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文学的不解之缘（上）

一日一议

作者/王守安



我与文学有缘，而且缘分不浅，结上了就是一辈子。

（60年代的中国第二砂轮厂）

1968年，19岁的我参加工作到了号称“亚洲第一”的中国第二砂轮厂，被分配到第一车间做筛选工，那是一个把制造砂轮用的金刚砂，用多段震动筛进行颗粒分级的岗位。第一天上班走进车间，我就被那宏大的生产场面震撼了。那清一色德国进口的16台12米长的大筛机在宽阔的厂房里并列高矗着，每台筛机又呈楼梯形从上到下排列6个大筛厢，每个筛厢里安装了两张2米长的铜网木框大筛网，筛机由两个巨大的偏心轮带动才能前后往复运行。上班铃一响，全部筛机开动起来，整个厂房的天地都在身边摇晃，真个是机声若雷，砂浪翻滚，势如排山倒海。登上多层的筛机操作台，俯瞰庞大的机群在脚下运转轰鸣，觉得自己仿佛站立在惊涛骇浪中的舰船之首，望大潮汹涌、百轲竞发，一腔激情，油然而生。我很快爱上了这个岗位。

（作者1968年工作照）

由于我上中专学的是机械专业，对设备性能掌握很快，当筛选工不久就获得独立操作机群的资格。我还琢磨出了一套如何提高筛分合格率提高产量的操作方法，应用到生产上很快奏效，上岗不久就创造了单班生产83桶（每桶400公斤）合格金刚砂的建厂以来最高生产记录，一举轰动全厂，后来得知，就连当时的主管上级部门第一机械工业部生产调度司和机床工具司都发来了贺电。当时的厂报《二砂简讯》（《砂轮工人报》前身）的记者专门到车间来采访我，看见我正用粉笔在车间门口的黑板报上抄写我写的一首打油诗《金刚砂》——“小小金刚砂/颗颗放光华/工人洒热汗/炉火炼就它/大轴粗如椽/笔缝细如发/产品万千种/质量要靠它/我愿做颗金刚砂/火红青放光华”。没想到厂报记者把这首打油诗也抄了去，连同我钻研技术创高产的事迹，一同发表在当时的厂报上。当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名字和所写的诗歌发表在铅字排的报纸上，兴奋的当天没睡好觉。而这件事也让我从一名刚进厂的青工，一下子成了厂里的“名人”。那时，各条战线都在学毛选，我成为厂、车间两级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抓革命促生产的典型。时不时地到兄弟车间去讲讲经验什么的，当然还少不了和工友们来一场“赛诗会”。当时所写的东西，绝大部分是抄写在黑板报上和“大批判专栏”上，也有几首发表在厂报上。尽管现在看来，那些顺口溜根本算不上诗，但它毕竟调动起了我对诗歌的兴趣。对我以后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起到了启蒙和激励作用。

1971年4月的一天，我们连队（工段）的指导员（党支部书记）找到我说由于郑州吃水紧张，郑州市委、市革委、市军分区要抽一批思想作风过硬的基干民兵到临时组建的民兵师去参加“引黄入郑”工程“邙山干渠”的建设，经党支部推荐，决定让我参加。作为入党积极分子的我，当然责无旁贷的接受了任务。两天后，我们二砂各车间抽调的360名民兵打着“二砂基干民兵营”的红旗，步行抵达黄河南岸的邙山驻营地，与来自郑州市的其他企业队伍会合，据说当时参加的人员有3500多人。引黄入郑的总指挥长是时任市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军分区司令员的王辉，副总指挥长是军分区副司令员徐捷。二砂的指挥长是刚从空军部队转业回来的副厂长宋运德。我是二砂基干民兵营三连一排一班长，负责管理10名民兵战士，除本班生产计划进度安排并带头参战外，还要负责每天的安全和质量检查，负责向总指挥部油印的《引黄入郑战报》撰写通讯稿件。由于我们班都是20来岁的棒小伙，主要任务就是打大夯。

