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独醒之言”：中国要走出秦汉以来的深重积弊，至少需要三百年……

山海君

最近有本书很火。书名《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作者是中南大学的孟泽教授。郭嵩焘是中国近代“众醉而斯人独醒”的著名人物。孟泽以“独醒之累”为书名，既道出了郭嵩焘的思想超前，也道出了郭高焘的人生悲剧。 　　为何说“众醉而斯人独醒”？因为郭嵩焘是晚清真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其眼光和思想远超同时代人，他诸多“先知先觉”的观点，即使今天的很多人，仍然没有真正意识到：他不认为西洋和洋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西洋人不一定都存坏心，更不都是“亡我之心不死”。他初次考察就发现，洋人不是传说中的“红毛”“鬼佬”“夷狄”“禽兽”，居然长得很漂亮，居然很讲礼貌，修的房子居然窗明几净，葡萄酒居然也不难喝，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船舰，尤其超乎想象，那完全是一种新文明的产物。当他作为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后，其认识更为深刻。他看到了西洋社会是商业社会的本质，西洋政府的作为是为了保护商业的权益，政府与商业相得益彰，“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岂有百姓穷困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西洋汲汲以求便民”，而中国则与之完全相反。因此，他不认为列强是为了占领中国，说“夷人之于中国，要求通商而已”，我们“得其道而顺用之，亦足为中国之利”。 更难得的是，他的眼光早已超越坚船利炮，认为师夷长技并不能“制夷”。指出追求“商贾、造船、制器”的洋务运动只是在追逐西方的“末”，而没有触及西方的“本”，而“朝廷政教”才是西方立国之本。“政教”包括政治体制、法律制度、教育学术、人心风俗。由于看到了西方政治制度才是根本，早在甲午战争二十年前，他就指出了洋务运动是无本之术，必将败于日本的全面改革。概括地说，郭嵩焘提出的立国富强路线有三个层次：政教、商贾、制器。政教是根本性的；制器即造船、造炮、造枪、修铁路等等；商贾则可以驱动两者，带来政教的改变，也带来器物制造的繁盛。 面对时代的昏沉，他孤愤和悲观。晚清早期维新思想家王韬曾预测，中国用不到百年，便可以用西洋之法走向富强，超越西方国家。而郭嵩焘并没有那么乐观，他参天地，观世局，自我反思，深感朝𨑳用人“颠倒失次”，社会人心诡变，感叹国家迟暮，“回首人间忧患长”，苦难或许才刚刚开始。因此，他认为，中国需要差不多三百年，才可能走出秦汉以来累积深厚、流极败坏的政教。 按他的说法，如果只看武器、机器，我们努力三五十年就勉强能赶上先进的世界，但百年方能树人，再百年才可能“涤荡”人心风俗。政教是“本”，必须求“本”，是绕不过去的；如果天朝抱残守缺、死不政教改革，则商贾、制器改变成果亦会得而复失。当然其过程一定是曲折的，艰难的，有时还会倒退，因此，中国社会的全方位改变，没有至少三百年的努力，是根本不可能的。 “独醒者”注定是孤独与苦闷的。郭嵩焘的这些见识和思想不被朝𨑳和同僚所理解，不被社会所接受，他被人一再诋毁与攻击。保守派说他的主张是“数典忘祖”，其曾经的幕僚、与他一同前往英国担任副使的刘锡鸿，大骂他为“汉奸”“卖国贼”，他的好朋友王闿运说他中了“洋毒”，同朝为官的何金寿弹劾他“有二心于英国”，连他奉朝廷之命记录英国见闻与思考的《使西纪程》一书也因观点为当朝正统所不容而被毁版、禁封。他因敢说真话，吃尽苦头，甚至其家乡人都差点烧了他的房子；甚至在他死后，还有人奏请要戮他的尸体，以谢天下……他悲痛于时代的昏沉，郁郁寡欢；仕途坎坷，屡遭贬谪，三起三落；他的思考言论，备受攻讦、冤屈至极。1891年10月，郭嵩焘去世，按例应该“赐谥立传”，也有李鸿章等人为其陈词，但朝廷仍然不愿给他谥号，说他“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着不准行。” 但郭嵩焘有超然物外的境界，他不计“区区世俗之毁誉”，还写了两首小诗自喻。《戏书小像》：“傲慢疏慵不失真，惟余老态托传神。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世人欲杀定为才，迂拙频遭反噬来。学问半通官半显，一生怀抱几曾开。”两诗写出了自己所有的骄傲与自信、苦闷与悲凉…… 如今，过去一百五六十年了，我们回首晚清大变局，体味郭嵩焘的先知先觉，正如孟泽先生所说，我们简直不敢正视郭嵩焘，因为他的“识见”会给我们带来焦虑和不安：因为郭嵩焘“留给我们的是一个芬芳悱恻的灵魂，一种超越了时代的有关中西文明的见识和思想”；因为大清的溃败，正是应了郭嵩焘的那十二个字：一味蠢，一味蛮，一味诈，一味怕；因为“当我们意识到中国社会及其文化的现代转型，至今为止，如何反反复复，如何步履艰难，而中国的发展依然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也就是说，中西文化与文明的交通融合，至今并未完成。那么，你一定会觉得，郭嵩焘在思想和行动上所跨出的那一步，是多么伟大的一步！是只有伟大者才可能跨出的一步，是需要我们馨香礼拜的一步”！ 然而，郭嵩焘个人的悲剧，又何尝不是时代与国家的悲剧？直至今日，现实有否多少改观，又有多少人的见识超过了郭嵩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