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水沟拾遗（三）

齐文

捡鱼

今年入夏早，而且连续出现40度高温天气。气象台不断发出气象红色预警。传说今年的极端天气六十年一遇。持续难耐的高温不禁使我想起了在三团湖捡鱼的一段经历。

那是1982年仲夏。宁夏地区也是连续出现不同寻常的高温天气。

有一天，杨胜全悄悄地对我说：“听说三团湖里的鱼有的都晒死了。天太热，湖里缺氧……咱厂有人都检回来了。”

“能捡着鱼？”我深度怀疑。

“去不去？赶趟儿咱也撞大运捡两条。”杨胜全撺掇我说。

说实话，在咱这深山沟里，过个年都不一定弄到一条鱼。能捡着鱼，可是个好事儿。

“去！”我毫不犹豫。

杨胜全又联络了姜乃升、邢爱国。

第二天上午我们四人乘厂里接站的班车到了西大滩火车站。

西大滩站是个荒野小站，很小，连个围墙也没有。原本快车在这小站是不停车的。若想到银川或北京等往返上下行的就得到平罗车站去，忒远。

后来，西北轴承厂秉持中央三线建设靠山、隐蔽、分散原则在贺兰山大水沟里选址建了厂。为了解决西轴厂班车的接驳问题，铁道部专门调整列车时刻表，允许快车在西大滩站停靠3分钟。

站在西大滩，遥望贺兰山。

炎炎烈日之下，灰褐色的贺兰山沟谷可见，显现出一种金属般质感。贺兰山南北纵列屏立在宁蒙省界线上。它扼住腾格里沙漠的东进，成就了绿色的银川平原。山间溪流和夏日的洪水造就了向阳湖、三团湖等众多大小湖泽滩涂。

大水沟夹在两峰之间，不是知情的人，不会想到在那大山深处竟会隐匿着成千上万坚忍的“三线”建设者。

西轴厂能选址贺兰山大水沟，其实也多少带点偶然。

1965年，西北轴承厂筹备处的几位勘察人员费尽千辛穿越戈壁跋涉进大水沟，一行人踏着鹅卵石在沟底艰难地走到土长城，人困马乏，便在此安营扎寨。恶劣环境难免会有人产生失望的悲观情绪。甚至产生打道回府的想法。此时有位年轻人站了起来，他背上背包，怀着满心的热忱和不甘，独自一人毅然地向大山的更深处走去。他走到大水沟的岔路口，惊奇地发现了一片宽阔的缓坡台地。他兴奋极了，他认定了这就是他们要选的西北轴承厂厂址。他顾不上奔波劳累，扭头就跑回了驻地，向筹备处报告了他的发现。

而就是这个年轻人，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时被当成坏分子下放到筑路连劳动改造。

我记不住他的姓名。只记得他阳光帅气，一身朝气。他扛了一把铁锹和镐头，和另一名“坏分子”被安排在靠近501车间的路边挖壕沟。

我就是在壕沟边听他眉飞色舞地讲述他发现西轴厂址的故事。他很为自己能作为发现西轴厂址第一人而自豪，甚至有些炫耀。

他有理由自豪和炫耀，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行为打破了大水沟千年寂寞；他的行为注定了西轴几千人的悲喜人生。

从西大滩火车站到三团湖有条公路。说是公路，其实就是一条土路。我是第一次走这条路，也不知道三团湖在哪，只是稀里糊涂地跟着走。

炽烈的太阳独自霸占了整个天穹。肆无忌惮地向世间施展它酷热的淫威。宁夏属于气候比较干燥的地区，所以阳光照射下来就显得格外干脆、直截了当。但阳光之下只要能躲进哪怕是个树荫处，你又会立刻感觉凉爽许多。但可悲的是，整条公路却好像连棵像样的草都没有。

西大滩，名副其实。荒芜、一眼望不到头。宁夏生产建设兵团农垦十三师三团驻扎在这荒漠大滩，垦荒育人，实乃千秋大业。乘坐班车的途中就能看到被兵团沙地改良的大片条田，沟渠纵横，条块分割、整齐划一。令人崇敬。

姜乃升有先见，他戴了一只白色凉帽，像个旅游者。他认识路，所以我们就都跟着他走。一路走着，也没遇到个人或车辆什么的，只是在半途中看到一个大院，他们说是三团团部。

团部大门敞开着，我好奇地向大院里瞭望，房舍显得有些凋敝，令人感伤。院落很深，却也没个人影。大中午的，人都在屋里猫着呢。

在山上我就隐隐的听说过，比我们早几届的北京知青，沈醉的女儿沈美娟就在这三团。由于受她父亲历史背景的牵连，沈美娟遭人诬陷和排挤，尝尽冷漠和屈辱。

这是一条看不到尽头的路，也就不知走了多远。好容易见到了三团湖。

湖面很辽阔。岸边是成片的芦苇。不知是自然天成还是人工修饰的，有些地方的芦苇是一簇一簇的，如画般美妙。湖对岸是一线黄沙丘和无尽的荒凉。

我们正在商议如何下水。忽然一支巡逻队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每人骑一辆二八大杠，车后座夹着一根打狗棒。从我们身边骑过时就有人对着我们说：“不能下水啊！”

他们以为我们是来偷鱼的。到跟前看见我们并没拿渔具，也就骑过去了。

“怎么办？”