那时机械化程度很低，对堤面河床底加固夯实，全靠人工打夯实现。我们班有两台大夯，10个人正好分成两个战斗组进行作业，每个大夯重约百多斤，由4个人分别向4个方向抬，1个人掌握平衡带喊夯歌号子，我就是后面那个角色。由于我会编顺口溜，喊出的夯歌都是临时创作的，既朗朗上口又结合实际。另一组没人会喊夯歌，就由我一人领唱两个组一起动作。比如我随机创作的长节奏安全夯歌——战友们抬起夯啊（嗨呦），四边要稳当啊（嗨呦），大家小点心啊（嗨呦），不要砸脚上啊（嗨呦），受伤你遭罪啊（嗨呦），工程受影响啊（嗨呦），变成铁拐李啊（嗨呦），媳妇儿难找上啊（嗨呦）……这种幽默诙谐又寓教于乐的号子，使大家在笑声中劳动，能有效解除长期体力付出形成的疲劳。再如我随机创作的短节奏鼓劲夯歌——战友们啊（嘿嗬），加把油啊(嘿嗬）），引黄入郑（嘿嗬）），争上游啊（嘿嗬）；战友们啊（嘿嗬），加油干啊（嘿嗬），为咱郑州（嘿嗬），做贡献啊（嘿嗬）；战友们啊（嘿呵），努把力啊（嘿嗬），前面还有（嘿嗬），二十米啊（嘿嗬）……这种短节奏夯歌在提高劳动效率方面效果明显。特别我们是两个小组、两台夯一起作业，大家节奏协调、动作一致，行动起来虎虎生风、威武雄壮，班组进度效率常常在全工地排名第一。

（采访一线工人）

一天，王辉司令员和徐捷副司令员到我们工地检查工作，我当时正在扶夯领歌，他们被我的夯歌吸引，就站在河堤边观看，看到我们是两个战斗组两台夯一个唱夯歌的，队伍不仅动作整齐划一，效率也很高。专门把我叫到河堤上询问，并鼓励夸奖一番，说我这夯歌唱得好，就像部队鼓舞士气的火线宣传员，一人领唱两台夯联动的办法也不错，能大幅提高筑堤效率。

当时就在我们工地现场召开各营指挥长会议，要求他们派人来我们工地观摩学习。当天的《引黄入郑战报》还以《夯歌唱得彩云开》为题报道了我和我们班的事迹。真没想到我这夯歌唱得竟在全民兵师出了名。“引黄入郑”前期工程当年竣工后，民兵队伍进行轮换。我却被点名留在指挥部担任宣传员，每日里奔波于各工地现场，用铁皮大喇叭，给各工段的战友唱夯歌、编快板、通报工程质量和进度、表扬火线上涌现出的好人好事。

再就是在主干渠的一座大闸上修建的机房内编印油印的《引黄入郑战报》，前后编印了50多期，直到1972年5月西流湖即将通水才返回二砂原单位，并由生产岗位调到《砂轮工人报》当编辑。

1972年7月，郑州市文化馆为了活跃群众文化生活，在党支部副书记兼馆长张修身先生倡导下，成立了一个“工农兵创作组”，下面包括小说创作组、戏曲曲艺创作组、音乐创作组和诗歌创作组，其成员多为工人、农民和部队官兵中的文学爱好者，我有幸参加了诗歌创作组。

诗歌创作组由余敏先生负责召集并辅导，人数最多时曾达到40多人，是当时几个创作组中人数最多、活动最频繁的。骨干成员有韩英、王剑、胡振华、单占生、刘福智、胡凤琴、王中朝、陈铁山、赵西岳、王复兴、戴玲珠等。诗歌组曾多次组织深入工矿、农村的采风活动和作品朗诵会，多次请河南著名诗人王怀让、李继槐、张庆明等为大家辅导创作知识。以后还编辑出版了《火红的岁月》《我织操练当空舞》《放声高歌庆十大》《人大擂响跃进鼓》《黄河柳》等诗歌集。

在花园口采风期间，我创作了我的第一首抒情诗《邙山抒怀》，发表在1973年的《郑州文艺》（试刊号）上，郑州大学中文系张静教授为这首诗撰写了评论，称这首诗“字里行间溢满了对邙山和黄河母亲无尽的情和爱。”

（作者与妻子1973年的结婚照）

1973年5月23日，我和郑州二七印刷厂美丽的“厂花”王慧琴女士在厂里分给的9平方米的宿舍里里举行了婚礼。参加婚礼的除了我们车间的师傅和工友外，还有郑州市文化馆余敏老师以及韩英、王剑、胡振华、陈天义、陈铁山、刘中魁等工农兵诗歌创作组的诗友。

我之所以选择5月23日这个日子，第一层意思是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1周年；再一层意思是表达我对毛主席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和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发自内心的拥护；第三层意识是体现我对文学创作的执著之情，希望我的妻子能在未来的岁月里理解支持我。

