，我们防范这么严，只要保证受降顺利进行就行。于是便满足了今井武夫的要求。

陈应庄立即将决定告诉今井，今井一听脸上便露出了一缕笑容，弯腰对陈应庄行了一个礼，连声说：“谢谢！”



1945年8月21日下午2时20分中国战区日军洽降会议在芷江城东七里桥磨溪口，中美空军混合大队第十四中队的一营房内举行。

会议厅正中墙上挂着国父孙中山先生半身遗像，中国国旗和国民党党旗分别挂在两旁，中山先生遗像对面墙上挂着中、美、英、苏四国国旗，旗的中间嵌着一金色大“V”【注：“V”为英文“victory”（胜利）的缩写，当时英国首相丘吉尔常伸出食指和中指，表达胜利，此为二战后期最为时髦的手势和字样】。中山先生遗像下面摆放一张长桌，为受降席，对面为投降席，萧毅肃将军在受降席居中就坐，左边是中国陆军副总参谋长冷欣中将，右边为中国战区美军作战司令部参谋长柏德诺准将，翻译王武上校坐在冷欣旁边。中外记者坐在旁听席上，出席洽降会的中国战区高级将领和顾问还有：杜聿明、汤恩伯、王耀武、卢汉、蔡文治、钮先铭等。



受降代表萧毅肃中将（左2）察看日军兵力分布图。



3时30分，47岁的今井武夫一行四人在引导员的带领下经应允后来到大厅正中，成一列横队，向萧毅肃等人行鞠躬礼，萧等人未回礼，只是说了一声：“请坐”。

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参谋副长陆军少将今井武夫【注：今井武夫，1898年生于日本长野，七七事变时任日本驻华使馆驻北平的陆军助理武官。历任日军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中国课课长等职，大东亚省参事，属侵华期间的高级军事特务。】坐在投降席中间，右边为日本中国派遣军参谋陆军中佐桥岛芳雄，左边是日本中国派遣军参谋陆军少佐前川国雄，日本中国派遣军特派员陆军中佐翻译木村辰男着便装坐在桥岛芳雄边上。

洽降会受降主官，中国战区陆军参谋总长陆军中将萧毅肃首先介绍了自己及其他受降代表，今井武夫用低沉的声音介绍了日方洽降成员，并将冈村宁次接洽命令书给桥岛芳雄呈递萧毅肃。

经萧毅肃提问后，今井命桥岛递交一份日军在华兵力配备图，桥岛、木村当场在桌前对图做了讲解。而后萧毅肃交于今井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致冈村宁次的中字第一号备忘录一份（译员分别用中、英、日语向会场朗读一遍）请其转交，今井在备忘录证书上签字。萧毅肃根据备忘录的内容向日方提出了几点具体要求，让今井转告冈村宁次，随即说：“你们回南京的时间另行通知，现在可以回住所了。”

历时1小时20分钟，第一次洽降会议结束。



21日下午19时，今井将芷江洽降第一次会议内容及经过详细汇报了冈村宁次。

22日何应钦指派中、美专家多人前往戒备森严的今井住所，就许多问题询问了今井等人。

23日13时30分，何应钦在办公室召见今井，陪同召见的有萧毅肃、冷欣、蔡文治及美军柏德诺、纽克洛等人，在场的新闻记者仅中央社和美国记者各一人。被召见的日方人员，除今井和他的翻译外，其他人员则在室外等候。

23日14时15分，今井乘坐飞机升空返程，中国战区6架野马式战斗机护送日机至常德上空，中国战区开设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前进指挥所的3名校级军衔先遣人员、机场设站人员均与今井同机飞往南京。

历时3天的中国战区芷江洽降会议就此结束。



从 芷 江 到 南 京



8月21日，受降谈判仪式成功举行完毕，一切都按原计划有条有理地进行，何应钦很满意。晚上，美军参谋长柏德诺准将在空军俱乐部举行的胜利祝酒宴会上向何应钦透露，受降签字地已由芷江改为南京了！何应钦大吃一惊，他不知道，柏德诺也觉得很奇怪。