“来都来了，抓住咱就说游泳玩的。”我们商量着。

衣服是不敢脱在岸上的，小心被巡逻队抱走。把鞋脱了插在腰间，就穿着衣服直接下了水。

热乎啦天地一路走来，一身的汗水就直接往水里走，那滋味可是不好受。

走进芦苇荡，看见巡逻队没了踪影，就各自分头四下里去捡鱼。

我来到一簇芦苇边，转了一圈，连个鱼影儿都没有。又来到另一簇芦苇边，水已过腰线了，还是没见到鱼。说是捡鱼，哪儿有哇。我又转到第三簇芦苇边。发现一条小白鲢子浮在水面，一拃多长。拿到手里，鱼都有些不新鲜了。可也算是捡到鱼了。有毛不算秃，我把鱼装进网兜。

我拖着这条小白鲢鱼试着向湖的深处游，水很快到了胸线。望着阔大的湖面，眼前一片杳茫。我有些失望。

杨胜全从远处游走过来。问：“你捡着啦。”

“我……”。还没等我把小鲢鱼拿出来给他展示，他就腾的一下从水里提起一条大草鱼来。

我吓了一大跳。好大！有四、五斤重。原来能捡到这么大的鱼。我好羡慕他。同时暗自庆幸我没把小鲢鱼拿出来。跟他比，我这小鲢鱼实在拿不出手。

“在哪捡的？”我向他打听。

“就在那边。”他边指着来的方向，边四下眺望。忽然他手指东南向不远处，“那又有两条！”

我也看见了。两个小白条在湖面上随着水波上下涌动。不过，大小就像我的小鲢鱼。我没太介意。有点不屑。

看着杨胜全游过去。看着杨胜全伸手把鱼举起来。我吃了一大惊，怎么是条大鱼？！

我恍然大悟，鱼死了是肚皮朝上的，远看露出水面的小白条只是它的肚皮。我甚至有些妒忌他了。他捡到三条了，我还一条没有。那条小鲢鱼我得赶快偷着扔了，别让他看见——丢人。

我的心哪——那叫一个难受。

我学着杨胜全向远处眺望。果然在西北向也看到有小白条在涌动。有了刚才的经验，我断定：那是大鱼。

我急忙向着白条方向游过去。越来越清晰了，不仅是鱼，而且是三条！我大喜过望。

我低头俯瞰着三条沉在水面下的大鱼。有一条稍小一点。它们紧紧地靠在一起。

我忽然感到一种莫名的凄恻和伤感。万物皆有灵，两条大鱼一定是小鱼的父母。它们死在了一起。它们大概率是不会同时死掉的。

也许是孩子先死了，父母就紧紧的守候在孩子身边，祈望孩子能活过来。它们也会心痛地哭泣，撕心裂肺地哭。但是它们最终也没等到孩子苏醒过来；

也许是父母先死了，孩子更是绕膝不离。它多希望父母能继续陪伴它、呵护它、爱着它。它依偎在父母怀里，不肯离开，它要永远和父母在一起。

这是一段凄婉的关于爱的感人故事。

人说鱼类只有七秒的记忆。才不是。它们只是不屑于记忆而已。在它们的世界里，只要夫妻相识，记住自己的孩子，记住自己的父母足矣。这是永恒的记忆，永恒的爱。这种爱更纯粹、更专一，也更高尚。人类不如它们。

我凝视着它们。为它们祈祷，愿它们在天堂依然是一家鱼。

我把它们默默地收进网兜，网兜沉甸甸的。不，是沉重。

远处，杨胜全还在那儿抻直脖子寻觅着。我喊他。

他看到我也捡到了鱼，很高兴。

姜乃升不知从哪儿游走过来。有些失落地说：

“哪有鱼呀——”他抱怨着，也试探着问我俩。“恁俩捡着啦？”

我和杨胜全把鱼提起来。姜乃升一怔。小白帽下那张骨感的脸变了颜色。他此时的心情我能理解。他的所有感受我刚才都体验过。只不过他难过的感觉至少比我强烈两倍。

湖对岸有条渔船缓缓地划动。我们警觉起来，别不是来逮咱的吧！

“快走吧。”杨胜全说。

“我不怕！”很少见姜乃升能把话说的这么铿锵有力。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不，此时应该是没捡到鱼的不怕逮捡到鱼的。乃升径直地朝湖中心游去。他急了。他不相信他捡不到鱼。他游得很快，小白帽一蹿一蹿的。

我和杨胜全退隐到芦苇荡里。杨胜全变戏法似的掏出一个馒头来。掰了一半给我。馒头都蹂躏了，这在以前我会推脱的，可已经这个时辰了。

邢爱国不知从哪儿哗啦哗啦地钻进芦苇荡。他也捡到两条鱼，而且其中一条特别大，像那条小鱼的爷爷。

唉，这又是一段凄婉的关于爱的感人故事。

姜乃升终于回来了。他依然没有捡到鱼。点背。他有些尴尬。

时间不早了，还得赶回程的班车呢。

我不知道乃升是如何跟着我们上了岸的。

我提议：“咱四个一块来的，这鱼也别说是你的我的了，咱仨每人给乃升一条，咋样。”

大家一致同意。乃升也同意。

大家都有鱼吃了。兴高采烈回家。

岁月荏苒，光阴如水。改革开放以后，当年的近乎荒凉的三团养鱼湖，变成了国家5A级沙湖旅游区；西北轴承厂也随国家三线脱险计划迁出了贺兰山，大水沟又回归了千年寂静，自然生态。

2023年7月27日

北京东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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