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自传体散文：娘娘的大脚

伍旭东

生活，是一壶煮了千年的月光，醉了相思，醉了欢喜，也醉了忧伤。总结娘娘68载坎坷人生，可以用24个字来概括：一双大脚走四方，两只纤手擎大梁。风干了眼泪，晾晒成坚强！        —— 题 记

1 

先解释一下，“娘娘”这个词，并非古代宫廷的称呼，而是我的家乡溆浦一带的方言:娘娘即奶奶，公公即爷爷。

在溆浦，有句较文雅的骂人话:“你娘娘的脚!”这话到底什么意思，我小时候不太懂，现在也没完全弄明白。

或许，在老一辈人观念里，女人脚大脚小，是判断其美丑的重要标志，被人骂“你娘娘的脚”，大概就是丑的意思。

我娘娘生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农历十月廿九日，姓邹名水玉，娘家在干溪坑，婆家在桥头水，两家相距不远，解放初期同属一个村。

那个年代的女人，以缠足为美，娘娘本该有一双三寸金莲的。但从我记事起，娘娘就长了一双大脚，前尖后粗，略有些畸形，可能是先缠后放的缘故。

后来知道，娘娘确实是缠过足的。

早年间，娘娘的父亲，也就是我太姥爷，喜欢抽大烟，不但把家抽败了，把身体也抽垮了。

娘娘10岁那年，太姥爷去世时，邹家已一贫如洗。

后来，日子实在熬不下去，娘娘便放了足，来到伍家当童养媳。16岁与我公公（爷爷）圆房，26岁生下我父亲，30岁生下我叔叔。

1939年，我公公被国民党抓壮丁，当年病死在湖南衡阳，年仅32岁的娘娘守了寡。

那时，父亲6岁，叔叔才2岁。而太爷爷也是个鸦片鬼，什么都指望不上。娘娘只好跟着太奶奶纺纱织布，一个人拉扯着两个孩子，用柔弱的肩膀，支撑起这个支离破碎的家。

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父亲从7岁开始给大户人家放牛，13岁进山担煤挑石灰当脚夫，15岁给地主家打短工，犁田、插秧，打禾、担谷，什么都干。一年四季披星而出，戴月而归，母子仨一天难见上一面。

1951年，刚满18岁的父亲经人介绍参加工作。先是在低庄锑矿下井当矿工，后调入颜家垅硫磺矿当工资核算员。

1958年，父亲与母亲结婚。时隔一年，已有身孕的母亲，随父亲同时调入溆浦县耐火材料厂，不久后生下我姐姐。

不幸的是，那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饥饿和疾病很快将姐姐扼杀在襁褓中。

1962年秋天，在姐姐夭折一年后，我带着父母新的希望，呱呱落地来到这个世界。

也就在那一年，娘娘从老家桥头水来到父母所在的工厂，与我们共同生活。这一住就是13年，直到老人家去世。

在这期间，二弟、三弟、四弟相继出生。可以说，我们兄弟四个，都是在娘娘背上长大的。

第一次知道娘娘的大脚与众不同，还是在我孩提时代，只留下一些模糊的记忆。

父母所在的耐火材料厂，是一家县属地方国营企业，建在一个叫椒板溪的地方。规模不大，只有二三百人。创业之初，基本没什么生活设施，除了新建的几栋平房，供已婚双职工居住，其他人大多杂居在村子里。

我家分到的那间平房，大约 8 平方米左右。家里除摆了一张木床，一张桌子，一口立柜，一口箱子，还摆了一溜坛坛罐罐。用娘娘的话说，房子窄得打个屁都转不了弯。

随着我的出生和娘娘的到来，住房矛盾更加突出了。好在厂里给每户双职工建了一个小阁楼，原是准备用于存放杂物的，父亲把它收拾干净，一捆稻草，一条褥子，一床棉被，就成了我和娘娘共同的窝。

