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陆宗舆传》用了我生命的三分之一

耕夫

【图1】少年陆宗舆（前1）和镇海铁牛（陆蕴玉 提供）

为采访陆宗舆的孙女儿陆秀芬，我足足等待了十三年。为撰写陆宗舆的传记，我又足足等待了十年。两项相加足足二十三年，是我现有生命的三分之一。

1997年清明时节，从事摄影的杨利斌兄告诉我，陆宗舆的孙女儿陆秀芬回来了，正在盐官镇寻亲访友。我托这位朋友捎口信给她，见个面，作一短暂采访。

因为陆宗舆在当前的史书中是一个反面人物，扣在他头上最大的帽子就是“卖国贼”，他的家乡——即我正在从事新闻记者工作的立脚之地——海宁还开除了陆宗舆的乡籍。早些年，我听说了陆氏后人中出了不少对国家有杰出贡献的爱国人才，我打算写写他们。“卖国贼”陆宗舆的后裔今何在？肯定会引起许多人的关注。然而，陆秀芬拒绝了我的要求，让我等待上几年。此后几次她回乡时，我依旧约她，她仍坚持让我等待。

　　（陆秀菁在天津静园）

2003年，我遇见了陆秀芬的妹妹，就是这本书的作序者陆秀菁女士，她是陆宗舆最小的孙女，跟我同龄。6月，她从旅居美国的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而来，和她在北京的姐姐一起回到海宁，说是走亲访友，实际上是替她们的祖父亲吻一下故土。我陪着她们几天，寻找城东老屋，爬了爬镇海铁牛。陆秀菁称我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人”，但写陆宗舆得听姐姐的，让我继续等待。

　【图2】陆宗舆的海宁老宅，1908年时（陆蕴玉 提供）

也是这年的10月25日，我随同金庸参观徐志摩旧居，趁隙我递上我的名片。金庸说：“你的文章我都读了，很好！”这几年我写金庸得劲，将发表的作品都寄给了金庸。 我向金庸透露了我撰写陆宗舆传记的写作计划，金庸鼓励我说：“你的文章不错，写书么你行的。”他将香港作家潘国森介绍给我，“历史方面的、文字方面都可以找他把关。”潘国森是金庸的朋友，曾替他勘误纠错新版作品集。

2005年9月，我和妻子到北京旅游，下榻在石景山的一家宾馆。一天，我和妻子来到石景山，忽然听到一种很尖很细又拖音很长的声音，像耗子叫，细听又不是。心想，这就是当年陆宗舆寻觅过的哨音——石景山的哨音，我有幸听到了。我在等待另一个哨音。这一等，就是十三年。

2010年端午节前夕，我终于得到朋友的告知，陆秀芬邀我见面，她又回来了，愿意接受我的采访。于是，在她的海宁寓所，我与她聊天，聊了几个小时。一回到北京的家里，陆秀芬立刻将父辈的口述记录十多万字一古脑儿寄给了我。她说：“这些东西我从来没让记者看到过，你是唯一的，因为你尊重我们。”从这些资料中可以窥见陆宗舆的外交经历和人生片断。

此后半年里，我通过电话和电子邮箱与她频频交流，先后写了《陆宗舆后人揭秘》、《多面陆宗舆》，刊登于河南的《名人传记》，尤其后一篇具有颠覆性意义，如实地追叙了陆宗舆出使日本时救助孙中山、为拒绝“二十一条”而“秦庭之哭”等事迹，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效果。这篇文章被《文史参考》摘编后又被电影《建党伟业》所引用。这样，我以后的采访就一路绿灯了，我萌生了写陆宗舆传记的念头。

　【图3】陆宗舆致外交部电，1915年6月8日，《驻比使馆保存档案》，台北近史所档案馆2007年。

随后几年，我继续寻找其后人和知情者，这其间有几多耽搁，几多挣扎。

先说耽搁。虽然传主生前妻妾成群，儿女一大群，但毕竟他是个晚清人物，儿女们大多在一二十年前相继去世，仅有一个活着的女儿，当年她太小，知道的不多，如今她太老，九十多岁了，又远在天津，连要一张她的照片也不能，别说掏出往事来了。因为相隔近百年，传主的日记、书信和著述基本尽毁。再则，孙儿女们却害怕听到“海宁”二字，甚至不敢大声说自己是海宁人，更怕往事重提。我理解他们，只能等待。我一边与他们保持着联系，一边寻找着原始资料。