何应钦此时心里真有些不是滋味，这么重大的事情他都不知道，洽降仪式成功的喜悦一下子不见了。蒋委员长没有告诉他，这么重大的变动都不通知他。在重庆的会议上，大家不是已经决定了吗？投降、签字仪式都在芷江举行，这里的一切都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准备的好好的，受降谈判在这里进行，怎么签字地点说改就改了呢？也太轻率了吧，准备工作不容易做啊！他心里纳闷，有些想不明白。可是转眼又一想，委员长要更改签字地点，一定有他的道理，委员长决定了的事，只得无条件服从。

何应钦这个人就有这样的特点：只要是蒋介石发话，他都会不讲条件，不折不扣坚决办理，这一点很得蒋的赏识。



何应钦无心喝酒，宴会一散。他就心急如火地直奔陆军总部，向重庆蒋介石发电请示受降签字地点：

限两小时到。渝委员长：顷据麦克鲁将军电称：冈村宁次签字地点宜在南京，但日前在渝决定在芷江，并已准备一切，询职对此项改变意见如何等情。职意以为钧座若指定必须在南京受降，职当遵命前往，唯在未签字前，我新六军尚不能开始空运，若职个人前往，在敌势力下，诸事进行必感困难，经研究结果，似以仍在芷江较为妥当。如何。乞电示遵。

重庆蒋介石接电，受降签字仪式突然改变了地点，这也是临时决定的，今天在芷江刚举行了受降谈判仪式，后面还有大量的具体受降事情双方需要商议，为了让何总司令全力以赴处理好受降事务，蒋不想过早把消息透露给何应钦，以免他分心。可这些美国佬就这样不保密，把消息透露出去了，现在他只好发电给何讲明此事。



8月20日魏德迈将军与蒋介石在谈论受降的事情时，忽然向蒋建议说：“受降这件事，我想了一下，有了一个新的想法，不知委员长你看是否可行？”

蒋介石问：“将军你有什么想法，不妨一说！”

“是这样的，”魏德迈说，“中国战区的受降签字仪式，必定要在盟军的总受降签字仪式后才能进行！”

蒋介石点头道：“按照程序，应是这样的。”

魏德迈说：“那就是说，现在我们已经在芷江受降了，最后到受降签字仪式还有一段时间，我估计，会有十多天时间。”

蒋介石想了一下说：“应该有十多天吧！”

“芷江受降以后，我们立即在南京设立前进指挥所，空运新六军到南京。有十多天的空运时间，新六军可以全部到达南京，完全能将南京紧紧地控制在我们的手里。”魏德迈说。

蒋介石不知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便应道：“空运这么多部队只要中美空军好好配合，应该是可以的吧！”

魏德迈望着蒋介石笑起来：“委员长，为此我有个想法，不知可不可以实行？”

“什么想法？魏将军你说出来，看看可不可行？”

“我想把受降签字仪式地点改在南京进行，这件事是不是有些冒险？能不能这么办？”魏德迈说，“我提出来，委员长你认真仔细的好好想一想。”



突如其来的问题，把蒋介石一下难住了，不知怎么回答。他没有思想准备，已决定了受降在芷江，现在魏参谋长又提出更改，这件事情太重大了，受降已在芷江进行了不少的工作。原定在芷江是魏德迈的建议，现在签字改在南京又是魏德迈的提议，这么重大的事情怎么说改就改了呢？是不是显得不严肃啊！他不能随意表态，得慎重思考才行，蒋介石没有作声，沉思起来。

魏德迈见蒋不作声，知道他有顾虑。随即向委员长阐明改变的几点理由：一是，十多天后，我们的部队可以控制南京，安全上完全有保障。二是，签字仪式放在南京进行，具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南京是贵国的首府，胜利后贵国政府还都，作为胜利者在首都举行受降签字仪式，意义就非同一般。三是，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南京是遭日军暴行最严重的城市，在南京签降对日本侵略者是一个重重的惩罚！

魏德迈这样一说，蒋介石感到这位美国将军说的话也不无道理，于是便同意了魏德迈将军的提议，“有魏将军如此重视、大力支持，空运部队一定没有问题，那我就依从将军的建议，将受降的最后签字地改在南京吧！”