说是小阁楼，其实更像今天的内阳台，建在顶棚跟窗户之间，约有一人多高，一米来宽，两米来长。除边沿钉了一块木板，防止人掉下来，再无其他安全措施。爬上爬下，全靠一架摇摇晃晃的木梯。

小时候，我特别缺乏安全感，喜欢用衣服蒙着头睡觉，还老爱尿床，被叔叔戏称为“尿班长”，可能就跟这段经历有关。

我本身就恐高，跟娘娘睡在阁楼上，每次一转身，楼板便吱吱作响，像要塌下来似的，别说下楼解手，就连眼睛都不敢睁。

到了晚上，我经常做梦，梦见自己从悬崖上掉下去……

见我老这么尿床，也不是办法，后来娘娘就定时叫我起夜，每晚两次。父母白天上班太累，晚上睡觉太沉，娘娘不忍心惊醒他们，就自己一手扶梯，一手抱着我上楼下楼。

奇怪的是，每当娘娘抱着我，虽然双脚离地，我却一点儿也不觉得害怕，反而特别踏实，特别安全。那种感觉，有点像我们今天乘坐高档电梯，不知不觉就到顶了。

一次，趁娘娘上阁楼取东西，我站在一旁偷偷观察，终于发现了秘密。原来，娘娘爬梯子时是不穿袜子的（平时长年穿着酱色的长筒棉袜），光着两片大脚丫子。

娘娘的脚掌并不好看，瘦骨嶙峋，骨关节突出，但很有力量。每上一级楼梯，她就把五个脚趾头使劲地蜷起来，像钩子一样钩在梯子上。娘娘告诉我，这样爬梯子最稳当。

我时常在想，假如娘娘不是长年劳作练出了一副好身板;假如娘娘没有一双大脚，而是一对三寸金莲，让她每天这样爬上爬下，简直无法想象。

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我的人生之路是从这架木梯开始起步，是娘娘的一双大脚帮我开启的……

2

父亲的老家桥头水，离厂子有十来里地。小时候，我特别喜欢跟娘娘回桥头水。娘娘经常逗我:“桥头水簸箕大块天，有什么好玩的，还不如在家屙尿和泥巴呢!”

一次，叔叔来接娘娘回桥头水过端午节，我恰巧有点感冒，娘娘不想让我去。晚上，娘娘和叔叔在屋里说话，我躺在被窝里，假装说梦话:“我要去桥头水！我要去桥头水！”

叔叔一听，心软了，就跟娘娘商量:“焕儿连做梦都想回桥头水，小孩子不会说谎的，明天就让他跟着去吧。”

这招果然灵，娘娘终于答应了。

那时，我才三四岁大，走不了山路，每次回桥头水，都是叔叔用箩筐把我挑回去。

等我稍大了些，能走山路了，我就拉着娘娘的手，磕磕绊绊、深一脚㳀一脚地跟着娘娘一起走。

本来，从椒板溪到桥头水，沿山脚下一条小河走距离最近，也比较安全。后来，因下游大溪口修水坝，水位上升淹没了道路，我们只能从半山腰上的荆棘丛中走。

那条所谓的“路”，其实就是山羊踩出来的脚窝窝，连羊肠小道都算不上。人走在上边，眼前峰峦叠嶂，耳畔山风呼啸，脚下百丈深渊，让人毛骨悚然。

有一回，走到一个急拐弯处，因为路窄石头多，娘娘脚上的布鞋打滑，摔了个大屁墩。要不是娘娘手疾眼快，抓住了路边一把茅草，我们肯定全滚到悬崖下的水潭里去了。

若干年后，每当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我脑海里便会闪现出一段歌词:“嫂子，借你一对大脚，踩一溜山道，再把我们送好!”

只不过，靠一对大脚踩出一溜山道的不是嫂子，而是我的娘娘!

