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卞寿堂老师

女人如烟

第一次知道卞寿堂这个名字，是因一本《走进白鹿原》。那时，陈忠实的《白鹿原》正在风靡。作为对《白鹿原》的考证与揭秘，也可以说是《白鹿原》的姊妹篇，《走进白鹿原》自然也被人们热捧。当我知道作者卞寿堂是蓝田人时，一种崇拜之感油然而生，为蓝田有这样一位大作家倍感自豪的同时，也在心中暗自思量，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认识这位蓝田文学界的大咖。

事情就是这么神奇，缘分也就这么不期而遇。在没有任何征兆的前提下，我和卞寿堂老师相识了，从相识到相知，这亦师亦友的关系不知不觉已快20个年头了。

2007年，二轮《蓝田县志》开始编修，卞老师被县政府聘为主编，我有幸成为编纂班子的一员，成为卞主编手下的一名打字员。初识卞老师，他的一脸严肃把我吓了一跳，一支不离手的烟，眉宇间凝重的表情，几句言简意赅的话让我一下子有了敬而生畏的感觉。我是个爱说话的人，此刻心里直打嘀咕:以后怎么相处呀？

我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在工作展开的初始阶段，每天开会成了必修课，我最害怕的就是开会，因为每次开会的氛围都很压抑。除了烟雾，就是激烈的讨论，有时还发生争吵，有的同事还可能受到主编的批评。每当这时，我就会在心里说:都从局长位置上退下来了，怎么还用局长的管理方式管理同样退二线的同事，而且还那么严肃，用温柔一点的方式有那么难吗？

当时修志班共有6个人，我是唯一的女性，也是年龄最小的，所以后勤工作自然而然就是我的。因为除我之外，他们几位都是退居二线的领导，无论从哪个方面讲，为他们服务都是我理所当然的事情。每天早上，我都会在同事们上班之前就打扫好卫生，烧好水，他们一上班就可以喝茶，开会，开启一天的工作。记得有天早上，我刚打扫完卫生，卞主编就来了，他一反常态地冲我一笑，说了声早，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让我措手不及，原来主编也会笑呀？但随着工作的逐渐深入，任务越来越重时，我又很少看到主编的笑容了，那惊鸿一笑成了初识卞老师时最深刻的记忆。

2007年的那会儿，电脑的普及率不高，会电脑、有电脑的人并不多，我们的主编和责编也都不会电脑，我的工作就是将他们手写稿录入到电脑里，然后编辑校对好打印出来，让他们在纸质版上修改。当几个责编羡慕我会操作电脑的时候，我就萌生了一个念头，决定教他们学电脑。他们积极性也很高，决定下午提前上班学电脑。从哪里开始学呢？我觉得应该让他们先学操作鼠标，便打开了电脑里的蜘蛛纸牌游戏，让他们用鼠标移牌，同时也可以玩游戏。这一招果然让他们产生了极大兴趣，可是一到上班时间必须停止，开始一心一意工作，这样的寓教于乐在主编不知情的情况下安然无恙了几天。

常在河边走，焉能不湿鞋。有一天，当我们忘乎所以玩游戏的时候，不知什么时候主编进了办公室。当他看到这一幕后，立即大发雷霆，毫不留情地批评了所有的人，特别是我这个直接责任人。尽管大家一再解释是为学电脑打基础，可主编却认为那就是不务正业。他铁青着脸，一字一句地说：“要想好好干这个事情，就别想玩，一心一意好好干，如果不想干，马上走人。”最后还下了通牒，电脑只能我一个人操作。所有人感受了主编的威严，从此以后，再没人提起学电脑的事情。如今，每每提起这个事情，大家都会半开玩笑半埋怨道：“如果不是你当初的反对，我们几个现在也是键盘侠了。”可是当卞主编现在风轻云淡地说出当时的责任压力山大的时候，我们又有谁能理解主编当时的心情？

时间在沙漏里不经意地溜走，在卞主编的带领下，我们的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工作环境一步步改善。2010年，我们的办公室从平房搬到了楼房，办公室在二楼，上下楼特别方便，原来六个人一个办公室，现在两个人一个办公室，我和主编紧挨着一人一个办公室。环境的改善让我们心情更加愉快，工作起来劲头十足，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卞主编带领大家经风雨，见彩虹，在2018年，终于迎来了《蓝田县志》的出版发行，这是蓝田县的一项大工程，也是卞主编的巨大杰作。