蒋介石将变化的情况据实相告，8月22日重庆，蒋给何复电：

即到。芷江。密。可与日代表在芷江会商各项条款。签字地点决改在南京。

又致电何应钦：

规定各部队应迅速行动接收占领区。



南 京 受 降 签 字 仪 式

南京受降签字的日期，根据中国的传统观念，蒋介石将其确定在9月9日9时，寓意“三九良辰”。

受降签字仪式，原拟在国民政府礼堂举行，由新六军副军长舒适存少将、高参王连庆少将负责筹备，后经几度磋商，最后择定黄埔路中央军校大礼堂【注：中央军校礼堂，于1928 年由工程师张谨农拟具计划、绘图，由杨仁记承包建筑，其形式采用长方形三层洋楼式样，正面三扇大门前矗立着四组大圆柱，门楼、钟楼均用钢骨水泥制成。会堂大厅内四周装有吊楼，可容七八千人。大厅之北有讲演合，后有休息室，是年9月间开工，至翌年2月全部完成。造价为 54928元，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929年3月15日一3月27日）曾在此召开】。筹备负责人改由工兵指挥官马崇六少将。9月2日马抵南京后，即与陆总司令部第四处处长刘措宜共同布置受降签字仪式会场。

即将举行受降签字仪式的黄埔路中央军校面貌一新。军校大门上书写“和平永奠”、“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等字样，并镶嵌在青松柏枝间。从大门至礼堂广场中轴线甬道二旁竖立着联合国52个成员国的国旗，迎风飘扬。每面国旗下站立着一名新六军的卫兵，他们头戴美式钢盔，一身美式着装，戴白手套手持加兰德半自动步枪。后来这52面联合国成员国的国旗，分别赠送各国驻华使馆保存，留作纪念。



中国战区受降签字仪式会场



中国战区受降签字仪式礼堂前面的双柏花坛中有一尊用苍松翠柏扎成的立式巨匾，上书：“胜利和平”四个魏体金色大字，显得特别醒目，礼堂门楼的四组巨柱分别用兰白红三色布幔包裹。入口处设有来宾签到处，各入口都有卫兵守卫，戒备森严、气氛严肃。

礼堂中央坐北朝南的讲演台上挂着孙中山遗像，遗像两旁是中国国旗和国民党党旗，遗像下面点缀了红色“V”符号与“和平”两字。讲演台对面二层吊楼观礼席，用三色布幔围挡的护栏上挂着中、美、英、苏四国领袖肖像。礼堂正中的悬梁上十字交叉伸向四周悬挂着中、美、英、苏及联合国成员国的国旗，旗下用淡蓝色布幔围成受降签字区域，签字区上方悬挂着4盏巨型水银灯。区域内靠近讲演台下放着铺有三色边白桌布的宽大长桌，和五把扶手高靠背太师椅，作为受降席。受降席对面（南侧）为铺上同样桌布的条桌和七把靠背木椅，作为投降席。受降席和投降席桌面中间各放置一套刻有中华民国国花——梅花图案的砚台和笔墨，受降席桌面上中间朝向投降席一侧外沿放置一架座钟。12名和8名武装卫兵分别肃立于受降席和投降席后面，警卫着签降区域。签降区域东西两侧是参加观礼的中外来宾席和记者席，二楼是中外一般官员的观礼席。

中国战区受降签字仪式会场



日军投降签字前，中国陆军总司令部致冈村宁次的中字第17号备忘录中指出：

“根据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规定：1.日军缴械时，不举行收缴副武器之仪式。2.日军代表于正式投降时，不得佩戴军刀。3.凡日军所有军刀，均应与其他武器一律收缴，一俟正式投降，日军即不得再行佩军刀。以上规定，在中国战区一律适用。”



1945年9月9日，是举世瞩目的中国战区日军投降南京受降签字仪式的日子。

在签字区域左侧观礼席就坐的有：汤恩伯、王懋功、李明扬、郑洞国、冷欣、廖耀湘、舒适存、蔡文治、彭孟缉、马崇光、白雨生、卢致德、金壁奎、宫其光、龙天武、李涛、陈倬、弁廷芳、谷正纲、李惟果、丁惟汾、葛敬恩、顾毓琇、邵毓麟、卓衡之、马超俊、孙天放、赵思尧、刁作谦、陈行、钮先铭等人和中国新闻、摄影记者。