桥头水是个自然村，以伍姓为主，村里人大多是宗亲。每天见面，邻里之间不是互称大伯、三叔、四姑，就是叫二哥、六姐、九妹，显得特别亲切，我很喜欢这种感觉。

我家老宅位于村中心位置，是湘西传统的木楼，始建于上世纪初，到我出生的时候，已经老得东倒西歪，摇摇欲坠。

全家人生活起居，主要集中在一楼，除了中堂、灶屋、牛栏、猪圈、厕所，只有两间卧室。好在那时父亲在外工作，娘娘跟我们一起住，老宅里只剩叔叔一家，还能住得下。

湘西木楼的“楼”，实际上只是房子的“顶棚”，空间非常狭窄，人爬上去得躬着腰，一不留神头就会碰到房梁，或顶到瓦片，很容易受伤。

楼上一般放农具、杂物，很少住人。后来，随着堂弟、堂妹出生，居住有些拥挤了，叔叔便在楼上安了个床铺，用作客房。

每次回桥头水，我最喜欢睡楼上。特别是秋雨绵绵的季节，雨滴打在瓦片上那种美妙的声音，是我童年时代最好的催眠曲。

离老宅不远处，是伍家祠堂。那时农村穷，没钱盖学校，村小学就设在祠堂里。躺在楼上，听琅琅读书声从祠堂里飘出来，那感觉真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在老宅外围，有一圈土墙，由于年久日长，风剥雨蚀，墙上布满了网状的蜂窝。每当春暖花开的时候，成群结队的蜜蜂从蜂窝里飞进飞出，老宅四周弥漫着淡淡的花香。

转眼间，将近60年过去了，当年的老宅几经翻修重建，已不见踪影。经勤劳能干的堂弟之手，变成了时尚的小洋楼。

但沧桑的记忆还在。它就像我生命中的老屋，装满了回忆，也装满了心酸。有时候，我想去触碰，却不敢伸手，怕这一触碰，就会有满满的忧伤落地;有时候，我想去翻看，却不忍回眸，怕这一回眸，就会引落“泪飞顿作倾盆雨”。

3 

当然，我对桥头水的迷恋，不仅因为它是我生命的根，更重要的是，在这里，我跟着娘娘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童年时光。

我喜欢桥头水的夏天。

一口老井，一方鱼塘，一湾荷池，一片芋田，构成了老宅门前的田园风光。

老井在村子主路旁，离老宅十余步远。井是湘西传统的吊井，约七八米深，呈圆柱状。井口较细，仅能通过一只水桶；井身较粗，每年清淤时，能同时容下三四条汉子。

井底水面如镜，天气晴朗时，透过井口往下看，只见里面波光粼粼，一张熟悉的脸扭曲着，在水面怪异地晃动。

小孩子虽然好奇，一般情况下，却不敢单独去井边“照镜子”。听大人们说，井里有水鬼，会把“照镜子”的人拉到井里淹死。

这种吊井，与北方水井不一样，打水不是靠绳索，而是用竹竿，是个技术活。

在桥头水老家，我跟傻宝哥关系最好。傻宝哥曾教过我打水的方法: 先将水桶套在竹竿一头，缓缓放入井中，等感觉触到水面时，再轻轻提一下，然后突然发力，将竹竿使劲往下戳。借助惯性，水桶旋转 180 度，桶口朝下，扎入水中。等水桶灌满水，再用竹竿将水提上来，打水过程就算完成了。

可惜，我打水的成功率并不高。

傻宝哥是我堂伯家的儿子，大我5岁。其实傻宝哥并不傻，就是有些憨，干活肯用蛮劲。十七八岁的时候，就能挑两百多斤的担子。有次跟人打赌，居然挑着三百多斤的湿稻谷，在田埂上走了足足五百多米。

记得小时去邻村看电影，都是傻宝哥背着我。那时放电影一般都要“转片”，就是同一部片子，这个地方放完了，再赶到下一个地方去。我和傻宝哥跟着放映队跑，看了这场奔下场，每次都把傻宝哥累得大汗淋漓。