　　任何事情都不会是一成不变的，在十几年的风风雨雨中，卞主编的性格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知从何时开始，那个一脸严肃的卞主编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和颜悦色、会开玩笑、时不时还会幽默一把的蓝田老掌顾。这种变化虽是意料之外，但在情理之中。用他的话说，当压力减小的时候，心情自然会好。是的，他刚开始担任二轮《蓝田县志》主编的时候，背负的不只是如何编修好县志的压力，还有一个生命的压力。从民国《续修蓝田县志》开始，主编好像注定有一个逃不脱的厄运。《续修蓝田县志》主编牛兆濂没能看到他亲手主编的县志，新中国成立后第一轮《蓝田县志》主编贺民贤也没能逃出这个魔咒，没能看到自己主编的县志。他们都是在修志中劳累过度所致，谁当这个主编都会有压力。卞主编也不例外，这个和生命开玩笑的压力是对他最大的考验，如果不是为了这项巨大的文化工程，谁愿在微薄的薪酬下甘愿冒这样的风险，一个没有家国情怀的人他会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而来干这个事情吗？这样想想，他当初的严肃也就可以理解了。

当《蓝田县志》进入一审、二审的时候，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压力一下子减轻了。这个时候的手机几乎是人手一个了。与时俱进的卞老师也用上了智能手机，开启了微信，由于手机有手写功能，从此他也能在手机上操作了，这让我很佩服。更让我佩服的是他对手机的功能掌握很快，几乎和年轻人不差上下，当然，这其中也有我的功劳。有了手机，他有时也和年轻人聊天，思想越来越开放，我发现他的心态原来也如此年轻。现在和我们开开玩笑那是再平常不过的，这在原来却是不能想象的。现在每次开会都是轻松开会，愉快闭会。记得一次开完会，他很随意地把老马（马安利)叫了一声利利，把我们都逗笑了，他说这样叫更亲切。以后他又把老王（王答锋)叫答答，把老刘（刘志亭）叫亭亭，把李老师（李苗）叫苗苗，大家都笑着问把他叫啥，他想了一下说那就叫堂堂吧，把我们都笑得直不起腰。他看见李老师包里有口红，就开玩笑说要给李老师化个妆，大家都怂恿他说话要算数，他真的拿起口红，没想到却被李老师抢过去给他画了一个大口红，把我们笑得喘不过气，他不但没生气，反而还允许给他拍了张照片。真没想到卞老师会变化这么大，会开放到这地步，让我们刮目相看。他说这都是受我们年轻人的影响，罪魁祸首是我，大家哄堂大笑，我却哭笑不得。

和卞老师共事这么多年，他不但是我学习上的良师，也是生活上的益友。有了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好多知识，多少人求之不得的机会，却被我轻松独占十几年，而且受益匪浅。这份师生之情，我会铭记一生。闲暇时间，我最喜欢和他家长里短地聊天，他经常夸赞我是个孝子，对公婆孝敬，对家庭负责，我就喜欢听他表扬我的话，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除了聊家庭，我们还有一个共同话题——国际局势。从他富有见解的表述中，我明晰了好多时势，局势，人势的关系和脉络，自我感觉为人处世格局越来越大。

如今，已近八旬的卞老师开始总结自己一生的从文之路。他将自己散存的作品分类整理成集，我义不容辞地成为他的编辑，因为他经常开玩笑说我是他的秘书，我也就乐将秘书做到底了。如今，我编辑的两部集子《白鹿原民间文学风情集》《序言前言 综述 志评集》已经刊印，其他几部也即将陆续和大家见面，能为卞老师帮点忙我感到很欣慰。

人常说，不知他人苦，莫论他人非，要想深入了解一个人，或许时间是最好的良药。这就是我花了近20年认识的卞寿堂老师，一个集儒雅与智慧于一身的学者，一个能写会画的艺人，一个严肃但又平易近人的老人，一个我永远忘不了的卞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