右侧就坐的有：美国空军麦克鲁二级上将、柏德诺准将、海军迈斯少将，英国海思中将，法国保义上校。此外还有加拿大、苏联、荷兰、澳大利亚等国军官10余人，外国新闻、摄影记者，楼上中外军官100余人，共计400余人。其中中国军官219人，文职官员51人，记者52人，同盟国家代表47人，外国记者39人（当时的《中央日报》报道有千余人参加）。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整个过程完全按中国战区的预案进行。

8时43分，中外新闻、摄影记者在会场外等候，准备拍摄。

日本投降代表进入南京签降仪式会场



8时45分，日本投降代表冈村宁次等7人及翻译分乘3辆小车，由中国军训部次长王俊中将引领来到中国陆军总部，在广场下车，中外记者争相照相。7名日本投降代表遵照中国陆总的中字17号备忘录之规定，除必佩挂的军衔、参谋带外，均未佩戴军刀。6名日本投降军官清除了平时佩挂在胸前的勋标、奖章等挂饰，仅冈村宁次在右胸前留一枚一级将级军官的徽章。王俊将他们引至礼堂左侧的休息室。

8时50分，中外记者进入会场，各依次入座。



8时56分，礼堂的水银灯全部打开，整个大厅光芒四射。

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陆军一级上将何应钦【注：何应钦（1890—1986），出生于贵州省兴义县，1916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1924 年由孙中山任命为黄埔军校总教官。1935年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特任其为陆军一级上将。1945年在南京主持中国战区签降仪式，1949年去台湾，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1986年逝世于台北。】，率领四位胸前佩挂闪烁的受降将领进入礼堂，全场中外来宾肃立迎接，摄影记者纷纷照相。

何应钦就坐在受降席正中，左边为中国海军上将陈绍宽【注：陈绍宽（1888一 1969），福建人。早年毕业于福建马尾水师学堂，在海军舰艇上任职。1916 年任中国驻伦敦公使馆武官，曾乘英舰参加过一战。1925 年被授予海军中将军衔。1927 年陈率北洋政府舰队投向南京国民政府。1930年任海军部部长，抗战爆发后指挥以江阴要塞为中心的对南京上海间长江水道的封锁战。稍后海军部撤销，陈被任命为海军司令。1945年9月2日陈代表中国海军出席了密苏里号的盟军总受降仪式。1949年陈通电拥护中国共产党，留居大陆，任华东军政委员，福建省副省长、政协福建省委员会副主席等职，长期担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对新中国海军的建设作出了贡献。】，中国空军第一路军司令空军上校张廷孟，右边为陆军二级上将顾祝同【注：顾祝同（1893—1987），字墨三，江苏涟水人，时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1941 年参与制造“皖南事变”。】，中国陆军参谋总长陆军中将萧毅肃【注：萧毅肃，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曾参加过“讨袁”战争，在此战争中有一手指被打断】，翻译王武上校位于何应钦身后。

8时58分，由王俊中将引导日本投降代表冈村宁次等7人从礼堂正门入场，记者纷纷围上前去摄影。他们站在投降席桌前，脱帽向何应钦等人行45度鞠躬礼，何应钦欠身作答，命坐下。

日本中国派遣军【注：日本中国派遺军，属日本陆军总军，总军是日本陆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部队的最高编制，总司令官为陆军大将，编制不固定。先后组建了中国派遣军，南方军、关东军、第一总军、第二总军、航空总军等6个总军。日本中国派遣军首任总司令长官为西尾寿造大将（1939年9月），第二任为畑俊六大将（1941年3月），最后一任为冈村宁次大将（1944年11月）】总司令长官陆军大将冈村宁次【注：冈村宁次1884年出生，日本东京人，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曾参加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1925年至1927年任北洋军阀孙传芳的军事顾问，参加中国内战。1932年任上海派遺军副参谋长。同年8月任关东军副参谋长。1936 年任第二师团师团长，中将军衔。1938年任第11军司令官。1941年任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大将军衔，1944年11月任日本中国派遺军总司令官。】坐在投降席中间，左侧为日本中国派遣军参谋总长陆军中将小林浅三郎，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参谋副长陆军少将今井武夫，日本中国派遣军参谋陆军中佐小笠原清，右侧是海军日本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官海军中将福田良三，台湾第十方面军参谋长陆军中将谏山春树，法属印度支那第三十八军（驻越南北部）代表参谋三泽昌雄大佐，翻译木村辰男着便装立于冈村宁次身后。冈村宁次将军帽放在桌上（因准备签降），其他人手持军帽。