前几年回桥头水，偶尔也能见到傻宝哥，才60出头的他，面黄肌瘦，发稀须枯，身体已完全垮了。据说他全身都是病，但到底有哪些病， 他自己也说不上来。

可黄鼠狼专咬病鸭子。3年前，傻宝哥起夜时不慎摔倒，造成严重的脑梗，从此卧床不起，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全靠一台氧气机维持生命。要不是他堂客银莲嫂子片刻不离的精心侍候，傻宝哥这条老命早就没了。

（写这篇文章时刚得到消息，前天上午，傻宝哥43岁的儿子患肝癌在医院去世。因怕傻宝哥承受不住这个打击，银莲嫂子瞒着他，先将他送到县城另一家医院去住院。然后将儿子遗体从医院拉回家，准备等办完丧事让儿子入土为安后，再将真相告诉傻宝哥。闻听此讯，我泪如雨下……）

那时的农村，个人不能搞副业，只能养猪养鸡养鸭。猪和鸡是留到过年杀的，所以每次回桥头水，叔母就杀鸭子给我们吃。

从吊井往外走五十来步，是条清澈见底的小溪。每次跟娘娘去溪边整（清洗）鸭子，一群拇指大小的鱼儿会围过来，在我脚边钻来钻去，争抢鸭肚里的内脏或杂物。偶尔也会在我脚面“吻”上一口，弄得我全身痒痒的。

小溪下游不远处，有座古老的碾坊。碾坊连着一条人工开凿的水渠。在渠水的冲击下，那笨重的碾子咯吱咯吱转个不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仿佛转进了岁月深处……

记得有一次，我想吃麦叶汤(类似北方汤煮面片)，叔母知道后，从缸里掏出两碗小麦，让我跟着娘娘去碾坊换面粉。

一路上，我像匹撒欢的小野马，手舞足蹈，蹦蹦跳跳，这儿闻闻，那儿看看。

没想到，快走到碾坊时，我一不留神，右脚踩空，半个身子滑进了水渠里。好在娘娘离我不远，听见我的叫声，三步并作两步跑，一把抓住我的小手，将我拉了上来。

好悬啊!如果当时娘娘不在身边，我即便不被淹死，也会被渠水冲进碾坊底下，被连接石碾的齿轮绞成肉泥!

可以说，当年，娘娘正是仗着自己的那双大脚，救了孙儿一条小命……

4

我尤其喜欢桥头水的夏夜。

上世纪60 年代，湘西农村多数还没有通电，一到晚上黑漆漆的，照明主要靠煤油灯。这使得在厂里用惯了电灯的娘娘，一回到桥头水就抱怨:“点的么个洋鬼火!”