1974年元月2日，《河南日报》以整版篇幅，发表了我和韩英、赵振中等的组诗《来自工业战线的报告》；《河南文艺》1974年创刊号头条，发表了我和陈爱云等的组诗《时代的赞歌》，并配发了评论。此后，我开始引起河南诗歌界的关注。接连在河南各报刊发表作品，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东风万里春雷动》《凯歌满中原》《新颜歌》《火红的岁月》《我织彩练当空舞》《黄河柳》《广阔天地唱新歌》等诗歌集，以及儿歌集《红花朵朵》《从小多贡献》《长大也当石油工》等都收录了我的作品。

从1972年到1978年，我在参加郑州市工农兵诗歌创作组活动日子里，有幸认识了一些诗人和作家，如于黑丁、苏金伞、王燕飞、何南丁、王怀让、李继槐、张庆明等。这些人中有的受文革冲击处于低落时期，有的在报刊做编辑工作，但通过交往都成为良师益友。

值得提起的是1974年2月的一天，余敏先生冒着政治风险，暗地里请当时路过郑州、到林县劳动改造还没“解放的”的著名诗人郭小川和我们一起座谈诗歌，并为我们点评作品。而从那次见面之后，我还和郭小川同志建立了友谊，先后3次乘小川同志返京或去林县在郑州停留之际见面叙谈，一是用几杯小酒、两碗烩面略尽地主之谊，二是请他给自己的习作提出意见。小川同志总是不吝赐教，逐句点评，使我受益匪浅。记得1975年初冬的一天，小川同志途径郑州，当时《河南文艺》编辑部的负责人之一、诗人崔登云同志去车站接他，他专门让崔登云叫上我一起到一家小饭馆去吃烩面，崔登云说小川同志又开始搞创作了。我趁机提出希望能先睹为快。小川同志说：“发表作品目前还不行，随意传播也有风险，几个朋友小范围交流一下吧，你算一个”。

1976年元月，我收到了小川同志从林县寄来的《团泊洼的秋天》《秋歌》两篇诗歌手稿。读着那冒着火星的诗句，我坚信诗人已经透过迷雾，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他又要高扬歌喉，为人民歌唱了。但怎么也没有想到，在刚刚收到他的《痛悼敬爱的周总理》的诗稿不久，就听到了他去世的消息。他甚至没有完成他的最后一篇诗作《痛悼伟大的领袖和导师》。他离开我们实在是太早太早了，他还有多少诗要写、多少歌要唱啊！

回忆我这一时期最难忘记的良师益友，有几位是必须要记上一笔的。第一位是郑州市文化馆负责辅导工农兵诗歌创作组的余敏先生。他是我写诗的启蒙老师，不仅手把手一字一句的指导我搞创作，作为《郑州文艺》试刊时的责任编辑，还为我发表了第一首在郑州诗坛造成了一定影响的《邙山抒怀》，在诗集《黄河柳》中发表了我的第一首叙事诗《靠得住小传》。余敏先生后来曾到《百花园》任总编辑，后来到国家新闻出版署出版科学研究所任党委书记直至退休，至今仍和我们诗歌创作组的诗友密切联系。

第二位是原《河南文艺》主编李继槐先生。他在《河南文艺》负责期间，主张积极培养基层一线的工农兵作者，从1974年的《河南文艺》创刊号发表了我们的组诗《时代的赞歌》以后，还陆续发表了我的组诗《砂轮工人唱新歌》《银线凌空》《大声发言》等。继槐先生后来曾到《戏曲艺术》《妇女生活》《人生与伴侣》执编，发表了我不少诗歌、戏曲评论和人物特写。后来调到海南省委宣传部《展望》杂志任主编。岁月荏苒，感情依旧，素有往来 。

第三位是原《河南日报》文艺处编辑王怀让先生。他的诗歌代表作"三人"(《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我们光荣的名字:河南人》《中国人，不跪的人》)"三作"(《诗为杨皂而作》《诗为杨皂再作》《诗为杨皂三作》) 在诗坛颇负影响。1974年元月，他在《河南日报》整版编发了我们的组诗《来自工业战线的报告》，以后又接连发表了我的组诗《红卫兵新传》《写在砂轮厂的歌》《总装线上的春天》《写给新的一年》，抒情诗《韶山放歌》《冲天炉赞》《怀念伟大领袖毛主席》等。河南文联体制恢复后，他介绍我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河南分会。遗憾的是王怀让先生2009年4月去世时，我在南方出差未和他做最后的道别。

2011年，我写了一首《致王怀让》，发表在《中国诗歌网》上，并录入诗集《岁月里流淌的歌》，权当是对王怀让先生的缅怀吧。

（未完待续）

（郑州市工农兵诗歌组40多年后的聚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