待日军投降代表坐定，何应钦宣布，记者可以摄影5分钟，这时中外记者在场内忙碌不迭。



日本投降代表主官、 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长官陆军大将冈村宁次在降书上签字。

日本投降代表主官、 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长官陆军大将冈村宁次在降书上盖章。

9时04分，何应钦命令冈村宁次交验签降的证明文件，冈村命小林呈递，小林离席走到何应钦面前，先鞠躬，后呈交日本大本营授予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长官陆军大将冈村宁次，代表签降的全权证书和有关文件【注：参加中国战区投降的日本部队中驻台湾第十方面军和驻北越第三十八军，海军中国方面舰队都不属于中国派遣军序列，日本大本营授予冈村宁次统辖该三支部队同中国派遣军一起在中国战区投降。】。

何应钦验视后将证明文件留下，旋将日本投降书中日文本2份，由萧毅肃转交冈村宁次，冈村宁次起立双手捧接。日本投降书，要求用正楷签署。冈村宁次手握毛笔匆匆翻阅降书，小林则在旁磨墨。在2份降书上签上冈村宁次名字的时间为9时07分。冈村签毕，从右口袋取出一枚圆形水晶圆章，盖在亲笔签名的上面（印章略为左斜）。随后，冈村一面命小林将降书呈递何应钦，一面向何点首，示意日本业已无条件投降。小林按冈村的吩咐，手捧降书2份走到受降席前，双手呈递何应钦。



中国受降主官、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陆军一级上将何应钦从日本投降代表、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陆军中将小林浅三郎手中接过日本降书。



中国受降主官、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陆军一级上将何应钦在日本降书上签字。



何应钦验视后在降书上签名盖章，旋将1份降书交萧毅肃，命萧毅肃转给冈村宁次，时间为9时09分，接着何应钦又将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的第1号命令及命令受领证，仍命萧毅肃交给冈村宁次，冈村宁次在受领证上签名盖章后，命小林呈递何应钦。到此受降仪式结束，何应钦宣布投降代表退场。



签降仪式结束，日本投降代表退场（从前至后：冈村宁次、小林浅三郎、今井武夫、木村辰男）。



冈村等人退场后，何应钦发表即席广播讲话：

敬告全国同胞及全世界人士：

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已于本日上午9时在南京顺利完成，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个日子，这是八年抗战艰苦奋斗的结果，东亚及全世界人类和平与繁荣，亦从此辟一新的纪元。

本人诚恳希望我全国同胞自省自觉，深切了解今日为我国家复兴之机会，一致精诚团结，在蒋主席领导下，奋发努力，使复兴大业迅速进展，更切盼世界和平自此永奠其基础，以进于世界大同的境域！

讲话完毕，全场掌声雷动，很快由鲍静安译成英文向全世界广播。何应钦讲完即率领受降人员退席，并将签名用的毛笔带走，留作纪念。

中午，何应钦在励志社（今中山东路307号钟山宾馆）举行酒宴，宴请中外宾客，共同庆祝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日本投降代表退场后，何应钦发表即席广播讲话，由鲍静安译成英文向全世界广播。



1945年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南京受降签字仪式，前后仅用二十分钟就顺利完成了。

为了这二十分钟，中华民族抗争了一百多年的时间！

在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以付出了三千五百万人民的生命，损失了六百余亿美元的代价，最终赢得了胜利与和平！

所有的中国人都将牢记住这个时刻，所有的中国人都将牢记住这段历史！

2015年9月 于南京



参 考 书 目



《中国战区受降始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

《何应钦——漩涡中的历史》，熊宗仁著，贵州人民出版社，2013年。

《日落芷江》，舒绍平著，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

《侵华日军历史上的105个师团》，张明全、刘应勤主编，解放军出版社，2010年。

《民国官府》，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南京史志》杂志编辑部，香港金陵书社出版公司，1992年。

