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铁祥子

叶志江

八十年代初我去美国，为了谋生，有几年经常在马里兰州的银泉市（Silver Spring）坐地铁去华盛顿市区。无论是在静悄悄的站台上等候，还是在车上听报站的广播，都会让我油然而生人生行路的感觉。就像少年郭沫若出川途中经过三峡时感受到“人生行路真如这峡里行船一样，今日不知明日的着落，前刻不知后刻的行藏。”

几十年中，我的耳旁依旧会常常响起那广播的声音：Next station Dupon Circle（下一站都庞圆环），想象着人生的下一站。偶尔坐地铁出行，也会将我拉回那奔波的岁月，平添一种奋发前行的冲动。

我和张祥的相交便是在他从波士顿到马里兰州旅游时开始的。那时候，我们都已人到中年，彷徨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没有料到的是，初次相识后我们会在人生的下一站，会在改革开放的上海再度相遇，有了近三十年的挚友般的交往，一起参与和见证了上海的巨变，直到2022年11月他在上海因病去世。。

我在清华读书时便知道了他的名字，因为他是清华篮球队有名的中锋，有点NBA球星被人追捧的意思。据说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艾知生很喜欢看他打球，经常搬把椅子坐在球场边观战。

他身高一米八五，风度翩翩，也是舞场高手。文革前的清华，虽然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下已日趋“革命化”，但依旧保持着党在延安时期的光荣传统，每到周末都会在西大饭厅举办舞会。季羡林写《清华园日志》，说他常去西大操场“看女子篮球赛，不是去看打篮球，我想，只是去看大腿。”所以，听说偶有女生相约去西大饭厅看他跳舞，也在情理之中。

他的学业更是出众，是当时凤毛麟角的物理专业研究生。所以，文革后他被推荐作为中国第一批公派留学生去了美国。我和他在马里兰州见面时，他已经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并在波士顿的福克斯波罗公司工作。见面时，他和我谈起了学成归国的抱负。

十年文革，让我们这一代学子中的许多人在滚滚红尘中蹉跎岁月，碌碌无为。面临国家改革开放，个人改变命运的机遇，不少人顺应潮流，改变了当初考取清华时的初衷，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譬如，报考研究生时，“天眼（FAST）之父”，清华无线电系学生南仁东报考了北京天文台。除了因为天文台报考人数少，容易考上外，更是为了圆少年时代的追星梦。电机系的学生谢遐龄走得更远，报考了复旦的哲学系，要步冯友兰先生的后尘，在政治上“阐旧邦以辅新命”。

人到中年的张祥对我说，虽然他已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物理学博士学位，但要在学术上取得有限的成就已无太大意义，因为正在崛起的中国更需要经济管理方面的人才。留学五年，他更大的兴趣不是物理学，而是对美国社会的观察和思索，并且在取得物理学博士学位的同时，取得了经济管理的硕士学位。他渴望尽快回到中国，并转入仕途，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洪流中一显身手。

1985年，我回国接孩子。他特地赶到纽约，和我彻夜长谈。受他重托，我将他的个人资料带到了上海，希望向有关部门推荐人才。

凑巧的是，校友王晓平当时正在江泽民办公室任职，引荐人才自有便利之处。她又是市委书记陈沂家中的座上客，我们相约在康平路陈沂家中见面商讨。谈话间，老书记走了进来，王晓萍顺手就将张祥的材料塞到了老书记的手中说：张祥同志学成归国，我们正在向上海市委推荐人才。

留洋学生的归途历来是中国人的议论热点。1985年，正是首批公派留学生在完成学业后徘徊在十字路口的敏感时刻，清华球场上的中锋成了学成归国的先锋。

庚子赔款后从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出国留洋的学生大多是回了国的。那个时候，好像是拿了博士学位的人比没拿到博士学位的人更有学成归国的冲动，方鸿渐便是买了个克来登大学的博士文凭后才放心地登上了法国邮船白拉日隆子爵号回国的。

然而，七十年代末中国新一代留学生走出国门后，学成归国却成了中国人面临的世纪难题。被禁足了整整三十年，一旦身居海外，许多拿到了货真价实的博士学位的留学生动起了改换国籍的念头。

在这样的时刻，张祥的归国无疑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

在《光明日报》任职副主编的清华校友马雨农得知张祥的情况后，在天平路一间阴冷的屋子里写下了长篇报道《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记科协“三大”特邀代表张祥博士》，发表在《光明日报》头版头条，说是要为张祥的归国鸣锣开道。

1985年12月，纽约总领馆举办了近百人的招待会，欢送张祥学成归国。

张祥归国那天，时任上海市委组织部长的吴邦国接到了纽约总领事纪立德的电话。当他得知纪立德口中的张祥正是陈沂书记推荐的清华学生张祥后，立即亲赴虹桥机场迎接。

当晚，陈沂书记设家宴欢迎。席间，老书记说:

“还是我们的党员过硬，学成归国，报效祖国。”

“…我还没有入党呢。”张祥凑在老书记的耳边，不好意思地说。老书记一怔，但反应很快：

“…我早就批评过我们一些基层组织的关门主义。你看看，这么优秀的同志，他们就是不发展入党。”

称得上是一帆风顺，回到上海的他先后担任了上海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主任助理和副主任等职。并被委以重任，负责重点工程地铁一号线的对外谈判工作，和英、法、日、意、加、美和德等国谈判代表周旋。