为节省灯油，农村人睡得早，一般晚上八九点钟，稍微洗洗就上床了。

记得我六七岁的时候，有天晚上，娘娘突发急病。父亲一边请厂医过来救治，一边交代在厂里做临时工的表舅，让他带着我连夜去桥头水，叫叔叔马上赶到厂里来。

跌跌撞撞走到桥头水，已是半夜时分，此时大地沉睡，万籁俱寂，漆黑一片。我凭着记忆摸到老宅门前，轻轻推了推，发现大门没插门闩，便推开一条缝，闪了进去。

因为怕吵醒叔叔一家，我没有叫喊，而是小心翼翼地跨过门槛，绕过火塘，穿过堂屋，进了厢房，熟门熟路来到叔叔床前，轻轻撩开蚊帐，伸手摸了进去……

突然，心里暗暗一惊！原来，我摸到了一个滑溜溜、赤条条的身体。

“是哪个？”叔叔条件反射地身体一弹，坐了起来，大喊一声，把我吓了一大跳。

听我说明了来意，叔叔顾不上刚才的尴尬，三下两下穿好衣服，从枕头底下摸出一支手电，跟着我们就上路了。我们三人一路急行20里，终于在黎明前赶到了椒板溪。

好在有惊无险，娘娘身体并无大碍，只是因为当晚生红薯吃多了，消化不良，胀得肚子疼。厂医开了几片酵酶，让娘娘服下，这会儿感觉好多了。

时隔半个多世纪，今天回想起来，当年我一个六七岁的孩子，连夜“急行军”40多里地，不仅不觉得有多累多苦，反而为自己能得到父亲的信任，能给父母分忧而感到欣喜。

当然，现在六七岁的孩子，能够不用家长接送，自己上学回家的，都已经很少很少了。

的确，生活的涩果，一旦你有勇气把它嚼碎吞下去，往往能酿出一味纯净的甜……

这次充当“信使”的经历，让我对乡村的黑夜，有了刻骨铭心的感受。同时。乡村的夜晚也让我领略了自然、质朴、纯粹的大美。

那时的农村，没有灰尘，没有污染，空气质量极好。感觉天跟地，离得很近很近。

即便是晚上，天空因为月照和星光，也是蓝色的底衬，可见云动月移。“天上布满星，月儿亮晶晶”，小时儿歌里的这句歌词，便是那个童话般世界的真实写照。

记忆中，每到夏季夜晚，叔叔就会扛一张竹床出来，放在老宅门前井台上，供娘娘和我歇凉。娘娘一边摇着蒲扇，一边轻声细语的给我讲古(讲故事)，哄我入睡。

竹床下面放着个小陶罐，里面燃着橘子皮或艾草，用于驱赶蚊虫。而萤火虫对陶罐里的气味，好像并不在意，它们打着小灯笼四处乱飞，晃得我眼睛直冒金星。

这时，四周的犬吠声、蛙鸣声、孩子梦呓声由远及近，飘过来又荡过去。躺在竹床上侧耳倾听，甚至还能听到蚯蚓松土的声音，稻谷抽穗的声音，以及莲藕拱泥拔节的声音。这些声音混合在一起，幻化成一部美妙的《乡村小夜曲》。

乡村之夜不算安静，却又极其安静。每当娘娘累了，摇蒲扇的手慢慢垂下去，很快便会响起轻柔的鼾声……我轻轻依偎在娘娘怀里，听着娘娘的心跳，听着远处的狗叫，眼皮渐渐变得沉重起来……

5

从小就记得，娘娘摇蒲扇，一般都用左手。因为娘娘右手食指残疾，第一关节肿大，无法伸展，像阿拉伯数字“7”。

开始我以为是天生的，后来才知道，那是生活的磨难留给娘娘的印记。

1939年，自公公客死异乡后，32岁的娘娘开始守寡，无依无靠，实在过不下去，只好找到离家十多里地一个叫大潭的村子，靠给大户人家浆洗衣裳、纳鞋补袜度日，含辛茹苦地拉扯着两个年幼的孩子。

那时大户人家人丁兴旺，多是四世同堂，全家几十口人，每天换下来的衣裳，堆成小山，全靠娘娘去洗。

因为一年四季都用凉水洗衣浆衫，娘娘双手得了严重的关节炎，又无钱医治，后来右手食指渐渐变形，再也伸不直了。

娘娘的手很巧，针线活做得很好。我从10岁开始，才穿上那种塑料软底松紧鞋(家乡俗称“懒人鞋”)。在此之前，我们兄弟四个穿的布鞋，都是娘娘一针一线纳出来的。

由于食指残疾，娘娘做针线活时，只能把顶针套在中指上。这根残指，见证了娘娘一生的坎坷与艰辛!

娘娘去大潭讨生活的时候，父亲6岁，叔叔2岁，兄弟俩靠太太(太奶奶)照看。

逢年过节，东家给娘娘一点鱼、肉之类的荤菜，她从来都舍不得吃，而是用荷叶仔细包好，揣在怀里。待收工后，娘娘要摸黑走十多里山路，将荤菜送回家，亲眼看着两个孩子一口一口吃完，再连夜赶回去。

那时的湘西山区，处处草深林密，时常有豹子野猪出没，一个单薄柔弱的年轻女子，独自来回走20多里山路，难道就不怕吗？

记得有次我曾问到这个问题。娘娘沉默半晌，喃喃地说：“哪个不怕呢？走在路上心里都是麻麻的。不过一想到你爹爹你叔叔能呷到鱼和肉，就什么都不怕了!”