《何应钦传》，熊宗仁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南京国民政府军政要员录》，汪新、刘红编著，春秋出版社，1998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百科全书》，马塞尔·博多、亨利·贝尔纳、亨德里克·布鲁格曼斯、迈克尔·R·D富特、汉斯·阿道夫·雅各布森主编，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

《日本帝国的衰亡》，约翰·托兰著，新华出版社，1994年。

《战争狂人—东条英机》，解力夫著，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

《中外记者笔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徐学增、李秀清、陈铭编，东方出版社，1987年。

《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



附录一

降 书

（1945年9月9日）

1、 日本帝国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已向联合国最高统帅无条件投降。

2、 联合国最高统帅第一号命令规定：“在中华民国（东三省除外），台湾与越南北纬十六度地区内之日本全部陆海空军与辅助部队应向蒋委员长投降。

3、 吾等在上述区域内之全部日本陆海空军及辅助部队之将领，愿率领所属部队向蒋委员长无条件投降。

4、 本官当立即命令所有上第二款所属的地域内之全部日本陆海空军各级指挥官及其所属部队与所控制之部队，向蒋委员长特派受降代表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及何应钦上将指定之各地区受降主官投降。

5、 投降之全部日本陆海空军立即停止敌对行动，暂为原地待命，所有武器弹药装具器材补给品、情报资料、地图、文献档案，及其他一切资产等当暂时保管。所有航空器及飞行场一切设备、舰艇、旧船舶、车辆、码头、工厂、仓库，及一切建筑物，以及现在上第二款所述地区内日本陆海空军，或其控制之部队，所有或所控制之军用或民用财产，亦均保持完整、全部待缴于蒋委员长及其代表何应钦上将所指定之部队及政府机关代表接收。

6、 上第二款所述区域内日本陆海空军所俘联合国战俘及拘留之人民立予释放，并保护送至指定地点。

7、 自此以后，所有上第二款所述区域内之日本陆海空军，当即服从蒋委员长之节制，并接受蒋委员长及其代表何应钦上将颁发之命令。

8、 本官对本降书所列各条款及蒋委员长与其代表何应钦上将，以后对投降日军所颁发之命令，当立即对各级军官及士兵传达遵照。上第二款所述地区之所有日本军官佐士兵均须负有完全履行此类命令之责。

9、 投降之日本陆海空军中任何人员，对本降书所列条款及蒋委员长及其代表何应钦上将嗣后所授之命令，倘有未能履行或迟延情事，各级负责官长及违犯命令者愿受惩罚。

奉日本帝国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命，签字人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陆军大将 冈村宁次 印

昭和二十年（公历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午前九时分 签字于中华民国南京。

代表中华民国、美利坚合众国、大不列颠联合王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并为对日本作战之其他联合国之利益，接受本降书于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公历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午前九时分 在中华民国南京。

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特级上将蒋中正特派代表 中国陆军总司令陆军一级上将 何应钦 印



附录二

中国战区各区受降划分及受降主官（1945年8月21日）



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 ，第一方面军司令官卢汉。

广州、香港、雷州半岛、海南岛 ，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

曲江 、潮汕 ，第七战区长官余汉谋。

长沙 、衡阳 ，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

南昌、九江 ，第九战区长官薛岳。

南京 、上海 ，第三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

嘉兴 、杭州 、金华 ，第三战区长官顾祝同。

武汉宜昌地区 、沙市 ，第六战区长官孙蔚如。

徐州 、蚌埠 、安庆 、海州 ，第十战区长官李品仙。

天津 、北平 、石家庄 、保定 ，第十一战区长官孙连仲。

青岛 、济南 、德州 ，第十战区副长官李延年。

洛阳 ，第一战区长官胡宗南。

郑州 、开封 、新乡 、南阳 、襄阳 、樊城 ，第五战区长官刘峙。

山西省 ，第二战区长官阎锡山。

察绥热河三省 ，第十二战区长官傅作义。

台湾地区 ，台湾行政长官陈仪。

共计十六个受降区，中国战区的受降，最后结束在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受降区域的崞县、平遥、沁县，时间为1946年2月13日。

附录三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部分参战国死亡人数



中国3500万

苏联2000万

美国32万

波兰602万8千

南斯拉夫160万

法国52万

意大利40万

捷克斯洛伐克36万4千

德国970万

日本312—262万 （其中军队约185万，死于中国战场约44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