中国人虽然在七十年代便有了地铁，北京地铁一号线，但和国际接轨，让各城市的地铁得到高速发展却是始于上海的地铁一号线。不仅首次采用了各国先进的地铁技术和车辆，而且首次宣布了采用国际融资的方式解决建设地铁所需的资金。

由于上海地铁项目对其它城市后继项目的影响，各国将上海地铁项目视之为“世纪合同”，势在必得。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法国总统密特朗和德国总理柯尔等都对谈判密切关注和干预。

不负众望，经过数年艰苦的谈判，“货比七家”，张祥顶住了各方面的压力，硬是将杨白劳的角色演成了黄世仁，迫使各国，特别是德国，接受了降低融资成本上亿美元的贷款条件，并且在1989年5月13日这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日子和德、法、美三国签订了上海地铁的贷款合同。多国合作建设上海地铁的序幕得以顺利拉开。稍有迟疑，上海人将会推迟数年才能圆长达40年的地铁梦想。

时任德国驻上海总领事汉内洛雷•特奥多尔是个中国通，熟读《红楼梦》和老舍的作品。她性情耿直，喜怒于色，是个典型的“铁娘子”，但目睹张祥在各国驻上海领事馆之间奔波的辛劳，很怜惜眼中的中方谈判对手。借用老舍的“骆驼祥子”，调侃他是“地铁祥子”。

签订“世纪合同”的次年，我也回到了上海。不仅听他讲述了谈判过程中的许多精彩故事，而且见到了上海地铁这出大戏中的几个主要角色：上海市政局局长、地铁建设工程总指挥石礼安和为德国夺标立下汗马功劳的德国对外经济合作部的冷格尔博士。在波特曼酒店的西餐馆，宾主频频举杯，让我感觉到张祥真是找到了一个十分适合他的舞台。

命运的安排真的是很奇妙。当我将张祥的个人资料交给王晓平时，全然没有想到会和我个人的命运有何关联。而当我数年后回到上海，为美国维蒙特公司在上海申请筹建合资企业时，却正是他分管的工作。维蒙特得以进入上海，和他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那时候许多官员还被合资企业中外方股份不能超过50%的旧观念所束缚，而美国维蒙特公司却坚持要求占有70%的股份。中方合资单位上海异型钢管厂虽然接受三七开的股份比例，但它的顶头上司，上海冶金局的官员出于个人恩怨竟然以股份比例为由，发公文给上海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指责合资协议是个“卖国协议”。

如果没有张祥设法解决，维蒙特（中国）这个新生儿将胎死腹中。二十多年中，美国维蒙特公司的CEO Mogens Bay先生对张祥一直非常欣赏和尊重，视之为维蒙特的“老朋友”。

但他毕竟是个书生。虽然受到朱镕基和吴仪等领导的赏识和器重，但官场中的各种暗礁和是非使他难以适从。地铁项目完成后的数年，他在上海的官场止步不前，直到1998年朱镕基了解情况后，将他连升三级，破格提拔他到北京当了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副部长和博鳌亚洲论坛第一任秘书长，才有了更加广阔的舞台施展他的才能，。

退休后他依旧致力于国际谈判和经贸方面的研究，兼任上海交大安泰管理学院院长、名誉院长和博导等职务，通过教学和著述传授他的经验，出版有《文化软实力和国际谈判》、《国际商务谈判-原则、方法、艺术》、《转型与崛起：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服务经济》、《新经济和国际经济贸易》、《知识经济和国际经济贸易》等著作。

当我在《走出文革》一书中以讲故事的方式叙述文革那段历史时，他也在这些书中以讲故事的方式讲述国际谈判的真谛。他说，故事有时更贴近真理，也更能说服人。

《走出文革》这本书中也有他的许多故事，但因为可以理解的原因，穿了“篮球中锋”的马甲。如今，他已离开这个纷扰的世界，与世无争了。而我终于可以在这篇纪念的文字中直呼其名了。

在他的那些故事中，有一个“闻香识女人”的轶事：

无线电系的校友屈耀双有一次告诉我，当年他们曾鼓动中锋去追求苏文漪，但未果。多年后，篮球中锋又活跃在网球场上。在他担任上海市政府高官时因打网球摔倒，失去了嗅觉。上海市委的一位主要领导揶揄他说：可以安排你去环卫局工作，你下去检查公厕卫生时不会闻到异味。失去了嗅觉的中锋当然也不再能“闻香识美人”(美国电影 Scent of a Woman的中文译名)了，但他当年的嗅觉也并不见得灵光，否则他何以会拒绝屈耀双的美丽动议呢。（《又见皇后》）

 

他仪表堂堂、绅士风度，深得女人的欢心。我知道，有许多名女人都很欣赏他。但非常难得的是，他从未有过绯闻传出。说他的嗅觉不太灵光只是调侃，我知道的是，他懂得欣赏女人，但非常自律。

一个时代即将落幕，故事中的人物也都相继谢幕退出了，悲伤是难免的，所幸的是，我们的故事或许会留存于世。

作为留念，马雨农发来了和故事相关的几个好友同游灵隐寺的照片，自左至右依次是丁广烈（清华校友，陈沂书记的女婿）、马雨农、张祥和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