看，这就是母爱的力量！

有时，艰辛能把柔弱的脊梁压弯，恐惧能让胆怯的女人颤抖。然而，再多的艰辛，再大的恐惧，最终也阻挡不了伟大的母爱！

娘娘刚到厂里那几年，日子过得平静而悠闲，洗衣做饭，伺候儿孙，享受天伦之乐。

那时生活虽然清苦，但其乐融融。尤其每天的晚餐，是我们全家人最惬意的时光。娘娘在门口摆上一个小桌，再炒上两碗自己种的辣椒、豆角，一家人你推我让，好不温馨。

大概到1968年前后，随着“文革”越闹越凶，这种平静终于被打破了。身为厂工会主席兼厂半工半读中学校长的父亲，被作为“当权派”游街批斗，厄运从此降临。

令我记忆最深的是，每天吃晚饭时，我们全家刚端上饭碗，还没来得及扒一口饭，造反派就带着棕绳来了，二话不说，把父亲五花大绑，戴上纸糊的高帽，推出去游街。

见此阵势，母亲只知道一个劲地抹眼泪，我则被吓得躲进邻居家茅厕里去了。相反，娘娘这个目不识丁的农村老太太，却相当镇定。她既不哭也不闹，只是默默地跟在队伍后面，儿子被游斗到哪儿，她就跟到哪儿。

等游斗结束了，她再把精疲力竭、伤痕累累的儿子搀回来，和我母亲一起，帮着清洗儿子身上的伤口。

在父亲最艰难的那段日子，娘娘虽然心里在流血，却从未见她掉过一滴泪。

女本柔弱，为母则刚。此言千真万确!

6 

娘娘既性格坚强，又生性善良。

上世纪70年代初，厂里一个外号叫“拐子”的工友，他姐姐因生活所迫，带着一双儿女在厂子附近的均坪、舒溶溪一带要饭。

“拐子”是个“半边户”，妻子在农村老家，自己同另一位工友合住一间单身宿舍，自然不便让姐姐一家住进来。

那时，我家已搬到厂食堂对面一排新盖的职工宿舍，有了两间房子。娘娘知道“拐子”的难处后，就说:“要是不嫌弃的话，就让你姐姐跟我这个老婆婆挤挤吧。”

说完，她自己把房子收拾干净，让母亲把“拐子”姐姐一家接过来。因“拐子”姓李，娘娘让我称他姐姐李姨娘。

李姨娘每天早出晚归，将讨来的红薯、苞谷、糍粑等食物，堆放在走廊外另搭的灶屋旁边。娘娘怕被人偷了，或被老鼠啃了，每天将这些东西搬到屋里来，好生看管。一年多时间，未曾丢过一粒米、一颗苞谷。

听母亲说，李姨娘活了80多岁，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才过世。生前，老人曾带着一个孙子到我们家来过。那时，娘娘已去世十多年了。说起娘娘，李姨娘老泪纵横。

娘娘一辈子就出过一趟远门。

1972年底，湘黔铁路通车了，厂里组织职工去韶山参观。父亲自费买了车票，让娘娘跟着去看看毛主席老家，看看外面的大世界。

正好，同厂发小李英的娘娘也在厂里带孙女。两位老人平时关系就好，经常在一起聊家务事，一起去均坪镇上赶场。两家经过商量，决定让娘娘和李娘娘结伴去韶山。

几天后，娘娘回来了，一脸的兴奋。别人问她看到了什么，她一个劲儿地说:“毛主席老屋场的风水好呢，屋后有靠山，前面有水塘，有藕田，是出皇帝的地方。”

