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处州学术的特点——旧学之新学，新学之旧学

处州旧闻

旧学之新学，新学之旧学

——宋代处州学术的特点

陈子立

永嘉学、婺学、四明学三派之学，是《宋元学案》对浙江理学传承的描述。而于当时整个学术界而言，当时最重要的一派还在处州——坚守传统学术形态的处州正学。

宋代的学术论争始于庆历、熙宁之间，发生了王安石为代表的的新学与司马光、苏轼为代表的的旧学之间的论争，学术论争围绕要不要进行改革、实行新政的不同政治主张而展开。处州学者多受王安石影响，赞同王氏“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大无畏精神，支持、参与学术创新和政治革新。

《宋史•列传第一百一十二》：龚原，字深之，处州遂昌人。少与陆佃同师王安石。进士高第，元丰中为国子直讲、国子丞、太常博士。加秘阁校理，充徐王府记室，出为两浙转运判官。绍圣初，召拜国子司业。初，王安石改学校法，引原自助，原亦为尽力。其后，司马光召与语，讥切王氏，原反覆辨救不少衰。光叹曰：“王氏习气尚尔邪！”为司业时，请以安石所撰《字说》、《洪范传》及子雱《论语》、《孟子义》刊板传学者。故一时学校举子之文，靡然从之。

龚原号武陵先生，在周敦颐、两程之前，已经在学术界有广泛影响。遂昌吴世涵《宜园笔记》：

武陵先生湛深经术，在北宋最为儒林耆宿。其时，周、程之学尚未盛行，独先生以经学为世表倡。凡永嘉先辈以经术鸣者，渊源皆出于此。

宋哲宗元祐、绍圣间（1086—1094），龚原作《周易新讲义》十卷，其治《易》祖于王弼，师于王安石，以“成卦”释《易》为法，以阐明义理为旨归。系统阐述“天下之极理”者四：曰神、曰《易》、曰命、曰道。极具老庄思想色彩。承前启后，乃北宋后期《易》学宗主，影响深远。王安石《易解》元末已轶，龚原为其嫡传，可从《周易新讲义》窥《易解》之一斑。

《宋史•列传第一百一十四》：叶涛，字致远，处州龙泉人。进士乙科，为国子直讲。虞蕃讼起，涛坐受诸生茶纸免官。涛，王氏婿也，即往从安石于金陵，学为文词。哲宗立，上章自理，得太学正，迁博士。绍圣初，为秘书省正字，编修《神宗史》，进校书郎。曾布荐为起居舍人，擢中书舍人。司马光、吕公著、王岩叟追贬，吕大防、刘挚、苏辙、梁焘、范纯仁责官，皆涛为制词。

《宋史•列传第二百二》：鲍由，字钦止，处州龙泉人。举进士。尝从王安石学，又亲炙苏轼，故其文汪洋闳肆，诗尤高妙。徽宗召对，除工部员外郎。尝注杜甫诗，有文集五十卷。

其时，青田县令朱戬为王安石夫人的外祖父，王氏为作《新建石门亭记》，处州知府刘泾得王安石赏识荐用等等，都对处州学术产生一定影响。

在这一时期新旧学论争中，处州学术主流为新学阵营。其后有宋一朝，处州士大夫的学术倾向和政治主张继续保持这一传统，重革新、重实用、重抗战。

北宋后期到南宋，由于理学理论创新成功，体系更加完备，理学家们著书立说，聚徒讲学，理学得到广泛传播。产生了一种新的学术形态——语录体著作。如两程门人所编的程氏言论集《遗书》《文集》、朱熹门人编的《朱子语类》、吕祖谦的《东莱博议》、叶适的《进卷》、陈傅良的《待遇集》等等，抛开经典章句，自行别发议论。为其学生门人广泛引用，并常常在科举考试中获得高分。这一学术形态被目为新学。而因循经典章句注疏经学传统的学术形态被目为旧学。

《宋史•志第一百九•选举》：宁宗庆元二年，知贡举吏部尚书叶翥上言：士专习语录诡诞之说，以文其非。有叶适《进卷》、陈傅良《待遇集》，士人传诵其文，每用辄效。

在这一时期的学术表达中，处州学术的主流属于旧学阵营。处州学人在学术思想内容上不无创新，但表达形态上，仍然是以阐释六经的章句注疏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学术思想。如青田郑汝谐的《论语意原》《易翼傳》。