再说挣扎。2014年我出版了其他两部书，便蠢蠢欲动，开始撰写陆宗舆。这时候我发觉，我并不孤独。为了复印陆宗舆的《五十自述记》，新华社的梁益畅编辑替我联系上了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的张杰老师。人民日报社的朋友牵线助我与故宫书籍部挂上钩。因为是民国古籍本，如需全本复印，得层层审批，手续繁琐。在浙江日报社工作的儿子替我找领导出具证明，我才得到陆宗舆《五十自述记》全本影本，陆宗舆出使日本时来往函件的复印件也是这样艰难获得的。

这当儿，香港的一位媒体人鼓励我，“赶快写出来，内地出不了可在香港和台湾出。”他介绍台北的朋友帮我寻找民国史料。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老师、天津《今晚报》和《沈阳晚报》的朋友，给我当了史料向导。

然而，书稿写成了，出版却难之又难。某编辑通读书稿后，先是拍案叫绝，说这个选题马上可报，让我等待。一等两个月，给我一句话：“目前不能出，书稿暂留，等待时机。”我说：“不能等，马上是五四百年了，我要赶上这好时候。”另投，同样情景，编辑的话更惨人：“书稿牵涉五四，梁启超，为民国人物平反，我们不敢出！”于是，又是两年多的耽搁。

国内出不了书，我想到了金庸的推荐，便与香港联系，跟潘国森书信往来几十回。2019年12月，我写的《这才是陆宗舆》一书，由潘国森编辑后在香港和台湾出版。

纪念五四运动百年，我们得重新找回“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两面旗帜，即民主与科学。五四时期的文化革命旗手胡适说：“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这就是科学的态度，也是做学问的态度。”“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

“跟着证据走”，我写这部人物传记的当儿，将此话时刻系在了心头。因而，这部书引用了充足的历史证据，包含信函、电报、书籍、报刊引录、日记、照片、历史档案等。历史档案有驻日使馆档案，驻比使馆保存档案，故宫博物院北洋政府档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收藏档案，天津档案馆收藏档案，南京第二档案馆档案，台北近代史研究所档案，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拓印资料等，还有《日本外交文书》中的相关电函文书等，其中能见到的陆宗舆外交电函，非常难得。

这本书署着我的名字，可促成它的是许多文字同道的朋友，正像我在大河下游掬起一捧水，已无从确认它源自哪条山泉溪流。 我要感谢陆宗舆的后人们，尤其现居北京的陆秀芬、广州的陆启凯、长居美国的陆秀菁等，为此书提供了珍贵的口述资料和百年前的照片。我要感谢香港作家潘国森老师，先后与我邮件联络，往返十多次，对此书稿提出修改意见。他是我的乡贤前辈金庸先生生前推荐给我的朋友。我要感谢山西作家韩石山老师，除了鼓励引导，还将我的书推荐给出版社朋友，当有雪中送炭之功德。我要感谢替我牵线搭桥助我搜寻历史资料的文朋好友。当然，我更要感谢出版社的编辑老师，大胆接纳，排除异议，才让这部书悄然出版。

很遗憾，我仅是一名新闻记者，不是历史学家，只会记述，不会史料研究，不会用功去考据，也就写成了这样不伦不类的模样：一半像人物传记，一半像学术评传。请读者见谅，哪就当成一本人物评传来读吧！

蒋连根

于杭州西湖寓所

2019年11月19日

【图4】2010年6月15日，陆秀芬接受采访时与本书作者合影（费云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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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陆蕴玉是陆宗舆最小的女儿，2012年9月，我特意赴天津拜访，当年她84岁。

　【图5 】陆宗舆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