大家忍不住笑了，知道她所说的藕田，是毛主席旧居前的那片荷塘。

估计娘娘在参观的时候，联想到了桥头水老宅边上的藕田。那次，娘娘站在毛主席老屋场前，照了张火柴盒大小的照片。照片底部留白处，题有“韶山留念”几个字。

那是娘娘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照相。

从韶山回来后不久，娘娘身体每况愈下。大约是1973年8月间，娘娘得了风湿性心脏病。这种病最明显的症状就是全身水肿，以当时的医疗条件，只能靠吃药排尿消肿。

我记得，每天早上一起床，娘娘的双腿肿得如水桶一般粗。吃过药后，到了傍晚，腿又瘦得跟麻秆似的。

祸不单行。一天晚上，娘娘上厕所时，不慎摔倒了，造成右大腿骨折，被连夜送到县人民医院。

医生说，娘娘有心脏病，手术风险太大，只能上夹板保守治疗。从那以后，娘娘的双脚再未碰过地面，在床上一躺就是两年。

我是娘娘的长孙，当时11岁，算得上半大男子汉。每天把娘娘背进背出，帮娘娘端屎倒尿，这些活儿全落在了我身上。

第一次背娘娘去屋外竹床上纳凉，娘娘趴在我背上，高兴地一个劲儿地夸我:“我焕儿长大了，能背得动娘娘了!”

但我毕竟还是个孩子，不懂事，玩性又重，时常跟几个弟弟打闹，磕磕碰碰在所难免。

娘娘没病的时候，我们还有几分惧怕，不敢胡来。如今见娘娘动不了了，兄弟几个便放肆起来，你说你的，我打我的，任娘娘喊破嗓子，我们全装作听不见。

终于有一天，一向性格温和的娘娘开始骂人了，而且骂的是家乡最恶毒的话:“焕伢，你个屙痢疾死的，莫要和弟弟打架啰!”

我一下被镇住了！从那颤抖的声音中，我听出了娘娘的无奈、痛苦和悲凉……

1975年8月底，我和同厂的发小思平、汉平一起，到县城溆浦一中读书。因家离学校有三十多里地，只能在校寄宿。

清楚地记得，那是开学后第4天，我正在教室上课，突然，父亲的好朋友段叔叔来了。

他站在教室门口，跟老师耳语了几句。老师朝我看了看，招手道：“伍旭东同学，你家里有事，可以先放学了。”

段叔叔是厂车队的司机，当时开了一辆南京牌嘎斯车。坐进驾驶室，段叔叔才告诉我：“焕伢，你娘娘，走了……”

得知这个消息，我并不感到特别意外，但却悲从心来，泪水夺眶而出。

赶回家已是傍晚时分，家里一大堆人正在忙乎着。这些人大多是父亲的同事、朋友。

时年42岁的父亲，左臂佩戴黑袖标（那时披麻戴孝早已作为“四旧”被扫除了），呆呆地站在娘娘棺木一旁，双眼布满了血丝。37岁的母亲一脸憔悴，坐在地上哀号着。

见到我，父亲递给我一条黑袖标，声音嘶哑地说:“先戴上这个，去看看娘娘。”

我努力地把身体靠近棺木，将头伸进去，没有一丝害怕。娘娘跟平常一样，头上缠着黑色纱巾，身穿黑色寿衣，神态安详。只是脸上瘦得变了形，都快认不出来了。

突然，我有一种莫名的冲动，想去摸摸娘娘那双脚。手伸到半空，又缩了回来。

罢了，我不得不相信，躺在棺木里的娘娘，永远地走了……今后再也不能背着焕儿爬楼梯了，再也不能牵着焕儿的小手回桥头水了，甚至再也不能骂焕儿一声了……

想到这里，泪水再次模糊了双眼……

是啊，时间是一条长河，生命是一场轮渡。我知道，娘娘从出生那天起，就开始以双脚当桨，以生命作舟，顺着这条宽广壮丽的河流，时而浪花飞溅、时而波澜不惊地前行了68载。如今，娘娘已抵达了冥河，到了永生之地，那些比她先到的亲人们，正在这里等着她，将同她一起，开始一场新的轮渡。

其实，我不该悲伤的。对娘娘来说，这次远行，何尝不是她和亲人永恒的团聚……

补记：1975年9月6日，娘娘的灵柩被运回桥头水老家，安葬在村东三四里地的伍家祖山狐狸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