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翔《东游记·后记》

路飞

我是一名中学语文教师，从教41年，“汉语拼音”在教学中不可绕行。如果要梳理“汉语拼音方案”前世今生的话，就必然追溯到明代末期西方传教士利玛窦的《西字奇迹》以及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等。于是，我以极大的兴趣钻进介绍传教士文献资料的阅读之中，先后阅读了200多种图书，打开了一片未曾涉猎的天地。

我深深感到，西方传教士来华后的所作所为远远超出了单纯的传教行为，给中国的科学技术以及文化观念带来了巨大影响。这就是后来人们说的“西学东渐”。单从语文的角度看，汉字横排、标点符号、汉语拼音，以及现代汉语体系的构建，都烙下了这种影响的印记。于是，在我的内心萌发了一个想法：如果将传教士来华经历以及传教过程中发生的事情以小说形式表现出来，岂不是很有意义？

数百年来，中西文化互为影响的程度越来越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世界朝着共同发展的方向行进。西方传教士，尤其是早期耶稣会传教士把中华文化介绍到西方，让西方世界开始认识东方古老的中国，接触到中华经典，《四书五经》《道德经》等在西方受到欢迎，并产生了巨大影响。借用《庄子》中的话说：“知东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无。”东西方是互补的，缺一不可；世界是多元的，异彩纷呈。

2020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肆虐全球。我不能到校，也不能外出。于是，我宅在家中开始了《东游记》的创作。我用四个月的时间完成初稿，然后发给著名文学评论家白烨先生审读。白烨先生看后写了一篇短评，其中写道：”从作品的艺术描写上看，沙利卫其人的形象塑造，形神兼备，栩栩如生，尤其是其丰博的胸怀、高远的境界构成的精神世界，描写得充分而饱满，使得这个人物形象成为典型形象中熠熠闪光的‘这一个’。作品的叙事节奏从容不迫，叙述文笔干净利落，称得上是一部思想性与艺术性相得益彰的小说力作。”
白烨先生给了我很大鼓励，随后我进行了多次修改，并征求了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专家的意见。著名学者张国刚先生审读后在电话中肯定了我的努力，也提出了修改意见。陈晓明、顾之川、刘汀几位先生也给予我鼓励和指导。在此，我谨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

感谢香港三联书店！他们对《东游记》做了认真评估，同意出版，使这部小说终于有了面世的机会。

我的本职工作是中学语文教学，小说创作不是我的专业。但我对文学创作一往情深，中学时代就有此尝试。我写过小说、散文、诗歌、电影剧本，在《少年文艺》《儿童文学》《美文》《青年文学》《人民文学》等文学杂志发表过一些作品。然而，西方传教士来华以及中西文明交流和碰撞属于重大历史题材，正如陈高华先生所言：“研究地球上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和碰撞，既是历史研究的重大课题，又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见张国刚著《中西文化关系通史•序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这里面的内容太丰富，有取之不尽的素材，似乎非长篇巨制不可。正因为这样，小说创作的难度极大，我所写的不一定精准。

这样重大的历史题材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它本身文化性极强，甚至还有突出的学术性。传统观点认为，小说创作运用形象思维，以塑造人物形象为核心任务，以曲折生动的故事情节吸引读者，所以作者应尽量避开文化展示与学术味道。但是，要表现中西文化交流与碰撞，是无法绕开文化展示的，也无法绕开学术味道。我在写作过程中时常担心因为处理不好二者关系会使人物形象受到影响，甚至损害小说的艺术效果。但是这个题材逼迫我非写它们不可，如果抽去文化和学术的内容，这部小说就没有了灵魂。书中的主要人物，都生活在文化与学术之中，他们的性格、情感都紧紧围绕文化与学术而彰显，因此而生，因此而亡。于是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这部小说与其他小说的不同之处，就在于通过文化和学术来塑造人物形象，因为这些人物的血肉都是由文化和学术铸就而成，他们简直就是文化和学术的符号；他们举手投足、嬉笑怒骂无不带有文化和学术色彩，而且这种文化与学术又有别于人们通常所说的文化和学术，也超越了宗教范畴。小说所涉及的文化和学术既有中国的，也有西方的，而且经常在中、西文化的交界处纠缠着，交织着；越难解难分的地方就越值得思索和探究。我担心这部小说可能会失去很多读者，但愿我这个担心是多余的。然而我又坚信，这个题材绝不是小众的，因为它的历史感与现实感不可分离。

小说共35万字，写了大约90个人物，除个别人物用了本名外，绝大多数人物用了化名，因为《东游记》毕竟不是历史著作。这些人物大都有原型。比如戴燮的原型是瞿汝夔，李踔的原型是李贽，徐光明的原型是徐光启，孟安仁的原型是范礼安；庞儒、黄民、龙季厚等传教士都有原型。至于赖亚、迪瓦、秋儿等人物则是虚构出来的。核心人物沙利卫的原型是沙勿略和利玛窦（还应包括罗明坚），“沙利卫”这个名字是由沙勿略、利玛窦和卫礼贤三位传教士的汉语名字各取一个字合成的。卫礼贤是晚清的，为何也放进来呢？因为我把卫礼贤登泰山的经历移植到了沙利卫身上。（在统编本高中语文必修课本中选录了黑塞的《读书：目的与前提》一文，写到卫礼贤。黑塞本人出身于传教士家庭，从小受东方文化熏陶）另一个考虑是，沙利卫这个名字提醒我，还要写下去，一直写到清末。

来中国传教并有所著述的西方天主教传教士，早期有柏朗嘉宾和鲁布鲁克，但二人没有进入中国腹地。1298年成书的《马可•波罗游记》和1330年由鄂多立克口述、他人笔录的《鄂多立克东游录》当是中西交流的早期游记著作，在西方引起巨大反响，意大利当代作家卡尔洛•斯戈隆的《春蚕吐丝》就是以鄂多立克为原型创作的一部长篇历史小说，表现不同文明之间的接近与尊重。“东游记”作为篇名在中国曾经出现过，明代吴元泰有神话小说《东游记》。但我还是用了这个名字，并从东汉《肥致碑》中选了三个隶书字样，请我的学生董心语（当时在香港大学读书）进行了技术制作，其中“记”字由两个偏旁合成。我很喜欢带三点水的“游”字，它和“逰”不是繁简关系。“游”字符合沙利卫“行数万里”“浮游八极”历惊涛骇浪的艰险人生。（ 《肥致碑》有“君神明之验，讥彻玄妙；出窈入冥，变化难识；行数万里，不移日时；浮游八极，休息仙庭。”）封面画出自我岳父曹绪昌先生之手，他早年在南海舰队，擅长绘画。该画内容表现的是中国南海风景，而沙勿略历经艰险在中国登陆的地点上川岛就在广东沿海。沙勿略死在那个小岛上，利玛窦继承了他的事业。

《东游记》是我创作计划中的第一部。接下来，我打算以“中西礼仪之争”为线索写第二部，然后再将清末那段作为第三部。中国受西方影响深刻，从利玛窦算起到现在有400多年的历史，把这400多年的中西文化交流和碰撞以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是我给自己的一个命题。我今年暑假已经退休，有相对集中的时间——但我不知道有没有能力完成。

2021年12月19日于六心斋，今天发表前有改动。