《处州文献集成•唐宋卷》：郑汝谐，字舜举，号东谷居士，青田人。颖悟贯恰，出入五经，权衡诸史，登绍兴二十七年（一一五七）丁丑科王十朋榜进士。辛稼轩（弃疾）见之曰：“老子胸中兵百万”。丞相洪景伯（洪适）荐于朝，孝宗书于御屏曰：“郑汝谐威而能惠”。授两浙转运判官.....入为大理寺少卿，持公论释陈亮。历官吏部侍郎。所著《论语意原》全书按论语四篇分为四卷，录《论语》原文517章，每章下附以解说，亦有仅录原文无解说者。其分章与朱子四书章句稍有出入。共附解说293条，其中引述先儒2条、孟子1条、横渠3条、程子3条、杨氏1条、谢氏2条，余皆出于作者己意。自序称：“二程、横渠、杨、谢诸公互相发明，然后《论语》之义显。谓诸公有功于《论语》则可，谓《论语》之义备见于诸公之书则不可。予于此书少而诵，长而辨，研精覃思，以求其指归。既断以己说，复附以诸公之说，期归于当而已。”真德秀序称其言“虽异于先儒，而未尝不合义理之正。”

又作《易翼传》，其说《易》以程子为宗，而于“程氏有所未及与及之而未明”之处发挥己意，题为“翼传”。全书依《易经》64卦，分为上经、下经2卷，于每卦之卦辞、爻辞、彖辞、象辞之下作解，无己意发挥则书“从程子”，有发挥则书“翼传曰......余从程子”。共作翼传346条，每条简者数字，繁者数百字；每卦少者2条，乾卦最多21条。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东谷《翼传》与程子《易传》亦时有异同。其最甚者，如程子解“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以为外物不接，内欲不萌。郭忠恕得其说而守之，遂自号兼山，以是为儒者之至学也。朱子所解虽微异，然亦以是为克己复礼之义。独汝谐以为“艮其背”者，所谓不见可欲使心不乱也。不见而后不乱，见则乱矣，故仅为无咎而已。说者或大其事，以为圣人之事，非也。所见迥乎相左。又如解《困》、《井》诸卦，其说亦别。盖圣贤精义，愈阐愈深。沉潜先儒之说，其有合者疏通之，其未合于心者别抒所见以发明之，于先儒乃为有功。是固不必守一先生之言，徒为门户之见也。

有的学者，尽管在思想感情上、学术观点上已经是理学，但其在学术形态上，任然坚守旧学的传统路子。

明成化《处州府志》：缙云赵顺孙，字和仲，号格庵。以《春秋》魁乡荐，中礼部第二人，召试馆职，历台部，知平江府，同知枢密院事。度宗命掌丞相印，辞谢间，忽中疾，赐肩舆。疾愈，除资政殿学士，知福州福建安抚使。平生用力于朱文公《四书》，既第，即裒集其门人所记有益于后学者，类于集注之下，及登侍从日始成书，名曰《四书纂疏》，刊于乡校及所治州郡。

又如遂昌尹起莘，作《资治通鉴纲目发明》，亦是旧学形式。朱熹增损隐扩司马光《资治通鉴》而成《资治通鉴纲目》，创纲目体史书体例，以编年为纲如《春秋》，以传为目如《左传》，以《春秋》褒贬笔法严分正闰之际，明辨伦理纲常。尹氏是书有感于古今治乱兴亡之变，为纲目作注释，发明原文微言大义。取《纲目》中若干意蕴深远之段落予以发明。其自序云：“有先儒已尝议论者，则不复述。或虽已有议论而指意不同者，则自以己意附见。”

而其时在朝高层官员，大多仍是旧学出身，理学新进人物不占主导地位。这些旧学人物以“正学”自居，视新学为“伪学”，这便是南宋“学禁”的缘起。而主导庆元学禁的便是在朝的处州旧学大佬参知政事何澹、同知枢密院事叶翥、监察御史胡纮等人，理学一度遭到全面打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